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本文是文化政治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与翻译和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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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翻译研究至今,翻译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许多学者摈弃了过去语言学派主导的对翻译内容本身是否忠实于原文、译文孰优孰劣的分析,转而将翻译这种不确定现象及翻译实践放置在译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从语言学、文学、跨文化等不同角度多方位探讨“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译者担当着何种角色；编者、出版社或赞助人又充当着什么角色,译作是如何被译入语体系接受的”等等问题.（Bassnett：2002：123）“文化转向”领军人物勒弗菲尔（Lefevere）将翻译行为放置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研究,把翻译纳入译入语文学研究的范畴,认为翻译属于“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编篡文集”等众多文学改写形式中的一种.（倪秀华,2005：116）在他看来,文学翻译和出版等文学手段都是一种受操纵的改写形式.翻译行为一方面受到“来自文学系统内部,包括由‘文学评论家、教师、译者’在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的操控；另一方面受到来自系统外部的‘赞助人’（patronage）操控,所谓‘赞助人’即‘促使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势力（人或机构）’,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等等”（梁志坚,2006：33）.由于“赞助人”“通常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所表达的诗学更为感兴趣,因此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译入语文化的一种文学手段,因而被视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郭建中,1996：160）通过考查翻译作为工具的政治性和翻译主体（译者）的政治性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特定文化日程下的翻译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
二、翻译作为工具的政治性翻译是一种技术,或者说是一种技术性的工具.也就是说,对于翻译主体来说,翻译是一种技术或技能,而对于利用翻译主体达到某种目的的政府、组织和个人而言,翻译则是一种工具.翻译的工具性作用与国家的政策、组织的宗旨和个人的企图紧密相关.翻译行为的赞助人通过操控翻译改写达到自身政治目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通过资助、限制、出版规定等方式或手段限制和影响翻译行为.宗教典籍的翻译因为与一国的统治者、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而与政治的关系最自然,也最直接.在西方,早期圣经翻译历来遭到统治阶层的各种阻力.罗马天主教教廷只允许拉丁文圣经的存在,私自翻译和诠释圣经是不被容许的.16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改革先驱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曾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后被天主教判以异端的罪名绞死.17世纪英王詹姆士一世继位之初即下令对圣经进行翻译,并对译事亲自订立章程,其中包括：（1 ）必须以主教圣经作翻译的基础.（2）译本不加批注,唯在解释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字义的时候才使用.该译本被称为钦定圣经.圣经翻译的历史见证了政治的干预、译者的命运与妥协.我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同样受到了统治阶层特别是许多封建皇帝的支持甚至操纵.例如前秦王符坚大力支持道安译经,唐太宗、唐高宗支持玄奘译经.有些皇帝并非出于自身的佛教信仰,而是借助佛教思想麻痹老百姓的意志,获得民心、巩固统治,因而支持译经活动,资助佛经翻译家广建译场.皇帝们虽然表面上对僧侣翻译家礼遇有加,但其关系实质确是利用与被利用,僧侣们为了完成译经事业而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与皇帝艰难周旋.（宋道发,2003）
三、翻译主体的政治性无论译者主观愿望如何,其翻译活动总是产生于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的.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对其翻译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何谓主流意识形态？勒弗维尔将其视作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集合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也会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凸显操控.（Bassnett,2002）与翻译活动的赞助人更关注作品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不同,翻译主体在作出翻译选择时更关注主流诗学（Poetics）.但在很多时候,主流诗学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翻译主体（译者）自身的所受主流诗学影响来自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契合与否决定了译者的作品能被接受与否.因而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定、翻译策略的确定中都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子.纵观近代以来的翻译史会发现,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其在政治上的追求是一致的,译者在做出翻译选择时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严复希望通过译介西方各国的哲学政治思想,以达到教化民众、改变人们思想的目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择上成为了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类书籍的大量翻译,如《社会通诠》、《天演论》、《原富》等.（罗新璋,1984：150）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文学作品的出版和翻译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救国、自强”主流意识形态操纵、影响下,文学研究会提出了“艺术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反映在翻译上的“为人生”便是重视欧洲现实主义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译介,重视东欧、亚非等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译介.受此影响,当时的主流文学家们都纷纷投身文学创作、翻译创作.鲁迅、郭沫若、冰心等文学家纷纷翻译了许多来自“被压迫”国度的文学作品.（王友贵,2004：298）鲁迅的翻译作品中,选取了许多反映俄国及东欧民族无产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些小说中均蕴含着一种苦难的意识,译者借此表达出的是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关怀与同情.诗人郭沫若借翻译同样具有革命的雪莱的诗来鼓舞国人,希望能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正是在这种诗学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作家冰心翻译了大量属于受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文学作品.这种翻译选择可被视作对英美殖民帝国主义强势文化的温和抵抗,也反映了处于社会动荡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东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来改变中国的美好愿望和尝试.这种译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模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度统一的主流意识影响下被推行到极致.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作品几乎主要来源于前苏联、亚非拉等被压迫民族.对前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对欧洲和美国现代派作家的翻译则相当少.（查明建,2001：67-68）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在冷战思维延续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政治上亲苏远美.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操控下,当时的翻译作品主要源自前苏联、亚非拉美国家.此外,除了翻译自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外,那一时期的《译文》、《世界文学》等杂志上刊登的译文几乎全部来自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据陈玉刚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17年间,源自前苏联的文学作品翻译占同时期文学翻译作品的一半以上,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间,共有3526部前苏联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占总量的65.8%.（陈玉刚,1989：360）如此大量的译介固然与译者本身对该种文学内容的偏好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学工作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翻译创作视为一种表达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亚非拉“受压迫民族”的同情与支持的手段.
由此可见,翻译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码过程,而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中,译者首先要考虑服从的不一定是原文,而是译入语文化中的道德规范（social norms）、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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