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之后的行进论新世纪以来于坚的诗歌创作,该文是关于新世纪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于坚和诗歌创作和行进论新世纪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新世纪论文参考文献：
宋宁刚
一、新世纪的分界
从上世纪70年始诗歌创作至今,于坚在文学道路上已经走了四十余年.如果我们将这个称得上漫长的写作生涯简单地划为两部分,或许可以以新千年为界.
从于坚自身来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两部为时代“命名”的长诗：《O档案》（1992）和《飞行》（1996-2000）.前者被谢冕教授称之为“‘自杀性’的创作事件”[1],后者则以自己新的创造性、综合性和开阔性,让论者不再担心于坚在《O档案》之后写什么的问题.人们似乎从他的诗中看到了一个具有天才和实力的诗人几乎无穷的可能性.留意一下于坚在最新诗集中收录的《飞行》定稿的相关信息,不是毫无必要的.这首初稿写于1996年末的长诗,在1998年8月发表之前修改了五次,在发表后的当月又修改一次,差不多一年半之后的“2000年2月23日”才最终改定,收入作者的诗集中.[2]如此白纸黑字标注出来的“文章不厌百回改”,在于坚的诗歌创作中,实在罕见.其中透露出的,除了诗人的耐心与慎重,从时间节点上看,似乎也不乏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做某些个人性的纪念与总结.
从主流诗歌界和批评界对于坚的接受来说,发生在上世纪末的“盘峰诗会”（1999年4月16到18日）似乎不得不提.在这次研讨会中,开始时几乎成为被声讨对象的于坚,却在后来猛然发力,扭转论争的局面,也为自己博得了新的生存空间.一年后,也即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丛书收录出版了《于坚的诗》——这是“蓝星诗库”第一次收录“民间派”或者说“口语”派诗人的作品[3],似乎也可看作是主流诗界对于坚及其诗歌的一次认领——虽然来得有些晚.
基于以上回顾性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将新世纪以来的于坚诗歌称之为“飞行”之后、或“后-飞行”时代的创作.的确,在那样一个“飞行”的高度上继续创作,是不容易的.虽然如一些论者所言,“高度已经确立,剩下的只是继续前行,展开更为广阔的领域”,[4]但具体到创作上,如何“继续前行”？如何“展开更广阔的领域”？仍然是需要细察和探讨的.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些概括性的梳理与回应.
二、抒情诗的修正与开拓
从过去四十年的创作来看,于坚诗歌的一大特点,是注目当下、书写日常.在如此书写中,他又表现出几个不同的倾向.
首先,他的部分诗作有很强的抒情性.尤其在一些抒情短诗（套用“小品文”的说法,或可称之为“诗歌小品”）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真实的冬天在郊外的指甲上……》（2004）、《街道泛起明亮的颗粒……》（2004）、《只有大海苍茫如幕》（2007）、《芳邻》（2009）、《我走这条 也抵达了落日和森林》（2011）、《大象》（2011）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特别是《真实的冬天在郊外的指甲上……》的诗题,因为着眼点细小、微观到了“指甲”这一更多为女性关注的末梢之物,甚至让人觉得不像是于坚的风格.事实却是,它仍然出自于坚之手,是于坚的抒情诗的一个极致的表现.上述作品,与诗人写于1990年代的《避雨的鸟》（1990）、《苹果的法则》（1990）、《怒江》（1990）、《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1991）《我梦想着看到一头老虎》（1994）……以及更早的1980年代的《河流》（1983）、《作品57号》（1984）、《在漫长的旅途中》（1986）、《有一回 我漫步林中……》（1987）、《阳光下的棕榈树》（1989）等,在风格和总体气质上,有着天然的亲近,说它们一脉相承、气息相通,或者——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家族相似”,应该是不为过的.
这些抒情短制,体现了于坚的诗歌创作中,不那么显豁,却不容忽视的一面.从中,我们很容易辨识出,于坚作为一个被遮蔽的抒情诗人的本然样态.早在80年代初,写出《尚义街6号》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口语佳作的同时,于坚也写下了与那些口语诗有同样音色和底色的抒情诗.更重要的是,它也提示我们：于坚从上世纪80年始的抒情之作,与同时代的浪漫抒情有多么显著的差异性.他的抒情不是高蹈、虚矫的,而是具体、实在的,融入了个体微妙的生命经验和对传统抒情方式的自觉与省思的.就此来说,他修正和开拓了当代抒情诗的写法.
三、物象诗的开掘与创造
在抒情诗之外,于坚还为当代诗歌贡献了一类特别“物象”的诗.具体来说就是,将看似最无诗意的物事作为诗歌写作的主题,创造出一系列出人意表的诗歌杰作.《啤酒瓶盖》（1992）、《速度》（1999）、《塑料袋》（2002）、《玻璃》（2007）、《主编》（2007）、《大厦》（2008）《行军床》（2010）、《黄昏时分的黑啤酒瓶》（2010）等,都属此类诗中的代表.
上述这些诗作并非简单地借用一些很难入诗的事物之名称,而是诗人对这些事物本身进行正面的书写,借用战争的术语说,是在诗歌创作上所展开的几次正面“强攻”,打下的几场漂亮的“攻坚战”和“歼灭战”.这些诗中的几乎每一首,诗人都写得强悍有力、新意迭出,以物说事、借题发挥,充满幽默、反讽和高度的戏剧性.它们不仅为现代汉语诗歌贡献了独特的叙事、审美与想象,而且直接拉抻和拓展了汉语诗歌的写作能力.
虽然物象诗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由来已久,但是于坚的这类诗作,能将物象作如此之开掘与拓宽,还是会让人有“在高手之下无物不能入诗”之叹.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于坚的这些“物象”诗为当代汉语诗歌开掘和创造了一个新的诗歌“类型”,也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确立了一个典范.
其实,于坚的这种自我的试炼与挑战,早已在更宽的范围里进行了.他从上世纪90年始直到最近一直在陆续写着的“事件”系列诗作中,就有这样的实践和努力,比如,关于“铺路”、“停电”、“装修”……就是如此.
四、致意之作的扎根与变体
除了上述两类诗作,于坚的一些致敬之作也写得别有特色.《比利·乔或杰克逊》（1990）、《读弗罗斯特》（1990）、《伊曼努尔·康德》（1992）、《弗兰茨·卡夫卡》（1993）、《文森特·凡高》（1994）、《读伦勃兰晚年的一幅肖像有感》（2006）、《悼迈克尔·杰克逊》（2009）、《读<博尔赫斯诗选>》（2010）等,都是其中出色的代表.笔者曾在别处简单谈到过中国当代诗歌中的致敬诗现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川的《杜甫》、王家新的《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多多的《1988年2月11日——纪念普拉斯》《它们——纪念西尔维娅·普拉斯》、黄灿然的《杜甫》《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歌》等等,大都写得肃穆沉郁,只有海子的《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梭罗这人有脑子》写得或亲切,或幽默.[5]在这个写作“传统”中,于坚的起步不算最早,却写得最为摇曳多姿,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个场域.
可作为鲜明的对照的,是《罗家生》（1982）、《送朱小羊赴新疆》（1983）、《尚义街6号》（1985）、《有朋自远方来——赠丁当》（1985）、《在冬天的花园里点火》（2010）等许多作品,写诗人生活中的朋友和同行的诗作.这类作品,所写多为平凡人——至少是还没有获得历史性承认,有别于上述杜甫、康德、卡夫卡等人物的.于坚的诗之所以写到这些人,除了与这些朋友的交谊构成了他诗歌写作的素材,还有更重要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赋予日常生活以神性.在他看来,那种“以为神圣的东西就是要用所谓神性的语言来写”的观念,是“观念神性”,而他的写作“不是观念神性”.于坚说,“我的升华不是赋予这些人物神性的观念,而是通过对他们的命名,通过汉字本身的力量,让他们具有神性.比如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它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但是汪伦因此而不朽.把‘汪伦’这两个字写到诗里面,本身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它依靠的是语言本身的力量.如果你写的诗是将要不朽的,那么这个人也跟着你的诗成为神仙.”[6]如此诗歌观念与实践,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而在三十年前,却几乎是破天荒的.这一点,既显示出于坚作为一个诗人的远见,也足见他的先锋与超前.
说到这里,似乎也应当提一下于坚最近两部诗集的名字：《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和《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前者的书名,也即“彼何人斯”,乍看出自《诗经》,实则与于坚该诗集中的一首诗作同名.这首诗的开头两行这样写道：“彼何人斯 永居镜中 模仿着我 惟妙惟肖/是否也叫于坚 是否知道我藏在镜子后面的秘密”.[7]不难看出,这里的“彼何人斯”,其实是借用《诗经》中的话来自问.放大到整部诗集就是：那究竟是什么人呀？这些都是谁写的啊？对读者来说,镜中的于坚还是于坚,正如诗中所写仍是于坚所思所想、所见所闻一样.另一部诗集的书名《我述说你所见》,同样出自其中的一首诗——《读伦勃兰晚年的一幅肖像画》的最后一句.在那里,伦勃兰也对着镜子,“抹开一脸的肥皂沫/他自己对自己说/我述说你所见”[8].如此看来,所谓“我述说你所见”,其实还是“我述说我所见”,或者“你述说你所见”.也就是说,两部诗集所强调的,都是对自身见闻的述说与表达.
五、作为重头戏的“综合之诗”
在上述两类写人致意的诗中,具有居间性质的,或许要算《在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家中谈论诗歌》（2009）、《致西班牙诗人Emilio Arauxo》（2010）、《在曼斯菲尔德山上写诗》（2010）、《听诗人安妮·沃尔德曼朗诵》（2008,2011）等诗作.在这些诗中,所写对象大都为著名（哪怕对于个别诗人,我们并不熟知）、却并非遥不可及（至少对于作者来说是如此）的前辈或差不多年龄相当的国外同行.在《读弗罗斯特》等诗中写及的人物,诗人只能在文字中遭遇他们；在《在托马斯·特郎斯特罗姆家中谈论诗歌》等诗中写到的人物,作者则能够与之有面对面地接触和相处.因此,这些写作对象既是同行和前辈,又是现实中的友人.
不知是否与诗人的年龄和自信的增长有关,在新世纪以降的这类诗中,我们愈来愈见出于坚那种恣情洋溢、亦庄亦谐、大开大阖、率意挥洒的“疯魔”气度.不信请看《听诗人安妮·沃尔德曼朗诵》中的部分诗行：
女巫的咒语刚刚从岩穴涌出 就被进口闪光灯打蜡抛光
调节成低音 丧失了汹涌澎湃的细节 一片被彬彬有礼堵住的
大海 她声嘶力竭 仿佛一个正在用哑语表演的小丑
拖着自己的声带爬过水泥台上的红地毯 人们发愣 不解其意
从东方到西方 这世界正在大兴土木 拆掉大地 建造住院部
她必须疯狂 她必须惨叫 她必须乱咬 她必须披头散发
她必须点一把火 塞进自己的喉结……[9]
其中充满“狂欢”的意味——准确地说,不是狂欢,而是蓝调的迷醉,声音的舞场.于坚曾在文章中谈到他对蓝调的喜欢和理解（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他为什么喜欢摇滚和杰克逊）[10],谈到阅读惠特曼、金斯堡等诗人对他的影响,谈到在诗中令他着迷的是“声音”.对于诗人,上述这些诗行、进而整个这类诗当中,语词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由“语词、音节所换气的场”才是决定性的.[11]
由于写作上的恣意、信笔和即兴性,于坚近年来的此类诗作大有“越界”而向他的更具个人化特点的——根据笔者不够准确的概括——“综合的诗”转变或靠近的性质.
何谓“综合的诗”？在笔者看来,简言之就是,综合了抒情与叙事、正经与反讽、严肃与戏谑,实现了虚实相间、综合杂糅、此起彼伏、奏鸣与喧闹并起而又不失于混乱的声部丰富、体格相比之下显得庞大的诗.其中的代表当然是前面提到的《O档案》和《飞行》.
这两首长诗看似横空出世,其实并非什么天外来客,更不是诗人超常发挥、妙手偶得的结果.这一点,只消看一看于坚贯穿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所写的“事件”系列作品,就不难明白.
从1980年代后期的《事件：风》（1988）《事件：心灵的寓所》（1988）、《事件：寻找荒原》（1989）,到1990年代的《事件：铺路》（1990）、《事件：停电》（1991）、《事件：谈话》（1992）、《事件：诞生》（1992）、《事件：写作》（1994）、《事件：装修》（1995）、《事件：棕榈之死》（1995）、《事件：挖掘》（1996）、《事件：结婚》（1997）、《事件：翘起的地板》（1999）……我们看到,于坚在诗歌的体量（巨大）、内容（驳杂）和写作形式（正话正说、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反话反说……总之,将一本正经与插科打诨杂糅）上,已有诸多“操练”、积累和经验.它们可说是《O档案》和《飞行》的“同类”、“族人”,乃至“队友”.这些综合的诗,最具于坚的风格与特点,也最能体现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抱负与腕力.同时,这些诗也堪称当代汉语诗歌中复调写作的典范.这类诗作,在许多诗人那里,能够偶尔为之,就算非常不错了,可是于坚生生地使之成为了他的写作常态.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中,也多有不凡的表现.《事件：开会》（2007）、《他是诗人》（2007,2010）、《火锅行》（2007,2011）、《城中村》（2007）、《网》（2008）、《拉拉》（2009）、《戈布丁》（2009,2011）等,既是出色的代表,也是他创作实力的明证.
六、结语
以上对于坚具有明显倾向的四类代表性诗作的归纳和梳理,难免有所遗漏.比如对一些难以归类的杰作,苦心经营多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多有创树的《便条集》[12]和《距蹼》（1999—2012）等就没有论及；同时,也没有对于坚的创作艺术和风格特色（比如嬉皮、幽默等,现代汉语诗歌中比较稀缺的品质）进行讨论.更不用说,如此归类有粗糙、甚至粗暴之嫌.虽则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借此较为方便地看到,于坚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多方面的贡献.一个当代诗人,能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贡献出杰作,都可以在诗坛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更不用说,于坚在几个方面均有开拓性的实践与建树.如果想到他同时在先锋戏剧、散文和摄影上也有卓越的表现,对他的综合评定,应该更高.
然而,于坚的“野心”并不在于占据诗坛或者别的什么坛的一席之地.他早就说过,他的梦想是“写出不朽的作品,是在我这一代人中成为经典作品封面上的名字”.[13]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出色、优秀……而是不朽.哪怕他的抒情诗由于其鲜明的叙事性,有意地以叙事来书写个体化的生命经验,压低抒情的音高,早已成为这个时代同类作品的一个基准；他的物象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拓荒的性质；他的致敬之作形态丰富,别开生面；他的“综合之诗”融合了感性与思想、严肃与戏谑,呈现为蓝调式的音声狂欢……
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为这个时代实现真正的命名,才是于坚的雄心所在.这一点,其实他已经实现.现在他所做的,只是以自身的写作不断强化和饱满它,使之成为一个更为鲜明稳靠和难以撼动的传统.的确,于坚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传统,也在书写当代汉语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由他开放性的写作所建构,似乎也要经由他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获得完成.
注 释
[1]转引自沈奇：《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O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2]参见《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3]差不多20年过去了,“蓝星诗库”陆续出版了近20种,可是“口语”派的诗人,似乎只有于坚一位.即便算上后来出版的《杨克的诗》,也只有两位,近乎点缀.无独有偶的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于新世纪之初（2001年9月到12月）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开设的“近年诗歌选读”课程上,师生们所选取讨论的当代十四位诗人中,“口语派”和“民间派”的诗人,也只有韩东和于坚两位.其中意味,值得深思.参见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及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沈奇：《飞行的高度——论于坚从<O档案>到<飞行>的诗学价值》,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5]宋宁刚：《语言与思想之间》,西安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08页.
[6]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7]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8]于坚：《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9]于坚：《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202页.
[10]于坚：《还乡的可能性：从诗的蓝调开始》,见《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5-43页.
[11]于坚：《从垮掉到疲脱》,见《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1页.
[12]“便条集”的名称也是于坚的一大创造.虽然美国诗人W.C.威廉斯写了流传广泛的《便条》一诗,但是在中国诗人于坚这里,“便条”才作为一种写作样式得到真正的充实,并以一部丰厚的诗集完成了这一具有命名性质的指称.
[13]于坚：《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棕皮手记·自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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