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本文是论持久战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文献和《论持久战》和抗战和纲领性文件有关论文范文文献.
论持久战论文参考文献：
1938 年5 月的某个早晨,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脚的石窑里熬了数个日夜的,终于停下了笔.窑内的桌上放着厚厚一沓文稿,最上面一页潇洒的题写着四个大字《论持久战》.此时的或许还不曾完全预料到,这部著作将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使他“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吴玉章回忆录》).
酝酿与构思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中国该怎么打这场战争才不至于亡国？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朝野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孙中山、蒋百里、、陈诚及中国人对此都有过相关论述,均认为抗日战争必是一场耗时费力的“持久战”.
但这些思考却没有系统地回答好“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和“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的问题.为此,决定写一篇系统阐释如何进行持久抗战的理论文章,以消弭各种不切实际的论调,将爱国力量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思路上.为完成这个计划,他一边查阅大量资料,拟定详细写作提纲；一边与各方人士交换意见,广泛吸收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
大约在1938 年初,关于《论持久战》的构思就已基本成型.当年1 月某天,与著名学者梁漱溟就抗战前途问题进行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时间谈话.在反复驳难的问答式谈话中,经过严密论证后很肯定地对梁漱溟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这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使对国民党抗战没有信心的梁漱溟膺服不已.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在充分吸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构思臻于成熟.1938 年5 月5 日晚,与首个到访延安的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初次见面.与卡尔逊在烛光下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彻夜长谈.他们交谈的内容包括抗日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
关于抗日战争,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对此抗日战略十分感兴趣,请他更加明了地阐释一下.点燃烟斗深吸一口,自信地说：“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否定“亡国论”与“速胜论”
时值1938 年四五月间,年初开始的徐州会战已接近尾声.台儿庄大捷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逐渐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失陷的沮丧中缓过神来,更有人从日军被迟滞的进攻步伐中似乎看到了胜利在望,提出了“速胜论”的观点.4 月25 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 徐州会战) 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
在各界人士就“亡国论”与“速胜论”广泛争论之际,从5 月初开始,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此文一出,当即以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前途问题的系统性、预见性思考,有力批驳了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错误思想,明确了持久抗战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到底的意志.
5 月10 日,出席常委会议,在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时指出：“现在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 即徐州会战) 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徐州失陷次日(5 月20 日),即致电八路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人,指出徐州失守后应有的准备及在敌后全面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5 月26 日至6 月3 日,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第一次系统、完整的阐述了自己的持久战思想.
以问题为导向,开宗明义地设问：“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否定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 世纪30 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的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
根据敌我双方各种因素及其在战争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科学地预见了持久抗战将经历日寇战略进攻、双方战略相持、中国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将是最闲难的时期,但也是敌我力量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否变为独立国或沦为殖民地,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在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对持久战争的坚持到底.如此,中国将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论持久战》在延安引起了巨大反响.虽身处延安,但其持久战思想统揽全局,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立场上分析形势、判断前途的.因此,《论持久战》一经发表,即在国民党高层引起震动.白崇禧尤其推崇该著作,向积极推荐.在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集体智慧的结晶
思想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论持久战》所闪现的政治、军事智慧光芒,就是党内先进分子对“持久战”或“长期抗战”反复思考的集大成.在写作《论持久战》之前,无论是党内、党外,均已有关于“持久战”理论构想.
在1935 年12 月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曾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从1937 年开始, 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博古等人也开始从不同方面阐述的“持久战”主张.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解放》周刊上,如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 第12 期)、张闻天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 第17 期)、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25 期)、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 第30 期).另外,周恩来还于1937 年12月25 日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第3 期),任弼时于1938 年2 月14 日至15 日发表了《怎样度过抗战的困难时期》(《新华日报》).
是在持久战思想已具相当基础的条件下,完成构思和写作的.但最可贵的不是他对已有持久战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而是在于其对政治、军事理论的大胆创新.正是这一点,让的持久战思想远超同时代人.
( 摘自《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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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以继日写作
《论持久战》
1938 年初,开始夜以继日地潜心写作《论持久战》.一次,一直写了两天两夜没合眼,还一个劲儿伏案疾书.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警卫员打盆冷水洗洗脸,清醒一下脑子,或者在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靠在椅子上养一会儿神,稍事休息,又继续写.艰巨的脑力劳动,消耗很大.饭吃得很少,脸色也很不好看.写得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他已经连着五六天没睡觉了.
到第七天上,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这时虽已初春,但天气还是较冷.第二天,病倒了,头疼,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医生来看了看,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他给开了些药,劝一定要休息.吃了药,总算休息了一天.可是没等完全恢复,他又坐到了桌边,一手撑着头,一手拿起笔写了起来……
(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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