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角度,本文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和马克思主义和建构和整体性有关论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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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实践和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使我们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城市向度,城市已成为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不仅是为了反思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问题,而且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还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教学改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8）11-0150-03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建构也要倾听时代的声音,跟随实践的步伐.改革开放40年的城镇化建设已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的时代,在这一全新历史图景中,城市向度已成为我们在新时代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首要方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实际上回答了如何在21世纪的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城市向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建构.就当前的理论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些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话语和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这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专业水平.但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而是它们的综合.这里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才能获得这种独立性”［1］.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分化和部门化只有以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为目标才有意义,或者说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总之,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凝固的体系,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综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以它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为前提,更包括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在实践基础上的未来走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建构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当代建构中,城市向度越来越被凸显出来.这直接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图景的转换,世界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即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城市是现代性空间布展的结果.正如卡茨纳尔逊所说,“大城市——作为现代性的一个中心舞台和象征,作为国家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等基本社会进程的产物和场所,并且作为构成集体认同和集体行为的场所——因此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个无可逃避的背景和主题”［2］.而这一背景和主题在21世纪会更加强化和鲜明.首先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结合起来的是西方城市研究.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出现的空间转向,其理论背景就是城市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二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和城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首先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的空间基础就是城市工业文明,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当展和内在矛盾都集中于城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适用于当代的城市分析,更在实际上构成了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理论前提.
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结合起来在西方有三种研究路径：现象学维度的城市日常生活批判、结构主义的城市分析框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城市研究,这三种研究路径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卡斯特（Mannel Castells）和哈维（Did Harvey）.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现象学相结合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三元空间辩证法、城市革命与都市社会等理论,为城市观建构提供了元理论.列斐伏尔为马克思主义介入城市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如他坚持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命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列斐伏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话语,但他在理论立场上有一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如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和差异空间一定意义上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卡斯特是用一种结构主义批判的方式来构造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他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三大系统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城市只是社会结构的特定组成部分.城市本身也具有结构性,是由生产、消费、交换、制度组织和象征符号五种要素组成的结构系统.卡斯特重点以城市为载体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特征,特别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语境中强调了消费的政治化趋势即集体消费问题.他还对已经到来的网络社会进行了理论分析.
哈维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由《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的实证主义立场转向《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哈维明确将城市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以《资本的限度》（1982）一书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空间视角解读为基础.哈维在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资本积累、危机、固定资本、信用、金融资本、地租等概念是他分析城市的主要理论工具.哈维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城市化道路,对晚期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的企业主义进行了批判.
西方的相关研究使我们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城市向度.可以肯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并不缺乏城市向度,但更多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对立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体现在《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城市向度隐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当我们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城市向度,特别是以城市向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也就是在当代视野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此时,“城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既定的对象,而是马克思主义开放的未来的可能的问题域”［3］,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城市,而是以城市向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建构和当代化.
当然,这一切仍然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领域：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哲学的帮助来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哲学在剩余价值学说中由思维一般上升为思维具体,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在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自己最坚实详尽的论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批判为基础,融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资本论》中这一理论基础转变为资本批判.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重大理论推进,才使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突破了旧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阈,走向了历史深处.对城市向度的强调,特别是对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当代城市社会的历史图景下已成为在当代建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首要方面.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是发展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与21世纪的中国有着巨大的时空间距,这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实践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城镇化规模前所未有,引起全球高度关注,被看作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8.52%,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亿,乡土中国已经转变为城市中国,城镇化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需全面总结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这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中国的城镇化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不能真正反思城镇化道路中的严重问题,但同时只有深刻反思和应答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才能建构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
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建设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发展成果集中体现为城镇化建设成就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也集中体现在城镇化当中.这些问题包括：城乡二元分裂,以削弱农村的方式推动城镇化；土地财政的资本逻辑以房地产业引领城镇更新；城市权利：空间正义、城市二元结构,公共性建构问题；城镇建设贪大求洋,对民众生活关注不够；城镇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缺乏文化个性问题,等等.城镇化道路中的这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资本的逻辑超过了人民的逻辑,城镇化建设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出现了偏差.从理论上说,以往的城镇化建设至少有三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是人的城镇化问题.对物或经济增长的关注超过对人民生活的关注,注重经济关系的建构而忽视城镇社会关系的建构,人民群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二是城镇化建设的市场化倾向.将城镇单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机器,过多依赖金融杠杆,地方政府的公共逻辑受到资本逻辑的挤压,只注重市场作用而没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居住问题的私有化解决路径.将居者有其屋的“有”完全等同于私有,居住问题的解决过度依赖房地产业.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指导,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这些问题必须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发展成果集中体现为城镇化发展成就时,发展问题也在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凸显,而且人民首先要求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所以,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关键在于转变旧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城镇化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时代需要新思想的引领,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困境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予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并没有忽视城市向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4］这为中国的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城市群建设是其主要模式,而且不断培育新的城市群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首要方式；在城市群建设中,要实现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为农业人口市民化提供多层次的空间载体；强调“住有所居”,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5］,特别是多主体供给,住房问题的解决不能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更不能放任房子变成金融资产；将人的城镇化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使所有城市居民都能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以解决大城市病来探索未来城镇化发展道路,高起点和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城镇化建设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另外,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城乡关系问题,城镇还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区域、创新创业的主要场所、全面对外开放的前沿.
总之,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思想,而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无论是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需要,还是出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都给我们提出了在当代构建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任务.
三、以马克思主义城市观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自2005年设立以来,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有效保障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培养,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机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当代建构的作用就尤为重要.
首先,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任何真正的理论必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要对自己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予以解释和应答.我们处在一个城市的时代,在城市生活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实,我们所遭遇的问题和困惑也都与城市密切相关.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效且非常深刻的理论工具,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逻辑来分析和解决当前的问题.但仅停留在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城市和城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欠缺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已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增长点.在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建构中,问题意识是其核心,这有利于打破一些封闭的理论体系,以城市向度贯通这些理论.比如住房问题的解决与城市的本质、地租、金融资本、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理论都有内在的联系.这在教学上也有助于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现实城市生活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吸引力和现实针对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有助于在当代语境中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课程体系中,原著选读和精读是不可缺少的教学资源,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基础.当我们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任务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经典作家的文本中隐藏着一个城市向度,从而以全新的理论视阈来解读这些文本,赋予这些文本以当代价值.同样,这些文本也为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提供一些理论框架和理论观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有助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的理论对话.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和城市结合起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也应该为我们的理论建构提供借鉴.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出现的空间转向以及相关的文化批判、生态批判实际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当展路径,而在城市社会这一大的历史情境下,这些思想资源都可以容纳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理论建构中.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必将使其在21世纪的中国展现出巨大的真理力量.
最后,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当代建构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整体性.城市向度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都整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城乡对立和现代文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都具有了城市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说,城市观的思想史可以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首要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城市革命还是农村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城镇化和乡村建设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方面；城市向度也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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