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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跨境民族音乐研究成了音乐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历史上,跨境民族具有同源性；在文化上,跨境民族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相关的境外民族文化保存着境内民族的音乐文化碎片.我国有三十余个跨境民族,各跨境民族具有独特的生存特征,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其中,中缅两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的经济文化往来,古南道被誉为“西南丝绸之路”.根据史料记载,公元94-120年间,中缅政治、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缅甸境内的掸国、敦忍乙等部落,派遣使臣带着犀牛、大象、珍宝等物品到中国以示友好,而东汉王朝也封赠官衔、回赠金银.到了801年,镖国王子舒难陀访华,其带领着一个大乐队进行歌舞表演,其中乐工有35人,乐器达到了22种,轰动了整个京城长安.9-11世纪,缅甸蒲甘王朝继续向宋王朝及中国地方政权大理国进献犀牛和大象、香物.13世纪,为了争夺金齿地区,中缅两国爆发了战争.16世纪中以后,为了争夺地盘,中缅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东吁王朝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统一了缅甸.直到1790年,中缅关系才恢复正常,缅王向乾隆帝请求赐封并开关禁.1885年,中缅关系演变成了中国与英属缅甸的关系,缅甸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一、中缅跨境民族音乐文化的产生
中缅两国都是水稻种植区,在音乐文化环境方面,中缅两国具有很多相似的特点.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云南的滇池附近首先获得了水稻栽培技术的成功,随后开展向四周辐射传播,形成了著名的“稻谷文化”.在这种环境中,音乐风俗活动营运而生.并随着稻谷文化的不断传播,中缅两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活动开始盛行,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流行于缅甸瑞波、维勒等地区的大鼓调——“崩吉达”是缅甸的一种民族传统民歌,其与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的“栽秧会”、滇南彝族的“栽秧鼓”十分相似.每年插秧的时候,为了鼓动插秧者的劳动热情,人们用大鼓、唢呐等乐器为演唱的歌舞曲进行伴奏.公元1766-1853年,每年的插秧季节,为了鼓励农民们插秧的热情,缅甸的皇帝都要到农村去参加插秧仪式,在大鼓乐队的伴奏下,做一些象征性的插秧动作.而在我国的云南沅江白族的“三月会”上,也有类似这样的活动.在插秧前,村中白族的姑娘,在一个盛满泥水的木盆,一边唱一边插秧.
另外,与“稻谷文化”相关的民族音乐活动中,中缅两国的歌舞活动还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哈UC环比上的“衣拉灰”和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划船曲”、云南佤族和缅甸阿卡族的砍人头祭谷神的歌舞活动,以及云南傣族和缅甸的“泼水节”歌舞活动等.
中缅两国都受佛教的影响极大,并且佛教还是缅甸的国教,因此,中缅两国的跨境民族音乐文化也有类似之处,大多数民族音乐风俗都与佛教活动相关.如缅甸庙会敬神时,药厂“神鼓曲”,而我国云南求神拜佛时也要唱“求神歌”和“拜佛调”.同时,在宗教音乐活动上,缅甸和云南傣族等民族也尤为相似,都信奉小乘佛教.一些宗教活动中使用的乐器,两地也几乎完全相同.而在洞经音乐中,云南各少数民族会使用大量不同的铜锣乐器,这和缅甸传统乐队相类似.
二、中缅跨境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
（一）东汉时期.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时期,中缅两国的陆海交通和贸易往来就非常频繁,“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此解开了中缅音乐交流的序幕.掸国王献乐之时,为了增强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东汉政府在西南一代设立永昌郡,东汉王朝与掸国建立起了隶属关系.当时的掸国音乐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历史悠久,乐工技艺精湛,缅甸的音乐和杂技深受东汉人的欢迎.如东汉文学家张衡《西京赋》中记录的“都卢寻橦”,都卢的地理位置在伊洛瓦底江中游,是夫甘都卢的省称,和掸国都属于今缅甸,可以说,作为东汉宫廷百戏之一,“都卢灵橦”极大地丰富了东汉人民的生活.利用本国优秀的音乐技艺,掸国王达到了取悦东汉的目的,开创了“朝贡贸易”的先例,建立起了中缅政治经济关系,并有力宣传了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同时,永宁二年安帝和群臣对掸国艺人的演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引起关乎所谓“夷夏之防”的争论,对于掸国献乐,以陈忠为代表的一方给予了肯定,这极大地促进了中缅音乐交流的深入发展.
（二）唐代中期.缅甸人民自古爱好音乐,唐代时期被称为“骠国”,骠国王雍羌多次遣使访问我国.唐德宗时期,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了争取和团结南诏,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外交政策,也影响了骠国.骠国借献乐之名,派舒难陀跟着韦皋来到成都朝贡,同唐朝发生直接联系.并且韦皋还特地命令画工为骠国独特的舞姿和乐器作曲,让朝廷了解到骠国乐舞.802年,舒难陀访华师团在长安宫廷献上了骠国音乐和舞蹈,深受唐人的欢迎.在这次演出中,骠国使用了一种用海螺制作的吹奏乐器——螺贝,其常常被用于佛教音乐中.另外还有女乐伎进行跳舞、演奏等.骠国这次献乐所有的乐器共计有8类22种,8类乐器的分法近似于我国传统的八音分类法,如金、竹、角等；22中乐器包括云头琵琶、小鼓、龙首琵琶等；演奏的乐曲共计有12中,又唱又舞的作品有7首,器乐作品有5首,如《佛印》《甘蔗王》《斗羊胜》等.舞者的表演水平很高,舞姿、表情和音乐显得非常协调一致.骠国乐促进了中缅关系的发展,极受唐朝皇帝的重视, 双方关系友好发展.
（三）清代时期.1044年,阿奴律陀登基废除了异教,广建佛塔寺庙,立佛教为国教,建立统一的蒲甘王朝.并且每建一塔一寺必用歌舞娱佛,极大地促进了缅甸音乐的舞蹈艺术发展.到了莽应龙时期,缅甸从暹罗引进了音乐舞蹈和雕刻,为缅甸音乐进入清代九部宴乐之中奠定了基础,丰富了缅甸的文化.缅甸国乐分为“粗缅甸乐”和“细缅甸乐”两种体制,其中“粗缅甸乐”使用乐器有接内塔兜呼、聂聂兜羌等；“细缅甸乐”有巴达拉、总稿机等,清初缅甸贡进的乐器有名为总藁机的十三弦凤首箜篌.缅甸乐进入清代宫廷,一方面体现了中缅政治关系的密切；另一方面表明了缅甸音乐舞蹈水平的高超.
三、中缅跨境民族音乐的影响
自古以来,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在中缅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中国音乐对缅甸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跨境民族促进了中缅两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中缅两国民族相通,山水相依.源于中国西藏、纵观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国怒江下游、缅甸的萨尔温江,连接起两国之间的来往.缅甸的克钦族、德昂族、布朗族等于中国的德昂族、景颇族等,都是跨国而居的同一民族.这些跨境民族充当着中缅音乐交流的友好使者.其次,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间,郑和下西洋也为缅甸地区带去了中国音乐.他从泉州出发,经马来半岛时,所带的士兵中有不少留居于此,这极大地促进了乐种的传播.直到今天,闽粤沿海一代的乐种剧种对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像南音这种的重要乐种,对缅甸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时期,东汉王朝修筑了博南道,并设置了永昌郡,开通了西南丝绸之路.此时,很多云南的夷族翻山越岭进行贸易交流,极大地促进了中缅的经济交往.
从唐末起,福建泉州就是中国最早对外港口之一,渡海的华侨华人不断有人经过塔谋生海外.缅甸经商生活容易,当时云南的宝石商去缅甸经商的达一百多家.公元1413年,在中缅交接要塞,明朝思任发动了“三征麓川”战役,战役使得中国通往缅甸、泰国、老挝的通路畅通,被称为“贡象通路”,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大象为贡品,与中国进行交流.“贡象通路”的畅通极大地增加了华人的数量,每年数千中国矿工赴缅北进行宝石和玉石的开采,仅在缅甸波龙厂开采银矿的华人就不下数万人,珠宝玉石商店有百余家华商.这些华侨包含了乐师、艺人等,如明人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中记载“闽、广、江、蜀居贸游艺者数万”,这些游艺者中有不少精通音乐舞蹈的艺术家.
公元1644年,南明永历帝在清军的追击下,带领着1478人于1659年退入缅甸.后为了救出永历帝,明将李定国等人有几次率军入缅,不少官兵流落到缅甸境内.1661年,为了阴毒永历帝,吴三桂率领清兵18000人入缅,当清军退出时,又有一批官兵流落缅甸.公元1736-1795年,乾隆年间,为了清缅,先后发生了两次战争,流落缅甸的清军人数众多.他们与缅甸妇女通婚,从事着种植、工艺等,生息繁衍.军队中不乏有些人是精通乐舞、音律,并且追随永历帝的人中可能也有宫廷乐师,这对缅甸的音乐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缅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友好关系不断发展.1960年,吴努总理率领由文化、艺术、电影界人士组成的四百多人的友好代表团访华,参加我国国庆,并在北京举办了“缅甸文化周”.1961年,周恩来总理率领由文化、艺术、电影界人士组成的五百多人的友好代表团回访缅甸,中缅两国共同庆祝缅甸独立节,并在仰光举办了“中国电影周”,这充分体现了中缅两国之间的“胞波”情谊,促进了中缅两国的跨境民族音乐发展和交流.20世纪80年代,两国部长级文化代表团互访达13起,文化交流不断.随着中缅关系的不断深入,相信在艺术、音乐、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两国的合作与交流会日趋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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