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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华章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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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丹

英国诗人吉卜林在《东西方谣曲》中说:“东方与西方从不谋面,一直要到上帝的最后审判之前,这两个巨人才会面对面,站在世界的两端.”在这首诗中反映出了东西方之间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但是,早在两干多年前,中国和罗马帝国互相就把对方视作日出与日落之地.两干多年来,在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频繁交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这个世界上的美丽景观,他们都是人类文明最瑰丽的花朵.

在这条线路上伴随着中外双方使节和商旅的往来,金银器以其供奉、观赏、货币、赏赐、装饰等价值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向人们昭示了那个时代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金银器炫彩华姿的纹样

汉王朝开启东西方交流的繁荣局面在隋唐达到了鼎盛.唐代,包括更早的南北朝,真正与我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贵霜、噘哒、突厥、萨珊、拜占庭、粟特、大食,他们都是金银器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达,西方使用金银器的传统逐渐在中国开始流行,成了唐人追逐的对象.中国的金银器也因此在受西方的影响下而达到了鼎盛时期.

凤仪兽舞

在丝绸之路上,草原游牧民族处于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动物造型金银器充分证实了文化交融的事实.金银器的动物造型占主导地位,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的生活特征.动物是草原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把它们在器物上用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是草原人民对于生活的和动物的一种热爱之情.在我国战国时期,游牧民族的动物装饰艺术达到了一个兴盛阶段,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于两汉及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动物造型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及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华南地区的装饰艺术.

唐朝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空前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唐王朝以自身的文化魅力散发出强大的辐射力,又因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了海纳百川的巨大包容量,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出强烈的世界性.对此唐代的金银器表现的尤为明显.

唐朝在大量使用金银器的过程当中由于吸收了粟特、萨珊等西亚和中亚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使得唐代的金银器呈现出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当时中原地区金银器金银器的动物纹样多种多样,大致包括有摩羯纹、凤纹、龙纹、羊纹、狮子纹、鹿纹、鱼纹、兔纹、鹤纹、鸳鸯纹、大雁纹和海东青纹等.

摩羯纹:摩羯纹被广泛的使用于我国很多的器物之上,在唐代的金银器上是常见的纹饰之一,西安市太乙路出土的金摩羯纹长杯和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九年( 868)文思院款摩羯纹荷叶形三足银盐台是这种纹饰的主要器物.而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的银鎏金双摩羯纹盘,年代被定为辽代,有浓厚的唐代风格,表现的摩羯也是口露利齿、头有单角分叉的凶猛形象.

摩羯纹是印度或西亚传人我国的外域元素图案,是印度神话传说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神异动物,被尊奉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绘画艺术中.但在阿富汗的伯格拉姆遗址出土的贵霜时代遗物和中亚萨马尔罕片治肯特粟特人遗址中,也有摩羯纹样,所以摩羯纹有可能是从中亚间接传人的.东晋时期,随着佛经的汉译,摩羯被介绍到中国.摩羯最早的造型见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后来成为金银器或瓷器上的重要装饰.

在中国,摩羯被称为鱼龙,因为龙和鱼在中国都是吉祥、美好的化身,所以鱼龙形象在中国是备受推崇的.鱼龙纹大多被錾刻于碗、盘的内侧底部,这种传统的吉祥图案在唐王朝非常受欢迎,这个时期的鱼龙纹外形似鲤鱼,与鸿雁纹、水波纹等相搭配,对这种来源于古印度人对于海洋大鱼神话的信仰与中国文化进行了微妙的嫁接.

狮子纹:狮子是生活于非洲和西亚的动物,在我国古代人们见到的狮子基本上都是西域各国进贡来的.隋唐是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西域商人、客使往来不绝,西域各国向中原进贡的狮子也就多了,在古代文献中常可以见到康国、波斯、吐火罗、拂秣等西域国家向中国进贡狮子的记载.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康国贡献了一头狮子,太宗命虞世南作《狮子赋》赞誉,其中不仅介绍了运来途中的艰险,也具体的描绘了狮子的外貌的威猛:“嗔目电曜,发声雷音,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破道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

在我国出土的金银器中,狮子的纹样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异域风情的装饰图案,这种狮纹中狮子都有双翼,是典型的萨珊风格.萨珊器物上的动物多为双翼神兽,并在四周加麦穗纹圆框,及所谓的“徽章式纹样”,这种式样在萨珊银器上极为常见,唐代金银器也接受了这种纹样设计的艺术形式.何家村出土的“飞狮六出石榴花结纹银盒”和“凤鸟翼鹿纹银盒”盒盖上的翼狮和翼鹿纹饰就属于明显的徽章式纹样.

后来,随着文化的融合和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变化,这种纹饰在中国的器物上产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取消了圆框中的动物形象,代之以唐朝流行的宝相花之类的纹饰,8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消失.其次是真实的狮子纹样图案,虽然这种图案在汉代就出现过,不过数量非常的少,而西域各国进贡的狮子则是这种真实图案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三种就是异变的狮子,狮子在保留自身的一些属性的同时被抽象化,在唐代出土的一些金银器上一些狮子被狗化,还有个别的狮子特别像麒麟,这种异化的狮子纹饰与真实的狮子形象相差甚远,可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念.

鹿纹:鹿纹的出现,是草原游牧打猎生活的体现.鹿在草原游牧民族的狩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秋季狩猎的主要对象,是获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逐鹿捕猎是常见的生活场景.鹿因为善于奔跑以及拥有对抗强敌的强大武器一一鹿角,而成为游牧民族先民们崇拜的对象,后来也演化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在匈奴和鲜卑两个民族中使用比较频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以其特有的包容性融合了其它民族的文化,鹿纹由先前的部落图腾演变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在中国传统纹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唐代是中国前期艺术的高峰,又是中国古代艺术从前期转向后期的关键,这时的艺术也千姿百态.鹿以其善良、温和的品行成为祥和、权利、富有的象征,它美丽的外形、轻盈的体态,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金银器中鹿纹图案较多,应用非常广泛,造型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它们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秀美生动、典雅可爱.

从造型上看,唐代鹿纹的头颈较长,形态优美,以匍匐状的较多,奔鹿造型不太多见.在中国出土的金银器上鹿纹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四鹿团花纹,另一种是花角鹿纹,不过花脚鹿纹在粟特金银器中比较常见.中原唐朝经常使用的鹿纹是肉芝顶鹿,而契丹则常用花角鹿.这种传统的中国纹样,见证了通过丝绸之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反映了中原地区对外来金银器纹饰的改造.

丝路串珠——联珠纹

联珠纹是指在团花花纹的周围装饰以若干小圆圈花纹,或是在器物中间的主要纹样周围使用焊珠技法用一种由大小相同的圆圈或者圆珠排列而成构成连续性的图案,因其样子像成串的联珠,故取名为联珠纹.联珠纹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典型的纹饰之一,经丝绸之路传人我国之后,与中原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摆脱了联珠纹原本蕴含的波斯宗教寓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装饰纹样的素材、结构和样式.

萨珊的联珠纹在唐代的金银器中非常的常见,它们除了被用来装饰器物本身以外,还被用来间隔图案.中国的龙凤是尊贵的象征,所以在唐代出现了以龙为主纹的联珠纹,同样还出现了一批日常生活的主题样式,如鸳鸯等,极具中国本土化.此外,联珠圈内还出现了较为写实的人物纹饰,周边以花鸟植物为装饰.这些联珠纹边饰与中国传统纹饰风格一致,使器物纹样整体大气精致却又不失层次感.唐人对于异域文化的吸收、改造、融合的文化态度拓展了本土文化艺术的宽度和广度,为本民族文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繁花似锦,花草之姿

植物纹是金银器较为常用的花纹元素,植物纹大致分为石榴纹、菊花纹、牡丹纹、缠枝卷草纹、折枝花、团花纹、宝相花等花纹,其中宝相纹和牡丹纹较为常见,花纹常以团花形式出现.纹样中的牡丹纹、石榴纹和菊花纹常常出现在饮食类器具上面.

植物纹中的缠枝纹在中国传统云气纹样的基础上糅合了外来纹样的特质而形成.中国在晋唐以前,植物类纹样并不很发达.佛教传人中国后,装饰纹样较多地接触外来植物纹.唐代的缠枝纹是以各种花草的茎叶花朵或果实为题材,以形成曲线为骨架的花卉纹样,又称“穿枝纹”“串枝纹”“卷草纹”等,日本习惯称“唐草”,是唐代金银器中最常见的植物纹饰.

缠枝卷草纹中的忍冬类卷草纹是非常重要的纹饰之一,忍冬纹是西方传人中国的重要纹样,流行于魏晋南北朝,多用于石刻壁画等.唐代忍冬纹多为三曲至五曲的半片叶,作为装饰时或两叶对卷,或与枝蔓结合对称侧卷,或与其他纹饰共同构成花结团花.

唐代金银器纹饰极为丰富.初唐时期,金银器上的纹饰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朝风格.中唐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贵族官僚追求享乐日盛,金银器制品增多,波斯萨珊朝风格的造型已不能满足需要,转为兼收我国传统的器物造型和样式,花鸟纹盛行,缠枝花、绶带纹丰满流畅,已具有团花的格局.晚唐时期,团花纹饰已从原来的陪衬地位一跃而成为主题纹饰,这也是团花纹饰的黄金时期,缠枝花则渐趋呆板被绶带纹取代.由此可见,唐代金银器纹饰经历了一个由简单转向复杂的过程,从唐初的波斯萨珊朝风格转向中国传统风格.

兼收并蓄:唐代金银器中的外来造型

唐朝与波斯的交往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使得波斯萨珊艺术成为除了罗马、印度以外对唐朝工艺美术影响最大的外来艺术形式,而唐的金银工艺美术就是见证这种影响重要器物之一.

华尔兹之梦——高脚杯

高足杯最早出现于罗马,拜占庭时代沿用.罗马一拜占庭式的高足杯在唐代以前就已传人中国.唐代金银器中的大量高足杯很可能是受拜占庭器物形制的影响而制作的.由于萨珊控制着中国通往拜占庭的交通要道,拜占庭器物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也有可能是间接的.

高足杯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杯体,用来盛装液体;下部是器足,具有放量和使用时手执的功用.高足杯的杯身横剖面为圆形或多曲圆形,腹深大干口径,或小于口径,底部呈圆形,下接高足.高足的顶部很细,部分带有一个圆饼状的托盘,高足中部一般有一个算盘珠式的节,下部向外撤.这种高足杯唐以前极少,唐以后亦不流行.

银高足杯可分为两型,第一种类型的主要的特征是,杯体深,高大于宽,一般腹壁较直,高足较细,在中部大都带有“算盘珠”式的节.这一类型的高足杯又可以分为三种样式:敞口,深腹,腹壁较斜,器身上有尖瓣为装饰,高足上部与杯体相接处带托盘,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足底外撤:口微敞,腹壁较直,绝大多数在口沿下带一周突棱,有的腹下部亦带突棱;腹部既无尖瓣,也无突棱,圈足上亦没有“算盘珠”式的节.

第二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是,杯体浅,口径大于腹深,呈碗形.按细部差别,此型高足杯也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腹部较深,中间有折棱,有的在折处饰联珠;另一种高足上部有托盘,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足底多为花瓣形;第二种与第一种基本相似,只是腹部无折棱;再者是浅腹,腹部无折棱,圈足无“算盘珠”式的节.多数器口部及腹部为花瓣形,足底有圆形和花瓣形两种,有的圈足上部无托盘.

类似于唐代银高足杯上部杯体形态的器物,在南北朝时的陶瓷器中多有发现,它们的时代变化自成谱系,其规律是口部由侈口向直口发展,器体由矮向高演变,底部由不带足变成带足,至南北朝末年,典型的陶瓷杯已成为直壁、深腹、带足的形态.这种杯与唐代的银高足杯的杯体部分已无区别.

唐朝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其自身的高度文明又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融合力,高足杯这种西方特征的器物传人中国后,中国工匠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将其改造为一种全新的器物,最为明显的就是器物的纹样和装饰,唐代的高足杯上的纹样主要是缠枝花卉、狩猎、葡萄和各种动物,都是常见于其它器物上,并为当时人们所喜爱、反应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纹样.当时金属质的高足杯装饰纹样有忍冬纹、三角纹、联珠纹、葡萄纹、石榴纹、狩猎纹,缠枝纹、折枝纹、联珠纹等.金银器主要是社会上层人物使用的物品,贵族之间的攀比,促进了金银器的大量制造,品质精良,成为当时的艺术典范.

曲水流觞——萨珊长杯

公元3至8世纪,伊朗高原流行一种平面大体为长椭圆形,器壁呈多曲瓣状的杯,由于这一时期伊朗高原主要是萨珊王朝统治,长椭圆形多曲瓣状的杯就成为萨珊王朝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皿之一,这种器型的长杯在我国出现不晚于4世纪.西方文献中,它们被称为Lobde dish,或可译为曲口沿盘;也叫做Ob long cup,意为长杯或椭圆形盘.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命名,古代萨珊人所使用器物的名称已不清楚.日本学者把这类器物称为长杯,并以曲瓣的多少分别称作四曲长杯、八曲长杯、十二曲长杯等,或笼统叫作多曲长杯.多曲长杯口沿和器身呈变化的曲线,宛如一朵开放的花朵,这种器物的常见性间接的向我们传达了唐王朝人们对于这种曲线唯美、造型奇特的器物的喜爱.

多曲长杯有竖向分瓣式和横向分花瓣式,像山西大同的多曲长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波斯多曲长盘就是竖向分瓣式,随着对萨珊艺术的熟练应用,后来这种样式多见于碗类的器物之上.而在日本正仓院*的十二曲绿玻璃杯子和唐代鎏金铜八曲长杯及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银鎏金摩羯纹八曲长杯、水晶八曲长杯都属于横向分瓣式.这种花瓣式制作技术为唐以后花瓣式金银器的大量流行奠定了基础.

萨珊王朝金银器独特的造型风格和工艺技术影响着唐代金银器的形制,但由于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艺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唐朝在接受西方器物以及影响的同时,也开始了创新,使器物的造型和纹样变得更适合于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和欣赏习惯.

多曲长杯内部突出的棱线不同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使用功能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优美的形态和使用上的缺陷成为实用与观赏之间的矛盾,为此,唐代工匠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内壁突起的棱线,经过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加高器物的足部和器身,淡化内部凸起的棱线,成为唐代的创新器物.唐代金银器受中亚、西亚的影响非常明显,大致来说,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金银器具有非常显现的异域色彩,八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金银嚣的中国化.

再者,萨珊很少使用水晶和玉石这种材料来制作长杯,而在中国萨珊风格的器物中却有许多玉石类长杯,这与中国人对于玉石的偏爱是分不开的,何家村出土的白玉忍冬纹八曲杯,其形制完全模仿萨珊多曲长杯,而装饰纹样直接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流行的忍冬纹,是一件中西文化结合的艺术品.

多曲杯制作做技术中使用的凸纹装饰即锤揲工艺,是西方主要的成纹方法,用事先预制好的模具在金银器物的表面冲压出凸起的花纹图案,使得花纹突出,立体感强,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这在拜占庭、波斯以及中亚都有非常久远的传统.由于金银材料具有良好的延展性,锤揲成型更能体银制品的特质和美感,因此,这种装饰工艺广泛的应用于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中.

中国使用金银器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商,但是唐代金银器使用数量之大,造型之丰富,纹饰之精美和发达程度是之前的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与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粟特之礼——金银带把杯

唐代金银带把杯与粟特器物的关系,首先是由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唐代的圆筒状和八棱状带把杯的年代“应相当于8世纪前半,是原来中国完全没有的形式,在萨珊朝金银器中也完全不存在.如果不考虑索格底亚那地区与唐代中国的关系,这类杯的出现便无从解释”.

在唐代出土的金银器当中,不仅存在着一些粟特输入的器物,还有一部分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造的作品,而大部分则是在粟特器物影响下出现的唐代新产品.唐代的粟特式器物以金银带把杯最具代表性,金银带把杯所涉及的中亚粟特金银器与唐代的密切关系,正是八方来朝,中外交流的重要见证.

1970年出土的何家村三件八棱金把杯,柄呈圆圈形,足部边缘有联珠,个棱面分割处也有一列竖直的联珠,典型的萨珊式风格.器身的八个棱面每面浮雕的乐工和舞伎,却是具有中国风格的人物和衣服.可以确定不是中国传统器物的造型,带把杯的特征是杯的口沿至腹部有各种形制的把,杯体绝大部分有横折棱,底部有圈足.杯把的指垫形状有浮雕状的、卷草叶形、“6”字形.这些为数不少的各种带把杯造型当源自金银器最发达的中亚粟特地区.

粟特地区的带把杯,目前发现的只有银器,知道的大约有十几件.杯体呈八棱状、圆筒状和圆底碗状,指垫上面多有浮雕状人头像,出现在7世纪到9世纪初.7世纪到8世纪初有八棱状带把杯;7世纪中叶也出现了筒状带把杯,8世纪中叶以后更加流行;8世纪中叶以后又出现罐装、圆底碗状的带把杯,而八棱杯不再出现.

唐代带把杯造型与粟特各种带把杯基本相同,但把手的样式更丰富.现将主要唐代带把杯的杯把细部区分为四种:环状把,上有宽平的指垫,下带指竖;环状把,窄指垫上翘,无指整,把环与指垫呈“6”字形;叶芽状把,似一枝叶芽贴在器壁,然后向外部下方弯曲;重叶耳状把,两叶相叠,上片为指垫,下片下垂为指整,把内由对勾形成耳状.

四种杯体和四种杯把主要有六种结合:罐状杯体与带指垫、指鉴类把共存;八棱杯体与带指整、指鉴类把共存;圈底碗状杯体与带指垫、指整类把结合;圆筒状杯体与“6”字把结合;圆筒状杯体与重叶耳状把结合;八棱状杯体与叶芽状把结合.

唐代金银器带把杯,发掘出土和世界各博物馆*的器物共30余件,其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装饰纹样诉说着千年之前中国与萨特之间的友好情谊.

千里之交——“来通”

在古代近东社会中,一种被称为Rhytons(音译为来通)的兽首饮器被高度重视,它们的前面有一个洞,用来流动液体.“来通”本质上是一种角状杯,多为山羊、牛、马、鹿等草原动物的头部造型和超自然的生物和女神,液体从上端进,从下端动物细小的口中流出,部分还在出口处有管状的注子.

“来通”由希腊人命名,在希腊语中有流出、联通之意.从目前各地考古发现来看,早期“来通”分为两个创造的中心:伊朗和希腊,两地在题材上存在着广泛而开放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3世纪前后,希腊——希腊化时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到安息王国时期,是使用“来通”最普遍的时期,类型和材质多样,公元3到8世纪前后,以萨珊“来通”杯为代表.从出土的器物情况看,希腊风格更偏向于头部写实,而波斯风格头部是抽象化的形象提炼,这些特征和他们地区的雕塑艺术风格一脉相承.“来通”在中国地区考古发现数量很有限,其使用材质主要为金银、陶瓷.

希腊人相信“来通”杯是圣物,早期的“来通”杯主要用在礼仪和祭祀活动中,到了波斯帝国和罗马时期仍然是作为一种贵重的祭器.据说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并且认为举起“来通”杯将酒一饮而尽更可以表示对神之尊敬,渐渐世俗化后开始成为贵族日常生活的奢侈饮器.

“来通”杯的使用习惯目前从考古发现可分为两种:一类是大口朝上,直接从其底端孔中流出饮用.另一种是与长杯配合使用,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一件公元l世纪的铜像就展示这种壶形底部有流的银“来通”,器物为一位长卷发的青年,右手拿着一只羚羊头形状的来通,左手拿着一只小瓶,生动形象的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器物的使用方法.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兽首玛瑙杯上口近似圆形,兽首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兽首的面部却像牛,兽首的口鼻部装有笼头状的金帽盖,能够卸下,内部有流,造型和使用方法上与罗马时期青铜雕像中的来通杯一脉相承,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来往”的重要见证.

金银器在古代历史长河中作为皇家、贵族、达官显贵所尊崇、喜爱之器,历来登大雅之殿,高居庙堂之上,直接参与到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活动当中,在历史文物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因为金银本身的稀缺性极其凝结的无数能工巧匠精湛的工艺,受到同时代以及后代人们的追捧,当之无愧成为其产生历史时代特色和杰出工艺的代表.在两千年多年的古老丝绸路上,中外金银器既是双方友好交往的赠礼,又是双方经济贸易置换的媒介,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互相交融的载体,它以多重的身份和多样的面貌迎送中外来客,见证社会时代的时移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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