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外交官讲述中国故事,本文是关于外交类论文怎么撰写跟外交官和文化和讲述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外交论文参考文献：
车兆和,1982年自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先后在菲律宾、美国、以色列、土耳其、南非、韩国工作,是文化外交领域的专家.面对《小康》记者,他谈起了自己35年来工作中的各种故事和自己总结的经验.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我当时所乘的航班上大多是中国人.”作为1989年后,第一批外派常驻人员之一,车兆和当时被派往我国驻美国大使馆任二秘,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经旧金山入境.当时的情景,他铭记于心.
飞机上大部分是到美国看望留学生的家长.家长们为孩子带了许多吃的东西,有方便面、火腿肠、木耳、蘑菇、黄花菜、玉米面,等等.有些东西是美国海关禁止带入境的,因此所有行李都要打开检查.当时美国的海关人员对中国人非常粗鲁,高声呼喝,还推推搡搡.
车兆和看不下去,就走过去对海关人员说这些中国人不懂英语,需不需要他的帮助.这让海关人员很不耐烦,就要检查车兆和的护照.车兆和拿出一本“红皮护照”交给他,那位海关人员凶狠的表情一下子变得笑容可掬,“先生,您请走这边.”他指着“外交人员通道”说道.
车兆和大声地说：“请对待他们好一些,他们不懂英语.”
当车兆和转身离开,他听到那位海关人员对同事说：“今天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
“当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当时,我们国家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在面对西方国家时是非常弱势的.车兆和说当时在国外推广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远比现在要难得多.然而就是当时的种种困难,使他格外珍爱这本二秘“红皮护照”.“就是这本护照,让我坚定了在文化外交战线奋斗终生的决心.”
这一干就是35年.
“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外交一翼,搭台唱戏,服务大局,文明互鉴.”是车兆和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记事时所概括的,“也是不同时期我国对外交文化交流所遵循的原则”.
“外交一翼,尽显神奇.”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80年,我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先文艺后外交”指示,配合外交大局,组派中国杂技团、中国京剧团、歌舞团等出国访问演出,同建交国家与非建交国家的艺术家和人民接触,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努力打破西方制裁与封锁,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中国政府曾7次组派艺术团,参加在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芬兰等国举行的第2届至第7届‘世界青年联欢会’.起到了重要的‘开路先锋’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期间,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虽然受到一定影响,但也不乏“闪光点”,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车兆和说,“这一时期,因为国内外的因素,导致文化交流呈现‘少而精’的特点.”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1992年初,南巡讲话发表后,全国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改革开发力度的态势.“对外文化交流要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于是出台了‘文经结合’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活动,推动经贸,引进外资,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据车兆和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从美国回国,发现很多同事朋友辞职,“下海”经商,“这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生态,而在国外的工作,我们也开始努力开拓海外商业展演市场”.
到了21世纪,贯彻十五大方针,制定了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四个服务’,为外交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为文化事业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尤其是为文化自身的发展服务,这在之前是不能提的,也是不敢提的.其实无论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经贸服务,都只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阶段性的方针政策,如果作为长期的方针政策是有失偏颇的,文化交流终究要回归到文化本身.”
2014年3月27日,总书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所做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一种更高的视野与更大的格局来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也让我们对于世界其他文化更加理性、不断包容、互相借鉴.车兆和表示,“‘一带一路’跨越世界五大文明区域,相关国家60多个,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认真学习研究沿线国家的文化,找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切入点,打造沿线国家文化命运共同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2002年,车兆和读到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情咨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从遗传基因上说,我们黑人和白人99.9%是相同的.”这让车兆和感想颇多,“我当时就想,人类的基因99.9%都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
2009年在出任我国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时,车兆和去拜会韩国外交通商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司长.“我们谈完正事后,他用不熟练的中文对我说：‘我的祖上来自中国青岛,姓赵.’”车兆和当时很惊讶,也很高兴.
“我在想：他祖上是中国人,现在是韩国人；或者说祖上是汉族,现在是朝鲜族.他的这种转变又是什么来定义的呢？”
原部长孙家正曾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事了35年文化外交工作的车兆和对于文化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实,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文化,是文化真正区分出了民族与人种的不同.”
“在文化交流当中,首先就是‘文化自信’,没有自信,最后就会被别的文化所同化.”车兆和对于我国一段时期内曾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深恶痛绝,“我国是拥有着优秀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国,然而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不学习,毫无底线和原则地盲目崇拜、吹捧西方的文化,这不叫虚心,也并非包容,而是的下跪.”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当时的人们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所威慑,很多人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不如西方,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文化不仅不是落后的,反而有着极大的优势.“我们应当自信,更应当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播给世界更多的人们,让我们祖先留下的杰出智慧、丰富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
“我在韩国工作时,正是‘韩流’在中国日渐式微之时.韩国政府和文化界正为此事着急,韩国媒体和政府文化工作者,多次采访我对‘韩流’的看法,他们总问我如何让‘韩流’在中国保持经久不衰之势.”
车兆和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及各种场合讲话时,反复表述：“作为中国驻韩使馆文化参赞和首尔中国文化院院长,我肩负两个重任,即弘扬中华文化和引进优秀的韩国文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单向不是交流,而是输出或输入；输出过多或输入过大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本国或对方国民都会产生逆反心理.”
“只有双向交流,才能促进文化的发展.”车兆和肯定地说.
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走破脚皮
“作为一名文化外交官,首先要懂外交,要了解外交政策,善用政策谋略,会交涉,能办事；其次要有文化,要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较丰富的专业知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第三要学会把外交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拿在手中、干起来、管起来.这应成为我们对文化外交官的基本要求……”这是前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武总结的.
一直以来,车兆和就是按照这样的自我要求去工作的.“如果文化外交官既不懂文化,又不懂外交,最后只剩下个‘官’字,这不就是个‘小官僚’吗？世人最痛恨不学无术的‘小官僚’,他们可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自己决然不做！”
对于外交,在车兆和看来,是充满技巧的,不能一味地强横,也不能一味地妥协.“晚清的外交思维就是妥协、绥靖、避让,这是当时的国力所决定的.”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步强大,“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要包容世界,求同存异；也要影响世界,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去年9月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去世了,车兆和向记者回忆起了他曾与佩雷斯交往的一段趣事,那时的车兆和还是一名外交战线的年轻人.
1995年,车兆和被派往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工作.次年,我国驻以色列大使王昌义宴请刚刚卸任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佩雷斯.“我们原以为佩雷斯会穿正装来赴宴,因此我们都穿西装打领带,衣冠楚楚的.”
没想到“老佩”出现时上下身穿的是不同颜色的服装,还没有打领带.“他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王大使是讲法语的.他不先开口,别人也不好说话.”因此,当时在场的人员尴尬地站立数秒钟,不知说什么好.
车兆和当时站得靠前,为了打破尴尬,他走上前去,靠近佩雷斯的耳边说了句“悄悄话”.佩雷斯哈哈大笑,然后也凑近他耳边嘀咕了几句,车兆和也会意地笑了.站在前面的王昌义大使笑着问他们在嘀咕什么.
车兆和当时说的是：“总理先生,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帅气得多！”大使又问佩雷斯说了什么.车兆和没有直接回答,他面对佩雷斯说：“王大使问您和我说了什么.”
佩雷斯说,“你若是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好啦！”这话逗得全场人哈哈大笑.那个晚上,整个宴会气氛活跃,轻松愉快,大家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似的.
“在外行人眼里,外交是项很风光的工作,其实不全是.风光、热闹、体面、尊严只反映了事务的一面,其后面还有艰辛、隐忍、委屈、寂寞和孤独.”
2002年,车兆和被派往南非,是中国驻南非使馆首任文化参赞.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说,“在非洲工作,就要发扬‘三皮精神’,要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要知难而上地开展工作！”车兆和说起在南非的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却令他很是怀念,“我们在工作实践中还增加‘一皮’,即‘走破脚皮’.我们走遍了南非的各个城市,有些地方治安极差,致使我们的汽车被砸、手提包被偷、被抢等.
“文化外交还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学而不厌是其基本要求.” 在南非常驻期间,车兆和的大部分周末和节假日都是在淘书、看书、译书中度过的.他曾拜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利芳特为师,在其指导下搜集、研习、翻译南非名家的文学作品；还曾两次拜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莫,并当面请教.在两位文学大师指导下,他完成了《红宝石——南非短篇小说精粹》的翻译工作.小标题：把坚持传递给年轻人们“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外交工作有种倾向,即追求‘大’,文化交流项目似乎成了越大越好,过分追求‘大制作’、‘大手笔’,但往往达不到‘大影响’.”
几年前,在国内盛行以某一艺术形式命名的“年”文化系列活动：国际交响乐年、国际歌剧舞剧年、国际美术年等；以“中国文化某国行”命名的系列活动：中国文化美国行、非洲行等.在车兆和看来,这些文化活动有时会只追求“大”,而忽略了“小”.这种现象导致我们对艺术家、学者、小型艺术团组之间的交流等基础性工作重视得不够,在经济投入方面相对也很少.
车兆和表示,举办大型活动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一场开幕式演出费用少则百万,多则千万.“举办耗资如此巨大的文化活动是否值得？是否能达到效果？”车兆和说在文化外交领域其实大家也都有共识,那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可是大型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庄稼需要‘暴风骤雨’也需要‘和风细雨’.这两者都需要,但是基础性、长期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具长远效果,切不可因其缺乏轰动性就因噎废食,也不能盲目求大,对于活动细节敷衍了事.”
还是在以色列,车兆和就曾被以色列人对于艺术的严谨所感动.1996年6月,他收到国内指示：于8月间在埃及举办“中国艺术展览”后,即在以色列举办同一展览.按照国内要求,车兆和带着展览介绍、作品小样,立刻联系场地,最后锁定特拉维夫艺术馆.然而,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却以“筹备时间太短,难以承办”为由,予以婉拒.
车兆和并不甘心,邀请了特拉维夫文化局长和特拉维夫市政委员（相当于我国市委宣传部长）一同前往博物馆沟通.然而面对着政府官员的施压,博物馆馆长坚持己见：“恕我直言.一,看不出这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二,展览前言只是一份广告；再说了,筹备时间太短,只有两个月时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那位馆长最后说：‘这样吧,展览可以在两年后举办,我做策展人.’”就这样,他们三个人扫兴而归.回到使馆,车兆和反复翻看展品小样和展览前言.“我越看越生气,气的不是那位馆长,而是我们的策展人水平如此低劣.的的确确,展览的照片就是大杂烩,其内容与主题关联很小.这样的展览就算真的展出了,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从此车兆和无论到哪一国家工作都会坚持自己的理念,尽自己全力去推动基础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并要求自己对每一个项目都认真做到极致.
车兆和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是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源于他工作一直以来的坚持,2015年8月24日,为表彰他对中国与南加州文化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加州艺术委员会主任格雷格·瓦岑向其颁发“杰出证书”.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自己,它也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中国和一切为中美文化交流而努力工作的人.”车兆和希望自己的这份坚持可以传递给文化外交领域的年轻人.
（图说）
洛杉矶郡郡长安东诺维奇向车兆和颁发奖状,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
与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
与美国前国务卿奥尔赖.
与南非作家大会主席奥莉方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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