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之比较,本文是比较研究方面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梁羽生和金庸和武侠小说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金庸、梁羽生同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小说产生的背景大致相似,都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共同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且有意识地与现代都市的大众文化进行接轨,但是最终却呈现出了鲜明的异质性,体现出了新武侠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选择.
关键词：新武侠；侠文化；大众文化；金庸；梁羽生
作者简介：刘敏（1983-）,女,汉族,四川遂宁人,硕士,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中图分类号] ：I206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7)-36-048-03
20 世纪50 年代,一种带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面貌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台湾等地萌生,迅速风行于东南亚和欧美的华人圈,又于20 世纪80 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股阅读传播的新浪潮.这一类型武侠小说由于其崭新的人文内涵、现代精神以及叙事方式而迥异于传统武侠小说,而得名“新武侠”.而梁羽生、金庸即是“新武侠”的开创者也是集大成者.在二人的小说中,传统的侠义主旨皆与20 世纪具有现代性的中外文化有着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重的对接、融合.同时,由于社会面貌的变化,现代都市的市民阶层也逐渐替代封建社会中的“乡民”阶层而成为了武侠小说的主要接受者,二人的新武侠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都市大众的民间和民间文化的影响.因此,虽然同具有现代性,他们的武侠小说却呈现出了迥异的风姿,在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现代市民文化三个层面都呈现出了不同文化内涵.
一、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传统文化内涵比较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种类繁多,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所谓的“诸子百家”,而后又有佛家等多种外来思想的融入.这些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带有自身思想核心的一种文化类型,并且长期以来在上层阶层和知识阶层流传,带有着鲜明的“精英性”.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姿态迥异的“侠文化”,它具有更多的民间性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侠义”的某些精神品质与儒、道,特别是墨家思想有着重叠和相通之处,但是却不属于以儒、道为首的精英阵营,它更多的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传统的武侠小说也常归类于民间文学.“新武侠”其之所以“新”,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突破了旧武侠的民间文学的范畴,完成了武侠小说从民间文学向大众文学的转变.其文化内涵较旧武侠具有了多样性和丰富性,首先就表现为不再以单一的“侠义”为其文化核心,而是融汇了儒、释、道、墨等多种传统文化,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内涵.这在金庸、梁羽生二人的小说中对此都有明显的表现并且又各有侧重.
金庸、梁羽生皆生长于书香之家,而且两人皆酷爱武侠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与俗皆有所造诣.梁羽生的小说的回目皆采用传统的对联形式,而且在其小说中常常出现作者本人所作的古诗、词,其对偶、平仄不仅工整,而且音韵生动、意境悠远,这种传统诗、词的文化功底令绝大多数武侠小说家望尘莫及.他的小说的男主人公多是一些儒侠形象,有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名士风度,诸如《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白发魔女传》中的卓一航.特别是张丹枫这个形象,在他的“侠”与“儒”的融合中更有一种风流潇洒的诗性.面对传统文化,梁羽生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在传统的民俗的“侠文化”中注入了儒家文化的雅元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儒家对“士”的人格要求和为民为天下的使命感注入了侠客的“侠义”之中,从而加重了侠义的分量,拓宽了侠义的范畴.在他的小说中,“侠义”不仅仅是民间愿望中正义的化身,侠客也不仅仅局限于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更具有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色彩、政治色彩.他书中的侠客总是站在人民反抗的最前列,站在民族斗争的最前列.《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置身于明朝与外族瓦刺军的起伏的战争中,《大唐游侠传》中的南霁云是“安史之乱”中的孤胆英雄,显得壮烈慷慨、气吞山河.可以这样说梁羽生笔下的一系列的侠客形象便是一系列身怀绝技的民族英雄.但他在对待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时候并不盲目,而是有着现代的审视的眼光.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便是在“忠”与“义”的交战中,梁羽生并没有写出一个宋江来.他更多的是汲取了传统雅文化中的气魄和典雅,从而给民间的草莽英雄增添了名士风度.
金庸的小说常常被人称为“文化小说”,据说很多的海外华侨让其子女读他的小说来认识和理解其母文化.[1] 他的小说在整体上已经打破了传统中的雅与俗的界限,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皆可以信手拈来,不仅可以丰其小说的枝叶,更可以增其内蕴.因而在他的小说中,传统文化更显示出多样性.《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便很具有儒家士大夫的人格要求,这一点与梁羽生将儒家文化注入“侠义”之中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以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学独孤九剑时的要旨所在为一个“无”字,讲求无招胜有招,又与道家的抱朴守一、不滞于物、讲究应对、顺势而为的境界相通.而《天龙八部》中更处处透露出佛的悲悯气息,另外还有黄药师的奇门遁甲、阴阳五行,梅庄四友的棋艺、丹青、音律以及酒道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由此可见,在金庸的小说中对传统的非侠义文化的继承比梁羽生更为广阔也更为深刻.比起梁羽生对儒家文化的偏爱,金庸虽然也塑造了郭靖和陈家洛这样的具有儒家人格的侠,然而通观全局,他的小说更多是具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内涵.他小说的主人公除了郭靖而外,大都在历尽了江湖风波之后便退隐山林,远离曾经为之而奋斗的理想而作出了独善其身的道家选择.
在对传统儒文化的审视和质疑时,梁羽生更多的是指向儒家文化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一部分,而且显示出较多的民间立场.而金庸在对儒家传统的审视和质疑的时候更多的是指向儒家思想中历来为我们称道的地方,诸如“为国为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一点看法,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萧峰便是这样的一个大英雄,便是那种为民而舍身的典范,同时郭靖也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在这类形象中倾注了作者大量的感情,同时也得到读者的敬慕.但统观金庸武侠小说中为这类英雄所安排的结局：萧峰以自身的死换来十年的和平,似乎死有所值,然而十年后大宋最终为外族所侵；袁承志苦心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挖掘宝藏,甚至指挥将士作战,但最终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种权利代替另一种权利,而因此心灰意冷；郭靖死守襄阳,力阻外敌入侵,却最终未能守住,他们的理想与意愿都最终一失败而告终.特别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为了民族大义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爱人,真可谓非常的符合儒家思想中那种“家国至上”的观念,然而却不仅未能实现愿望,而且还枉送了天真烂漫的香香公主的性命,可谓失败得一败涂地.总的说来金庸小说中这类民族英雄的人物都是充满悲剧性的,与梁羽生小说中这类形象那种单纯的高大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也许正显示出金庸在内心深处对儒家文化中那种将自身的人格价值依附于国家民族之上的一种不自觉的质疑吧.
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挣脱了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侠文化”的束缚.这并不是说他的小说舍弃了“侠义”,而是说他并不是完全单一的用自己的人物故事去阐释、宣扬既定的“侠义”,而是让小说的人物自己活过来,用人物自身的成长故事去认知、去获得一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侠义”精神.而梁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侠文化”的范畴之内.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一出场便分作了非常鲜明的两大对立集团,而且集团中重要人物的立场,始终都具有毫不含糊的坚定性.在关于人物的正邪上,他很不及金庸的敢于冒险.梁羽生的这种相对固定的写作思路表明了他对传统“侠文化”的认同和坚持.
二、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五四”新文化内涵比较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的特质历来有许多的阐释,但是毋庸置疑,“五四”新文化最显著的特质之一是将“人”的观念引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由此而派生出启蒙思想、人道主义、人的文学、“为人生”等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引发出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的命运和人的心理情感的探索思考.
金庸和梁羽生两人皆是受“五四”新文化的浸染而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独立人格的作家.他们的小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五四”时传入的西方思想和艺术技巧的影响.在外在形式上,这种影响表现为对武侠小说叙事技巧的提升.他们的小说都摆脱了旧武侠小说那种平铺直叙的线形结构：梁羽生的小说起局十分的奇特,常给读者设置一个具有多维向度的悬念空间,而金庸的作品往往是远处着点、小处着点,然后渐渐将镜头拉近、将局面拓宽,逐渐丰富起来.
而新文化的“人”的思想对二者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便是武侠人物的存活,也就是说他们的武侠小说并不仅仅再局限于“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本身,而且在同时也关注人物的个性心理和命运以及对人性进行探讨,并且达到了一定的哲理深度.在这方面金庸比梁羽生走得更远,也更为深刻.同金庸一样,梁羽生也塑造了一系列可触可感的人物形象,然而他在他的人物出场的时候,皆有一个为其精心构织的布局,他更多的是用着武侠小说中的很多传统的模式去为人物布局了一个不太起伏的行程,惟恐太有偏狭之处.而金庸却完全将其人物放之于江湖,任人物在江湖上浮沉跳跃,人物所走的路皆由其自身的环境性格等因素决定,即以“个体的成长模式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变迁”[2]
与武侠人物的存活相对应的是通过武侠故事、武侠人物对具有现代性的理想人格的探索.在梁羽生的小说中,作者善于将人物置身于个体情感与群里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具体表现为民族大义、国家利益和个人爱情的碰撞.梁羽生在处理这些冲突和碰撞的时候,虽然也一定程度肯定了人性的合理性,但是最终都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战胜了个人的情爱欲求.侠客的这种选择一方面有梁羽生对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坚守,但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建立统一民族的现代性国家”.因此,在《萍踪侠影录》中张丹枫可以为了民族的利益,放弃自身家族的仇恨,在《七剑下天山》中侠客们为了推翻外族的统治可以放下仇恨和个人恩怨与汉奸吴三桂合作.在梁羽生的小说中,理想人格中的理性能战胜感情,人民性要高于个体性.而金庸的小说则完全不避讳个人对爱情、幸福、权利、金钱等个体的追求,他小说中塑造的理想人物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中有关人性的启蒙.一方面是对封建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沉疴痼疾进行反思、批判.在《神雕侠侣》中,杨过不惧天下人的指点,公然与自己的师傅小龙女相恋；《笑傲江湖》中有关于“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对比；《侠客行》干脆安排了一个大字不识、不通世务的乡村小子对所谓的饱学之士、名门正派进行了反观,显示出他们的迂腐、虚伪.另一方面,金庸书在小说中突出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许多出身平凡,有不少的主人公还长期流浪成长于民间.杨过、令狐冲从小就是孤儿,张无忌年幼时便失去双亲,萧峰父母在他年幼时便遭不测……,他们都经历了“成长——成材——成功”的人生历程,也是“认识世界——建立世界观——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张扬着自身的个性,对既定的江湖秩序都曾有过偏离甚至于叛逆,然后以自身的成功对江湖秩序中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正,最终在江湖上写下一个大写的“人”字.
三、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大众文化内涵比较
新武侠小说最初的兴起时在20 世纪50 年代的香港、台湾,并且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在大陆形成了传播和阅读的风潮.相比起旧武侠小说的民间性,新武侠是经大众传媒的传播最终为都市大众接受,并且受着大众意识影响,因而带有很明晰的大众文化特性.汤哲生先生认为,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相关联的要素有四个方面,它们是都市形成、媒体发达、市民意识和本土形态”.[3] 因此,与市民意识和本土文化接轨,是新武侠小说不能回避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武侠小说是否受欢迎的要素之一.有研究者指出,“现代市民之所以喜欢武侠小说,与其说希望有个英雄来拯救自己,不如说他们在武侠小说中投射自己的焦虑、感情和,获得娱乐和安慰.也就是说,在英雄没落的时代,市民们只有在武侠小说中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美梦、宣泄被文明世界压抑的本能,还有再次确认他们的文化观和人生哲学.”[4] 梁、金二人的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大众的喜欢,并且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小说中构建的英雄意境、情爱意境和诗意人生成了安放都市民间的文学乌托邦.
在金、梁二人创作的时候,香港是作为一个特殊的都市环境而存在,它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殖民都市处境,生活于其间的都市平民必定会受到这个特殊的都市文化空间的影响而形成其具有特性的都市民间心理.由于现代都市的发展和殖民统治的文化抹杀,使当时的香港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断裂,市民意识里也飘荡着一种文化无根感,而梁、金二人小说“正好在一个虚幻的空间内引入了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5] 让大众“在一种文化定位的气氛中使文化无根感的忧伤得以释放”.[6] 除此之外,梁羽生的小说中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概也是当时香港市民心中“家国意识”的一种寄托.而相比之下,金庸则更擅长于对都市平民追求自主生存的的挖掘,善于站在市民的立场上对那些对人的生存形式形成异化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行嬉笑怒骂式的批判和反讽.对生存自主权利的追求是现代都市民间的基本素质,但是这一追求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的压制,尤其是来自超强大的政治权利的威胁.人们渴望借助于某种艺术场景来传达这种追求自主的愿望,而金庸在其小说中又是特别有意识的自觉的追求这种艺术场景,他常用江湖世界象征指代现实世界,用江湖纷争对应现实生活中民间的生存自由的愿望和阴谋家之间的冲突.在《笑傲江湖》中就有以令狐冲为代表的一般武林人士和小门派同左冷禅、岳不群之流的野心家之间的对立.在《鹿顶记》中,金庸干脆让韦小宝这个江湖出生的颇具现代小市民气息的小混混进了皇宫,且和康熙成了朋友,他用妓院里学来的那套规则在皇宫里竟然如鱼得水一般,屡建奇功,在嬉笑怒骂中对传统社会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厦进行解构.另外,金庸还善于运用民间朴实的道德标准对现代都市中滋生出来的那种非理性进行书写,并且用传统的道德准则对这种非理性的实施惩罚,主要表现为“野心家最终走向毁灭”,“贪欲者最终一无所获”.前者如左冷禅、岳不群、慕容复父子,后者如《连城诀》中一系列的夺宝者.反之,金庸笔下的成功者大多是没有多少心机的天性淳朴之人.周伯通、小龙女因天性淳朴有着孩童般的纯净,反而学会了双手互搏的绝技,段誉本不爱无功、不爱争斗,反而无意之中学会了六脉神剑、打败了慕容复,《连城诀》中狄云虽备受侮辱却独得善终.可以说,这样的书写多少为在都市的角逐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平民一个心理平衡,使得都市的民间正义愿望在刀光剑影的交错中得到实现.就这样,梁、金二人的武侠小说将对当下民间心态的敏锐捕捉融入了历史性虚构场景中,让读者在一个安全的虚构场景中获得一种满足感,从而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当代读者.
梁羽生、金庸二人虽然在上个世纪80 年代便相继停止了创作,同为新武侠小说家的古龙也于80 年代中期离世,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已经离我们远去.在武侠小说的“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继续升温,但遗憾的是未能再出现一个能与梁羽生、金庸比肩的大家.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积淀的小说样式,其创作已经都具有了一种比较固模式和相对统一的文化内涵,这固然是其创作上的方便之处.但是想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为这种题材的小说赋予新的内涵,却需要对传统进行重新的审视,更为重要的是对当下的文化进行把握,将两者融会贯通起来.
注释：
[1]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7.
[2]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武侠小说[D ].浙江大学,2012.
[3]汤哲声.中国通俗文学的性质和批评标准的论定[J].文艺争鸣,2006.6:111.
[4]陈中亮.现代性视野下20世纪武侠小说[D ].浙江大学,2012.
[5]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舞蹈[J].当代作家评论,2000.5.
[6]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舞蹈[J].当代作家评论,2000.5.
本文结论：本文是一篇关于经典比较研究专业范文可作为梁羽生和金庸和武侠小说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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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卉女,（1968 03）,湖北省武汉人,大学本科,副教授,现任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从事平面设计的相关教学工作,专业方向主要为广告设计 刘文晖女,（1966 02）,湖南省绍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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