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政治化的文学实践读陈映真小说《铃铛花》,该文是实践方面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陈映真和《铃铛花》和实践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关键词：陈映真；左翼文学；台湾；叙事；再政治化
摘 要：陈映真的文学没有把“左翼”的思想与政治内容作为一种素材或主题来对待,而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形式重组了内容,因此要进入到其美学世界中才能真正把握其试图挖掘的现实和历史世界.在陈映真的笔下,历史是“活的”遗迹,是行动与思考的起点.他也在“去政治化”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着“再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本文通过具体分析《铃铛花》这篇小说,试图沟通其美学形式与政治,在记忆与风景的叙事框架下,*陈映真小说的有机结构与生产性.
〔中图分类号〕I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6）-107-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6.04.022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Literary Practice
——An Approach to The Bellflower by Chen Ying-zhen
WU Bao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
Key words： Chen Ying-zhen； Left-wing literature； Taiwan； Repoliticization
Abstract： Chen Ying-zhen’s literature involved wide seri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third world.However,Chen Ying-zhen did not treat the views of left-wing ideology and politics as a kind of material or subject. On the contrary,through a media form of restructuring the theme,he can get into the aesthetic world and grasp the real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Chen Ying-zhen’ novels, history is always “living”, which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ction and thinking.At the sametime,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literary practice is a theme in so long a ter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ft-wing literature,which is also the core concern of this paper and the focus of Chen Ying-zhen’literary works. By analyzing the novel named The Bellflower by Chen Ying-zhen, the paper tries to communicate its aesthetic form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bilaterally, and reveal the mechani of literary produc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 novels’structure.
陈映真的文学世界与台湾历史社会、甚至与第三世界的政治语境与困境密切相关.对于身处大陆尤其是所谓“后革命”语境中的读者而言,阅读陈映真的小说一开始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通过阅读陈映真而深入到台湾历史社会,这对处在大陆现实情境中的读者来说意义何在？是想通过文学“联结”历史吗？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否意图通过陈映真的小说获得某种“历史错位”的真实经验？换句话说,读者“站在何处”才是合适的？观察的视角如何“锚定”历史深处的“情感结构” 〔1 〕 （P127 ）？这些问题在阅读中不断浮现,且必须追问,而陈映真的文学世界提供了上述思考的基石.
一
陈映真的存在是特殊的历史状况造成的.不过这种说法对推进我们的想象并无增益.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两岸分断体制下 〔2 〕 （P297 ）,陈映真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鲜元素？与大陆左翼文学创作相比,陈映真的文学写作有什么独特性？“左翼”的陈映真在进行文学书写时并没有把“左翼”的思想与政治内容作为一种素材/主题来对待,而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形式重组了内容,所以他的文学不会被前置定语“左翼”所框定 〔3 〕 （P137 ）.这也是为何陈映真小说的美学形式存在着一种紧张感.这当然也可以从具体的历史语境里寻找到解释,即逼仄、压抑、政治禁忌笼罩下的时代大背景对陈映真的小说创作的投射 〔4 〕 （P55 ）,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历史语境反倒使陈映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力学.
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不仅关乎左翼文学与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地域延展,而且可以说勾连着台湾整个当代历史,从日本殖民、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再到1960年代的历史肃杀,这一历史脉络在陈映真的小说中都能得到或隐或现的呈现.近年来台湾本土知识分子不断重读陈映真,其背后的内在动力就是试图通过陈映真的文学世界通达中国的当代史,甚至是东亚的近代史①.
正因为陈映真能诚实、真诚地面对自己以及面对自己所“正面相撞的历史”,因此才会有如下一些表述,如“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却遭遇现实的厄运,“写作竟是唯一的抵抗与自卫” 〔5 〕 （P64 ）.从这些表达里可以看出真正左翼的思维特征：力求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与相互作用.进一步说,文学写作实际上是陈映真的实践形式之一,这就可以解释其小说的时间模式和叙事结构,即记忆的叙事结构与现实时间之间的交错叠合.
陈映真总是试图在此时此刻的时间节点上通过小说人物的“记忆”而牵出缠绕在一起的被隐蔽的历史线索.而所谓“风景”不仅指自然景物本身（这实际上也在陈映真小说中起到某种功能）,也指由小说人物所“看”到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的遗迹.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所以需要探求的不仅是人物看到了什么风景,更是处在何种阶级地位的人物（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以及这背后的原因.毕竟,阅读陈映真的小说受到很大触动,不单纯是因为其政治性,而是因为这种政治性是在特定的美学形式下才产生的.
按照陈映真在《后街》里的说法,《铃铛花》是以1950年代反共肃清历史为题材.小说的写作时间是1983年3月,现实的政治状况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与这一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并不仅仅是历史的“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清理,而是这一历史问题直接导致了现实的政治状况及其走向.
因此,陈映真才要去处理当年入狱之后与50年代的历史以及与那一代人相遇时的心情 〔6 〕 （P85 ）.陈映真似乎感觉到历史所赋予的道义和责任,要去探索那一代人的“精神史” 〔7 〕 （P85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不断地倾听到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召唤.所以在《后街》里,他会用极具浪漫色彩的词语和句子来描写他当时的震撼：
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怖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5 〕 （P56 ）
历史的“债务”和“论题”难以完全抹去,因为历史不是僵死物,它总会以某种实体的或心灵的遗迹影响后来的实践.也就是说它一直是“活的”,在陈映真的笔下,这种“活的”遗迹是行动与思考的起点.下面将通过具体分析《铃铛花》这篇小说,努力沟通其美学形式与政治,力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有机结构与生产性.
二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上看,《铃铛花》主要以两个小男孩的视角隐微地描写了1950年代被捕杀的一位左翼乡村老师高东茂,衬托出当时的白色恐怖政治给人们留下的伤口.通过两个小孩曾益顺和莊源助在乡间的见闻,又间接地勾勒了外省人、本地人与国民党体制内部的权力交易.从曾益顺与阿助的口中和眼中,读者可以得知上述“政治风景”混杂在不断涌现的“自然风景”之中.复杂之处在于,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记忆”这一机制之上的——这一机制在陈映真绝大多数小说中都占据了核心位置,如《将军族》中记忆与现实的交叉,《我的弟弟康雄》中通过叙事者“她”的记忆构建“康雄”,《赵南栋》中那位弥留之际记忆起往事的理想主义者等等.
《铃铛花》以第一人称“我”——“三十多年”后的莊源助——回忆童年时与玩伴曾益顺的友情为起点,而叙事动力则直到结尾处才有所交代②：
一直到近年来,偶尔在报章杂志上读到一些反共宣传文章,才在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怀中,重又想起了高东茂老师来. 〔8 〕 （P49 ）
鉴于实际的政治语境,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并没有直接描写高东茂老师,仅仅通过侧面来写他,包括“我”的记忆与曾益顺的口述.虽然小说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描写了高东茂老师,但叙事的中心却一直在他身上.这一中心指的是小说叙事的趋向,这一趋向决定了小说其他部分的结构功能.
因此这篇小说就像是“我”与曾益顺在乡间玩耍探险,一路上遇到不同的地点,看到不同的“风景”,最终以看似偶然的机缘到达目的地：高东茂藏身的山洞.小说的前半部分是曾益顺以独具优越感的课本之外的生活经验（阿顺说,“真不知道你们升学考的是什么玩意”）带着我在乡间玩耍,后半部分则是“我”带着阿顺在乡间游玩,尽管阿顺经常不相信“我”也知道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如毒蛇、山洞）,他的口头禅是“为什么,咿呀,为什么？”.但最终还是“我”带阿顺到“私有”的番石榴树下,才偶然发现了高东茂老师.这是小说叙事结构的另一个特点.由此逆向思考“我”和曾益顺在路上所看到与从各自的口中听到的“故事”,这种结构安排也可谓匠心独运.
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单独成段）就点明了时间点：“一九五〇年.”顺次读下去直到结尾处才出现另一个时间点：“三十多年来……”.这中间发生的一切,小说仅以一段“莺镇的事故也特别多”的文字压缩了.小说以“记忆”的机制将这两个时间点并置在一起,也就将历史与现实并置在了一起,历史是被湮灭的历史,而现实则是湮灭历史之后的现实,因此必然是有缺损的,是丧失了“左眼”的现实 〔9 〕.陈映真实际上是通过放大1950年的时间点,将那些灵光片羽的历史碎片或“无告的青春痛苦”呈现给了当代人,从“后街”走到了前台.
在这里,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叙述者“我”的身份.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得知,自从“我”和曾益顺在“铃铛花下一别”后,就考取了台北市某中学,后来又考取了某大学工科,而“我”的全家也跟着都搬到台北了.与曾益顺在铃铛花下分别后,“我”就再也没有遇见过他.读者也就无从得知阿顺此后的命运.但可以相对照的是,阿顺离开学校与高东茂被迫离开学校是连在一起的,阿顺这一条线其实是为了牵出高东茂的思想倾向,而“我”此后又进学校读书受教育,与阿顺的人生又形成了对照,教育的阶级鸿沟也越拉越大.
陈映真如此安排这一对照,不仅为了寻找那个消失的“左眼”,为了告白那一段喑哑的历史,那一整个世代的精神,同时也是要表明,这段历史的缺失与这个“左眼”的缺损会给现实造成何等程度的伤害,尤其在教育上给儿童的内心造成的伤痕,以及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的阶级分化.就连“我”当年对按照经济和所谓“智力”分班的举措也感到不可理解——“在我的幼小的心中,常常涌起自己无从解说的悲伤”.而高东茂老师的主动道歉,恢复了“我”和阿顺的友情,“再也没有松动过”.同样,到了1980年代,报章杂志上依然是反共的宣传文章,而“我”想起高东茂老师也是在一种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怀中.虽然想不起高老师的面容,但“唯独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
这其实就是历史的伤口.而推动“我”去记忆的,构成了小说叙事动力的则是处在1980年代的现实政治状况.因此,作者刻意安排这样一个似乎旁观1950年代历史的叙述者,而没有从正面直接叙述,也没有安置一个亲身参与这段历史的人（其后代或受害者）——这样的叙述者则要从《山路》、《赵南栋》里才可以找到.所以,“我”的叙述者身份使小说在结构上有一种从容的节奏.这种节奏的获得当然也与儿童视角有关.那种来自乡村生活的经验在学校体制内往往处于劣势,也就是农民式的乡土经验与学校知识上的对立,背后所表征的则是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因此在小说中,阿顺所代表的乡土生活经验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让“我”这个不是放牛班的学生也愿意逃学跟着他一起玩耍.阿顺的爸爸执意不要他读书,理由则是宿命论的.由于高东茂老师当了班级主任,阿顺才开始觉得“庄里人,并不就是没路用的人”,因为在高东茂老师的眼里,阿顺的那些乡土“经验”是有价值的,是不被歧视的.从机能的角度看,小说如此大篇幅写乡土经验,恰恰是与高东茂老师的思想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文本里,这些经验不断推动两位主人公去“记忆”与高东茂老师有关的事情.
三
《铃铛花》的开场有一段风景描写,事实上为全篇定下了基调,不仅是心理、情绪上的,同时也是美学上的,这段描写也特别见出作者的功力：
我一个人蹲在崁顶上一座废弃的砖窑旁边,看着早上九、十点钟的太阳,透过十月的莺镇晴朗的天空,照在崁子下一篇橙的稻田.崁子上面的这废窑,隔着约略四十公尺斜削的险坡,和崁子下一排林投树林相接.这一整个斜坡,数十年来,一直是这附近一带的陶窑丢弃它们烧坏了的陶器的场所.一大片或橙黑、或焦褐、或破损、或变形的陶器的尸体,在越发明亮起来的阳光里,越发散发出一片橘红色的微光,恍惚一看,竟把离乱地生在斜坡上的野草,也烘托成橙黄的颜色了.斜坡的很远的一端,正有几个穷人的孩子,带着一只黑色的土狗,捡拾着可用的盘、碗、小瓷之类.有一个男孩轻轻地滑下斜坡,响起一阵轻脆的陶物相挤碰到声音,连同的小孩的哗笑和狗的吠声,传了过来. 〔8 〕 （P1-2 ）
如果把叙述者在描写莺镇的自然景物时所用到的词汇和描写工厂所用到的词语对照的话,就可以很明显区分出作者的态度.前者包括“晴朗的天空”、“橙的稻田”、“明亮起来的阳光”等亮色调,后者则是一些暗淡的色彩或状态：橙黑、焦褐、破损、尸体,甚至这些陶器的尸体在阳光下使绿色的野草也显出橙黄的颜色.我们既可以说这是一种写实的笔法,但读者也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将这一幕景象与现实、历史的交错作象征性的解读.不过这种解读并非是将其当作寓言,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联想到后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上文描写的废窑其实是战争的遗迹.这些穷人家的小孩实际是在战争的废墟之上活动的.而“我”听到陶物相撞的声音和狗的吠声,内心里没有泛起什么波动,这些声音也是“风景”之一.只有到突然从远处的学校传来一阵读书声,“我的心中,慕然泛起了一阵寂寞”.也就是说,开场的这段风景,并非是在“我”心中寂寞的状态下才发现的,而“我”发现这一风景也并非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内心状态.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对周遭的环境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心情——这当然与作者设计的儿童视角有关.正因此,才反过来可以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什么样的人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以及如何看待——探索和质问的对象并非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外部世界.
正因为对外部的世界和人没有表示出冷淡的态度,所以才能更进一步拷问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正因为对外部的世界和人始终抱有理想的企望,才能更深入地进入他们的世界.这才是陈映真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之处：他的小说世界的“现实性”体现在与理想或乌托邦的持续关联性上,处在两者之间断断续续的链条上,始终扎根在理想世界.
陈映真的工作方式就是将文学作为方法去弥合现实与理想断裂的罅隙.在《铃铛花》中,高东茂老师教的那些歌谣③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时代,而“我”和阿顺则生活在本应充满希望但现实却到处弥漫恐怖气氛的时代,“存在”与“应然”的差异和对立,使得小说在美学形式构成了一种张力.因此小说的整体趋向是建立在“我”的记忆机制上,将“我”和阿顺的友情和童年时代特有的生活状况以及各自不同的命运作为媒介物,让以高东茂老师为缩影的那一整个时代与世出声音.从现实的角度看,陈映真是突破政治禁忌描写了一段被封存的历史,从更远的视野回看,这个过程有着另一面：通过这一媒介为现实政治和社会增添批判性的社会意象.
小说中有一种对（自然）生命力的赞扬——与之对比,作者把陶器的碎片称之为“尸体”——无论是阿顺养的小蛇,还是小蛇的食物青蛙,还有深深吸引小孩子们的笋龟,还是狗、白头翁等等,甚至“铃铛花”也仿佛在风中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就像有生命似的.小说将“铃铛花”作为标题,确实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小说中,描写“铃铛花”的笔墨并不多,但都是作为一种美好的象征物来写的,并且都是在转折性的地方出现,因此起了一种叙事功能.比如第一次看见铃铛花,就引出了一个“风景”,一个故事——“客人仔番薯”.而最后“我”和阿顺也是在“铃铛花下”分别的.
小说中处处可见的自然风景与1950年代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在这篇小说中,阅读的行为是在两种空间之中穿插进行的.难怪后来侯孝贤导演要根据这篇小说拍电影.可见《铃铛花》是一篇很见功力的小说,即使拍成电影,也不减小说的艺术魅力.因为与其说这篇小说在表层触及了敏感的主题——“白色恐怖”时期对左派青年的捕杀,还不如说其艺术底色恰恰在于描写了暗淡岁月里乡村生活中那种呼之欲出、一股暗流涌动式的生命张力——“我”在看到阿顺成熟的身体后说,“我只感觉到一种于当时为无由言宣的,对于自然的敬畏罢了”.通过自然力的彰显,其实间接讥讽了知识等级的观念.自然风景的描写占据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作者通过“我”的视角（同样是回忆式的倒序结构）,在首善之都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往事,刻画了一个深受左派青年高东茂影响的男孩阿顺,通过这一描写,又连带地拉出教育的阶级视野、省籍问题等等历史债务.
细读文本,我们能更加感受到作者的精微之处,也就是将上述自然风景与历史纵深感融合在了一起.当“我”带着阿顺到“后壁山”上一个当初日本人拉警报的亭子时：
在这个亭下,我们可以看见绝大部分的莺镇东区所有人家的、陈旧的瓦屋顶.升着青天白日旗的地方,就是派出所了.现在看来,非但看不出轰炸的一点点痕迹,即连日本人经营过的院子里的一些花木,还茂盛地长高过派出所的屋顶. 〔8 〕 （P35 ）
历史如草木一般无情,并非是历史本身的原因,而是今天的认识主体和行动主体的缘故.因此在下文,叙述者会写到外省来的有权势的金先生与房东余义德的故事.这之间的勾连,其实透出一种深层次的悲哀感.从小说本身的美学形式上看,这样的描写含蓄中透出一种特殊的力道和韵味,反倒能超越表面的政治性而直达历史深层.此外,小说所涉及的乡村自然景物,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描写,也并非是单纯的抒情.越是把乡村自然描写的美丽,现实对人们的压抑就越是沉重.所以“乡土”在此并非只是一种背景.
结 语
王德威先生曾在一篇论陈映真的文章中写道：“陈映真在八○年代中发表的《山路》三部曲《山路》、《玲珰花》、《赵南栋》——是他创作的另一高峰.这三篇作品追述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一辈左翼革命者的血泪遭遇.隔着海峡,他（她）们遥奉社会主义正朔,终以生命见证理想.陈映真铭刻这些人的牺牲奉献,几乎有“圣徒列传”式的况味,但悼亡伤逝的感触,在在挥之不去.时移事往,当年的怎就逐渐被腐蚀磨灭？陈映真信仰历史的真理,但历史经由时间所付诸的实践方式及条件,却往往成为他最大的盲点或难题. 〔10 〕 （P293 ）”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铃铛花》并非是因“悼亡伤逝的感触”而写作,问题也根本不在于“时移事往,当年的怎就逐渐被腐蚀磨灭”.与之相反,恰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出现了新变化,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重组,此刻触摸这一段历史并非是作家个人心理的原因.因此说“陈映真铭刻这些人的牺牲奉献,几乎有‘圣徒列传’式的况味”可能恰恰把这背后真实的历史状况与当代政治（实践）孤立起来了,而赋予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以“宗教”的品质反倒削弱了其历史实践的张力.
所以,后文所说的陈映真的“盲点或难题”不啻是这些历史与现实的行动者的起点.那一整个世代的所有情感与中心都在那一段历史里,如果没有清理这一段历史,没有把“过去”纳入到今天的视野里,这整整一个世代的苦难与奋斗岂不是徒然、枉然了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后代（以及幸存者）又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里,这中间的鸿沟不仅是年龄上的,更是现实的分断与历史的“断裂”——“历史的时间,与个人的时间的差距” 〔11 〕 （P382 ）.从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其实是在处理自己内心的东西,但这个内心的东西是不单独属于他自己的,而是那一个历史时空下的人们的共同物.
实际上,陈映真对时代政治语境变迁的感觉是相当敏锐的.他确实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虚构为生的作家,而是投身历史与当下双重境地的始终带着问题的作家.“虚构”不是目的,而是以与现实的交叉、与历史的相遇为志向.他似乎总想在纷杂的现实政治面前,寄望通过对历史的清理和回顾来层层展现现实,将纠缠在一起的问题的面向分清层次,抽丝剥茧,然后一一对应它们的历史根据与起源,再找到某种解决和解释的方式.
“铃铛花下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我”的“记忆”和其中的“风景”都是具体的历史化的.“走过的历史巷道”,陈映真与“五〇年代残酷肃清的大狱中一段激烈、喑哑、压抑着一代青春和风雷的历史”正面相撞,其实际面对的却是现实政治的未来走向,只有把这个维度同时纳入到思考之中,才会真正理解“记忆”的机制,也才可能在陈映真小说的美学形式之中去把握他的“政治”,把握他的“再政治化”的文学实践及其身处的历史语境.
〔注释〕
①如陈光兴、赵刚等“台社”知识分子近年来对陈映真的阅读与阐发,以及与大陆知识界的互动,陈映真的文学世界实际上成了桥梁,构成了两岸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当代历史的一种契机.本文的写作动力源自于台湾交通大学陈光兴老师在上海大学开设的“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课程,受益匪浅,在此特别感谢参与讨论的老师与同学.
②此段引文在不同版本中略有差异,如台湾人间出版社的《陈映真作品集》（5）的原文为：“一直到近年来,偶尔在报章杂志上读到一些诸如王希哲、刘宾雁的文章,才在连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情怀中,重又想起了高东茂老师来.”参见《陈映真作品集》（5）,台北：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
③这些歌谣包括《台湾光复纪念歌》（陈波作词、陈泗治作曲）、《保家乡》（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救国军歌》（贺绿汀词曲）等等.感谢厦门大学王莹同学提供歌谣原文.
［参考文献］
〔1〕Williams R.,Marxi and Literatu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2〕白乐晴.分断体制·民族文学〔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3〕陈光兴.陈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疯子/精神病〔A〕.热风学术（第5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郑鸿生.陈映真与台湾的“六十年代”——试论台湾战后新生代的自我实现〔A〕.热风学术（第5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A〕.父亲：陈映真散文集1〔M〕.台北：洪范书店,2004.
〔6〕赵刚.颉颃于星空与大地之间〔A〕.热风学术（第5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陈明忠.无悔——陈明忠回忆录〔M〕.北京：三联书店,2016.
〔8〕陈映真.铃铛花〔A〕.陈映真小说集5〔M〕.台北：洪范书店,2001.
〔9〕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0〕王德威.陈映真的《归乡》及其他〔A〕.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陈映真.陈映真自选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7.
本文汇总:本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陈映真和《铃铛花》和实践方面的实践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实践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陈映真：两岸薪火人
陈映真是用文学来济世的 学者王德威曾把他比作“台湾的鲁迅” 不仅因为他的作品中看得见鲁迅的影子,更因为他如鲁迅一样敢于冲破社会禁忌 文晓 初提起陈映真,人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绝不.
平凡小事亦精彩读张卫民散文集《诗意人生》
只用了几个晚上,就把张卫民的第二部散文集诗意人生看完了 对我来说,书看得快,有两种可能一是枯燥乏味,越看越觉得看不下,于是走马观花般匆匆翻一遍；二是有滋有味,让人非一气呵成读完不可 这本诗意人生,当然.
照亮被遗忘的角落读张平长篇新作《重新生活》
一直以来,张平被视为“主旋律小说”的突出代表,被打上了“作家”“主旋律作家”……醒目标签 这种符号式的标签对一个作家来说既是幸运.
土司文学史上的又一颗璀璨明珠读田永红新作《丹王》有感
郭玲珍作者简介郭玲珍（1987）,女,河南南阳人,铜仁学报编辑部编辑,研究方向传媒与中国文学 （铜仁学院 学报编辑部,贵州 铜仁 554300）摘 要田永红的新作丹王,是继阿来尘埃落定,阿寅土司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