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另一面就是梦,本文是文学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和另一面和文学有关论文例文.
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苏 童
以梦为演讲主题,在座的恐以为我是一个擅长“忽悠”的人.因为“梦”这个词汇承载了一些很大、很虚幻、又很有弹性的涵义.可我又认为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梦”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词.想必大家脑海中有无数关于梦的说法和故事,其中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这个关于自由的“梦”影响了后来的一代人,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作家斯特兹·特克尔（Ｓｔｕｄｓ Ｔｅｒｋｅｌ）有一本书就叫做《美国梦寻》.八十年代初期,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在一个集体性意义上,我看到了美国人如何“做梦”.当然,这两个“梦”的内涵各有侧重.马丁·路德·金的版本是关于种族、尊严、公平、自由的梦；而我读到的“美国梦”,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大学教授,还有——以及他们的“美国梦”叙述.这几年,我们在讲述着“中国梦”,这是一个关于“国富民强”的梦,当然,也是一个很宏大的梦.
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把文学与梦相连时,我又本能地想到《红楼梦》.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竖排本的《红楼梦》.那时尚看不懂内容,再加上繁体字印刷,这就更增添了我的疑惑：不就是一个梦嘛,怎么这么厚,怎么能写这么长呢？后来,当自己成为一个阅读者,就知道《红楼梦》是一个梦,可也不是一个梦,它多半是人生.
真正对我的文学思想、创作乃至语言方式产生影响的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Ｔｏｎｉ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的“梦”.我喜欢与朋友讲述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即讲述她文学道路的发端.莫里森的祖母也是黑人女性,文化程度不高.祖母有一个爱好,她特别喜欢“解”自己的梦：做完梦,她会为别人拆解、分析她的梦.这可算她的一大“精神享受”.可是,毕竟一人之力有限,耗尽了自己的素材之后,她便常常向孩子们“讨梦”.莫里森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小姑娘最初感到很厌烦,但是祖母一美金买一个梦的诱惑太大了.正因为这种“利益驱动”,她开始为祖母讲述自己的梦,但小孩也没有那么多梦,即使有,也不能完全记得住.可是她又很想要那一块钱,于是,莫里森就开始编造她的“梦”.莫里森认为,这便是她最初的创作：不是发端于文字,而是发端于讲述.“编一个梦”,我认为这是对某一类人、某一种写作生活的非常精妙的暗示和比喻.联想到我自己,我虽与莫里森的童年经验相差甚远——两个民族、两个地域、两个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本身是公平的,因为它充斥着故事,充满着梦幻.即使我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孩子,买梦与卖梦的“契约”也在发生.
我自己的文学生涯也源自一个很“不靠谱”的故事.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对于那个年代的苏州人来说,夏天的酷热很难熬.可大家穷得连电风扇都买不起,四十度的天气全靠一把扇子度日.于是人们就期盼着夏夜,因为可以出来乘凉.那一刻,大伙儿都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点上蚊香,再拿一把扇子,聊聊天,喝喝茶.有一段时间,我经常跑到我家对门的那位大哥家,听他讲他的故事.除了一群像我一样闲来无事的男孩们,听众里还有几个少女.大哥是一个工人,他讲什么呢？我现在要说,他讲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这些故事与那个时代的所有故事格格不入.他讲的是鬼故事！包括一些恐怖故事和当时秘密的手抄本小说.有一天,他讲的一个故事叫“恐怖的脚步声”.讲的是在某个古老的城市里的一个偏僻街道上,有一座废弃的楼房.平时,这个楼房门都被封着,无人问津,周遭也是荒草萋萋.但是,每到半夜,就会有一件怪事发生：*十二点时,楼房里的灯全亮了,而且此时的邻里街坊可以隐隐地听见楼房里发出阵阵走楼梯的脚步声,因此得名“恐怖的脚步声”.大哥在描述脚步声时,他眼睛盯着我们这些一惊一乍的孩子们,“嗒、嗒、嗒”,他正说着,突然,屋后化工厂里的高音喇叭响了,声音大极了.原来是播报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接着《国际歌》也跟着响了起来.于是,这个恐怖故事就被嘈杂的歌声和字正腔圆的播音给“搅局”了.遗憾的是,此次故事中断后,我们却再也没有“福气”去听那位邻居大哥讲故事.后来,我才知道,大哥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他相中了当时在座的一个女孩,可得知女孩对他并无好感,也就没兴趣攒局讲故事了.
说来奇怪,这个“恐怖的脚步声”却在我脑海住了下来.正因为对鬼魂的兴趣,大概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也就是在我最多只能“创作”几百个字的时候,我就在作文本上把那位邻居大哥讲的“恐怖的脚步声”依照稚拙的句法记了下来.可是,当写到“嗒、嗒、嗒”时,因为想象力不够,也就停止了.我姐姐当时在农村插队时,还把我的这篇小文给知青点的知青们看.她得意得很,因为她的弟弟似乎已经会写恐怖故事了,即使只写到“嗒、嗒、嗒”就不得不戛然而止.虽然出自真心与否现在已不得而知,但那时,也许知青们都碍于姐姐的面子,不得不赞美我几句,可这些夸奖却或多或少点燃了我对于文学、对于“编造”故事的兴趣.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文学营养并不够.当时没有多少经典作品可读,甚至连《安徒生童话》都没有读过,可我却读过《虹南作战史》.这是一部“最奇怪”的书,说它奇怪,是因为如果让现代人重读这部作品,也许很少有人能明白它所表现的革命题材与理想.换句话说,文学养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幸运的是,我上高中时,改革开放开始了.到七十年代末,有大量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文学创作的热情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涌动着.我清楚地记得,在１９７９年,在我最讨厌的政治课上,我尝试着写诗.彼时,我着实没什么可表达.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想要歌颂一条河流,可又没见过长江、黄河.好在我家门后有一条“黑不溜秋”的河,但我可不会如实写它“黑不溜秋”的属性,相反,我会写这条河的“诗情画意”：这幅画面上要有一条船,最好还要有一个少女.然而事实上,我每天坐在河边都会看见一对母女,她们两个长得都不太好看,母亲瘦瘦小小,女儿则黑黑粗粗.她们做着非常不浪漫的工作,通常摇着一条船,把一个钩子伸到河底,去干吗呢？她们去河底里打捞砖头,或者打捞别的东西,然后卖钱.我的诗歌当然不能写这些,所以我写道,“美丽的少女坐在船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个人经验,即把丑的变成美的,将世俗的人生以虚构的方式改写成浪漫的抒情散文.
１９７９年的时候,伤痕文学发展得可谓“波澜壮阔”.即使买不到杂志,人们也可以通过广播来了解、阅读这类作品.所以,尽管书籍提供给我的文学养分极其有限,但因为广播的缘故,我得以“听书”.有一次,我大概用了三天就流畅地写出了一部一万字左右的伤痕小说,并把它寄了出去.我当时想,《人民文学》的门槛太高,而《苏州日报》刚刚开始复刊,也许有些机会.我就很低调地把它寄到《苏州日报》的副刊去了.又过了大概十几天的样子,就在我已把这件事抛在脑后的时候,我放学回家,表嫂对我说,今天邮递员送来一个很大很厚的信封.我知道是退稿,于是就扫兴地就拿着信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记得当时表嫂的表情很微妙、很暧昧,而母亲也表现得神秘兮兮.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们以为信封里面装的是“情书”,表嫂和母亲都以为我早恋了,她们的揣测不无道理,
因为我们的家庭从未出现过一个写文章的人,更别提投稿了.我的家人们从不曾料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里装的不一定是情书,而是文学作品.
八十年代,在北师大求学时,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那个年代,可谓是一个狂热的文学时代,你实在不好意思不写点东西.你若是不写点东西,很可能被别人认为是智商或者情商有问题；甚至,被认成是“变态”也不无可能.所以,彼时彼刻别说是中文系,就是其他文科院系,乃至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都在进行文学创作.即使不是写小说,至少也写写诗.换句话说,在八十年代大学校园,你必须完成一次创作,才算是完成你的青春,才能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在这样的潮流下,我继续着我的写作.当然,注定要被湮没.我非常辛苦地创作诗歌,却总被那些比我写得更好的诗作所打击.于是,我就另辟蹊径,转而写小说.１９８３年,我非常幸运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同年,在我创作的几百首诗歌中,居然也有三五首被选中发表.于是,我带着这样一个“未完待续”式的,或者有些“含苞待放”式的文学梦步入了社会.在我毕业的１９８４年,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一点“困惑”：正如我刚才讲到的,我是一个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与五首诗歌的人.这个身份很难界定.我认为自己应该算是一个青年作家,再不济也是一个青年诗人.但事实上,没有人这么想.我后来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作辅导员,平时负责审核学生资料,发放助学金之类的工作.说实话,我对工作不是很积极,因为我还做着我的文学梦.再加上我又不善于管理我的作息时间,写作时,常常写到凌晨三点（因为有些所思所想若是不能及时捕捉,它就像电光火石一样,转瞬即逝）,于是,第二天就不能按时起床.这样,上班的时候,难免打瞌睡.我的领导——我们的党总支书记—就坐在我对面.他对我很不满,每天监视着我.即便如此,我也觉得这样的生活也还算正常.唯一令我感到失落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每个礼拜寄出的稿子都像归鸟一样,重新聚拢到我的“鸟巢”里.此时,是我的一位同学一语点醒我,他说：你不要抱怨别人有眼无珠,你要是真写得好,你的才华是谁也挡不住的.到了１９８７年,我发表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第二年,我又发表《之家》；在１９８９年,又发表了《妻妾成群》.基本上,如几年前所愿,我总算成为一名青年作家.
我与同学们分享了我如何造梦又如何卖梦不得的故事.之所以用梦来描述文学,是因为我并不认为文学是思考的产物.我认为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自某种无法言说的冲动,或者一种模模糊糊的倾诉,也可以说是一种还未待实现的表达,这些都与梦的性质接近.比如,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理论家的支持下,批判现实主义兴起.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诞生了无数的伟大作家,如我们熟知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他们所造的梦,所卖的梦旨在疗救社会.但是,在文学创作层面,从不存在一种观点可以一统天下的情况.无数的作家倾其一生,在质疑这种观点（救社会）.以普鲁斯特为例,他的观念特别简单,也非常具有个性.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其实就是一个琐碎的、持续不断的个人的梦.这个梦是不大的,但是它连贯、精致.他从来不认为文学可以诊断社会顽疾.他的文学评论集《驳圣伯夫》集中显示了普鲁斯特卓尔不群的文学评论才能.在他看来,文学写作是一个作家内心生活的分泌物,它是极其私人的行为.因此,他反对作家去拥抱现实、拥抱社会.他认为写作要完全切断一个作家和社会现实的联系,而退入个人世界,进入个人内心的最深处.《追忆似水年华》实践了这一主张,或者说是普鲁斯特文学观念的衍生品.普鲁斯特的文学主张其实不是救社会而是救自己,这同样使他成为大师.
当然,这两种观点远不能表达文学的无限可能性.比如我喜欢的作家威廉·福克纳,他在救社会、救自己之外,走了另外一条路.概括起来,这另外的一条路便是“谁也不救”——福克纳大叔见死不救,他要你个人好自为之.这种态度并不是冷酷,更不是绝情.当我有一天读克尔凯郭尔的一小段话时,我突然找到了福克纳所卖之梦的依据.克尔凯郭尔说,一个作家不能引领一个时代前进,也不能引导他人的人生,但是一个作家真正的贡献是指出他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的失落.“福克纳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不得不承认,福克纳的梦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梦.
除了上述的作家之外,卡夫卡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作家.学院派常将他标签化,或把他视为现代派小说的鼻祖,或说他“超现实”,或说他的小说揭示了生活的荒诞.我以为,卡夫卡的梦救了哲学.不同于很多小说家所惯常的叙事、描写以及人物的塑造,卡夫卡将这个过程压得很扁、很小.读完卡夫卡的小说,读者会发现他想讲的东西并不是表层的喜怒哀乐.读者从他的小说中所收获的东西一定会超越感官的直接所得,而要进入叙述深层,转几个弯,好好想一想.拿《城堡》来说,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难以捕捉到的.《城堡》所讲述的是：对于一个地点,你能看见它,却永远无法抵达它.这个谜已经超越基本的文学层面,而深入到哲学层面了.卡夫卡还有一篇小说叫《饥饿的艺术家》.这个小说写一个奥匈帝国时代的捷克艺术家,他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唱歌、跳舞,他表演的是饥饿.他把自己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表演他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饥饿.笼子外边有监管者,以防他身体出状况.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正当这位大师级的饥饿艺术家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马戏表演也正在此地兴起.狮子、猴子都成为表演者,大众也都认为动物比人更新鲜.因此,这个曾经很火爆的饥饿艺术家的笼子前便门庭冷落了.后来连旁边的监管者也没兴趣看他了.突然有一天,人们又记起他了,却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在这个悲哀故事的结尾,人们问艺术家要不要出去吃一点东西,因为没人管他了,他可以开始正常生活了.但艺术家说：不,你们都不懂我.我绝食并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而是因为这世上找不到我的食物.
这是小说吗？当然是,可这也是哲学.所以我一直觉得卡夫卡的意义在于他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救了哲学.因为哲学一般没有故事或叙事,所以它很难懂、很枯燥,而卡夫卡却让哲学有了叙事、人物.
最后,简单说说我个人的创作.我深刻体会到“卖梦”的不易：首先,作家与买梦人之间有天生的冲突；其次,从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来讲,多年来观念、理想、我所受的影响等方面也有种种冲突.几乎所有写作者都生活在前一辈写作者的阴影之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家要权衡,要突围.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鲁斯特与托尔斯泰文学理念的“矛盾冲突”,也是我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我欣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所创作的这类小说凝聚了人类最精彩的思想、道德光辉,即“人文关怀”的面向；另一方面,我也喜欢普鲁斯特所创作的那类小说,有时认为它似乎更接近文学的真谛.除此之外,我还特别喜爱卡夫卡、福克纳,包括前几年去世的马尔克斯.这种种的卖梦方式,即他们的写作方式,在不断地撕裂我、分割我,我必须在阅读与写作当中不断整合我自己的所思所想.现在,评论界常常讲“影响的焦虑”,我个人的创作,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所面对的正是这种焦虑.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也体认着阅读、写作所带来的狂喜与痛苦.对于我的梦,我并不想将它做大、做强,而是做小,做细,做得精致.说到底,一个作家一生只有一只百宝箱,这个百宝箱里装着他的记忆、经验,也装着他的才华.它不可能无限大,企图容纳整个世界,或是人类的整体经验.说白了,它最多装着一座城市,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堂·德里罗的纽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或者,它只是记录着一个村庄、一片乡土,就如同福克纳那个邮票大的约克纳帕塔法,或者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再小一点,它也许只装着一条街道,甚至小到一个屋檐内（即一个家族）发生的故事.我自己的百宝箱其实只装着一条街,那是一条名叫“香椿树街”的小街,它记录着、虚构着我的精神世界.我从不觉得它小,因为我可以把整个世界的故事搬到这条街上.
前两年,我回到苏州的城北,那里是我的家乡.遗憾的是,我再也找不到我的家了.这实属正常,在当下的时代,很多人都找不到他们原来的家了.那些熟悉的坐标——糖果店或是化工厂——都消失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确定我们的位置呢？后来,我去问我的哥哥,我说,我们家的位置现在到底在哪儿？我哥哥说,我们的家现在就躺在一条高速公路下面.说起来,这个解释真让人有点怅然.所以,我的梦不要太大,我就想挽留住这条街,让这条街永远活下来,让很多已经逝去的街坊邻居的、早已四散各方的小伙伴们的记忆永远存在于我的小说里.这个梦是细的、小的,但我希望它是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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