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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气流的变化带来了风霜雨雪、云聚云散.
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催生了社会转型、人口流动,工业化是人口流动的杠杆.
1978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思想解放大幕.
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基本路线.正是这条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份特殊的藏品—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
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由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们亲手创造的.
1978年的小岗村,集体经济财产只剩下3间草屋、1头耕牛、1张耙和1架犁,一个劳动力辛苦一年的收入仅为18.2元.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走路的都讨过饭.全队近20户人家里,有11户的门是用高粱秸扎的.
饥饿的逼迫下,18位农民偷偷签署了大包干协议.
这项秘密协议规定,18位农民各自得到部分土地,自由选择种植作物,“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儿由全队包下来,他家孩子由全队养到18岁.
小岗村人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行为产生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并得到了同志的支持和倡导,大包干没有以悲剧收场.很快,“包产到户”有了社会主义的正式户口,并迅即在全国推广,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触角最深的当代改革大潮.
正是包产到户的政策和农村改革的杠杆,最终撬动了农民工的“魔方”.它从体制上实现了农民自身的解放.农民在“交够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1979年元旦刚过,一份由广东省委和交通部联合呈送的报告就递到了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报告提出,要在靠近香港的蛇口兴建一些船坞、码头和工业企业,利用国内较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建立工业区.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批示“同意”.
当年夏天,蛇口工业区的大规模开发全面展开.仅用了21个月的时间,2.14平方公里工业区内的基础工程和公用设施全部建造完成,同时从境外引进了14个工业项目,兴办了23家企业,一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陆续被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亦被大胆移植或借鉴.
只有2. 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蛇口模式”在中国的经济舞台闪亮登场.昔日的荒坡变成了工业园区,当地的农民“穿鞋进厂”变成了工人,异地招收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虽然户口仍在农村,却不影响他们进特区打工,成为一名工人.
几年之内,蛇口工业区吸纳了3万多名外来打工者.这些从农村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即以农民的户口在工厂从事工人的工作.他们论职业是工人,论身份（户口作为身份的标志）是农民.传统身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结合,让这些劳动者成了一个工农兼顾、城乡流动的新群体.
这个群体的产生是自发的,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种制度的自觉安排.但这个群体的产生又是必然的,当户籍管理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生碰撞时,它是制度矛盾的必然结果.
这个群体是微弱的,一开始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其数量相对于农民和城市传统体制下的工人来说,显得微不足道,声音连工厂的围墙都穿不透.但这个群体又是巨大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发出的声音形成共鸣时,足以振聋发聩.1980年8月26日,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到1983年年底,已有15万外来农民工涌入深圳.
就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的产生和发展交织在一起,从2.14平方公里扩大到327.5平方公里,再拓展到960万平方公里.就这样,当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轰隆起步.
就这样,当代中国的农民工走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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