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乐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现状和,该文是关于改革开放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跟改革开放以来和民乐和发展思考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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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改革开放40年来活跃在音乐会上的作品,看民乐创作的现状
中国民乐从20世纪20年代大同乐会乐队起步、50年代彭修文乐队成型、60年代前卫乐队的特色推动,到70年代“”中残存的凤毛麟角民族乐队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六十余年中国民族乐队走过了从起步、成型、发展,到被摧残隔绝到近乎停滞的地步的过程.其演奏的各类作品,能够认真学习传统音乐文化遗产,较好地继承优秀民族音乐传统,成为一大批音乐爱好者喜闻乐见的优秀民乐乐队作品.
经过改革开放多年来发展与繁荣,中国民族音乐涌现了大批的优秀作品和人才.2012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认为到了深刻总结民族器乐创作、演奏、理论研究及乐器改革与制作等方方面面的成败得失的时候了.“我们应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在世界音乐发展历史中地位与成就的层面上,找寻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而理清模糊认识,明确发展道路,更全面地继承传统,更开放地学习、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精华,创作、演出、建设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优秀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因此,创建一个每年举办的品牌活动——“华乐论坛”就成为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工作的首选、首重.
前三届的华乐论坛活动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从2012年到2015年连续举办的涉及创作的四届论坛活动共评选出改革开放以来44部大家公认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论坛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引起了音乐界广泛的关注和极为热烈的反响.
首届华乐论坛评出大型合奏曲12首：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刘文金的《长城随想》（乐队版）、谭盾的《西北组曲》、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赵季平的《古槐寻根》、金湘的《塔克拉玛干掠影》、刘锡津的《靺鞨组曲》、顾冠仁的《岁寒三友松竹梅》、唐建平的《后土》、刘湲的《维吾尔音诗》、刘长远的《抒情变奏曲》.
由于优秀作品太多,评委会强烈要求多评两首作品,并把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和刘文金的《长城随想》（乐队版）作为评委会特别奖予以表彰.随后,华乐论坛赞助人——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先生听说了这个消息,又特别增加了20万奖金,以表彰彭修文先生和刘文金先生对中民族管弦乐艺术的重要贡献.
第二届华乐论坛评出大型协奏曲12首：李焕之的《汨罗江幻想曲》（古筝）、刘文金的《长城随想曲》（二胡）、顾冠仁的《花木兰》（琵琶）、刘锡津的《北方民族生活素描》（月琴）、王惠然的《江月琴声》（柳琴）、郭文景的《愁空山》（竹笛）、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二胡）、刘星的《云南回忆》（中阮）、杨青的《苍》（竹笛）、唐建平的《春秋》（琵琶）、秦文琛的《唤凤》（唢呐）、罗永晖的《千章扫》（琵琶）.
这些优秀的民族乐器协奏曲展现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民乐在大型协奏曲领域的辉煌成就,让音乐界叹为观止.
第三届华乐论坛针对40岁以下青年作曲家作品评出4首金奖、6首银奖、5首铜奖.参加颁奖并研讨的金、银奖作品是：红的《弦上秧歌》、陆（台湾）的《弄狮》、姜莹的《丝绸之路》、谢鹏的《奔腾》、白浩钰的《破晓》、刘青的《入漫》、朱琳的《舞之光影》、李博的《醉想》、杜薇的《天眼》、陈思昂的《坐看云起》等.
第三届论坛有10首作品获金银奖,作者是作曲博士、副教授等青年才俊.他们充满活力的创作状态、认真学习传统音乐遗产的创作态度和娴熟运用现代作曲技法的创作方法得到了音乐界广泛的认同和肯定,使我们听到了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全新的曲风.
根据音乐学家们的强烈要求与建议,第四届华乐论坛举办的主题投向了民乐的室内乐作品,评出室内乐作品12首：
刘长远的《水墨画》之《伤离别》《大地之舞》、郭文景的《竹枝词》（竹笛三重奏）、红的《飞旋的爱特莱丝》、王建民的《阿哩哩》、朱琳的《芬芳》、谢鹏的《玲珑》、刘青的《煞尾》、艾立群的《悠然》、白浩钰的《京韵悠悠》、唐建平的《心雨》、向民的《古典印象》、张辉的《扣连环》.
第四届论坛的评奖与研讨体现了新老结合的特点.既有郭文景、唐建平、王建民、艾立群、刘长远等前辈作曲家,也有红、谢鹏、刘青等青年作曲家.
实事求是地讲,这44部民族管弦乐作品,还不能完全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优秀民乐作品的全部成果.但是,它们完全可以代表40年来中国民乐人在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的大突破、大发展和大繁荣.所以,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将这一批作品和作曲家创作集体称为“迟来的中国民族乐派”,并给予了极高的发人深省的评价.
华乐论坛的成功举办和推出的四十余部优秀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艺术要发展繁荣,创作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西洋交响乐几百年的发展,还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近百年的艰辛历程都清清楚楚地证明：“没有优秀的经典作品,一切繁荣发展都是空谈.”
从民族管弦乐创作队伍的现状来看,我们曾经走过以演奏家为创作主力的阶段.演奏家以他们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积累和娴熟的演奏技艺,写出了不少具有深厚传统艺术精华的好作品,从作品到演奏技艺都传承了前辈们开创的艺术精粹.但是,由于专业作曲技术的缺失,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作曲家不能有更大的后劲超越自己,因为受到局限阻碍了他们写出更多跟上时代的作品.
我们也曾经有过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高材生不屑于写民乐作品、或不会写民乐作品的情况.他们不熟悉民族乐器,不懂民族音乐艺术的精髓,生吞活剥地用西洋作曲法套写民族音乐,写出的作品总谱满满却没有效果,洋腔洋调不受中国听众待见.近四十年来,开放的国策使外来音乐文化大量涌入.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年轻学子和作曲家,不注重学习宝贵的传统音乐遗产,一心追求新潮技法,写出的作品出现了乐队不愿意演奏、听众不愿意欣赏的尴尬局面.
一些有智慧的作曲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既将手伸向世界,学习人类所有的优秀音乐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因为音乐没有国界,写作技术是世界共用的；同时,又将手伸向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宝库,因为在世界音乐之林,民族特色是绝不可忽略的生命之根.智慧的中国音乐家在学习人类共同遗产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与自己民族音乐相结合的根本,才能不断创作出既是世界一流,又深具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出色地结合是成熟作曲家功力最重要的表现.
我想,所谓的迟来的民族乐派应该是这样成功创作思路的必然产物,也是能够催生经典作品的必由之路.
二、未来民乐创作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对从事民族音乐创作的群体来说,怎样进行创作或者说写什么样的作品是我们艺术追求的正确路子？
艺术的生命在于特色与创新,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真理.中国民族管弦乐作为世界上独特的艺术品种,自有她自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对中国民族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民族音乐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得到了世界的密切关注.如何正确地发展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成为全体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共同关注目标.
华乐论坛对四十余部优秀民乐作品的研讨,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必须深深地植根于自己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这已是不需讨论的命题.灿烂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良基因与土壤.聪明智慧的中国音乐家会在祖国辽阔广大的神奇土地上,在我们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寻根溯源、优生基因、汲取营养、成熟自我,为中国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特别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
当代音乐家要想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还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创作高技术作品的同时,不要忘记为广大群众中的音乐爱好者创作他们急需的“普及”性的作品.从社会需求来说,这更是燃眉之急.以社会遗存的历史角度讲,只有通过长时间音乐生活的磨练、考验、筛选,才会留下具有无限生命力、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所谓“传世之作”.应该说,这也是中国作曲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
有写作经验的作曲家都知道,到了一定程度,技术已不是主要问题,而创作思想与智慧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文化、历史、对各类姊妹艺术的熟悉与了解,以至于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与关键因素.成熟的艺术家才能写作成熟的作品,相信是大家的重要共识.愿我们的作曲家活到老、学到老,在攀登人生智慧与成熟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创作思想,在正确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创作出人民满意、自己也满意的优秀作品.
近年来,北京的一些民乐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80年代初,当谭盾谱写“风雅颂”和他那一台充满争议的民乐作品音乐会时,中国音乐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冲在前面.当时的各类音乐比赛,也是传统写作方法的作品占绝对优势.40年过去了,情势反过来了,各类作曲比赛活动,“难听”的音乐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文化战略和艺术为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考虑,现在该是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当然,改变绝不是回到过去老艺人的写法去,而是要有新的结合、新的境界,正如事物是螺旋式发展.从社会发展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上当然也可以科学地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当代世界先进艺术方法相结合进行创作,结合得好,是真正的成熟.重要的是以我为主,不离中华文化的根基.
21世纪以来,古老又年轻的中国历经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使文化软实力能够跟上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是文化人包括音乐家的光荣使命.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作空间！
愿作曲家们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勤奋努力,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用我们的经典之作报效国家,报效养育我们的人民.
刘锡津：歌剧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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