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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论文参考文献：
印度《拉贾摩汉的妻子》中的英国小说元素
张 玮
（安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 《拉贾摩汉的妻子》是印度人创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说,作品连载发表,借用哥特小说元素增加作品吸引力,采用现实主义风格表现新兴印度中产阶层及其生活.本文从章节式文本构成、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现实主义色彩的人物形象等角度,分析作品英国小说元素的应用和功能.文章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的影响下创作完成的,它通过借鉴、模仿西方的写作方法成功地将小说形式引入印度文学,对以后的印度英语小说创作都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拉贾摩汉的妻子》；印度英语小说；维多利亚时期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3-0052-05
1864年,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 1838—1894）的小说《拉贾摩汉的妻子》（Rajmohan´s Wife）发表在周刊《印度园地》（Indian Field）上,这是印度人用英语写作的第一部小说.
般吉姆是印度近代小说的奠基者,著名的孟加拉语作家,他的孟加拉语小说至今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般吉姆是第一位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人,他在读书期间就喜欢写诗,作品还获过奖.不过,他觉得自己写的诗歌没有新意,就放弃诗歌写作,潜心学习和研读英国当时出版的小说.《拉贾摩汉的妻子》,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英文小说,小说发表后,他就改用孟加拉文写作了.《印度园地》并没存活多久,《拉贾摩汉的妻子》很快也湮没了,般吉姆后来试图用孟加拉文重写这部小说,但只写了前七章就放弃了.1935年,巴那吉（Brajendra Nath Banefji）在翻阅一卷1864年的孟加拉英文报纸装订本时,在里面发现了刊登有《拉贾摩汉的妻子》部分内容（除前三章外）的《印度园地》周刊.巴那吉把遗失的前三章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和新发现的部分一起出版,使小说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现在读者看到的版本,第一章至第三章是以孟加拉文版为基础的英文翻译,第四章至结尾是1864年的原文.目前,这部小说有三个版本：1996年的拉维达雅拉出版社（Ri Dayal Publisher）版,内容包括印度著名文学评论家穆克吉（Meenakshi Mukherjee）撰写的前言、后记和详细的注释.这个版本还收录了1935年版本中巴那吉写的前言,简单介绍小说被重新发现、出版的过程.2009年,拉普出版社（Rapu&Co.）、印度*图书有限公司（Penguin Books Ltd）又分别出版该小说的另外两个版本.
《拉贾摩汉的妻子》是一部通俗小说,故事大意为,拉贾摩汉的妻子玛达吉妮（Matangini）获悉丈夫和地主马杜拉勾结,企图霸占妹夫马德乌的家产.她深夜报信,帮助马德乌阻止他们的阴谋.,玛达吉妮向马德乌吐露爱意,但两人还是守于礼法而分开.玛达吉妮避难误入马杜拉家被关进阁楼,马德乌救出了她.事后,马杜拉自杀,玛达吉妮回到父亲家不久也去世了.印度当代著名英语作家高希（Amit Ghosh）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具有“突出的文学特性”[1]（P87）.有学者认为这部小说不仅是印度的第一部英语小说,也是亚洲第一部英语小说,从语言、文化、民族性和殖民历史角度来看,它都富有魅力.[2] （P99） 《拉贾摩汉的妻子》作为第一部印度英语小说,在文本结构、故事内容和风格上明显地表现出模仿性、探索性和实践性.这部小说满足类型小说可读性强的要求,它所蕴含的现实主义内容也展现出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社会、文化转变.《拉贾摩汉的妻子》既有文学性解读的意义,又具有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下文从小说文本结构、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和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具体追踪作品中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元素的应用表现,并分析其叙事功效.
（一）章节式文本结构
印度是一个故事大国,丰富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也培养了他们讲故事的能力.印度故事旨在寓教于乐,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宣扬宗教思想、道德教化,没有对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方法的要求.维多利亚时期,读者们已经认可小说是虚构的叙事作品,一部好小说需要有好的故事,许多小说家更是把讲一个曲折有趣的故事作为创作的最基本要求.印度作家和英国作家在小说故事要有吸引力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但对于般吉姆来说,从西方舶来的“小说”不同于印度史诗、诗歌等传统文学样式,和古代故事类作品《五卷书》也不一样.印度传统文学的故事结构以枝蔓式为主,拿《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来说,它们在讲述主线故事时,会以插话的形式不断衍生出很多支线故事,这样一来,一是文本篇幅长,二是故事节奏缓慢,这些都不适合现代小说的文本、阅读要求.般吉姆为了使《拉贾摩汉的妻子》更符合小说讲故事的要求,他借鉴英国小说的创作方式,首先在文本构成上进行变革,为叙事方法提供合适的表达方式.
般吉姆简化《拉贾摩汉的妻子》的文本构成,将小说分为23章,每一章篇幅都不长.般吉姆效仿当时英国小说的习惯,给每次连载的章节配上标题,以介绍本章节的主要内容.“每章开头的标题像是客栈大门口的招牌,告诉了读者,他能得到些什么消遣,他如果不喜欢,尽可以跳到下面一章去.”[3]（P24）维多利亚时期最流行的小说出版形式是分期出版,一般是一月一期,后来还出现了一周一期的情况,般吉姆采用每周一期的方式连载《拉贾摩汉的妻子》.这种出版方式要求每一期刊登出来的小说内容要相对完整,还要有冲突、,在连载的章节结束时,要有吸引读者继续关注、期待下一期的悬念.般吉姆为适应小说出版方式和满足小说内容具有吸引力的要求,需要适合的小说类型、叙事方法让小说情节曲折、悬念迭出具有情节剧的特征,以戏剧性抓住读者.
般吉姆使用一些叙事技巧造成张弛的阅读节奏,他采用叙述介入、书信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叙述时间等叙述方法等对故事进行节奏控制和内容取舍.般吉姆在小说中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他灵活地加入书信的形式以调节叙述节奏.在“书信”（A Letter）一节中,马德乌收到律师来信,小说一段写信的内容,接着一段就写马德乌读信的反应,第一、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共同推进故事发展.此外,小说经常使用介入性评论,以“读者啊”等插入形式,打断叙事进程,增加叙事色彩.如,“正如我们的读者在之前的章节中所知晓的那样,马杜拉·高希在与两个妻子的婚姻中,是幸还是不幸,是主人呢还是奴隶或者两者都是.”[4]（P79）读者们已经知道马杜拉有两位妻子,尽管这在当时的印度并不是新鲜事,般吉姆在此用介入性评论,增强小说幽默感以舒缓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担心.再比如,般吉姆用“让我们把场景换一下”[4]（P103）这样的表述,打断上文正在进行的故事,直接跳出来,像导游一样招呼读者进入另一场景.再有：“自从上一章故事以来,已经过去三天了.”这里不仅是种叙述介入,也将故事时间快进,使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产生间隔,让读者充分想象三天没有进食的玛塔吉妮的困难处境,让读者紧张、担忧.
般吉姆吸收了英国小说文本模式,使印度作家摆脱旧框架的束缚,为印度英语小说发展打下基础.
（二）印度化的哥特小说元素
般吉姆为配合小说分期出版、内容具有吸引力的要求,他借鉴英国哥特小说元素进一步加强作品的故事性.哥特小说是18世纪6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一种类型小说,它借助模式化的人物、场景设定、故事套路,通过情节发展制造悬念,给读者带来惊悚、恐怖、神秘等阅读体验.哥特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具有固定的情节元素和故事模式,美妙的自然环境描写（让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配合着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引起读者的恐惧感）,从而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被激起浓厚的阅读兴趣.哥特小说的故事模式大多表现为：在诸如荒野、城堡或修道院等固定场景中,与世隔绝的弱女子要面对强悍之徒的威胁柔弱、对抗强势恶棍,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若隐若现、模糊难测,让人心生恐怖.读者借助女主人公的经历和视角,和她一起遭遇凶杀、暴力、复仇等,体验紧张、恐惧、神秘等情感.哥特小说借助一些共性的模式描写出人性深处隐秘的恐惧和其他难以言说的、或真实或虚构的人性之恶.般吉姆充分利用《拉贾摩汉的妻子》短小、独立的章节结构,借鉴哥特小说的环境叙事元素和类型化故事模式并结合印度自然、文化因素,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古堡、荒野、修道院、密室、暗道等地方是哥特小说传统的环境叙事因素,作者将这些经过陌生化处理之后,“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延长审美感受,生发无穷的恐惧”[5]（P19）,从而带来审美张力.般吉姆借用哥特小说的叙事元素,结合印度社会、自然环境,移花接木地将传统哥特模式中的古堡、井、修道院等场景,因地制宜地被置换为印度乡村的（黑）森林、河和（被锁的）房间,用印度乡村常见的场景达到同样的效果.小说中,玛塔吉妮连夜报信,般吉姆对沿途森林、小径等自然景物做了生动描写,读者害怕吉凶难测的环境,更会对夜幕下单身赶路的弱女子的安危生出牵挂和担忧.在玛塔吉妮躲入河中、放下头发遮蔽自己时,读者既担心她在水里是否安全,又担心万一她被强盗发现后更加危险,随着般吉姆的描写,读者们完全被小说故事情节所吸引,进入一种紧张氛围之中,感情随着女主人公的境遇变化此起彼伏.玛塔吉妮利用黑暗做掩护逃出丈夫的毒手后,却误入阁楼被马杜拉起来,这时候,“阁楼”就像哥特小说中的深山城堡一样,营造出玛塔吉妮与强徒对峙的逼仄环境和紧张气氛.小说既有自然环境描写,也有主人公危险处境带给读者的恐惧和紧张感,般吉姆借助超常想象力和惊悚故事给读者造成强烈的感情冲击.
在故事模式方面,般吉姆用玛达吉妮为主人公,通过她同恶人（拉贾摩汉、马杜拉、强盗）的周旋、对抗、获救而展开故事,利用她的经历带给读者冒险体验.般吉姆为了贴合印度社会情况,将哥特小说中常见的“兄弟相残”主题设置为兄弟遗产（土地）之争,马杜拉勾结强盗企图用暴力从马德乌那里获取不属于自己的遗产,利用人性的恶、贪婪所造成的冲突、仇杀等情节制造出悬疑、恐惧等叙事效果.英国哥特小说讲究用复杂的情节造成悬念以吸引读者,同样,般吉姆利用小说章节安排、叙事策略造成故事悬疑性.如“深夜密谋”（Midnight Plotting）一节的结尾处,玛塔吉妮听到丈夫和强盗的密谋后,般吉姆写强盗们“各自出发去远处的树林,在另一黑暗处再次聚合.玛塔吉妮惊恐、愤怒地瘫坐在地上.”[4]（P36）读到此处,读者们在担心马德乌安危的同时,也好奇玛塔吉妮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而“黑暗的树林”也暗示着危险的环境,让读者又增加了一份紧张感.在“情敌之间”（Between Rival Charmers）一章中,玛达吉妮虽然得到塔拉救助,暂时寄居在她家里,拉贾摩汉上门寻找妻子,塔拉只好让玛达吉妮回家,在章节结尾处,作者写道：“玛达吉妮被告知必须离开,她想到面临的命运时,她的血凝固了.”[4]（P88）尽管读者们都知道玛达吉妮回家后可能的后果,仍然不免担心她的命运.但在随后的一章中,作者转而去写马德乌的情况,延迟解除读者的悬疑,以增加情节张力.
尽管拉什迪（Salman Rushdie）认为《拉贾摩汉的妻子》是“不完善的、低劣、夸张的东西”,但它仍是“一部节奏合理的惊悚小说”[6]（P29）,是一部经过印度化加工的哥特式惊悚小说.时至今日,在印度,英语言情小说、哥特惊悚小说、侦探小说、史诗传奇等类型小说拥有大量读者,这些流行小说也像《拉贾摩汉的妻子》一样,成功地用国外类型小说的“旧瓶”装入当代印度社会、经济、文化新发展的“新酒”.印度英语琪客小说（Chick Fiction）《为比图拉而战》（Battle for Bittora）中,女主人公从加拿大留学回来后,被身为地方政党领袖外婆定为接班人参加竞选.小说描写了印度大选中各种常见的争夺选票的方法,不啻于一本印度大选教科书.
（三）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
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重点在于现实主义描写和塑造复杂的人物”[7]（P39）,维多利亚时期现实主义作品成为小说主流,作家们有着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基础,他们笔下多为与常人较为接近的人物,表现他们在生活中的争斗算计,以新奇的故事带给读者更多快乐.另一方面,小说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叙述方法逐渐成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占主导地位,米勒将此手法称作“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标准常规”[3]（P63）.在第三人称叙述基础上,叙述方法更加多样化,作家能充分、自由地对故事背景、细节等进行周密、全面的描写,以便能创作出深刻、复杂和全面的现实主义小说.
印度传统文学以两大史诗、神话传奇为主,讲述社会历史中帝王、神仙的故事,很少涉及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早期印度英语小说“采用18、19世纪英国小说的模式,尤其是笛福、菲尔丁和司各特的小说”[8]（P107）.英国小说的描写对象开阔了印度英语作家的写作视野,也让他们转而开始描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19世纪以来,印度史诗、诗歌、戏剧等传统文学形式在表现社会发展方面已有很大局限性,现实主义小说一方面适用于表现印度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作品中现实主义描写向广大印度民众暴露英国殖民统治的黑暗,起到教育、唤醒民众的作用.般吉姆敏锐地把握到英国小说的创作倾向,在《拉贾摩汉的妻子》中,通过描写新旧两种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突出了小说的现实意义,使读者得以了解英国殖民统治下人们新型的生活、生产和贸易方式等.
般吉姆在人物塑造方面吸收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经验,人物形象具有典型化、类型化特点,如男主人公马杜拉的性格贪婪,拉贾摩汉则是凶狠、邪恶,玛达吉妮是纤弱、善良的女性.同时,般吉姆还结合当时印度社会现状,将人物身份印度化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人物所蕴含的深层意义,让他们象征着殖民统治下经历变化的印度人,小说中男女形象塑造成新、旧两种类型,通过塑造新型“印度人”,以人物明确突出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来表现印度社会、印度人的变化.
《拉贾摩汉的妻子》中,两位男主人公马德乌、马杜拉分别代表新旧两种印度人（地主）.在“两兄弟”（The Two Cousins）一章中,般吉姆从相貌、穿着、行为举止等方面详细地描写马德乌、马杜拉两人间的差异.马杜拉身材肥胖,衬衫紧绷裹在身上,他浑身戴满金吉祥符、金项链、金纽扣等金质饰物,手指上还戴满戒指,这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印度地主形象.马德乌则相貌英俊,衣着得体却不奢华,只戴了一只戒指,并没有其他饰物.马德乌和马杜拉与祖辈看似一样,都要照料一个大家庭,但“新”“旧”两位地主的家庭氛围却大为不同.小说分别用两章从不同角度描写他们两家的生活情况：马德乌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妻儿,家里还有寡居的婶婶和其他拐弯抹角的亲戚,人多但不杂乱,人人各司其职,家庭事务井然有序；马杜拉家里除了各种亲戚外,还有他的两位妻子,尽管塔拉很贤惠,马杜拉的小妾仍然会找出各种理由挑起明争暗斗,造成家庭矛盾.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新、旧印度大家庭的对比,从侧面展现了印度社会的变化.由于马德乌在加尔各答接受了西式教育,他在那里还有生意.马杜拉认为马德乌说的所谓生意,不过就是骑着新买的马、坐着新马车,在城里到处游荡,和英国朋友喝酒享乐、挥金如土,他认为西式教育、“喝点洋墨水就让兄弟变成热情的老爷（sahib）了.”[4]?（P10）“sahib”来自阿拉伯语,在印度的乌尔都语、马拉提语、孟加拉语等地方语种里都有这个词语,它还成为英语外来词,指的就是在印度（英国殖民地）的英国人和欧洲人,后来,它也指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在殖民政府工作的印度人.被“老爷”化的马德乌表面看来是被英国教育改变了,实则是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人、印度社会潜移默化改变的具体表现.除外貌上的差别外,马德乌和马杜拉“新”“旧”印度地主在本质上的区别,还体现在两人对待女性态度截然不同.他们路遇外出取水的玛塔吉妮时,马德乌没有过多打量她,更没对她评头论足,而马杜拉却向他打听玛塔吉妮,还借机向马德乌打听其他女性.同样,马杜拉这样的旧式地主才会为霸占遗产去勾结强盗做出抢劫、绑架的行径.最后,强盗受到法律惩罚,马杜拉自杀了,毫无疑问,他如果不自杀,也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位老式地主用陈旧的方式获取利益的做法失败了,他的结局也表明新制度、新规则已经形成并发挥起作用.如果说马杜拉象征着传统的、父权制的、暴力的旧势力,马德乌则是理性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印度人,这也正是般吉姆所肯定、宣传的新印度人形象.
《拉贾摩汉的妻子》中玛塔吉妮、塔拉等女性形象具有鲜活,同样也象征着“新”“旧”人物类型.在玛塔吉妮身上,“新”（品格）“旧”（外表）兼而有之.玛塔吉妮并不缺乏印度传统女性之美,她在外貌上符合对女性传统的审美标准：脸庞圆润,相貌端庄；她性格温和,恪守妇道,像其他女性一样待在家里,轻易不出院门.但在温顺的外表下,玛塔吉妮却有显示出不屈的个性：她不顾危险,只身深夜报信,还大胆向马德乌直陈爱意；马杜拉囚禁她、不给她食物,她并没屈服,反而将此当作反抗方式.玛达吉妮的行为有着多重意义：第一,维护正义.即使是自己的丈夫做出不法行为,她也大义灭亲,不姑息.这种建立在西方法律意识上的是非观,和印度传统文化中的“正法”（Dharma）观有类似的地方,玛塔吉妮不唯夫命是从,也维护了印度人所坚持的正法；第二,敢于行动.她为了亲人、爱人的安危,毅然踏出家门,除了显而易见的危险外,她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对丈夫的背叛,她的婚姻、家庭因而岌岌可危；第三,维护女性尊严.她在走投无路之际,既没求助于不敢面对自己感情的马德乌,也不屈从于乘人之危的马杜拉,最终回到父亲家里,独自面对行动后果.在般吉姆笔下,玛达吉妮是立体的“人”,她不再是印度传统女性悉达、沙恭达罗那样哭啼着向男性求助的女人,在她同样美丽的外表下,蕴含着新女性独立、勇敢和坚强的个性,“在所有印度英语小说中,很少有女性像玛塔吉妮那样打动我们,……她的勇气、独立和热情,不仅是她个人特点,也是形成中的印度民族的特点.”[2]（P100）尽管塔拉的形象着墨不多,但也个性突出.她和玛达吉妮一样,背叛行为不端、不义的丈夫,支持正义.在家庭事务上,面对丈夫宠爱小夫人的做法,她心里失望的同时,却努力维持家庭和睦,不和小夫人发生冲突.面对有家难回的玛塔吉妮,她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被丈夫赶出家门的玛塔吉妮肯错了事,她以同情、仁爱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妥善安置玛达吉妮.
般吉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新”“旧”两种印度人,既写了像马德乌这样新兴的印度中产阶层,表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现代精神和理性意识.小说也塑造了落后、守旧的地主马杜拉,通过他揭示人性中对财富、美色的贪欲.小说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形象,侧面表现了19世纪印度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人和事,向读者展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的印度.
般吉姆说过：“模仿是进步的法则,没有借鉴,谁也不能取得进步”[2]（P87）,可以说,他就是在借鉴、模仿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拉贾摩汉的妻子》.小说从文本结构、叙事元素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英国小说的影响因素,正是般吉姆的尝试才将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引入印度文学,促使印度各地方语种的作家纷纷开始小说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更多地被印度读者所熟悉,印度英语小说（和其他语种小说）担负起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鼓动作用.般吉姆“洋为印用”式的写作态度和写作实践,为其他印度英语作家开拓写作思路、写作技法指出可行之路.今日的读者再次阅读《拉贾摩汉的妻子》时,在感受般吉姆所营造的惊险、浪漫的故事氛围之外,也可以了解印度英语小说的发展、变化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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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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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结论，该文是关于妻子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拉贾摩汉的妻子》和英国小说元素和印度相关妻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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