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与其影响,本文是党政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政党和巴基斯坦和政治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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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基斯坦自２００８年军人政权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之后,化进程持续发展,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当前,巴基斯坦初次出现了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人民党和正义运动党三足鼎立的政党格局,政党的地方化明显,但巴基斯坦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些与巴基斯坦军人多次干政、家族政治传统、聚居型多民族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动有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华友好是巴基斯坦各主要政党的共识,无论巴政党格局如何演变,中巴友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巴政党政治的动荡无疑会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进程和效率.
关键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特点;成因;影响
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建设的战略支点国,“中巴经济走廊”更是被王毅外长誉为“一带一路”交响乐中的“第一乐章”.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是影响其外交的重要因素.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样都选择了议会制政体,然而印度一直被誉为亚洲的橱窗,而巴基斯坦却被视为国家失败的典型案例① .特别是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巴基斯坦举行大选后,其政党政治版图大为改观,因此,在我们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在巴的实施时,需充分把握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以便为我国的外交决策和海外利益维护提供参考.
一、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政党政治起步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建立了政党,１９４７年独立后采取了议会制政体.但由于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环境,巴基斯坦政党政治发展曲折缓慢,在经历了７０余年的发展后,目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政党竞争格局由“两强争霸”走向“三足鼎立”①.巴基斯坦政党数量众多,但是能够长期存在、且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很少,主要是穆斯林联盟和人民党.２０１８年大选以前的所有民选政府,主要由这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独立初期的近十年中,几乎是穆盟独大②,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４年穆盟在联邦和各地一直都是执政党③.在第二个政党政府时期(１９７０－１９７７),人民党取代穆盟成为主导党,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７年的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过半数的议席,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第三个政党政府时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９),由人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联盟)和穆斯林联盟(及其领导的伊斯兰联盟)交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分别两度上台执政,形成了巴基斯坦的两大党制④.在第四个政党政府时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巴基斯坦政党多极互动的趋势有所加强,不过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仍然作为议会大党轮流执政.２００８年,人民党以议会第一大党的资格组建联合政府,完成了五年任期.２０１３年穆盟(谢)则以大大超过半数的议席获单独组阁权,也成功任期到届满.
然而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大选中,由巴基斯坦前明星板球队长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崛起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联合其他小党成功组建联合政府,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穆盟和人民党轮流坐庄的格局,使巴基斯坦的政党竞争格局开始由“两强争霸”向“三足鼎立”过渡.本次大选中,正义运动党总计获得１５１个席位,位居第一;原执政党穆盟(谢)惨败,只获得了８１个议席,退居第二位;人民党获５４个议席居第三⑤.三党所获议席占国民议会３４２个议席的８３％,基本掌控了巴基斯坦政局的走向.从得票率看,正义运动党由２０１３年的不足１７％上升到３２％,而穆盟(谢)和人民党的得票率则分别从原先的３３％和１５％下降到２４％、１３％⑥.此外,在同期举行的各省议会选举中,正义运动党也表现不俗,是唯一一个在四省议会中都取得了席位的政党.在人口和经济大省旁遮普省,该党获得２９７个竞选议席中的１２３席,仅次于穆盟(谢)的１２９席,并成功联合其他政党在该省执政,取代了穆盟(谢)在该省的主导地位.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图省,继上届联合执政后,这次正义运动党乘胜获得了可单独执政所需的过半数议席.在信德省,正义运动党所获不及人民党,但却超过了一直在该省根基稳固的统一民族运动党,跃居第二位.在俾路支省,政党竞争格局持续分散,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但正义运动党也能获得４个议席⑦.此外,在巴基斯坦的联邦部落地区,正义运动党也击败伊斯兰促进会等宗教政党,成为主要的力量⑧.由此可见,此次选举中,正义运动党是最大的赢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支持,展示了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党的新气象,直接挑战了两大传统政党的主导性地位.
第二,政党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巴基斯坦政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地域性”而非“全国性”的,多以特定的地域和族群为支柱,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建国政党穆斯林联盟的传统基地是巴基斯坦的核心地域———旁遮普省,代表旁遮普省的大地主和工商业贵族的利益.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创建的人民党主要在信德省影响广泛,维护信德人的权益.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党(１９９７年改名为统一民族运动党)仅在信德省的卡拉奇、海德拉巴等城市比较活跃.瓦利汗领导的人民民族党只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普什图族人聚居区具有显著的号召力,俾路支民族党也主要在俾路支省开展活动①.巴基斯坦政党的地方化在最近三次全国大选中都能得到清晰的展示.２００８年穆盟(谢)获得的９２个议席中８９％来自旁遮普省,在西北边境省只获４席,俾路支省仅获１席,在信德省一个席位都没拿到;人民民族党所获１３个议席全部来自西北边境省,统一民族运动党的２５席全部来自信德省,俾路支民族党仅有的１席也来自俾路支省②.２０１３年穆盟(谢)继续获得了分配给旁遮普省９０％的国民议席,而人民党几乎所有的议席都来自信德省;统一民族运动党依旧从卡拉奇市获得了９８％的选票,拿到了卡拉奇市能够产生的全部１８个议席;正义运动党所获的议席中也有一半来自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这一由不同的政党控制不同省份的现象,被学者普遍解读为巴基斯坦政治地方化的趋势在延续③.刚刚结束的２０１８年大选,尽管政党力量对比变化显著,但政党的地方化特征依旧明显,穆盟(谢)和人民党继续依赖旁遮普和信德省的支持,正义运动党的大量席位则来自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旁遮普省两地,统一民族运动党、俾路支民族党仍然仅从卡拉奇市和俾路支省拿到了有限的几个议席.
第三,巴基斯坦政党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但是政党本身的制度化水平普遍较低.首先表现为政党的组织建设较为薄弱.在形式上,主要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党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包括党主席、秘书长、党的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议会委员会议等,并设有财政、教育、信息、妇女、青年、劳工、法律等不同领域的专业部门机构,地方上也设立了基层组织.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政党组织形同虚设,无论在还是地方层面,大多数政党都依赖少数魅力型领袖的指挥和领导,造成政党的个人化和家族化④现象十分严重.穆斯林联盟(谢)基本由谢里夫家族掌控,人民党被视为布托家族的私有财产,正义运动党也是板球明星伊姆兰汗的个人产物.一旦政党领导人去世或失势,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随之衰落,２００７年贝布托遇难带来人民党的发展颓势即是证明⑤;２０１７年谢里夫被取消总理职位继而在今年大选前被捕判刑,结果造成穆盟(谢)的惨败也是例证.其次,政党派系分化严重,党内凝聚力差.穆盟前后经历多次分裂,目前仍有谢里夫派、领袖派、机能派、志同道合派等活跃在政坛上;人民党也有议会党团派、谢尔帕奥派、贾托依派之分;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统一民族运动党、俾路支民族党等也存在着不同的派系.再次,政党内部普遍缺乏,缺少纪律性.至今除伊斯兰促进会、人民民族党和正义运动党以外,包括人民党和穆盟在内的大多数政党都没有认真举行党内选举,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是由上级指定产生,党组织权力体系高度集中.由于缺少机制,底层普通党员难以晋升,因而党员忠诚度很低,党员脱党和叛党现象层出不穷①.尤其在选举前后,为增加个人胜选机率而跳党和叛党的现象经常发生.本届大选前夕,就有多位人民党高层成员和穆盟(谢)成员纷纷倒戈,加入到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正义运动党阵营中②.
二、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特点的成因
一国政党政治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受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呈现上述特点,与其军人多次干政的历史、封建家族政治传统、聚居型多民族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动有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频繁的军人干政导致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进程被打断,使政党通向制度化建设的道路被阻隔,这是造成巴基斯坦政党制度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直接原因.１９４７年建国后,巴基斯坦先后发生三次军事政变(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９９年),出现四次军人执政.军人政权对政党政治没有好感,排斥政党,致使政党发展连续遭遇几个空白期.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９年、１９７９年,米扎尔总统、阿尤布汗将军、叶海亚汗将军、齐亚哈克将军先后四次宣布废除宪法,明确禁止政党活动,使巴基斯坦政党一直在重建、分裂、合并、解散、消亡的低级阶段徘徊,严重发育不良③.军人统治者还多次通过操控立法,以各种规定限制政党活动,如１９６２年阿尤布汗推动国民议会通过?政党法?,允许政党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活动,但却通过“选举团体资格取消令”控制政治家的活动.１９７９年齐亚哈克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政党法,要求巴基斯坦所有政党必须将本党的经费来源和支出以及出版物在选举委员会进行登记,未获登记的政党不得举行政治活动④,人民党因未能登记而被禁止活动.２００２年穆沙拉夫颁布?政党令?以取代１９６２年的?政党法?,其中规定禁止政党从企业、公司、以及外国政府获得资助⑤.在参加竞选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多数政党不得不寻求个人捐赠,向富裕权势阶层大开方便之门,使大量并不关心政党建设的成员进入党内,其结果就是政党内部凝聚力的削弱和政党决策自主性的丧失.
此外,即使在民选政府时期,军队对政治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因此无论是竞选期间还是执政之后,任何政党都必须谨慎处理好与军方的关系.若能够与军方和谐相处,政党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和执政的稳定性都会增加,若不能与军方相互协调甚至挑战军队的权威,则会给政党的执政带来风险和困难.１９９９年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被时任陆军参谋长穆沙拉夫赶表明,如果执政党不懂得尊重军方的利益,极有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命运.２０１１年“备忘录门”① 事件爆发,人民党政府与军方产生冲突,一时间处在政治危机的边缘,最终政府软化立场并表示接受司法调查,才使得人民党能够继续完成剩余任期.同样,２０１３年谢里夫领导的穆盟第三次上台执政后仅一年时间,便遭遇以正义运动党为首的大规模运动,使巴基斯坦局势一度岌岌可危,最终军方介入调停,持续数月的危机得以平息.可见,在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军队仍扮演着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
其次,巴基斯坦仍然盛行的封建家族政治传统也影响了政党的制度化发展.由于巴基斯坦是和平建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发生自下而上的社会经济革命,尽管军人统治者和文官政府都推行过土地改革,但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现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农村地区,大量的封建地主仍然存在,他们往往与某一大家族联系在一起,全面掌控着一方地域上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政党要在选举中获得支持,就不得不依赖于这些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大家族②,从而使政党与家族结合,造成政党的家族化特征格外明显.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依赖于某个政治家族有助于扩大自身影响力,获得更广泛的支持.穆斯林联盟(谢)和人民党能够成为巴政坛的常青树,与其同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的结合密不可分.成千上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出于生存需要必须按照这些封建地主家族的意愿去,从而确立了两大党的主导地位.但是封建家族政治也阻碍了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发展.一方面,带有浓厚家族色彩的政党被某些家族成员当作自己的家族事业来经营,排斥家族以外的其他成员③,导致政党组织弱化,政党内部机制被架空,而党内其他精英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倒戈、另立门户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政党凝聚力不强、分裂不断,始终处于低制度化水平.另一方面,政党被家族政治绑架,成为维护少数家族利益的工具,政党腐败层出不穷,损害了政党的合法性,使巴基斯坦社会对政党普遍缺乏好感.根据国际与选举援助协会一份调查显示,在南亚地区国家中,巴基斯坦民众对作为政治载体的政党的信任率最低④.
再次,聚居型的多民族结构使巴基斯坦政党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化特征.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有旁遮普人、信德人、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四个主要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主要的民族和地区分布一致,使巴基斯坦呈现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⑤的特点.其中,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旁遮普人是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主要居住在旁遮普省;占全国人口１８％的信德人主要居住在信德省;占全国人口１１％的普什图人主要居住在西北边境省(２０１０年更名为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一部分居住在旁遮普省和卡拉奇;人口较少的俾路支人主要居住在俾路支省和信德省.这种鲜明的民族和地域分野既是巴基斯坦社会的分割线,也构成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分界线.更重要的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选民之间的族群差异往往会激发起本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促使选民根据自己的族群身份来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偏好,并在选举中支持代表自己族群利益的政党.与此同时,具有明显族群特征的政党也会在职务任命、政策制定、公共福利等方面向本地域和本民族倾斜,从而形成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规律性模式和稳定的政治认同.作为代表旁遮普人和信德人利益的政党,穆盟和人民党为了迎合本地的选民,稳住自己的票仓,在上台后都不遗余力地将国家资源输送到自己的大本营,从而建立了稳固的政治基地.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在旁遮普的深耕尤其明显.１９９７年谢里夫第二次在联邦执政后,就任命了大量的旁遮普人为国家公职人员,并将大量的发展资金投向旁遮普省,包括拉合尔机场的新航站楼、伊斯兰堡至白沙瓦的高速公路等①.２００８年穆盟(谢)为了与在执政的人民党争夺民心,在旁遮普省专门实施了总计约２２０亿卢比的食品援助计划以及针对穷人的便宜面包项目.结果,旁遮普人对国家事务的长期主导和旁遮普经济发展水平的领先,引起了其他落后地区民族的强烈不满,促使其他各省的族群纷纷联合起来,从而滋生了大量的地方性政党②,穆哈吉尔民族运动党、人民民族党、俾路支民族党都是其中的代表.那些在政治经济方面比较边缘化的民众在这些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民族主义的纽带团结起来,并以参与和支持政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进而塑造了巴基斯坦政党的地方化.
最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动促使巴基斯坦政党格局发生改变.近年来,伴随着巴基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和金融、电信、法律、医疗、教育服务、媒体及非政府组织等行业的兴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崛起③.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巴基斯坦中产阶级的比例已经占到总人口的３５％左右④.加上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城市中产阶级群体扩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群体规模的扩大使中产阶级的政治自主性日益增强,他们日渐不满于被家族政治绑架的传统政治格局.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年轻一代的数量也大规模增长⑤,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参与和对政治的追求也表现得更为强烈.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年轻一代在政治上的诉求,从根本上动摇了由两大家族政党主导的政党竞争格局.２０１８年大选,正义运动党脱颖而出,成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并在联邦和三个省都组建政府,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非两大传统政党执政的局面.自１９９６年成立后,正义运动党经历了多选的洗礼,在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的大选中一个席位都没得到,２００２大选中也只获得了１个议席,但是２０１３年大选中获得３５席,一举跃升为议会第三大党,开始展现出影响力.正义运动党在十余年内成功崛起,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该党致力于“”和“改革”的形象受到了广大选民尤其是年轻群体、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欢迎.建国后,巴基斯坦长期被穆盟代表的谢里夫家族和人民党代表的布托家族控制,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贪污、腐败现象都层出不穷.贝布托政府两次被时任总统解散,理由都是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她本人和其丈夫扎尔达里都因腐败和滥用职权被判.谢里夫家族也不例外,２０１７年７月因贪腐问题被最高法院取消总理职位,本次大选前与其女儿共同被逮捕,并分别被判处１０年、７年.到处蔓延的腐败现象严重阻滞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机构的稳定运行,民众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年轻选民对此感到不满,他们厌倦了那些传统的“候选人”①,希望新的政治力量为巴基斯坦社会带来改变.而以反家族统治、败为旗号投身政治活动的伊姆兰汗及其领导的正义运动党的“反现状”特征,恰好满足了这一群体的需要.伊姆兰汗建设“新巴基斯坦”② 的政治理念,对于唤起该国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感到幻灭的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的与干劲更是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据巴基斯坦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刊?黎明报?在大选前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正义运动党在１８至２９岁的选民中支持率高达７２％,在３０至４４岁的选民中也达到了６８％③.这一支持最终帮助正义运动党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形成与两大党抗衡的局面.
三、巴基斯坦政党格局变化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前景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行的政府总理选举中,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获得１７６名议员支持,击败穆盟(谢)领导人夏巴兹谢里夫④,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８月１８日,在马姆努恩侯赛因总统的主持下,伊姆兰汗宣誓就任巴基斯坦第２２任总理;２０日,新一届政府中的１６位部长在总统府宣誓就职⑤.伊姆兰汗就任总理和各部部长就职标志着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正式履新,其内外政策走向备受多方瞩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推进五周年之际,巴基斯坦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会受到何种影响,成为我国迫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基斯坦各政党在对华友好方面表现出了高度共识.主要执政党中,无论穆斯林联盟还是人民党都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两党执政期间均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与合作,致力于推动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近五年来,“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对这一有助于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能为巴基斯坦带来巨大利益的项目,以穆盟(谢)和人民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纷纷积极表态,拥护走廊建设,支持中巴双方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强合作.但是在主流支持态度以外,也存在少数质疑和反对声音⑥,特别是自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实施阶段以来,巴基斯坦出现了由极少数在野党、少数族群制造的论调和行径.恰在此时,作为非传统力量代表、号召变革的正义运动党异军突起,并于２０１４年发动规模浩大的反政府游行,不仅使巴基斯坦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还使得主席访巴日程推迟,进而影响到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①.此外,正义运动党还一度明确表示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与现任政府存在分歧,因此本届大选前后,随着正义运动党在选举中获得领先优势,更引发了诸如“大选结果变天,巴铁能否依旧”的猜测和担忧.
如今,巴基斯坦政党格局发生明显转变,两大传统政党无一能在执政,曾经对走廊建设表示质疑的正义运动党成功实现了从反对党到执政党身份的转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会面临新的挑战吗? 观察正义运动党的选举纲领及其在选举前后的种种行动和表态可以发现,正义运动党的上台并不意味着中巴关系的转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亦不会出现方向性的调整.首先,中巴友好是巴基斯坦全国的共识.巴基斯坦独立七十多年的发展显示,不管其国内政局如何起伏变化,中巴友好都一如既往②.正义运动党也十分重视对华关系.２０１８年初,伊姆兰汗在会见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时指出:“中国是巴基斯坦真正的朋友,对华友好是全巴共识.”③ 在胜选后的演讲中,伊姆兰汗也将中国放在其外交政策的首位,并提出要巩固和发展中巴战略关系.其次,伊姆兰汗在胜选演讲中继续强调要向中国学习,重视中国的治理经验,将中国视为发展的楷模,多次表示要借鉴中国的和扶贫福利政策.最后,伊姆兰汗明确表示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认同“一带一路”合作理念,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给巴基斯坦的发展带来机遇④.实际上,早期正义运动党的批判声音并非出于反对走廊计划本身,而是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被人为地倾向了旁遮普省,而正义运动党执政的开普省等其他省份被忽视和牺牲.正如伊姆兰汗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与时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的谈话中所表示的,对走廊建设的分歧只是针对谢里夫政府,并非针对中国⑤.两个月后伊姆兰汗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该项目将给巴基斯坦带来繁荣,整个巴基斯坦都将受益于此,希望通过走廊建设振兴国家,造福子孙后代⑥.正义运动党本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也提出将推进走廊建设,转变合作模式,引进中国知识与技术,扩大本地企业参与,助力本国经济增长⑦.另外,在其执政百日计划中,伊姆兰汗明确指出,新政府将推动走廊从偏重基础设施建设升级为真正的经济走廊,进而成为“巴基斯坦经济的游戏改变者”,全方位密切与中国的双向经济联系,确保巴基斯坦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稳健增长⑧.因此可以说,正义运动党上台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非但不会转向,还将得以持续推进.
从政党政治的视角来看,当前巴基斯坦政局的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巴关系,然而可能会影响到走廊建设的进程和效率.首先,正义运动党的执政具有不确定性.此次大选结果推迟公布,几乎所有大选失败的政党均指责此次大选存在不规范甚至被操控的情况,宗教政党联盟“联合行动同盟”甚至号召其他政党共同抵制国民议会就职仪式.而且,即使正义运动党顺利成为执政党,在议会中同样面临着一个由派组成的强大的反对党联盟①.如若再次发生类似２０１４年由反对党挑起的针对执政党的运动,政局动荡难免会再次影响走廊建设的进程和效率.其次,巴基斯坦各政党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在项目具体落实上仍争议不断,尽管２０１５年穆盟(谢)执政时谢里夫总理牵头组织召开了全巴政党大会,专门就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路线之争”问题进行了协商,但分歧犹在.正义运动党上台后如何进一步同各党派协商规划,确保走廊建设在各省均衡稳步推进,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最后,正义运动党以斗争赢得民心,伊姆兰汗在获胜演讲中强调执政后将采取强力措施杜绝腐败,从总理到内阁部长都要接受问责.可能引起政治震荡,并将巴基斯坦政局再次带回到动乱之中,走廊建设或将因此受到影响.
总之,独立７０余年来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历程异常曲折,军人政权与民选政府交替执政,使巴基斯坦化进程呈现周期性变动.由于军人长期干政和封建政治传统依旧盛行,目前巴基斯坦各政党仍处在一个制度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阶段,政党的个人化、家族化、地域化、派系化特征挥之不去,政党组织松散,运行机制滞后,党内欠缺,社会基础也较为薄弱,阻碍了其作为制度核心载体作用的发挥.不过,自２００８年军人穆沙拉夫辞去总统职务并向民选政府移交政权以来,巴基斯坦基本在制度框架内稳定运行,政党逐渐走向巴基斯坦政治舞台的中心,持续地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竞选,将特定群体的利益予以整合表达,并积极参与公共治理,在巴基斯坦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②.２０１８年大选显示,巴基斯坦的民选政府继２０１３年后第二次实现了和平易手,议会制基本巩固下来,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巴政党之间的交往也日渐频繁并富于成效,为中巴友好关系的稳定增添了新的动力.因此,尽管巴基斯坦各政党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不同,政治斗争不断,但在对华友好上具有高度的共识,积极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一步促进中巴世代友好,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张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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