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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炳元,国家一级作曲,历任陕西爱乐乐团团长、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现任陕西赵季平音乐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陕西省交响乐协会会长,曾获得第二届“陕西最具文化影响力十大杰出成就人物”称号.2018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崔炳元音乐作品集》（套装版）,并与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和陕西省交响乐协会在西安联合举力、了“乐章焕炳.音动始元”新书发布会.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也得以借此机会,与崔炳元先生坐下来,好好聊聊他的作品、他的人生.
“歌王”王洛宾的作曲助理
崔炳元出生于辽宁,两三岁时由于父母的工作关系,全家一起迁居包头.之后,他又随父母辗转去过吉林、甘肃、西宁、嘉峪关、江西等地.参加工作后,崔炳元被分配到了工厂的车间做一名电线维修工,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坐车到茫茫戈壁上去架线.这样的工作无疑太辛苦了,年轻的崔炳元迫切地希望换一份工作,改善—下环境.那么,换什么工作呢？他想到了文艺单位,他十岁学习手风琴,音乐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想.说干就干,他一连报考了好几家文艺团体,但是都失败了,因为每个文艺团体中基本上都有几个人会拉手风琴,人家不再需要这个乐器了.那怎么办呢？后来,经过一个专业老师的指点,“一般的文艺团体都缺中提琴”,崔炳元从零基础开始学起了中提琴.
1978年底,二十岁刚出头的崔炳元顺利考入了兰州军区歌舞团,在交响乐团中担任中提琴手.这仿佛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发现音乐的海洋是如此广袤、浩瀚,立即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起来.由于早前是拉手风琴出身,如今又整天泡在乐队里,崔炳元对管弦乐思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闲暇时间自学了作曲“四大件”一一和声、复调、配器、曲式,有时自己也会改编一些四重奏作品“玩票”.歌舞团经常要演出大量的声乐作品,交响乐队为其伴奏必须得有总谱,虽然乐团的创作组有几位作曲老师专门负责总谱的编配,但有时候时间紧、任务多,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时,崔炳元便被顶替了上去.
崔炳元第一次正儿八经地为交响乐团写配器时的情景,他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次,歌舞团的王士坤老师写了一部话剧,因为急着交稿,配乐部分他只写了钢琴缩谱,来不及配器了.他知道崔炳元平时会写写弄弄,便问他：“你能不能帮我配几段？”虽然心里没什么底,但崔炳元还是答应试一下.接着,让他一辈子难忘的时刻就到来了一一乐队演奏了他配的总谱之后,指挥撂下指挥棒,问崔炳元：“你觉得怎么样？”当时在军队,回答指挥问题时要起立,崔炳元站起来后,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颤动不已,快要蹦出来了,那种激动又迷离的感觉导致他眩晕了好几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乐队演奏的,真的是出自我的手吗？”直到身旁的一个乐手拉了拉他的衣服,他才回过神来,赶紧回答道：“谢谢指挥,没有问题.”一一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核电站的一粒原子,虽然还没裂变,但是储备了、存留了…—
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次之后,崔炳元就像‘人了道”一样,疯狂地配起了曲,手法越来越熟练,最多的一年甚至配了一百多首乐曲.他曾经创造过一个通宵配出演奏时长约七八分钟的作品的记录,他们团里有人便开玩笑地称他为“缝纫机”,寓意他写谱子就像缝纫机工作时那么快.崔炳元配曲不但速度快,质量也有保证.他善于创新,简简单单的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他配了很多个版本,有民乐队版的、管弦乐队版的、小乐队版的,甚至还有给不同演员唱的不同调的版.那一次,因为编配有功,他被乐团授予了“团嘉奖”,仅次于“立三等功”.
在兰州军区歌舞团工作期间,崔炳元和“歌王”王洛宾的一段交往,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79年4月,为了创作一部歌剧,兰州军区歌舞团把当时刚刚出狱、尚未完全平反的王洛宾从新疆军区请来担任作曲.组织上为王洛宾挑选了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生活,帮他洗衣服、打饭等；另一位负责业务,帮他配器、抄抄写写等.崔炳元便幸运地成为了那个负责王洛宾业务的助理.那一年多中,崔炳元跟随王洛宾走过许多山村田野,目睹了这位精神导师对民间艺术的赤诚痴迷.
不过,由于当时崔炳元的人生阅历有限,他对王洛宾的感觉仅止于仰慕与感动.几年后,他才幡然醒悟道,当时接触王洛宾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后者已在潜移默化中对他的艺术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如何在价值判断上看待、尊重民族民间音乐；第二,对于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来说,其审美选择决定了其艺术道路的格局；第三,王洛宾做人纯真,目标明确、执着,身上闪耀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正是这样的品质为他带来了一种专业上的坚定与持久.这几个后知后觉的、“反刍”般的醒悟,让崔炳元觉得自己能够遇到包括王洛宾在内的很多老一辈纯粹、正直、有良知的音乐家,实在是太幸运了.
拜师金湘,建立多声音乐思维
正是因为在兰州军区歌舞团有了这样大量的配器锻炼,崔炳元对音响感知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初步建立了乐谱、眼睛、耳朵、音响效果即时互换的能力.“我写的谱子,至少在兰州军区歌舞团的交响乐队中演奏出来是什么声音,我一看就能知道.”这时,他渴望进一步的学习,于是申请去专业音乐学院深造,得到了歌舞团领导的批准.
1985年,二十九岁的崔炳元来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师从金湘教授.金湘是中国乐坛上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歌剧《原野》是国际公认的第一部叩开西方歌剧宫殿大门的东方歌剧,也是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引进并公演的第一部中国歌剧.金湘的教导让崔炳元终生受益.“虽然以前对多声有着尊崇,但我的多声思维还没有建立,写的东西过于平面化,而金湘老师砸碎了我原有的单线条思维,帮助我比较稳定地建立了自己的多声思维.”更重要的是,金湘还使崔炳元在建立音乐审美能力方面有了里程碑式的改变.“他告诉了我,什么是好的东西,什么可能不太好.我们以前对中国式的音乐审美往往停留在歌舞层面,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文人雅士们的音乐,了解了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民俗音乐几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之前作为部队里的一员,崔炳元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宣传”特质比较浓厚,而现在,他在作品中加入了更多抒发个人情怀的内容.
跟随金湘老师的这两年学习,对崔炳元来说是蜕变式的、脱胎换骨的,但同时也是地狱式的、近乎残酷的.金湘的个性在乐界闻名,他的脾气非常火爆,有时甚至严苛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有一次,崔炳元写了-首钢琴奏鸣曲,金湘觉得连接部不太好,但又不肯直接告诉他到底哪里不好,想让他自己发现问题.崔炳元老实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哪里不好.”金湘又弹了一遍,问他：“真不知道？”“真不知道.”金湘勃然大怒：“你个笨蛋,洗菜去！”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啊,崔炳元哪敢不听,只得乖乖地去洗菜了.洗着洗着,突然,他领悟到-好像是那两个音的过渡有点生硬.洗完菜,他拿着谱子向老师请教,金湘立刻转怒为喜：“答对了！中午一块儿吃饭！”……
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崔炳元成为了一位职业作曲家.他非常多产,创作了交响乐、室内乐、戏剧音乐、影视作品等多种体裁与题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将豪放、雄浑、悲怆、大气、苍凉的西北民族特质一股脑儿地倾泻在近三百部作品中.他的交响组曲《大唐》自2005年开始在西安大雁塔北广场随喷泉播放三千余次,成为了西安的标志性音乐；《丝路长安》《炎黄颂》《九曲秧歌黄河阵》等管弦乐作品曾由捷克爱乐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等在各地上演；钢琴组曲《西藏素描》在、中国音协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音乐评奖”中一举夺魁,成为中外钢琴家的保留曲目,并多次被录制成唱片；他的《天地社火》应邀参加了英国爱丁堡军乐节和俄罗斯莫斯科军乐节.
谈到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崔炳元表示,首先是要有感悟能力.“对有形、有声、有色的外部事物,以及对无形、无声、无色的内在哲理性的思考,都应该成为一个职业作曲家创作灵感可能产生的沃土.”其次是坚持阅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一个人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所有文明都亲自体验一回,而阅读能让你设身处地地和作者一道呼吸,感受作者提供的语境.”第三就是走向生活,走向民间.“现在的采风,主要是指体验那个地区、民族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审美取舍和价值取向,了解他们对于当前世界的态度,特别是那些符合人类共同命运的东西.”《崔炳元音乐作品集》（套装版）
此次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崔炳元音乐作品集》,涵盖了作曲家的四部作品一一歌剧《貂蝉》、咏颂交响套曲《唐诗之路》、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第一管弦乐组曲《内蒙古民歌六首》.它们均是崔炳元近年来的委约作品,风格亲切朴实,技法丰富多彩,在全国各地演出了六十余场,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甘肃省歌剧院委约的歌剧《貂蝉》是崔炳元创作的第一部歌剧.其中,他运用了秦腔苦音的基本素材作为貂蝉的形象,用了秦腔的“黑头”（花脸唱腔的俗称）作为董卓的形象,创造了一个非常明亮的主题给吕布,又写了一个比较阴暗、纠结的主题给王允.这四个主题的设计,有点像瓦格纳的“主导动机”,是对剧中每个人物性格最集中的体现.不过,崔炳元自认它的音乐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还不够到位.“音乐多多少少展开得有点儿不够,大家能明白是这个意思,但是感觉不过瘾.如果音乐能够沿着这个人物性格再往前走一点,再把他的个性展开得充分一点,就会更好了.”
咏诵交响套曲《唐诗之路》由浙江交响乐团和新昌市委宣传部共同委约,形式上类似于合唱交响曲或清唱剧.它由序曲、终曲以及四个乐章构成,包括人声独唱、合唱及吟诵,总时长约七十分钟.作品的歌词选用了唐朝十六位诗人的十七首诗,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江南好》、杜甫的《壮游》、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等.在音乐创作上,崔炳元运用了浙东一带的越剧、绍剧、高腔等地方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元素,并加入了笛子、古筝、中阮等中国民族乐器.作为将管弦乐演奏、声乐演唱以及唐诗吟诵有机地融于一体的交响乐演出,《唐诗之路》为国内首创,它兼具细腻与大气,磅礴中带有一丝温柔,如同一部庞大的“穿越”史诗,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与情感.
“唐诗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浙江省新昌县文史馆的竺岳兵先生提出的,在他看来,这是一条自杭州钱塘江南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镇）起始,经绍兴镜湖至曹娥江,再沿新昌的沃江溯流而上,过天姥,到天台山石梁飞瀑,全长约一百九十公里的路.那么,“诗”怎么会和“路”联系在一起呢？原来,唐代诗人因仰慕六朝文化沿路走来,在这条路上流连忘返、吟咏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四百多位诗人在浙东留下过踪迹,创作了跟这一带地理环境有关的诗歌一千多首,其中包括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还有“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骆宾王,“饮中八仙”中的贺知章、崔宗之,“中唐三俊”的元稹、李绅、李德裕等.
崔炳元介绍道,《唐诗之路》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些非常有名的唐诗串联起来,这些唐诗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比如说,他把赞美江南好的诗构成一个乐章一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接着,他把描述古代知识分子潇洒的,带有魏晋风骨品格的诗集中到一个乐章一一“山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他把和道、佛两家有关的诗放在一个乐章一一“十里松门国清路,饭猿台上菩提树.怪来烟雨落晴天,元是海风吹瀑布.”因此,他是用音乐来架构整部作品,而不是被诗牵着鼻子走的.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主题素材来自刘峰作曲的歌曲.在这部作品中,崔炳元运用了西方交响乐的方法来处理中国民歌素材,使其既具有史诗般的气魄,又有着迷人的民族风情,美妙而动听.在崔炳元看来,很多所谓改编成交响乐的民歌作品,只是把民歌重新“编配”了一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把民歌改编成交响乐”呢？“就是把民歌的旋律撕开了以后,用交响乐的思维方式将它贯穿到所有声部中,但还是能看到那些民歌的影子.”他甚至改变了有些民歌的结束音,“比如原来很四平八稳的结束音,我把它改得更有动力了,好像继续往前走似的,这样就有了变奏的可能了”.
在如此中西融合的作曲过程中,崔炳元认为最困难的-点是改变民歌原有的收拢性.“有时候,你把旋律一撕开,那些对旋律非常执着的人会认为这太难听了,你把旋律给改了.所以,要让那些‘顽固’的人觉得改编版反而比原作更好听了,这是最大的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变和声可能是一种方式,但崔炳元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改变和声只不过是让音乐的色彩变了一点儿,但实质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办法是用从原来旋律的基因上长出来的新旋律,去否定前面的旋律.“用旋律的办法去改造旋律,见招拆招,解决原有旋律过于收拢性的特点,这样就能使音乐变得更加丰富了.”
前不久,崔炳元刚刚完成一部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的创作,而他手中的委约也已经排到了2019年.虽已过耳顺之年,却经常可以连续写上四五个小时而不知疲倦的他,究竟是如何保持这么旺盛的体力和创作力呢？崔炳元说,自己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平时,他会尽量早睡,早起,远离烟酒,他会尽可能多时间地独处,放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学习可以让你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渴望,有了这种渴望,身体自然而然地就服从于我这个创作的总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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