论戴厚英的知识分子精神,本文是知识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戴厚英和知识分子精神和知识分子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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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厚英作为中国新时期以来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其传奇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人文精神,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争辩意义的一位.她的创作是个人成长经验的总结和对特殊历史环境的反思.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她既有学者型的眼光,又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关怀.文章以知识分子精神为切入点,通过概括戴厚英的人生经历,结合她的创作历程,勘探戴厚英以及她的文学创作中体现的知识分子精神.关键词：戴厚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精神前言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成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戴厚英作为一个刚刚经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艺哨兵”,1979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出版,高声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紧接着第二年《人啊！人》的问世,更是掀起了当时文坛对于“人道主义”的重新探讨.随后,《空中的足音》、《流泪的淮河》、《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等作品的陆续发表,可以看到作家戴厚英的阶段性的创作发展,从对自我身份以及时代历史的反思到后期文艺创作理念的深入拓展,戴厚英的文学创作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本文主要以戴厚英的文学创作历程为时间轴,联系作家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攫取其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在历史反思和时代浪潮中讨论分析戴厚英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从中*戴厚英以及她作品中所表现的知识分子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的影响.
一、真理的坚守和人性的回归在戴厚英的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五篇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在其短短十八年的创作生涯中,对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一直是戴厚英关注的核心内容.新时期以来,“人的重新发现”成为当时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和热点.经历十年浩劫归来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向历史发声,表达和宣泄个体的苦难和反思.其中,戴厚英也不例外,其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理想的化身,高声呼唤“人性的回归”和对真理的坚守.对于其早期批判钱谷融的“人的哲学”,作者在这里重新给予了更正.但在当时,由于戴厚英矛盾的身份定位,使得当时评论界对其文学作品做出极端的批评和排斥.戴厚英对此也直白地给出自己的回答,“我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然而,我毕竟是人,我的感觉还没有麻木,因而能够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见人们身上的血迹,脸上的泪痕.”1于戴厚英而言,她就是如战士一般的个性实践个体,对于历史,她从不遗忘,对于未来,她敢于进取,她一直高举“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2的十字箴言.经历过“”,批判过“人性”.在新时期的文学秩序重建中,又重新转变了身份,投入到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这些暧昧尴尬的身份转变,戴厚英从未予以否认批判,“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是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3携带着这些记忆和特殊的人生体验,作家以知识分子的视角书写一个“反派归来者”在时代逆流中的挣扎和反思.戴厚英的“”记忆创作,不仅是作家个体生命活动的无意识书写,也是通过对历史的经验反思窥视未来的民族走向.通过已有的生命体验,去探寻思考社会现实中光怪陆离的问题症结,并为此不停地在努力奔波.这是戴厚英“人道主义”主题创作最可贵的地方,同时也是戴厚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主体的精神闪光之处.
对于“知识分子”该名词的界定,一直以来,无论是东西方学者的定义还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概念表述都不尽相同.因为文化背景、阶级意识或者是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存在宽泛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知识分子作为某种特质的群体,一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也是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本质所在.我国学者许纪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或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4他们或者与时代并进,或者被时代推翻.但无论何时,在他们身上依然坚持着一种时代力量,关怀社会,超越自我.这种特质,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公共性”.七八十年代,戴厚英的知识分子作品,共同突出“人”的主题.《诗人之死》中的余子期、向南,《人啊！人》中的何荆夫、孙悦等,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虽历经坎坷与阻碍,仍坚持真理不动摇,在时代的逆流中高呼人性的回归.两部作品中选取的时代背景较为相似,分别为前后时期,历史背景较为敏感.《诗人之死》讲述了诗人余子期与造反派向南的恋爱故事以及坎坷遭遇,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真实的情感代入使整部作品叙述冗长但却多真情实感.诗人余子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他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真理,面对周遭萎靡的环境氛围,他从不迷失自我.唯有在面对人格尊严时,他不惜以性命去捍卫,在他的身上一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向南,一位最开始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造反派到最后高声呼喊：“多么可怕的全面啊,我想向人们呼喊,我们是人,对我们讲一点人道、人情和人性吧.”5这一转变,更加深化了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十年浩劫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严重颓害了人性.知识分子用身躯做护盾,坚定不移的捍卫真理和人性,用知识分子精神重新点亮时代之光.
在对真理和人性探索的道路上,戴厚英的笔下不缺少永恒战士的化身,《人啊！人》中的何荆夫就是其一.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各种动乱,漂泊于社会最底层,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之艰苦.苦难不仅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反而使其在苦难中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随着“”粉碎,何荆夫重新回到校园,在个体创痛反省的基础上,推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本书,重新建构被摧毁的精神价值体系,与新一代的学生一起思考共进.这一人物形象与《诗人之死》中的余子期有相似却又有不同,共同的是他们对于真理和人道主义的坚持,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发声者,后者却因时代的变化做出具体的实践工作.在当时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逐渐被解放出来,戴厚英如是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我从黑暗引向光明.……于是我开始思索……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情,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6于是作者大声疾呼“魂兮归来”.与此同时,《人啊！人》中另一位主人公孙悦,也是归来的代表人物,从最初的盲从到幡然醒悟,她终于重新拾起自觉意识,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向命运发声,走出一条理性的归来之路.戴厚英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很强的自传性的色彩,人物形象刻画也多类型化倾向,《诗人之死》和《人啊！人》的主题始终是对人性的追求和思索.这一阶段,作者笔下刻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是对真理、人性的坚守和重建.这与当时的作者的心路历程也有很大的关联,从特殊的历史时期走来,作家独自审视内心的情感变化,在文学创作中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深入每个人物内心,并穿插梦境或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去探讨人性,发现真理.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浪潮中重新找回了自己,他们再次担任起社会批判者和思想启蒙者的角色,坚定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魅力,他们继续传承“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上下求索”的坚韧毅力探索真理.戴厚英这一阶段的作品携带新时代文学作品的烙印,第一,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即对当时极“左”路线政治的批判；第二,是对自我的反省和对历史的反思,尤其是作品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心理视角的运用；第三,回归个体独立价值的存在,在历史和未来的路口发现“自我作为历史主体的此在.”7二、入世的理想思索与超然的儒家思想戴厚英形容自身的文学创作是“‘半路出家’又是‘带发修行’.”8在其文学创作的生涯中,她是一位热忱、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面对周围环境的转变,她可以敏锐地窥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变.如果说80年代初戴厚英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致力于呼唤人性回归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政策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越来越多的外来精神和物质产品冲击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下,刚刚从五六十年代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发生了不同的转型.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功利主义取*想主义,真理、道德、价值被娱乐和物质所掩埋.曾经被认为是社会精神领导的知识分子也被无情抛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坚守传统的精神家园,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在世俗的浪潮下,背离原来的信念,追求入世的短暂欢乐,挣扎在灵魂误入深渊的边缘.199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悬空的十字路口?脑裂》依然以知识分子为创作对象,并采用象征手法进行调侃和嘲讽,语言幽默带有喜剧色彩.作品展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迷茫徘徊的理想破灭者彭玉泽,有挣扎矛盾求生存的诗人公羊还有超然理想化的学者大耳等.在一种神秘忧郁的色彩中,再现新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转型时的精神世界的不同的转变与异化.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转变,国内市场经济大潮掀起,社会思潮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形式下,知识界敏感地意识到这次转型对于文化领域的冲击,并对此作出反应.1992年到1996年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自我定位和自身价值在当时时代环境下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从社会责任感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重新思考.在这次讨论中,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不同的声音,就“人文精神”该名词的定义,从王晓明、陈思和再到王蒙等人都对“人文精神”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反思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既是从80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和自我的审视,也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找与时代环境建立合理对话方式的结果.他们既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也是实践者,他们尽力在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冲突中寻找一个突破口,以维护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知识分子价值情怀的解构、信仰消失的危机使得戴厚英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独立思考,努力形成独立自主的知识分子精神再一次受到冲击.90年代初,面对新一轮的商品经济大潮,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再一次遭遇市场经济的碾压.对于当时的很多文人来说,人格的打压、批判精神的缺失、思维方式以及艺术想象的匮乏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状况危机.这一时期,作家戴厚英思索的向度也逐渐从历史转向对知识分子个人的关注与反思.《悬空的十字路口》中的彭玉泽是一个典型的转折过渡期的代表性人物,她是一个精神优越感很强的女作家,但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莫测的政治斗争使她厌倦了写作与思考.关于价值、理想的追求,被她认定为“自寻烦恼”.由此,她渴望寻找世俗的欢乐,但是现实总是让她的幻想不断破灭.她学着降低精神的优越感,以积极的姿态应援学生的运动,但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与自私,自己始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种孤独感始终无法摆脱,最终只能选择“出国”这一精神逃避法.同样是选择避世的女作家《脑裂》中的华丽,最开始也是同样的逃避现实,择一处清净治疗心理疾病,但是在她内心中,她却是矛盾和渴望的.她躲避种种却不能获得安宁,因此在最后她选择不再逃避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入世去成全理想,另一方面却又逃避现实的弊端,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两难抉择.
《脑裂》中的公羊和大耳是作品中两个对比鲜明的主人公,诗人公羊华而不实,性格清高孤傲,不愿阿谀奉承.但现实的难题总是让他经常出丑,事业上因为个性孤僻,一直郁郁不得欢,评职称考场上阴差阳错一屁成名,成了一出闹剧.情感上,因为妻子小母羊的心理疾病惧怕与他同床,苦闷卑怯的心理让他外出寻找其他安慰,红裙子的出场让他得到了暂时的满足和欢心,但最终他身陷情爱囹圄、无法挣脱.作品的结局,作者安排公羊以“死”的方式退出这场闹剧,是作家本人对这类知识分子的失望和无奈,“以主人公的死亡为最终结局的叙事方式对立着作者以往作品的‘再生’式结局一样,彻底否定和解构了作者曾经的美化苦难和虚假生活的特点,显示自己最充分的背叛.”9学者大耳的形象塑造,打破了之前彷徨苦闷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有一种超然的儒士风范,在金钱至上的九十年代,他主动弃医从文,研究人心.妻子的抱怨、生活上的拮据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区别于公羊的伪行动主义,大耳坚持自律,著书立说.在面对独子不幸海外遇难一事后,他强忍悲痛,最后,秉持“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训言,远离城市的喧嚣,移居乡下安心著书.作者成功塑造大耳这一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大耳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士人的超然特质,不惑、不忧、不惧.同时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也有作家回归自然传统的向往.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单一的类型化代表,他们其中有默默隐忍坚守之人,有挣扎徘徊迷茫之人,也有抛弃本心随波逐流之人.他们携带历史的印记和时代的冲刷,从边缘走向中心,又从中心扩散至边缘,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索和自我审视有了更加明显的变化.回顾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创作,由争论到探索,再到规范化的建立.有学者总结发现：“在“”文学中,知识分子不再像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那样,尽管经历了集团的分化却奇迹般地保留了精神传统上的完整,而是从社会存在到心灵的整个和彻底的碎片化.”10九十年代初市场环境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冲击,使其对自身的身份意识有了重新的确立和思考.对比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90年代文学是颠覆的反叛的,以现实的利益揭示了历史的荒诞,以物质化创作手法解构了历史文化的精神价值观.这一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探讨直到今天依然在持续发酵,作家戴厚英在当时以十分理性客观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变化,以文学文本为时代的镜子,照射当时的文学现状和知识分子的内在情怀,她的思想相当成熟前卫.三、难忘故土,忧国忧民的乡土情怀戴厚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淮河女儿,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除了知识分子一类题材的创作之外,其乡土小说题材也承载了作家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戴厚英1938年出生在阜阳颍上县的南照集的小镇上,期间18年的时间里,戴厚英一直与家人生活在这片热忱的土地上,在这里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两个阶段.戴厚英的成长离不开淮河,她见证了这条家乡河流的所有面貌,它时而平静时而汹涌,繁荣和灾难时刻伴随着它.对于“我”与淮河之间的关系,在作品《流泪的淮河》开篇中,作家如是说,“四十多年来,我和淮河有时亲近有时疏远,对它有时热爱有时憎恨.面对这河流,我到底应该顶礼膜拜呢,还是吐口水跺脚？也许,我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一条,做它忠实的记录员,记录下它的种种功与罪,别的什么也不说.”11淮河流域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毁灭、繁衍、生长、繁荣周而复始,如此生生不息的淮河文化催生了许多神秘离奇的民间传说,其中孕育的哲学哲理,培养了戴厚英刚正不阿的精神气质,其放荡不羁的大河精神也赋予了戴厚英独特的性格特征,家园的每一次毁灭和重建都在敲打着作家的心灵,戴厚英对于故土和家乡人民的深切眷恋体现了中国士人的责任感.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作家不断地从这片土地上吸取营养,儿歌、花鼓、唱大戏来自于她童年的印记,祖父、母亲和姊姊是作家对故乡亲人的深切缅怀.作家深爱这片土地,戴厚英也多次说到,“我属于淮北大地,淮北大地也属于我.”12戴厚英的乡土情怀不是简单的“眼含热泪”般的深沉爱恋,不同于鲁迅“爱之深,恨之切”的矛盾批判,也不是废名、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京派风貌,更区别于贾平凹“追寻—启蒙—反思”的话语解读.她更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乡土情结,是对现实的关怀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代表作《流泪的淮河》中,作家运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详细大量地描写淮河流域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熟悉的地貌风光.淮河边上的“宝塔集”小镇,历经沧桑,在时期飘摇动荡,60年代的大饥荒和路线斗争给这里的百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记忆.戴厚英如实记录曾经被历史掩埋的一页,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三年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和过程,将底层百姓曾经遭受的磨难一一摆放在历史面前,供读者参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家以采访收集的故乡人物为原型,甚至在许多作品中出现同种类型的故事情节.《流泪的淮河》中的顾维舜和《好人安于斯》中的安于斯都是在“整风”运动中受到路线的迫害被莫名打成,故事的原型就是戴厚英的父亲.1959年的“整风”运动,作为当时镇上百货商店负责人的戴厚英的父亲,因为意见背离了当时的派系,被打成.这一事件对于戴厚英产生很大影响.故乡和故人是戴厚英文学写作的蓝本,在其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戴厚英更多地是在缅怀历史,以自己独特历史经验的视角为读者展开淮河流域的历史画卷.戴厚英的乡情更多地落实在她的身体力行上,90年淮河水灾,她亲自下乡,奔走筹款,家乡教育落后,她倾囊相助,积极支持.对于亲人,她更是永远以家庭为重,忽略自我.对于故乡,她一直有自己的一个认知,“无论我走到哪里,梦中的情景永远是故国、故乡,特别是儿时成长的地方.我不是上海人,我的故乡在淮北,是淮河边上一个偏僻古老的集镇.”13
在戴厚英的乡土小说中,故乡是主线,亲人和乡土构成了其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固定模式搭配,以回忆的视角书写故乡的历史变迁,展望未来和铭记历史是戴厚英的乡土小说不可缺少的主题.探讨淮河故乡与戴厚英的关系,可以发现戴厚英不仅是一位乡土情结浓厚的作家,她还是有一个“铁肩担道义”身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有识之士.
四、结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最早是由鲁迅先生开始,从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变化.但解构知识分子须从精神层面进行把握,“知识分子主要不是一个职业群体,而是一个精神性群体”,14拥有独特精神特质的知识分子才能够在时代中屹立不倒.回顾文学史上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分析,知识分子精神也是多样的.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中,他们大多是悲剧的代名词,是时代转型时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他们是时代的反思者和批判者.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时期,由于政治体制的要求,知识分子开始偏向一体化,他们不再拥有内在的多样化的精神世界,一切都要进行思想整改,他们只是符号化的象征.
回望戴厚英及其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我们发现作家主体的独立人格和理性意识在其文学创作中一直保持坚定不动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这类群体的观察与思考也处在形而上的变化中,比较分析戴厚英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一方面是作家主体对于人物精神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时代环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戴厚英知识分子的精神探讨,目的是希望在当下社会环境中,重新思考和定位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推动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为社会文明和国家民族精神的找回寻找有力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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