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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高校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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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论文班组文化建设论文图书馆建设杂志

乔元正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高校智库建设的内外部协同旨在对政府与智库、学科与智库之间的逻辑关系、话语体系与协同机制进行探究.高校智库与学科的逻辑关系和知识生产方式差异显著,内部协同存在资源分配不均、壁垒森严等问题.高校智库与政府的话语体系“关联障碍”,智库承载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弱,难以有效影响政府决策.因此,内部协同应打造专结合的研究团队,形成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制定智库类成果学术评价办法,激发智库研究积极性;以顶层设计方式推进统筹规划,创新“智库-学科”互动模式.外部协同应利用大数据整合信息,凸显决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建立相互通约的修辞框架.

关键词:智库;政府;学科;协同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7)07-0049-05

高校智库建设是当下教育研究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到相关政策的出台、各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然而纵观当前的研究现状,智库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较少涉及“智库与政府”、“智库与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制度协同与互动机制问题.政府与智库话语体系的关联障碍容易导致理论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无法开展有效对话,研究针对性和实践性不强,难以影响政府决策.学科与智库之间的壁垒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相互掣肘现象,对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造成不利影响.如何处理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内外部协同问题,最终提升智库研究的政策转化效率,成为高校智库研究的重点.

一、高校智库概说

(一)高校智库建设的政策沿革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历史短暂,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以后,有关高校智库建设的研究才逐渐增加,高校智库地位日益显现.2013 年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关键一年,被称为“智库年”,国家开始实施战略计划、加强顶层设计,教育部确定了首批14 家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领导人先后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校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高校智库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兴未艾,掀起了新一轮现代智库建设的热潮.

(二)高校智库的特点与功能

《中国智库报告(2013)》将中国智库划分为四类,即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高校智库依托基础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以“学术型政策研究”的形式为决策部门提供研究报告和政策咨询,其实质是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是高校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高校智库是专业从事学术型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组织机构,它与政治系统和决策过程有着天然的联系,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高校智库生产的学术产品,作为反映现实社会发展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思想理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影响力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保持价值中立(Value-free),以期获得客观公允的结论;另一方面,高校智库不仅能够“出思想”,还要“出人才”,更要“育人”,做到“智库建设与学校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1].

作为以“学术型政策研究”形式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研究报告和政策咨询的学术研究机构,当代中国高校智库的功能实现有三条路径:一是工具性功能.智库作为载体,其学术产出以研究报告、政策咨询等领导专报的形式提交政府决策层和有关职能部门,服务于政府部门关于特定问题的公共决策.二是符号性功能.智库作为载体,其学术研究的结论以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对政府公共决策加以注释并扩大政策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三是概念性功能.智库的学术产出以知识传播为媒介,吸引政府部门对某些理论或假设产生兴趣,从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新理念.[2]

二、高校智库与学科的内部协同

(一)智库与学科协同的原理

1. 内在逻辑关系

学科与智库在价值、功能、组织和评价等诸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价值方面,学科强调知识创新及其学术性价值,智库则强调知识运用及其实践性价值;功能方面,学科是大学的灵魂,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都以学科为根本,智库的核心功能是决策咨询,其社会服务功能是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衍生产品;组织方面,学科通常是按照一级或二级学科标准划分的,一旦建制便相对稳定,智库则是问题导向的,任何学科都可以参与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评价方面,以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例,更加突出“质量、成效、特色、分类”的理念,衡量智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够产出被政府采纳的高质量应用性研究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高校智库承担着育人功能,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参与重要问题的实证调研,能够弥补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缺陷.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国高校学科发展各自为政,学科壁垒难以打破,而智库则能以问题为导向,有效整合资源并开展协同攻关,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在社会服务方面,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体系将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放在一起,强调学科的特色贡献,而智库以其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更为出色.

2. 知识生产方式

吉本斯等人认为知识生产存在两种模式:“模式1”是学科内的、创造新知识的方法,研究者的好奇心是知识生产的主要内驱力,它不追求知识的有用性,知识检验依靠同行评议来进行质量控制.“模式2”是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模式2”的驱动力对“工业、国家或者整个社会有用,其中心标准是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效率以及知识的有用性”[3].知识生产方式的“模式1”可以解释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知识创新和理论体系建构是其中心任务.知识生产方式的“模式2”可以解释智库发展的内在逻辑,知识创造注重应用性并以多样化方式传播,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研究成果以获得政府部门的采纳和应用为目的,评价标准则更加综合,囊括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效率诸多问题.

(二)内部协同存在的问题

1. 资源分配冷热不均,差异明显

随着“ 双一流”战略的提出,各高校纷纷围绕“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抓紧制定和编制建设方案,掀起了学科建设的热潮.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高校在内部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和利益格局上都以学科为核心,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很强的资源聚集效应.反观智库建设,尽管高校办智库的热情高涨,然而由于缺少长远目标和愿景,很多智库匆匆上马,成为既无专门经费和专职人员,也无专门研究方向的“双无”智库,“难以适应需由多学科知识、人才、资源及运行机制综合支撑的政策研究需要”[4].

2. 建设体系各自为政,壁垒森严

就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而言,学科与智库建设是按照两个平行序列进行组织、认定、建设和评估的,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规则与制度体系.如在学科建设方面,从国家级重点学科、特色重点学科到“双一流”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计划,自上而下形成了国家级、省部级和校重点学科的建设体系;在智库建设方面,从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部智库到省级基地、平台和智库,高校智库建设已经拥有一套合法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策略.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和2015 年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测评的指标情况来看,学科与基地在制度关联效果方面存在着弱相关关系.[5]

(三)内部协同的对策与建议

1. 打造专结合的研究团队,形成开放式的组织结构

现有智库在组织方式上多依托某种单一学科,研究和管理人员多由学院教师充任,如此建立起来的智库缺少综合性,不能满足多学科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有鉴于此,高校应当将智库与二级学院剥离开来,赋予其独立的人事权和财产使用权,使其具备与学院同等的实体地位.智库可根据研究方向延揽多学科的专业人才,在广泛的学科性基础上建立专业的管理方式、打造专门的研究团队.智库专职研究人员可以无须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专心从事应用性研究,撰写高质量的政策咨询报告.同时,对某一经济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院教师也可以通过聘任的方式加盟智库,与专职研究人员开展优势互补的深度融合,形成开放式的智库组织结构,避免智库建设的“孤岛”效应.

2. 制定智库类成果学术评价办法,激发智库研究积极性

在评价体系方面,目前高校科研管理部门没有建立起针对智库研究人员的专门评价体系,而是以“应用性研究成果”的形式将政策咨询报告纳入到考评体系中,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教师从事对策建议类研究的积极性.然而,智库评价本质上并没有被纳入以“获奖、论文、项目”为核心的主流学术评价之中,学术共同体对智库类成果的评价模糊,操作性和认可度并不高.因此,高校应当尽快研究制定智库类成果的学术考核办法,建立起侧重政策研究和政策影响的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出适合高校智库的评价标准、职业模式和声望结构,实现智库成果与主流学术评价标准的对接和转换,进一步激发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6]

3. 以顶层设计方式推进统筹规划,创新“智库-学科”互动模式

智库建设仅仅依靠科研部门单向推进非常困难,高校党委和行政应从提升理论创新与政策咨询能力、发挥学校社会服务功能的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统揽全局、统筹规划、全面推进,促成智库与学科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高校要根据自身情况,基于智库跨学科、开放式的特点,创新“智库—学科”兼容互动的组织模式.目前国内“智库—学科”的互动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依托优势学科,开展智库工作的同时积极创设新兴学科;二是依托学院和学科并嵌入其中,保持智库人、财、物相对独立的同时与学院、学科进行一体化建设;三是智库完全独立建制,智库研究人员来自学院、学科,以共享和双聘的形式保持与学院的松散联接.“智库—学科”互动模式虽然不同,但二者的关系状态都是相互协同、共荣共生的.

三、高校智库与政府的外部协同

(一)学术与政治的协同原理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的著名演讲中曾对学术研究服务政府决策有过专门的论述,即“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责任*”和“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价值中立”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学术与政治的区别而言,他指出“行政”对应一元化领导与科层式组织,“政治”对应式领导与志愿性组织,“学术”则对应专业性组织与协同式领导,行政、政治和学术遵循不同的逻辑和行为规则.就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而言,三者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它们按照自身内在逻辑和特殊职务,即“执行、决策与顾问的职务而相互支持,却又通过它们独特的权威——行政上的、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权威而相互竞争”[7].

哈贝马斯概括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三种模型:决断论、科学行政和实践论.基于实践论的观点,他指出:“学术研究能够通过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进行互动沟通,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为学术的问题,从而为政治行为提供智力和知识支持.”默顿则对学术与政治的宏大叙事进行了解构,具体而微地阐释了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的沟通机制,他指出科学是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组织形式,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存在“关联障碍”和“相互关联”关系,学术研究可以通过特定组织(比如智库)承载和传递信息,进而影响政治决策行为.

(二)外部协同存在的问题

智库通过架起知识(学术)和权力(政治)之间的桥梁从而发挥智力支撑、决策咨询的社会服务作用.然而,从目前高校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来看,二者间还存在沟通渠道不畅,高校智库无法及时掌握最新信息动态,信息失真不完善等诸多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高校智库与政府的话语体系难以通约,作为理论供给方的高校智库在话语表达、话语风格和话语展示三个方面,与作为理论需求方的政府部门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有效对话无法展开,难以产生共鸣并最终达成共识.

(三)外部协同的对策与建议

1. 利用大数据整合信息

我国高校智库众多,但由于数据共享意识不强,容易造成数据资源分散、数据利用效率低下,决策咨询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等问题.大数据思维与高校智库的价值属性高度契合,高校智库发展应从传统思维向大数据思维转变,转变过去固步自封、单兵作战的传统思维,重视数据交流、开放与共享,形成大数据意识和智库群协同发展的机制.[8]因此,应当完善智库大数据共享平台,加强信息的利用和整合;通过鼓励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挂职和建立符合国情的“旋转门”制度,加强决策部门和智库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使智库研究符合政府部门的决策需求;充分重视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运用,通过与媒体的互动,扩大自身政策影响力,积极吸纳校外和社会成果;加强高校智库间的交流,形成智库群协同发展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和多学科交叉.

2. 凸显决策导向的问题意识

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要想获得政府部门的采纳并影响决策,必须找到转化点,要凸显“问题意识”,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就研究范式而言,应当摒弃智库对传统大学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智库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学科逻辑建构或理论创新,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从事对策建议类的应用研究.就个人而言,智库研究者除具备专业特长和独立研究能力以外,还应当熟悉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到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契合点.强化服务意识,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到“研用一致”,提高政策转化率.

3. 建立相互通约的修辞框架

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没有形成有效供给,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起彼此认同、相互通约的修辞框架,以及确保这种框架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化供需机制.应当通过制度化的程序,以公开方式就某类政策问题召开会议,政府部门以协调者的身份向智库研究者学习,增进理解和共识[9],而智库研究者则提供多重建议和分析,将学术研究融入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当政府部门的智囊团.此外,高校智库应当掌握及时性原则,利用“旋转门”和挂职机制,适时地将基于专业知识的政策分析输送到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影响力.与此同时,高校智库还应当分析政府部门公共管理的实践案例,理解其言语表达和行为习惯,在“实践—研究”过程中生成“研用一致”的信任采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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