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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传统文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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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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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破”到“立”、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历史嬗变,内含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在实践维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从彼此决裂到相互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转化、从形式借鉴到内容互通演变的逻辑必然;在文化维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历新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次转型,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实现“守”与“变”动态统一的转型方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态度;历史嬗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9-0041-06

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劳动者股份合作制度创新与共同富裕”(TJKS12-0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军(1984-),男,甘肃庄浪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高晓雁(1956-),女,河北廊坊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者必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引领者.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表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方向.“中国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

回顾历史,随着时代主题、历史任务、实践形式的转变,党的传统文化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嬗变:从革命时期以“破”为主的辩证否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曲折探索,逐渐演变为改革时期以“立”为主的辩证肯定;从强调阶级性、时代性的工具理性判断,演变为强调继承性、民族性的价值理性判断.这种从“破”到“立”的文化观使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急遽转型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守”与“变”的动态统一,避免误入完全抛弃传统的“全盘西化”与完全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极端的文化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不断发生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因此,研究党的传统文化态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这一历程内含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在实践中的结合与在文化上的新生成两个维度.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演变的解读存在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的脱节,有学者从实践维度解读为“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的高度评价”,[2]有学者从文化维度解读为“文化批判时期(1919-1949)-文化转型时期(1949-1983)-文化建设时期(1984-至今)”.[3]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逻辑主线,整体把握党的传统文化态度的嬗变脉络及其所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演变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方向.

一、以“破”为主的辩证否定:在革命实践中实现对传统文化“守”与“变”的初次结合

中国是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语境中,作为革命党实现与传统文化的初次对话的.几千年农业文明孕育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后遭受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全面冲击,面临完全被否定的转型危机.中国在成立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前,将传统文化作为旧意识形态也进行激烈否定,这种局面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才得以扭转,中国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与旧意识形态决裂中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

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腐朽上层建筑,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党成立前后,在与东方文化派论战中继承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衣钵.1923年陈独秀在机关刊物《前锋》第一期发表署名文章,讥讽胡适等整理国故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4]101同年,《新青年》改版为理论刊物,瞿秋白在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中写道:“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纲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纲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5]7-9不过,与五四时期激进主义不同,这时的中国人已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

唯物史观成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工具.李大钊区分了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经济基础差别,前者是“农业本位”,后者是“工商本位”,由此,“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6]44儒家思想之所以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6]145之所以批判孔子,是因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6]247瞿秋白分析了东方文化的内在元素,其中包括“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和“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5]15-16

传统文化因失去存在的基础将被历史淘汰.李大钊认为,随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孔子的学说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6]149-150瞿秋白将东西文化差异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因此,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5]14东方文化作为落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自然将被淘汰.

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早期中国人不仅从唯物史观角度批判了传统文化落后的经济根源,还正确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主要以瞿秋白为代表,他认为,“技术有神秘性便是封建时代的文明,技术有科学性便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技术更进而有艺术性便是无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文明比封建主义文明“很有民权主义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更不平等”,“科学文明使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划得更清楚”.[5]268所以,他提出“社会主义文明”是“艺术性的技术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5]278-280也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概言之,早期中国人在唯物史观武装下,避免了五四时期简单用“西方”否定“东方”的“西化”思维.但由于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片面以及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早期中国人还不擅于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问题,对传统文化“破”的同时没有“立”,将传统文化直接等同于封建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之间截然对立,这种断裂的文化观也影响到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例如,当时在谈到农村教育时认为,“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孔子生在封建社会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环境的压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7]237在考察湖南农动时他又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8]31土地革命时期被教条主义禁锢,而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开始将中国传统的军事智慧与农民起义文化发挥运用,逐渐开辟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二)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

全面抗战后,中国彻底纠正大革命以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倾向,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由此对传统文化采取理性批判态度,传统文化不完全是革命的对象,还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在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文化中实现对传统文化“守”与“变”的初次结合.

改造传统旧哲学,建立新的世界观.世界观转变是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新世界观必然是在改造旧世界观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首先将与传统哲学相融合.在对教条主义的纠正中,认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陈腐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9]451《实践论》《矛盾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旧哲学改造的典范.他对传统文化中“知”与“行”的争论用“实践”实现了统一,赋予中国家喻户晓的预言故事“矛盾”唯物辩证法内涵,用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阐释唯物辩证法.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中国古语中的“实事求是”赋予新意,将其扩展为认识事物的普遍思维方法.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认为,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观念论”,建议在前加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尽管这种改造还有待商榷,但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旧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意识形态必然包含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只有中国化才能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被认同,传统文化由此成为新意识形态确立的文化资源.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了党的历史观,“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接着,他从两方面阐明了继承历史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两个命题:一方面,继承历史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另一方面,继承历史也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533-534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成果.如刘少奇所说: 它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11]334“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1]335“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1]333

新主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现代转型.新的意识形态确立必然要求培育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这是新的意识形态获得合理性的重要途径,而新文化的培育同样是在改造旧文化基础上完成.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建设新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明确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文化.新主义文化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继承.“民族性”要求“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主义的内容”;“科学性”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华”,“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大众性”即要求文化的性质是“”而非“封建”,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0]707-708这一时期,刘少奇在《论员的修养》中还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德行修养资源,借助传统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党性修养的传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国以延安为中心培育了作为新社会形态进步旗帜的新主义文化,动员和指引全社会进步力量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相比而言,全面抗战以来,党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理性的批判态度.但在新旧意识形态激烈换位中,“精华”与“糟粕”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与“”的革命二元思维,将传统文化只作为新文化的民族“形式”而不是“内容”来继承,依然受“经济决定论”影响强调阶级性、时代性的文化工具理性判断,不可能从“立”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理性判断.尽管如此,中国作为革命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以“破”为主的“守”与“变”的初次结合,推动传统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主义革命文化转型.

二、从“破”到“立”:实践形式转变中对传统文化“守”与“变”再结合的探索与曲折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纪元.中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关于传统文化继承不乏真知灼见,但受“左”的思想干扰并未彻底贯彻.一方面传统文化被当作封建糟粕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真正的封建糟粕反而在政治大批判中畅行无阻.

(一)对“批判继承”原则的创新发展

建国之初,党在巩固新生政权中延续新主义文化导向,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但由于新主义文化本质上是革命文化,对一些学术思想的批判难免偏激,随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构想.1956年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如何保持民族性提出明确要求:“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12]348强调“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12]79先后就继承传统文化的标准性、方向性、政治性做了阐发.

革命取得新政权随之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地位与思想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关系是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面临的首要挑战.对传统文化来说,这涉及批判继承的标准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政治标准与学术、艺术标准之间的关系.1956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道:“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3]5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4]249“百花齐放”是清代章回小说《镜花缘》中花神奉御旨召集百花齐放的故事,“百家争鸣”形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借用两个“古语”,形象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思想文化享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当时的哲学、历史、美学领域展开了较为自由的讨论.尽管后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一方针被严重背离,但不时强调这一方针的重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的超越,资本主义具有全球扩张性,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善于将其与民族文化传统相融合,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中国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语境下推动中国文化转型,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正确回答了“古今中西”这一近代以来争论不休的论题,指明中国文化的转型方向既不是“复古”也不是“西化”,而是转变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早在革命时期就提出研究党史要注重“古今中外法”:“‘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15]400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再次讲到“古今中西”问题,可以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即“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13]82-8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是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任何一种文化都形成于特定时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同时又都多少包含对人类共同的终极问题的关怀.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打破简单的“糟粕”与“精华”二元对立思维,在注重改造文化中的时代局限性资源的同时,还要从中吸收对任何时代都具有共通性的文化资源.实际上,“糟粕”与“精华”之间不能静止绝对的划界,正如冯友兰当时提出“抽象继承法”.建国后党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政治态度也在转变.1958年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主要还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16]3981960年,在接见两个外国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16]225这一认识的改进体现了党对传统文化态度从简单革命思维向多元建设思维的转变.

(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对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

遗憾的是,党提出上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导向在实践探索中并没有贯彻执行,1957年后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出现了严重失误.

文化建设总是与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相适应.在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后,中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落后中国建立起大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在文化上要求倡导集体主义原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理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促使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型.由于当时的计划体制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虽然极大调动了人民的主体性,但不可避免具有超历史性.传统文化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反而为“左”的思想泛滥推波助澜.批评中国人的“奴性”,“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16]43呼吁全党要讲革命朝气,“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7]16搞社会主义要“干劲十足,群众路线,在轰轰烈烈热潮中前进”,不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寡妇面孔、寡妇心情”,[18]250要“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0]1471传统文化助长了这种理想主义,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客观规律.

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超越了历史阶段,与生产力的真实要求之间难免产生张力,这一张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伊始极容易被还没有完全从革命思维中转变过来的中国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征兆,导致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误判,最终阶级斗争又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演化为“”浩劫,在此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始终无法抹去阶级斗争的阴霾.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中武训“行乞办学”的批判开始,在对俞平伯、胡适、梁漱溟、胡风等学者的批判,对《红楼梦》《水浒传》等文学作品的解读,对孔子、秦始皇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化倾向.1966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序幕,“”中上演的“破四旧”“评法批儒”等大批判一方面使传统文化被严重曲解,另一方面使人治、个人专断、株连等封建糟粕大行其道.

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继承的严重曲折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脱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的建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面临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虽然当时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主工业化道路,但对如何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形成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使文化建设无法落地生根.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导向也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着力点,在阶级斗争的干扰下,对传统文化的“守”与“变”出现严重错位.

三、以“立”为主的辩证肯定:在改革实践中开启对传统文化“守”与“变”的新结合

改革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重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但不是彻底清空式的重构,而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基础上的重构.在已确立社会主义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从取得政权时的以“破”为主转变为完善政权时的以“立”为主,先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传统文化融入新的社会形态的奠基、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吸收传统文化进行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建设以及十八大以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反作用的深化三个阶段.

(一)奠基:转向对传统文化以“立”为主的批判继承

改革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完善,而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要从世界观的改造开始,也就是纠正教条主义,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实际上始终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理解共产主义的倾向,而纠正这一倾向必然会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在革命时期通过改造传统文化纠正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但在建国后被不同程度遗弃,重新挖掘了这一宝贵资源,并使“实事求是”从革命语境转变为建设语境,在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进一步形成“解放思想”话语,为改革的全面展开扫清思想障碍.还援引民间富有民族特色的俗语“猫论”和“摸论”,进一步促进了全国上下思想大解放.

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的复合体,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存在超历史阶段性,无法从传统文化中真正挖掘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价值的资源,反而使封建糟粕泛滥.改革开放之初重在吸取对传统文化“守”与“变”错位的教训,清除封建思想的负面影响.明确指出,建国后“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当然,“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三个划清”:第一“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第二“划清文化遗产中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第三“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19]335清除封建残余影响不仅仅是对“”的反思,也是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中始终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历史任务实际上伴随整个改革实践过程.

当然,文化的生成有其经济根源,传统文化“守”与“变”的正确结合点是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生成.改革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改变传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传统文化“守”与“变”建立了新的坐标和路基,这在文化观念上引起的变革仅次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我们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观念,并不是与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观念,而是农业社会的观念、封建宗法观念和小生产的观念”,[20]350当时在开放带来的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甚至又出现极端反传统情绪.进而提出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的原则,以“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新文化.[19]212他在多次讲话中还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小康”一词取代“大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目标.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125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构中以批判继承方式对传统文化的“立”有效抵制了当时极端反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二)建设:将传统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然也将开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的主要文化任务,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由此日益凸显.1990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李瑞环做了建国以来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高规格讲话,提出“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攻势,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强调“我们既要看到文化遗产的阶级性、时代性,又要重视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22]853、861-863同年,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需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23]124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揭示文化在现代化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中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形成,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24]331999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成就这样的大业……是由于中国人民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中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25]世纪之交,中国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将“文化”与“生产力”并列作为党的先进性的衡量标准,更加彰显了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断相适应的文化的重要性,其哲学基础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来源于《周易》中的“与时偕行”.古语今用,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再度结合,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化的动态性.

改革是不断调整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行时,这必然不断生成传统文化继承中“守”与“变”的新结合点.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但也存在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等突出问题,需要对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发展观念进行调整.为此,党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如果改革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的起点,科学发展观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进一步融合的转折点,这是自改革以来文化价值观念的再度变革.“和谐”和“人本”思想均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浓郁的中国式人文关怀.中国吸收借鉴这一文化资源,并赋予其历史唯物主义新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和谐关系,是对资本主义理性“经济人”的超越,开创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融合发展的新境界.

(三)深化: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以核心价值观为主的国家治理

文化自信与成熟的表现在于对所处社会形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反作用,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文化反作用中进入深层次转化和转型阶段.十八大以来,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与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更加强调文化对国家治理的反作用,对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在孕育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准确定位,将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血脉”“文化土壤”,回答了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继承法,强调文化自信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基础作用,将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由外在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深化到内在国民文化自信的涵养.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于1997年提出的用于全球一体化中不同文明交流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认识.他还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历程.十八大以来,党的文化自觉体现在将传统优秀文化运用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6]“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27]当今人类普遍面临深刻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全方位治理危机.在此形势下,中国注重从自身的民族传统中汲取智慧,不仅为中国道路开掘发展前景,还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对外交往的构想,还是“中国梦”“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方式构建等国内治理举措的提出,都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觉的核心是价值观自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同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8]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近代社会变革中解体,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心是核心价值观的重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9]“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8]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与《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类比:“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三个层面“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29]这是对“人—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当代继承.当然,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推进的过程.

结语

在90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破”到“立”、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历史嬗变,内含实践与文化两个维度.从实践维度来说,这是党在推进新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彼此决裂到相互融合、从简单相加到深度转化、从形式借鉴到内容互通演变的逻辑必然;从文化维度来说,这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历新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两次转型,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实现“守”与“变”动态统一的转型方向.我们相信,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不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2]杨凤城.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J].教学与研究,2014,(9).

[3]陆剑杰.论中国历史上文化态度的真实演变[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6).

[4]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G].北京:文献出版社,2011.

[8]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李其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0]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G].北京:文献出版社,1994.

[13]文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中国历史(第2卷)(上册)[M].北京:党史出版社,2010.

[15]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建国以来文稿(第7册)[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

[18]都培炎. “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9]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文献出版社,1988.

[2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5]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9-10-23.

[26].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2-18.

[27].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

[28].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29].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N].人民日报,2014-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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