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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乡村治理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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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公共精神释义

公共精神是一个学理概念,它所针对的内容源于私人领域,是立足于私人领域针对公共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和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从私人向公民转化的一种状态.对于公共精神的解读有很多,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一些关注公共事务的价值取向,包括、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政治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促使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并超越私人利益,并愿意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参与精神,是社会成员对公共活动的参与和分担”.

乡村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乡村社会中,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表现为他们对公共利益认同和维护,对公共责任的担当,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等.培育现代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现代农民的精神品质和责任担当意识是培育现代农民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代农民只有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高度热忱的参与度投身于其中,他们才能成为这一战略的主体.因此,培育现代农民的公共精神,对于创新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乡村治理中公共精神缺失的现实表现及原因分析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变,与此同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外部环境的交织作用下,现代农民的公共精神有了一定程度的缺失.当前农村,农民活动的公共空间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英”作用不能有下发挥;思想层面,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主流文化缺乏传播的“草根性”致使乡村公共精神不断弱化.

( 一) 乡村公共空间缩小不利于公共精神凝聚

乡村公共空间既包括传统乡村社会中的祠堂、庙宇、集会等公共场所或场合,也包括现代社会中形如村落内的企业组织,车间、村民集会、红白喜事活动等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是村民交流信息、人际交往、消磨时光的自由开放空间,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可以思想交流.乡村的生产生活事务、*道德教化、乡风文明养成等都在这里持续不断的生成、传播,构成乡村的公共意见和集体记忆.这些乡村公共空间,对于乡村人际关系融洽、社会资本增加、乡村共识形成、乡村自治管理以及乡村地区认同等起到了正向作用,许多公共议题就是在“田间地头”诸如此类的公共空间得以交流沟通解决.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由封闭、静止、同质走向开放、流动、异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在个体化进程中逐渐趋向衰败,这对乡村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农村“空心化”明显,很多农民把外出打工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常年离家在外,远离乡村事务,无暇与本村村民交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和通讯工具日益普遍,不但满足了村民的文化生活,而且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分众化、异质化交流.正是这两点,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失去了往日的作用.

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是建构乡村公共性,其着力点是农村民间组织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关键是发挥村庄积极分子和乡村精英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用.

( 二)“现代乡村精英”的作用没有凸显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乡绅、族长等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为村庄公共精神的整合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民国前,历代朝廷,乡村的政权职能机构,几乎为零.素有“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 自治靠*, *造乡绅.”的说法.乡绅们凭借自身的声望、威信、学识,和传统道德理念,担当着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中规矩条款的仲裁.新中国成立后,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制度受到限制而削弱,族人公推族长的现象已极少见.但是,一些地方族长权并未在农村彻底消亡,许多乡村虽没有明确的族长,但有重要事情仍请宗族长者做决策,宗族长者是本村宗族中名高德重者,其职能仍很重要,往往参加村级重大事务的决定.

可以说旧时的族长和乡绅是村庄的灵魂人物,乡绅与村民联系紧密,疏通上下关系,整合乡土文化,是乡村公共精神的象征,而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缺少“现代村庄精英”,随着宗族势力弱化和乡绅在历史舞台的退出,农村缺少核心人物,熟悉民间礼俗、民众节日,通晓儒家礼仪,热心乡村公共事务的乡村精英,成为稀缺资源.选举出来的村委会班子成员在调动居民政治参与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涵盖乡土文化和公共精神的全部意义,因此,村庄公共精神淡化也是必然.

一个乡村的改变,极其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如何调动村民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发现和培育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乡贤”至关重要.

( 三) 传统小农意识影响根深蒂固与多神信仰现象并存

中国农村社会源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小农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往往关注自身利益,家庭利益,缺乏对公共事物的关心和参与.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认同,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人们更多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经济利益的满足成为农民政治认同的标准和逻辑起点.所以,党和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体中的政治认同,但这并不能掩盖农民在政治价值体系和信仰方面的匮乏,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以及农民自身的一些原因,使农民难以完全接受主流价值的引导,农村价值体系随之呈现“碎片化”状态,对党日常宣传的马列毛邓思想产生了厌烦情绪转而开始信奉宗教.

乡村多神信仰和村规陋习以及家族中心主义一并削弱了乡村的公共精神.各地农村兴起“宗教热”,一些农民痴迷于宗教,而且非法宗教在一些地方开始泛滥,严重干扰了农村政治秩序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弱化了党和政府的权威,淡化了乡村公共精神.比如,封建迷信在个别村子死灰复燃,甚至日趋猖獗,打牌和地下彩票在一些农村盛行,村规陋习依然存在.

( 四) 国家主流文化的传播缺乏“草根性”

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的局限,一些理论宣传教化,在乡村社会中被理解和接收的程度有限,很难在乡土社会中扎根,从而容易导致国家大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存在断裂和扭曲.思想文化建设本来是我们党的优势,但马列主义思想宣传与农民之间直接接触,常常导致农民对国家宣传的理论“消化不良”.

乡村社会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逐步瓦解,思想教育难以深入农民群众内心,他们的思想意识缺少主流价值的支撑,出现了严重的,甚至出现了上面提到的封建迷信,多神信仰,非法宗教等多种现象,农村社会陷入公共精神衰落状态.因此,必须赋予主流文化“草根性”,要把国家倡导的相关政策法规及乡村的现实生活相联系,把主流大文化整合为能被村民接受的带有草根性的语言和解释,使其真正融入乡土生活.

在多元的、的、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下,乡村公共精神是农村发展的软环境和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我国的农村要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平稳、较快、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改变当前农村公民精神缺失和公共责任淡漠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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