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那些年：过去的政治教育,本文是关于政治教育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和政治教育和那些年和台湾那些年类论文范例.
政治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一句话：“人类最艰难的工程,唯政治与教育二事.”这句话放在1945年后,几十年来台湾的教育上,就得到了印证.在过去台湾,政治与教育常常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统治阶层很了解这一点,而政治教育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有重大影响.
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那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统治50年,一切都偏日化,在学校和公家场合讲日本话,在家里讲闽南语,这都是很平常的事.大部分台湾本省人在这50年间出生,自然觉得自己是日本人,尽管在那时候还是有些私塾,比较有钱的人家也会请一些老先生教些汉文儒学,但那只是少数.为了使台湾人民成为忠贞不二的“天皇臣民”,在日本殖民后期开展了“皇民化”运动：改日姓、取日名、重神道、神社参拜等,并在“国语 （日语） 运动”雷厉风行下,人人说日语、写日文,殖民政府当局以语言教育作为人民意识型塑或政治意涵的手段,非常成功.
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来台之际,面对的是一个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台湾,头等难题就是如何去除日本殖民的影响,建立中国化的教育,贯彻国家及政治意识形态,以稳定民心.
几乎第一要紧的事,是立即成立国语（北京话）推行委员会,并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很多学校的台籍老师都只懂日文,几乎是到推行所上完课,马上回到学校教其他老师,然后再教学生,现学现卖.许多台湾人当年经历了“失语震撼”,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当年就有很多作家用日文写作惯了,在光复之后只能重新学习汉文,几年后竟然又用汉文写出经典的文学作品.
大概是最近台剧和电影的流行,很多人发现台湾人把“和”这个字读“han”音.有个朋友每次听到台湾人说“我han你”都会起一阵鸡皮疙瘩,他恐怕没注意就连有文化者如李敖大师也会念作“han”.
原来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推行国语,请了一位字正腔圆的北京先生在广播中教国语,国语教学都以这个广播站为主.那位北京先生就是读成“han”.如果去听那些比较老的相声艺人,比如侯宝林的段子,也会赫然发现,他也读作“han”.还有一些老北京会说“咱俩谁和 （han） 谁呀”“这哪儿和 （han） 哪儿啊”,原来念作“han”是来自北京话,就是因为国语推行运动,所以全台湾都念成“han”了.
当时的行政长官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广播中就提到：“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学校既然是中国的学校,应该不再说日本话、不再用日文课本.现在各级学校暂时一律以国语、国文、三义、历史四者为主要科目,增加时数,加紧教学……”
总之,国民政府在台初期的教育策略和基本方针,是通过国语国文、历史和“三义”的教学,来培养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陆续迁台,台湾宣布戒严,在这段时间,对言论、出版、信仰等会牵扯思想的东西,钳制得都相当严厉.当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攻大陆”,为了让全台上下都与“蒋总统”他老人家的心愿一同澎湃,上下一条心,于是,一切教育的方针是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包括“三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再加上国民党的史观,痛斥的可恶,“光复大陆”和“巩固领导”成了教育重点,而其中自然是以“国民党领导”为权力核心,这么说来,戒严时期台湾的教育就是“党化教育”.
20世纪60年始,大陆在“破四旧”,紧接着是1966年开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
为了有别于当时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在台湾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且定孙文的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就在1966年孙文诞辰11月12日这一天,阳明山上中山楼落成,发表了一篇文告,阐明“国父”孙中山与道统的继承关系,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之道统”,认为中国有一“道统”,其实这个中华文化道统,就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政权的继承人,以中华文化之继承与发扬者自居而提出的说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台湾人,一定在学校听过老师教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中国“五百年出一次圣人”“距离王阳明已经五百年了”.“国父、蒋公是圣人”这类当年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来自当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国文课”除了课本之外,还有几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里面就是一些儒家经典的选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读到“吾道一以贯之”时,旁边的批注就写“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甚至以前还有人拍马屁,做了一个“中华文化道统示意图”,一系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朱熹、父、公的道统”,现在看了都要脸红,可是那时候居然都很单纯地相信.
课本上关于“蒋总统”的种种“事迹”
许多台湾人对所谓“”的印象最早也是来自课本里的图画.那时,总是有个“”,脑满肠肥,一副猥琐像,穿着中山装,叼着烟,拿着皮鞭在鞭打可怜的大陆同胞.所以,很多人对干部的印象就是“脑满肠肥、猥琐”的样子.
等到初中后,开始有历史图片,我第一次看到周恩来的照片时,简直不敢相信,甚至心中产生相当大的混乱,“”不都是一脸猥琐、脑满肠肥的样子吗？我无法相信“”居然能长得那么正气,那一刻我的价值观简直就要崩塌了.
在过去,许多台湾人的刻板印象中,大陆同胞的食是“吃香蕉皮,在饥饿中生活”,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住是“都在人民公社”,行是“不能随便迁徙,出门都要路条”,整个大陆就是一片“蓝色海洋”,每个人脸都是黄黄的,瘦瘦的,表情木然,没有笑容.
课本里面不断地灌输大陆同胞是如此的可怜,“”是如此可恶的信息,所以生活在“复兴基地 （原来只把台湾当作一个大军营）”的我们,有一天要“反攻大陆”,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早些年,还有老师会告诉学生,大陆那么大,只要“反攻大陆”成功,初中毕业等于以前的禀生,每个人可以到大陆当乡、镇长,高中毕业等于举人,每个人可以当县长,大学毕业等于进士,找个省长、部会首长干,没有问题.学生们都很单纯热血,“反攻大陆”的心愿也不断出现在各种演讲及作文当中.不管题目是什么,就算是写到慈祥的外公外婆,结尾一定都是“在伟大领袖‘蒋总统’的领导下”“明年要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南京”“完成‘反共使命’”“解救大陆同胞”.
那时小学生作文和演讲最流行“三段论”,所谓三段,就是起头、正文、结论,比如一个论说文题目 《交通安全的重要》 《保密防谍人人有责》 《谈爱国》 《孝顺的美德》 《有恒为成功之本》 之类的,只要套进公式,起头写什么“俗话说得好……这日新月异的时代……”或“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之类的；在正文一定是“我认为必须做到以下三点……”；而结尾一定要激励人心,发人深省,通常不离上面那些,就是拿分的保证,简直就是作文产生器.
有一次,我帮一个参加全校演讲比赛的女同学誊了一份演讲稿《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全文的最后一句应该就是语重心长地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再重复加强一次“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结果忘记那时候是精神错乱了,还是恶作剧,写成“小心飞碟就在你身边”,女同学没多想就照念,语毕全校同学大笑,她红着脸含泪,我自然逃不过一阵毒打啦！还好那时候风气比较开放了,否则这么不知轻重,连累到父母都有可能.
相对于大陆的“惨况”,“复兴基地”台湾自然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蒋总统”（两位） 的领导下,台湾欣欣向荣.各种“歌德派 （歌功颂德派）”的歌曲在那时也不少,像这首台湾年轻人不会唱,上了年纪的人也不再唱的 《领袖歌》 就是代表.
领袖,领袖,伟大的领袖,
您是大革命的导师,您是大时代的舵手,
让我们服从您的领导,让我们团结在您的四周,
为了生存,为了自由,大家一起来战斗,
人人须要战斗,人人须要领袖.
“蒋总统”太正确了,以前我的中学老师就说过一个笑话：有个学生考试时考卷不会写,苦恼着,最后索性就在答题处写了“蒋总统万岁！”.结果老师看了,打叉不是,不打叉也不是,最后只好给这个学生一百分.
《南海血书》 的创作真相
至于1949年后的历史,在台湾,永远是国民政府经营“复兴基地”欣欣向荣.说到大陆,台湾学生都知道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内容了.所以现在台湾三十岁以上的民众,对于以前的印象,一方面是憎恶,另一方面又觉得可怕,觉得大陆很“贫穷”,直到这几年,很多人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见到大陆的发展,那种受冲击的程度只能用痛苦来形容.
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会有些“与时俱进”,呼应时代变化的课程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以及海外华人,轰轰烈烈地掀起第一次保钓运动,政府一方面暗中支持,一方面又害怕引来什么后果.因为保钓运动,台湾的学运也开始蠢蠢欲动,社会上开始弥漫一股追求的声音.就在此时,很巧,在国民党党营的 《日报》,有个笔名“孤影”的人,一连六天在副刊上发表 《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里面内容讲的大概就是批评那些主张政治社会改革、反对的知识分子与年轻学子,这样的举动会造成社会不安与动乱,同时认为小市民不需要与政治,“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全台湾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结论就是“稳定胜过一切”.这种论调颇合国民党胃口,于是将它印成单行本小册子,通令全国各机关和学校都要阅读,当时学生还要写心得报告,所以都在读这本书,于是为它创造了百万册的空前销售佳绩.政府宣称,这本书代表了大多数群众的心愿,那是多少呢？绝对不止87.53％,而是空前的98％.讽刺的是,几十年后,这位“孤影先生”反而在为绿油油的 《自由时报》 写评论了.
过去“政府”长期用“安定中求进步”的说法,台湾社会出现安定大于一切的现象,使国民党反改革有理.这个所谓的“安定牌”也确实有用,每次选举都打安定牌,也获得选票.只是常常会听到“小市民”“老百姓”这种说法,是不是也代表着,它的对立面就是“大政府”“官”呢？这种说法好像民众都不用为公众事务负责任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同样是台湾“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府”对外压力大,对内则转变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就如“蒋总统”说的“形势是客观的,成之于人；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
国民党被迫离开联合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学生的认知都是“蒋总统”坚持“汉贼不两立”,故我政治主动退出表示.“政府”也通过媒体,强力放送,联合国“排我纳匪”是国际姑息主义,是的欺骗.当然经过宣传,学生作文又多了新题材,大力批判联合国不公不义和“世界各国被共产主义骗了”“国际姑息主义弥漫”等,好像只有世界伟人、自由灯塔“蒋总统”懂得什么是公理正义,全世界都是傻瓜一样.当然啦！在联考制度升学压力下,当年学生也疯狂练习这类范文,生怕联考作文会考到.
台湾政治教育里的“蓝色经典”,莫过于出现在1978年底的 《南海血书》.
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除了外交处境窘困,内部要求化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严重挑战.1978年12月16日,美国卡特总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半夜宣布,1979年1月1日零时开始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台“断交”.
三天之后的12月19日,国民党的 《日报》 副刊上,出现了一篇文章叫 《南海血书》,署名为“阮天仇绝笔、朱桂译”.译者于附记中声称,血书是他的弟弟打鱼时在南海荒岛上发现的.这个名字超像武林高手的作者“阮天仇”以螺蛳尖端蘸手指鲜血把这篇文章写在衬衫上,叙述越南沦亡时,海上难民的悲惨故事,写完后装在海螺里被发现.
这篇文章,现在台湾35岁以上的人都读过,传诵一时.由于当时刚与美国断交,大家恐惧越战的结局将在台湾重演,立刻挑起台湾人的敏感神经,一时之间“斗士 （党外人士）”“伟大盟邦 （美国）”都成了过街老鼠.《南海血书》 后来也出版了,以“今天不能做一个为自由奋战的斗士,明天就会沦为海上漂流的难民”为广告词,后来这也衍生出一个流行句式“今天不能做一个……明天就会……”《南海血书》 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各级学校不仅要求学生购买,还要求学生撰写心得报告,要会读会背会朗诵.当然啦！就连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都有能耐当着译者朱桂的面全部背了出来,学生怎么有理由说不会背呢？负责编教科书的国立编译馆也将该文列为教材.此外,国民党党营事业“电影公司”,也将文字改编成电影,而三家电视台,也将它制作成连续剧在每天晚上联播.在那个学校讲闽南语都要处罚的年代,竟会有闽南语配音的版本.
初读 《南海血书》 总是让人心惊胆战,尤其是那句“是谁把我们送往老虎口里？是谁把我们推下火坑？是谁把毒蛇放进我们的被窝里？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斗士和伟大盟邦”,现在读起来都让人心中激昂又荡漾不已.那时候电视上一直播越南沦亡的纪录片：和尚、难民哀号、军人当街杀民众……看完之后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一直以为我们快要“被那样”了.不少人读了也流下同情的眼泪,众口铄金,好像不看此书枉为人.
可是仔细想想,越想越觉得扯淡,阮天仇都快要渴死了,奄奄一息怎么还能流那么多血,来写一篇文情并茂、华丽无比的文章呀！那要多少血、多少衣服,还要多少海螺才能塞得下呀！二十年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几年前电视专访朱桂儿子,他说,其实作者就是“译者”朱桂,他父亲是基于与美国断交,一时的心情发泄.这 《南海血书》 完完全全是纯“文学创作”,根本不是什么弟弟在南海捕鱼无意间发现的海外血书.但是写都写了,又被捧得那么高,推到风口浪尖上,骑虎难下啊！
倒霉的是这本“血书”虽然是超级畅销书,再版了无数次,但他父亲只拿到了投稿的报纸稿费,没有拿到其他实质性的版税,因为真实的作者是“阮天仇”,在当时的气氛下,简直就是哑巴吃黄连,只能等到现在才说了.
有一句话说：“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历史学家可以.”用在几十年来的台湾也是一样：“上帝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政客可以.”在戒严时代,台湾教育充满了不可思议、矛盾与谎言,曾经是那么地相信课本上写的东西、老师说的话、新闻的报道……如果有些小疑问,每每问起大人,大都只能得到“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之类的答案.
结果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还真的不小心知道了,那种发现被人骗了好多年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以前总是批评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民进党,在执政后也企图干同样的事,可能就如马克思几百年前就说过的任何时代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教育真是好用,统治阶级掌握了教育,就有源源不绝的人效忠你.
（选自《我们台湾这些年Ⅱ【新版】》/廖信忠 著/台海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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