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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跟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有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韩国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5

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为中心,该文是韩国相关论文范例和木简和东亚简牍文化和传播相关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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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内容看,“椋”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仓库系统,有仲椋、下椋之分.“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

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椋”在中国现存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仓库之义,而

它从木京声,从词源、词义上与表仓廩之意的“京”同源;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

建筑物,这与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在4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储存食物的

“京屋”;在5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椋”这样的涵义及建筑形制经由百济

流传至日本列岛.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岛的仓库制度与中国的仓库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与汉四郡以来中国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辐射,百济和孙吴、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

韩国木简在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韩国木简;椋;仓库;日本木简;东亚简牍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在韩国境内相继出土了新罗、百济时期记有“椋”字的木简.关于

韩国木简中的“椋”,韩国学者金昌锡、李镕贤等均认为其与仓库有关,它的发现有助于对新罗账簿编

制过程和仓库管理方式进行深入理解① .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指出:有仓库含义的“椋”字,最初起

源于高句丽,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② .中国学术界对韩国木简的介绍和研究,相对

来说比较少,对日、韩简牍学界热衷探讨的韩国木简的作用及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少有回应③ .近两

年来,笔者发表了?近年来韩国木简研究现状?、?中、韩贷食简研究?,介绍了近五年来韩国木简的研究现状,并对中、韩贷食简进行了对比研究①.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韩国出土“椋”字木简的

形制、内容为切入点,探讨“椋”的来源、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中,中国简牍

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及韩国木简在中、日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一、韩国木简中的“椋”

1994年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皇南洞376号遗址出土了3枚木简,由于木简上没有纪年,对这

3枚木简的年代,学界还在探讨中.根据其出土地以及出土遗物,发掘整理者认为其为统一新罗时

代(668 901)的木简②.其中1号木简长17.5cm,宽2cm,厚0.6cm,2号木简长4.4cm,宽1.7cm,厚0.

6cm,这两枚木简上有清晰的文字.关于1号木简的释读,最先有分歧,如现场说明会材料中的释读为:

  五月廿六日食□内之下椋有(前面)

中椋有食村□松(后面)

木简内容发表后,韩国学者李镕贤、日本学者李成市等对1号木简进行了重新释读.仔细辨认

图版,李镕贤的释读更为贴切:

  五月廿六日椋食□内之下椋有(前面)

仲椋食有廿三石(后面)

而2号木简前后均有残断,仅残留三字“石又米”.李镕贤又根据木简的形制和内容,认为2号

木简能与1号缀合:

  五月廿六日椋食□内之下椋有石又米(前面)

仲椋食有廿二石(后面)③

这是首次在朝鲜半岛发现关于“椋”的木简.1号木简正面记载月日时间“五月廿六日”,下载“

食”、“下椋有”;背面载“仲椋有食廿二石”,其中第一个“ ”右中部“口”字中间的横笔清晰可辨,而

“下椋”和“仲椋”中“口”字中间的横笔不好辨识.从简牍透露的信息,“椋”可分为“椋”、“仲椋”和“下

椋”三种,“仲椋有食廿二石”明确“椋”中储存着粮食.与它同处出土的2号木简载有“ 石又米

”,也与“米”相关.

据李镕贤介绍,在这枚木简出土地以东1.1公里的庆州雁鸭池,出土了带有“椋司”字迹的砚台(图

一)④.除此之外,在全罗南道光州的武珍古城遗址出土了统一新罗时期写有“ ”字的瓦(图二)⑤.以上是20世纪在韩国境内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 ”的资料,可以看出“椋”与食物储存有关;有

椋、仲椋、下椋的区分;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

2002年扶余博物馆在对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扶余陵山里寺址挖掘时,出土的百济木简中有

一枚载:

  三月俅椋内上田(正面)①

李炳镐在其文中已将“俅”改为“仲”②.从木简图版看,“俅”字确是“仲”的误释.由是可知,在百

济时便有了“仲椋”这样的机构,内容上与“田”相关.与这一枚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枚题为“支药

儿食米记”的四面觚:③

  支药儿食米记初日食四斗二日食米四斗小升三日食米四斗(第一面)

五日食米三斗大升六日食三斗大二升七日食三斗大升二八日食米四斗大(第二面)

食道使家□次如逢小使

治猪耳其身者如黑也道使后后弹耶方牟氏牟祋祋(第三面)

又十二石又一二石又十四石十二石又石又二石又二石(第四面)

此枚木简的标题为“支药儿食米记”,第一、二面分别记载了支药儿八日的食米数目.此简的第三面

和第四面为刮去原来字迹后被重复利用书写,因此此处讨论的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只限于第一、二

面的内容.

“记”,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一种公文书名称.分为两类,一类是下官言事于上曰奏记,如

?后汉书崔骃列传?载:“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④一类是上官下书于所属,亦称为记.

如?汉书赵广汉传?“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颜师古注云:“为书记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⑤

秦汉简牍文书中常见“府记”、“官记”,对此汪桂海、李均明等有过研究⑥,李均明认为从秦汉简牍文书

中绝大多数“记”未置年号年序,或仅署月序及日干支,有的甚至不署日期.二是大多未署具体的责

任机构名称或责任人;三是未见起草人署名.⑦ 而在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见“记”之公文书:

  出行钱一万四千被府三年八月廿四日丙子记给贷下隽吏□□拾桔亭贾钱未还

叁7336

这支简记录了出钱给贷下隽吏未还一事,出钱给贷的凭证是“府三年八月廿四日丙子记”,此处的

“府”即长沙郡太守府,“记”的前面虽未置年号却置年序,还署月序、日期及日干支,虽然没有“记”的

内容,但从库“被府某日记”便将钱给贷与下隽吏来推测,此“记”文书中的内容也和给贷钱与某人用

于某事有关.上简中的“记”也是上行于下的文书⑧.而从“支药儿食米记”的内容来分析,此处的

“记”,变成了记录食米数目的账簿.

在八日的食米数量中,支药儿每日的食米数均不同,初日食四斗,二日食米四斗小升,三日食米

四斗,五日食米三斗大升,六日食三斗大二升,七日食三斗大升二,八日食米四斗大,基本量在三斗大

升二到四斗小升之间.而根据笔者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廪给制度的研究,汉代边塞士兵合日食粟

六升左右;曹魏时期,廪的日标准是五升;东吴走马楼简所透露出来的数目为三升;西晋时期,廪给的数目从日食五升到七升;而南北朝时期军人的日食米为七升①.从百济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食

米数量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百济的量制的大小与中国的不同;不过百济量制中分大小升,而中国量

制中分大小石这一点相同.

另外,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廪给数目的简牍来看,记载的多为西北边塞地区的士兵或

吏卒;而此枚四面觚中的支药儿可能也不是一般百姓,有可能是某机构的公职吏员.

无独有偶,2008年在忠清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280 5号新建仓库工地内出土了6支百济

木简,其中有2枚文字可以释读②.其中一枚简上部中间穿洞,二面均写有文字,下部残缺.

  外椋卩铁(正面)

代绵十两(反面)

此木简长8.1cm,宽2.3cm,厚0.6cm.“卩”,为“部”字的俗写.关于“外椋部”,?周书?卷四十

九?异域百济?:“王姓夫余氏,号于罗瑕,民呼为鞬吉支,夏言并王也内官有前内部、谷部、肉

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官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

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都市部.”③在此条材料中,“外椋部”被传抄为“外掠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扌”作“木”是形近讹混,这一点已为梁春胜所指出,并举出了魏山徽墓志“使持

节”之“持”作“ ”,隋造龙华碑“挂”作“ ”,敦煌俗字“扣”或作“ ”④.?周书?中的“外掠部”应是木

简中“外椋部”传抄时的形近讹混,为百济内官.木简涉及到“外椋部”的铁和绵,与仓库有关.这枚

木简上段有契口穿通,其性质是系在口袋或竹笥外的签牌.

另一枚题简为“戊寅年六月中佐官贷食记”,此枚木简从发现之初就引起了韩、日两国学者的关

注.孙焕一对“佐官贷食记”木简的分类体系与书体做了研究;李镕贤从“佐官贷食记”木简出发研究

了百济贷食制;卢重国也研究了百济的救恤、赈贷政策与“佐官贷食记”木简;洪承祐还研究了“佐官

贷食记”木简中所见百济的量制与贷食制;日本学者三上喜孝从日、韩两国出土的贷食简出发,对古

代东亚的借贷制度也进行了研究.⑤ 现录简文如下:

  戊寅年六月中  固淳梦三石         佃麻那二石

止(上)夫三石上四石比至二石上一石未二石

佐官贷食记佃目之二石(上二石)未一石习利一石五斗上一石未一(石)

                                (正面)

素麻一石五斗上一石五斗未七斗半  佃首行一石三斗半上石未石甲  并十九石×

今沽一石三斗半上一石未一石甲刀々邑佐三石与得十一石×

                                (背面)

这支简长29.1cm,宽3.8 4.2cm,厚0.4cm.简文中见“戊寅年”,百济时代“戊寅年”有威德王

五年(558)和武王17年(618),从一同出土的陶器等来推断“戊寅年”可能是武王17年,618年.

从木简记载的贷食人名、贷食粮食数目、归还的粮食数目(上?石)、未归还的粮食数目(未?石)来看,这枚木简是贷食人返还粮食后制作的账簿,由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上级行于下属

或下行于上的文书“记”,在6 7世纪的百济木简中,又有了记录人名数目的账簿之意.

从简文中五人的贷食米数目、交还米数目以及未交还米数目之间的关系,可见在百济的贷食中,

民众需向贷食机构交纳50%的利息.

这枚简的上部有穿通的契口,与秦汉简牍中常见的“签牌”类似,笔者推测这枚标题为“戊寅年六

月中佐官贷食记”的文书木简是系挂在交还贷食米的口袋之上,一起交给贷食的机构仓库的.而由

于这枚简与“外椋部铁”木简出土于同一个地方,而“外椋部铁”木简中不仅记载有铁,还有绵,因此百

济内官外椋部极有可能是王宫的库;因此笔者推测“佐官贷食记”的贷食机构与百济王宫的仓库有很

大的联系,且其“佐官”也应是这一仓库的具体官职.

以上是21世纪出土的百济时期的关于“椋”的木简,与它们一起出土的木简均与“米”有关.从

百济与新罗时期的“椋”的木牍内容看,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继承性,都是与粮食、物品储存有关的仓库

系统,有仲椋、下椋之分.“椋”有专门的“椋司”来管理;从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是有瓦的地

上建筑.?周书百济传?中的“外掠部”实为百济时期的“外椋部”,“掠”字系传抄时的形近讹混.

二、“椋”的来源与流播

关于“椋”,?尔雅释木?:“椋,即来.今椋材中车辋.”邢昺疏:“椋,即来;释曰:椋一名即来,郭

云今椋材中车辋.?本草唐本注?云:叶似柿,两叶相当,子细圆,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木坚重,煮汁

赤色.?尔雅?云椋即来是也.”①?说文解字?:“椋即来也.从木京声.吕张切.”?汉印文字征?第六中

有“椋”姓,“椋安国、椋始昌、椋五印”等.在汉代的文献中我们似乎看不到“椋”与仓库有关.那么,

韩国木简中的“椋”来源于何处呢?

椋“从木京声”,何谓“京”? 京,甲骨文中作“ ”(前二三八四),在金文中作“ ”(班簋)②.

?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凡京之属皆从京.”?管子轻重篇?:“有新

成囷京者二家.”尹知章注:“大囷曰京.”③?急就篇?:“门户井灶庑囷京.”颜师古注:“囷,圆仓也;京,

方仓也.”④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见建家京下之石”之京,?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京者,仓廩之属

也.”京囷连文,乃汉人常用语⑤.有的学者还认为京是对南方潮湿地带所建之干栏式支架粮仓、囷屋

的总称名字⑥.从词源、词义上考证,“椋”实来源于中国古代表仓廩之意的“京”.

从韩国出土带有“ ”字的瓦片来看,“椋”的建筑形态应是有瓦的地上建筑.而中国古代关于粮

食储藏的建筑,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新石器时代在房屋遗址周围常有储存物品的窖穴遗迹,有一部分

窖穴便是专门为贮藏粮食而挖的⑦.著名的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就发现了很多这种窖

穴.以圆形袋状者最多,另有圆角长方形和口大底小的锅底形等几种类型.密集的分布在居住区

内,和房屋交错在一起,发现有好几处里面有腐朽了的粮食⑧.在郑州、辉县、邢台、其城等地的早商

遗址和殷墟的晚商遗址发掘中都发现了大量的贮藏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

等几种形式,有的深达8至9米,窖壁垂直光滑,有对称的脚窝可以上下.殷墟发掘出来的窖穴,窖

壁、窖底有的还用草拌泥涂抹.修造得十分讲究.?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周武王攻下商的都城之后,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距桥之粟,以振贫弱萌

隶”.服虔注曰:“距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由此可见商时国家已经有了大型

的粮仓.?诗经周颂良耜?中记载:“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

百室,百室盈止.”由此可见,周代已经在地面上修建了储存粮食的建筑.

图三 囷

古人早已明了设仓储广积粮的用途,所谓“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

也”①.根据建筑物的形状、储藏物不同,建筑物名称各异②,如?广雅

释宫?:“京、庾、廩、、、、囷,仓也.”③ 廩,甲骨文作“ ”,篆文作

“ ”,又作“ ”,?说文 部?:“ ,谷所振入.宗庙粢盛,仓黄而取之,

故谓之.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户牖.凡之属皆从.廩, 或从广

从禾.”“ 或从广从禾”强调了建筑的简易性质与储粮用途.?荀子荣

辱?“余刀布,有囷窌”,杨倞注:“囷,廩也.圆曰囷,方曰廩.”④据“回象

屋形”,可知其建筑物形状为方形,其建筑特点是“有户牖”,便于通风透

气.?周礼?“廩人”,郑玄注:“盛米曰廩.”?荀子富国?“垣窌仓廩者,

财之末也”,杨倞注云:“垣,筑墙四周,以藏谷也.窌,窖也,掘地藏谷

也.谷藏曰仓,米藏曰廩.”⑤?文选潘岳?藉田赋李善注引?月令章

句?云:“谷藏曰仓,米藏曰廩.”⑥从以上三条材料看出,“廩”从建筑形制来看是方形的;而从储藏物来

分,是用来藏米.

囷,?说文?:“囷,廩之圆者.从禾在囗中.圆谓之囷,方谓之京.”⑦从建筑形制看,囷即圆仓也.

?礼记月令?:“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高诱注?吕氏春秋?曰:“修治囷仓,仲

秋大内,谷当入也.圆曰囷,方曰仓.”⑧元代时“今贮谷圜,泥涂其内,草苫于上,谓之露者,即囷也”

(图三)⑨.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出土了最早圆形平底囷.它体呈圆筒形,出檐攒尖圆顶,底平圆或带有

圈足,方形门开在上部檐下.1955年在洛阳汉河南县城发掘出来地下圆囷,属于东汉的较多,而且

面积大,多用砖砌.直径一般在3米以上.发现时残存高度最高的是1.72米.距当时地面深1.60

米,推算其原来囷深约3米左右.由于在三个囷底中心各发现一柱础石,推测它有中心柱在堆积中

还有从顶上倒下的瓦块,估计囷顶辅有瓦,是形如伞状的圆攒尖顶.

庾,?说文?,“水漕仓也”,“一曰仓无屋者”,段玉裁注云“无屋无上覆者也”,?传?露积曰庾,?周

语?野有庾积,?汉书文帝纪?发仓庾,胡广?汉官解诂?云在邑曰仓,在野曰庾;?释名?庾,裕也.言

盈裕也,露积之言也,盈裕不可称受,所以露积之也.

仓,?说文?释曰:“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从出土的文字和实

物材料看,关于“仓”的材料最为丰富.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可见,秦时所在的都城有仓,郡治、县治、乡亦有仓①.而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中有相当部分简文记录了仓的谷物出入

簿,结合汉代的文献资料,可见汉代的仓廩体系包括首都长安的太仓、郡仓、县仓;西汉诸侯王国也和

一样设有太仓;若按功用分类,邵正坤将其分为漕仓、军仓、神仓、常平仓、代田仓五类②.和林格

尔汉墓壁画在前室西壁雨道门左边,便绘有一座高大的仓楼,檐前榜题“繁阳县仓”(图四);还有“护

乌桓校尉幕府谷仓”的题记,并有幕府仓的形象③.汉代粮窖主要有长方体和圆缸体两种,大型粮仓

如京师仓是地上、地下相结合的长方体建筑;小型粮仓由出土明器看,则是两种都有.

在简阳东汉石棺的右侧,刻有榜题为“大苍”(大仓)的建筑物,大苍(大仓)为一干栏式建筑,底层

离地面较高,便于通风防潮,房顶有通气窗(图五)④.

图四 和林格尔壁画“繁阳县仓” 图五 简阳三号石棺大仓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不仅出现了的太仓(“大仓”),而且有地方的郡仓和冠以县名

的县仓,如临湘仓、刘阳(浏阳)仓、重安仓、吴昌仓、安成仓、醴陵仓、永新仓等,还有冠以具体地名的

醴陵漉浦仓、东部烝口仓和员口仓,以及目前性质比较模糊的三州仓、州中仓,但惜未发现仓的建筑

物.1995年在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M37号西晋墓之西壁北侧的彩绘砖上,发现了仓廪图.?敦煌佛

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一书将此图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题为“楼阁式仓廪”;下部之左,题为

“进食”;下部之右,题为“牛、车”⑤.而实际上,这是由一组彩绘砖共同构成的仓廪图:画面上部是并

排相连的两个楼阁式建筑,有瓦檐、栏杆;门的颜色为左灰右红,横闩在外,上有门关.画面中部似为

四根立柱⑥,其间有两个以条砖搭垒的小洞,内置谷粟⑦,可知此楼阁式建筑确为粮仓.仓门的颜色

不同,或表示所储之物不同.同年还发现了甘肃省敦煌佛爷庙湾M39号西晋墓之西壁南侧的彩绘

砖,亦分割成三部分:上部、中部合题为“楼阁式仓廪”;下部之左,题为“撮粮”;下部之右,题为“母童

嬉戏”⑧.?南齐书魏虏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拓跋鲜卑在平城初期的城市布局,其中也论及到国家

仓储: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

郭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

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

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

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

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①

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市,考古队员发现了北魏的太仓粮窖遗址.在北魏地层圆缸形建筑周围和南

面,均有许多柱础石,有规律围绕地下圆形建筑排列,还出土瓦当、板瓦、筒瓦等残块,学者推测这些

建筑构件皆应与地下圆缸形粮窖遗迹有关,应当属于粮窖的地上建筑部分.当时这些粮仓的建筑结

构,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从粮仓南面一排从东到西的14个柱础看,这些粮仓的顶部有可能连在

一起②.唐代仓廩包含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义仓六种仓③.从隋回洛仓、含嘉仓的考古

资料看,隋唐时期大型粮仓也多采用这种地上、地下相结合的仓窖建筑④.

传世和出土资料表明,秦汉以来大型粮仓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小型粮仓多

为楼阁式地上建筑.从建筑形制上看,“ ”之京、“仓廪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

关于朝鲜半岛上的仓库制度,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高句丽在

辽东之东千里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桴,?说文解字木部?:“桴,栋名.”?尔雅

释宫?:“栋谓之桴”,郭璞注:“桴,屋稳.”

在发现的壁画墓中,我们发现了关于“京”、“椋”的信息.安岳3号墓(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的

墓中出现了“京屋”(图六),由其前室墨书题记可知此墓主人逝于东晋永和十三年(357),墓主冬寿出

身于辽东郡,生前曾官至前燕司马,后亡命至朝鲜半岛西北部.在其墓室壁画上,“厨房的隔壁房子

是个肉库,用四个铁钩挂着宰好了的一只全猪和其他牲口.用红字书写‘京屋’二字的笔划,现在已

模糊不清了.屋脊上还坐着两只白鸟”⑤.壁画中这个“京屋”,便是和存储食物有关的建筑.它的柱

梁不是直接建在地上,而是建在台地上,前有台阶连接地面.根据赵俊杰等的研究,安岳3号墓墓葬

形制与辽阳地区汉魏晋壁画墓一脉相承,墓主为汉人,与高句丽无关⑥.此处“京屋”的建筑形制和功

用可能与?南齐书魏虏传?中北魏“悬食瓦屋数十间”相类.在高句丽壁画墓之一的德兴里(平安南道南浦市江西区域德兴洞)古墓中,载有5世纪初信都县

(河北省安平郡)一个叫“镇”的人的墓志铭①(图七):

  □□郡信都□都乡□甘里

释加文佛弟子□□氏镇,仕

位建威将军、小学大兄、左将军、

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

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镇

年七十七薨焉.以永乐十八年

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

乙酉,迁移玉柩.周公相地、

孔子择日、武王选时、岁使一

良.葬送之后,富及七世、子孙

番昌.仕宦日迁,为至王.

造坟万功、日煞牛羊、酒六米粲

不可尽扫.旦食盐鼓(豉),食一、记

之后世、福寿无疆.②

墓主“□镇”为从内地流亡至此的官僚,墓主虽接受高句丽的册封,但其出身自幽州,在这个墓志

铭中,与冬寿墓中奉东晋年号为正朔不同,“永乐”是高句丽广开土王使用的年号,永乐十八年为公元

408年.赵俊杰认为此墓墓葬形态与壁画风格均有明显的汉系墓葬特征,其总体结构、壁画主题与

敦煌、酒泉等地魏晋时期壁画墓有诸多相似之处③.在这个墓志铭中,出现了“食一”,这种搭配反映出“椋”字与食物储存有关.而在此处,表示储存食物的建筑物的“京”变成了“椋”.在吉林集安县

城西约4公里的麻线沟盆地北部的山谷发现的集安麻线沟1号墓中,其墓室壁画上也有干栏式仓廪

建筑.根据发掘报告,“墓室东壁南端绘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南壁上绘有四阿顶的仓廪,系一干栏式

建筑.领脊有两团左向飘飞的云朵,顶下有四根赭色楹柱,其上横向交加木头,组成栅栏式,中间有

两块盾牌状物,底部则由六根赭色柱子支起,离开地面.东北地区农家的仓廪与此相同.在仓廪下

部,绘有一赭色的器械,不辨为何物”①.此墓葬壁画未见墨书题记,墓主人和埋葬时间并不确定.发

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墓的内容,对比研究认为此墓时间约为公元五世纪②.而报告中所谓“两块

盾牌状物”有可能是为了通气而设置的窗户,而“赭色的器械”似为耕地犁田所用的犁铧.在建筑形

制上,此处建筑与两汉壁画墓中出现的粮仓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底部均有立柱,这种干栏式建筑样

式一脉相承.考虑到麻线沟一号墓和德兴里古墓的时间、地域因素以及两墓的壁画内容,笔者推测

此处干栏式仓廪建筑有可能便是德兴里壁画题记中“食一”的“椋”.

图八 松山市考古馆高床仓库

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指出有仓库含义的“椋”字最初

是起源于高句丽,后来传入百济、新罗,最后又传入了日本③.

1972年在日本古照遗迹(松山市南江户4丁目),发掘出了屋

梁、楼板、桩柱等建筑物的木材部件,在其上还可见斧头砍过的

痕迹以及榫卯连接的结构,根据这些建筑部件,考古学家复原了

古坟时代前期即4世纪时期的高床仓库(图八)④,这种仓库是最

适合谷物和收获物的储藏,栏杆和隔板可以有效地防止害虫、老

鼠的入侵,并能抵御湿气.而这个复原的高床仓库与麻线沟一

号墓壁画中的干栏式仓廪建筑形态一致,也与近现代东北农村

地区所建的“苞米楼子”相同.

日本出土木简中,有22枚与“椋”字相关⑤.其中,7世纪后

期(天武天皇时期)的一枚木简记有“椋”,简文如下:

  椋直□(传)之我□□(持往?)稻者马不得故我者反来

之故是汝卜部(正面)

自舟人率而可行也其稻在处者衣知评平留五十户旦波

博士家(背面)

所谓“椋直”有可能是“椋”这个机构的办事人员.福冈县小郡市井上药师堂遗迹出土木简:

             黑人赤加倍十  竹野万皮引本五

寅年白日椋稻遣人山ア田母之本廿

日方□□之倍十

木田支万羽之本五⑥

据发掘简报介绍,这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根据木简人名记载的特征,推断是7世纪时期的木

简.其中“白日椋”为椋的名称,“稻遣人”为借贷后未交还借贷物的人,和屋代遗迹中87号木简中的“稻取人”相对.“本”即借贷的数目,借贷要偿还利息.

兵库县水上町山垣遗迹出土木简:

  秦人身十束           别而代□物八十束堪新野贷给

间人须九奈十束 合百九十六束椋留稻二百四束并本□四百八十束①

这也是一枚关于借贷的木简,“椋”也是与借贷稻禾有关的机构.

综上所述,“椋”在中国现存的文献中,未有仓库之义,而从词源、词义上考证,“椋”实来源于中国

古代表仓廩之意的“京”.从建筑形制看,“京”底部当有立柱或高台,为地面建筑物;传世和出土资料

表明,秦汉以来的“仓”也多为地上、或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建筑结构,这与从韩国出土带有“ ”字的瓦

片所揭示的椋的建筑形制相合.在4世纪末逃亡到朝鲜半岛的中原汉人的壁画墓中出现了“京屋”,

5世纪初的高句丽壁画墓中出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而在百济、新罗木简中,“椋”为仓库之义.这

样的用法流传至日本列岛,因此我们在日本木简中也看到了表仓库之意的“椋”.

三、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汉字在东亚各国间传播并被接受这一论题,成为学者们热衷的一个

理论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为了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的地区,参考

德语的“deschinesischeschriftzeichen”和“ChinesischerKulturkreis”,从而将其译成“汉字文化

圈”②.其后,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他认为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

包括五点,即以汉字为媒介,及起源于中国的册封体制、儒教、汉译佛教以及律令制度,并将此地域命

名为东亚文化圈,对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历史要因进行的系统探究③.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至今仍

有重大影响,不过近年来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④.韩国学者金文京又提出“汉文文化圈”的概

念⑤.最近李成市发表了?从韩国出土木简来看东亚世界论———以?论语?木简为中心?一文,以“东亚

世界论”没有论及的对象,即作为书写材料的竹简和木简进行论述,对“东亚世界论”进行了“建设性

的批评”,认为:“文化传播接受、文化圏的形成,不应该忽视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汉字文化的传播与接受,不是由与中国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规定的,而是在邻接的局部地域间的

相互关系中形成的.在这些地域,中国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传播的.被选择接受的文化又重新被接

受者施加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文化再次被邻接地域的集团选择性的吸收,又被施加了新的

变化.”⑥

在此之前,李成市曾对于木简的传播过程有如下说明:中国大陆(A)→朝鲜半岛(A’→B)→日本

列岛(B’→C)⑦.其中,A’或者B’,揭示了接受者选择性的接受并促使了新的变化,由B自身产生出

C那样的新的形态这一文化接受与变容的模式.

李成市所言“邻接诸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正是笔者着重关注的,尤其是简牍从中国传播到朝

鲜半岛的过程.在拙稿?中韩贷食简研究?中,笔者认为: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鲜半

岛百济的贷食制度与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贷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与百济和孙吴、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①.不仅仅是贷食制,在其他方面,如本文所论及的仓库制度上,这

种联系也是不容割断的.这种联系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

设立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郡之后,中国的简牍文化向朝鲜半岛区域辐射,最为著名的便

是在朝鲜贞柏洞364号墓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簿”木牍和?论语?竹简.东汉末割据辽

东的公孙氏分出乐浪郡南部设立带方郡,并为魏晋所承继.而自魏晋时期,尤其是永嘉之乱后,中原

人士经辽东进入朝鲜半岛,将中国的文化再次带入.这一时期,中原处于简纸并用,虽然暂时没有这

一时期的简牍出土,但是从出土的大量壁画墓的风格便可略见端倪.韩昇在论及南朝向百济的文化

传播之前,也曾强调“百济和新罗的文化,早期深受乐浪和带方郡的影响”②.

另一方面是百济与中国各王朝的通使交流上.西晋灭亡以后,中国中原大乱,东晋偏居江南.

百济依然向东晋政权先后派遣了6批使节.在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所藏百济近肖古王赠送

倭王的“七支刀”上有“泰和四年”(369)的铭文,可知百济当在此前已奉东晋正朔.东晋政权也向百

济遣使2次.太元十一年(386)夏四月,东晋以百济王世子余晖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③.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百济腆支王十二年(416),“晋安帝遣使册命腆支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

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在与东晋王朝的通使过程中,百济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近肖古王三

十年,即东晋宁康二年(374)结束了“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的历史,立高兴为博士,以汉字为官

方文字修撰百济国史?书记?④.

至刘宋朝,两国交往更为频繁.刘宋建国当年,即永元初年(420)七月戊戌,便进征东将军高句

骊王高琏号为征东大将军,进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号为镇东大将军.?宋书?卷九十七?百济传?载

景平二年(424)、元嘉七年(430)、元嘉二十七年(450)、大明元年(457)、大明二年(458)、泰始七年

(471)百济皆遣使至建康进贡,特别是元嘉二年(425)刘宋遣使百济“宣旨慰劳”后,百济更是“每岁遣

使奉表,献方物”.其中文化交流的内容尤为丰富,元嘉二十七年(450)百济王除献方物外,还上表求

“?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⑤.又?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百济?云百济“用宋?元嘉

历?,以建寅月为岁首”.按?元嘉历?为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创制,元嘉二十二年(445)正式使用,至

梁天监八年(509)废止,改行祖冲之?大明历?.百济用刘宋?元嘉历?,说明其文化的脚步紧跟南朝.

萧齐时期,虽然百济受到高句丽的不断南侵而被迫南迁,但是百济仍未中断与中国的友好往来.

建元元年、永明二年、永明八年均遣使入齐.建武二年东城王牟大表求封拜高达、杨茂、会迈为太守

时,也获齐明帝批准,萧齐政权还派兼谒者仆射孙副策命大袭亡祖父牟都为百济王,即位章绶等玉铜

虎竹符四⑥.

梁普通二年(521)十一月,余隆奉使遣表,次月被梁武帝诏授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

将军、百济王,即百济历史上著名的武宁王.此时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至深,1971年7月韩国忠清

南道公州邑宋山里发掘了武宁王陵,从武宁王陵墓制结构、建筑方法到随葬器物,均可见百济与南朝极其密切的文化关系①.古代日本?古事记?“应神天皇条”中载百济照古王通过和迩吉师王仁传送了

?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给日本.虽然这个记载和史实并不相符,因为若应神天皇实际存在的

话,其时期大概在5世纪前半期,而直到南朝梁武帝时期,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

中选取1000个字,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这与上述?千字文?在古代日本普及

的时期不一致.但是从?千字文?由百济流传至日本,便可以看出百济和南朝之间在文化上有很深的

交流,而且由于基本上每年百济都遣使前来,因此中原的文化、典籍很快便传入百济.?梁书?卷五十

四?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盤?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

师等,敕并给之.”②在公州便出土了铭刻以“梁官瓦师”字样的砖.由此可以看出百济与南朝在儒学、

历法、宗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友好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对百济的影响.

从现存的文献统计,南北朝时期,百济共向南朝4个政权遣使27次,同时向北朝遣使有5次.

与此同时,南朝向百济遣使4次,北朝北魏向百济遣使1次.经过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多次友好

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的儒家经典以及医药、卜筮、占卜之术在百济社会广为流传.?周书?卷四十九

?异域百济传?载:

  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

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然尤尚弈棋.僧尼寺塔甚多,而无道士

自晋、宋、齐、梁据江左,后魏宅中原,并遣使称藩,兼受封拜.③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隋朝刚刚建立,百济威德王就遣使与隋通贡.隋朝虽国祚短促,但其间百济

亦派遣使节达15次.进入唐代(618),百济几乎每年派遣使者,直至两国关系恶化而终止,共遣使35

次.?旧唐书百济传?载:“百济国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

华之法.”不仅中国的儒家典籍、诸子、史书已成为百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文书制度(表疏

之法)也同样以中国王朝为范式.

百济在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不仅接受了南朝文化,而且消化吸收,丰富并促进了自

身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从韩国出土的带有“椋”字木简、“支药儿食米记”中不仅看到中国仓库制度

对它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百济量制以及在简纸并用时代文书所发生的变化.

百济一方面与南朝保持紧密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向东边的倭国进行文化传播.韩昇在论述南朝

文化向东亚传播时,认为许多中国文物是通过百济传往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百济在沟通东亚国家和

南朝关系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④.而作为汉字的载体,木简在中、韩、日三国均有出土.从目前出

土简牍资料的年代来看,以中国简牍为最早,日本木简为最晚,韩国木简年代大约为公元6世纪前期

至公元8世纪间,恰好介于二者之间.虽然韩国木简出土数量有限,但其时间、记录内容和形制表

明,在古代东亚简牍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韩国木简充当了交流媒介,起着连接中国、日本的重要的中

介作用,这在韩国出土的百济、新罗时期带有“椋”字的木简上可窥见一斑.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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