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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类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跟党史上三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和实践述论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中共党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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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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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关乎党的生命和前途.追溯90多年历史,其中有三次比较典型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从古田会议的思想建党到延安整风的作风兴党,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制度治党,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从严管党治党,成为我们党从严治党史上的三个节点,不仅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范本,也为我们进一步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政治生态;思想建党;作风兴党;制度治党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4-0059-05

基金项目:2016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课题“十八大以来广州市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权力制约与监督视角的典型个案分析”( 2016MZXQ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金哲(1985-),男,湖南衡阳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关乎中国功能的发挥,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建设既积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经验,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特别是权力腐败问题严重,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追溯考察中国建党90多年历史,截取其中三次比较典型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对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无裨益.

一、思想建党:古田会议的伟大创举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进行残酷镇压,的活动被迫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维持生存.此时,工人阶级是主要依靠力量的经典理论受到新的挑战.由于党开始立足农村,不可能吸收那么多工人入党,因此,如何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党面临的新问题.一方面,大革命后一连串的失败使得从到地方都弥漫着一股对革命形势发展比较悲观的情绪,大多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也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则是面临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时,我们的军队里面“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2]65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为重要的在于,工人党员在大革命之后就不占多数,五大时“工人成分占党员总人数的508%”,但一年后的六大,“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工人只占109 %”.领导的红四军也面临类似问题,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党员中工人只“占234%”,农民“占4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3]188,289由于无产阶级所占比重较小,党内出现了小农、游民、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其“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2]78因此,以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探索如何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于是有了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建党会议.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建党内容.

1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党员,清除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由于红四军党员中非无产阶级占到绝大多数比例,因此有了产生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基础,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党的性质.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一是列举并分析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单纯军事、极端化、非组织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个方面的错误观点,明确“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2]94并针对每一方面错误思想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二是严格入党标准,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培训教育.之前红四军入党过于随意化,“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干部更是一概加入党组织,“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同时,各级党部工作“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各种党组织的会议开得非常少.[2]89因此,《决议案》明确要严格党员准入,提出加入党组织的“五个条件”,特别强调要审查新加入党员的思想状况,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2]90-91三是明确提出要从思想上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彻底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要从思想上建党,就需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2]84-85正是通过这种从思想上革旧立新的方法确立了马列主义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为革命成功提供了思想保证.

2进一步明确将支部建在连上,为思想建党有序进行提供组织保障.思想建党主要是做每一个党员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只有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始,才能真正实现思想建党.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只在团一级层面成立党支部,党组织的力量无法深入基层.因此,大革命失败以后,红军经常发生士兵脱逃事件,党组织过于松散.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始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三湾改编时确立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原则,“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4]157在《决议案》中进一步明确“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2]88确立了思想建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决议案》针对党内青年提出要成立青年工作会议,其中“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2]93注重基层党组织中青年党员的思想建设.

3发扬集中制,落实从思想上建党.思想建党涉及党内各个部门、各个层级和各项事务,需要全党合力进行.《决议案》依托集中制,从两个方面落实从思想上建党.一方面,反对家长制,充分发挥党员积极参与思想建党活动.思想建党不能用家长制的方式进行,坚决反对家长制,认为家长制就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2]73并且指出红四军里不能有家长制.《决议案》提出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党的工作要通过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政治讨论会等各级会议进行充分讨论后方可形成决议,总之,“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2]80另一方面,反对非组织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思想建党.思想建党不是用自由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建党,而是用强调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思想建党.《决议案》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生活”,[2]81在思想上杜绝极端化、非组织化、个人主义等思想,在开会期间要使参会人员尽量发表意见,一旦党组织决议,就要坚决执行,一定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2]90维护党组织的权威.

经过古田会议,基本肃清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并建立了一批规章制度,巩固了根据地政权,维护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古田会议从八个大的方面系统论述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问题,不仅在思想上肃清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且还从实践上全面提出思想建党的做法,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将思想建党落实到具体制度和行动之中.同时,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理论的一个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列宁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针对工人的无法自发产生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思想的“灌输论”,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5]70,76由于中国与俄国的党员构成有着巨大不同,因此,需要在“灌输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找到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理论.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开始探索思想建党,通过古田会议,思想建党理论已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二、作风兴党:延安整风的卓越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但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着党的统治地位.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临时在1932年仍提出苏区要多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使得革命首先在一省数省胜利.他们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危险”,因此,提出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6]450-453才能实现革命胜利.与此同时,党内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党内被压制,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无法开展下去,党内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而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排除了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并未来得及清理思想理论上的“左”倾教条主义.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王明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公开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而这些错误主张还得到党内一批人的赞同,“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7]正因为如此,一场彻底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的延安整风运动应运而生.

1自上而下进行整风学习运动,由领导干部带头整风,将作风建设贯穿全党.“整风运动是从党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7]直至普通干部,全面清查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思想.整风运动的第一步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肃清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1940年1月3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8]2271941年初,组织了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的学习组,学习研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从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运动,在成立学习研究组,各地也相继成立高级学习组,深入进行整风学习运动.第二步,整风运动开始从高层推向全党,在全党全面开展整风学习运动,深入到基层党组织.1942年开始将整风运动从高层推行到基层,层面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直属机关、军委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党校系统都分别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所属各机关学校团体又分别依据不同的职务和文化水平组成中心学习组、中级学习组和普通学习组.”[9]从高层到基层全面进行整风运动,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保作风建设能贯穿整个党组织,使全党形成新的优良工作作风.

2从理论到实践逐步深化,从根本上转变党内不良作风,形成优良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0]812主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解决中心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 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 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10]813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上树立新的工作作风.第二阶段是从理论到实践,将整顿学风的成果应用到其他整风学习运动中,应用到党性的实践中.“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11]444通过两个阶段的整顿,有轻有重,有先有后,全面清理了教条主义等不良风气,将作风建设落实到党性锻炼上,落实到党员的实践生活之中.

3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手段,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标,形成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风气.土地革命时期党错误运用“左”倾错误到党内政治生活之中,整风运动中党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处理党内斗争的手段,“我们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内的分歧.”[12]160同时,明确党内斗争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党内犯有错误的党员,对之前的错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以便将来工作更加有效,这种“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治病救人.[10]827-828通过将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手段常态化,将实践党内手段常态化,基本清理了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风,扭转了党内政治生态恶化局面,形成了团结和谐的良好党内政治生态.

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我们党确立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党的“百年大计”.[11]444延安整风运动后,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集体形成了一股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0]1094新的三大优良作风从高级领导干部一直贯穿到普通党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条件.另一方面,延安整风运动为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形成了坚强有力的党组织.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和途径,实现了从一个小农思想和小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13]285

三、制度治党:十八以来的辉煌成就

延安整风运动虽然使党内生活摆脱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党的事业也由此走上了顺利发展的道路,但随着党自身地位和所处环境的变化,传统的思想建党和作风兴党遇到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十年浩劫造成了党内制度的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极度恶化,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时期的“左”倾错误,不仅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还逐步恢复了管党治党的基本制度,从制度上开始构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党的自身建设又面临着新难题与考验.在新时期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 “四种危险”中,最大的考验和危险是执政权力的腐败.正如所说的,由于中国的执政地位,“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14]380这些问题都交汇于党身上,特别是以往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党自身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变得不正常,甚至有的地方发生严重塌方式腐败,造成党内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十八大以来,在以为核心的党带领下再次进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严密、严格、严紧的管党治党制度体系.

1从严管党治党,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充分认识到“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5]一方面,提出在思想建党方面,主要用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精神追求”.另一方面,要求思想教育要结合具体制度规定来进行,“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搞好配套衔接”,“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最终“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15]十八大以来,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在思想上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同时,制定党规党纪保证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总之,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两者不可偏废,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15]形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双向融合的机制.

2从严立规立纪,完善党规党纪体系.一方面,从源头上理顺党规党纪制度,健全党内“立法法”.2013年全面修订党内“立法法”,即《中国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制定了相应的备案备查制度《中国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杜绝以往党内法规制定主题不明确、不规范甚至红头文件互相打架的现象,为今后出台的党内法规提供了严格的制定标准.与此同时,部署开展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经过两年“对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6月期间出台的23000多件文件进行全面筛选,共梳理出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78件.经过清理,废止了322件,宣布失效的有369件,这两者一共占了587%,继续有效的有487件,其中42件需适时进行修改” ,[16]第一次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印发第一部关于党内法规解释的规定,明确书记处要定期听取党内法规工作情况报告,正式建立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减少权力的灰色地带,进一步压缩权力的“任性”空间,让制度成为牢固制约权力的笼子.

另一方面,从严立规立纪,进一步完善党规党纪体系及其实施细则.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党内监督条例》在起草前广泛征求意见,制定程序严格、科学、规范.这两个文件仅纪委机关先后召开7次专题会议,研究党内监督条例修订工作;文件起草组展开了8个月的专题调研,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文件稿,之后,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据统计共提出1955条修改意见,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582条,其中原则性意见354条、具体意见1228条.[1]同时,十八大以来,党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中国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等具体制度,涉及党的各个方面,将党规党纪落到实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3从严依规依纪,理顺党纪国法关系.一方面,明确国法高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7]国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制定的,具有最普遍的强制约束力.党纪是全国党代会及其相关机构代表全体党员制定的,对全体党员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从效力来看,国法的效力高于党纪.虽然国家法律都是在党领导下制定的,但一旦成为正式的法律,党也要在法律的规定下行使自己的权力,并且要带头守法执法.同时,由于党的性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决定了党纪对党员实行更为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因此,国法高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另一方面,有序衔接党纪与国法,从严依规依纪.以往党纪在如何处理与国法之间关系规定比较模糊,与国法没有形成有效衔接,特别是以往的党规党纪与新形势、新情况开始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因此,党要求在党委系统建立法律顾问制度,防止党委系统的违法行为,并出台了新的《中国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新修定《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删除了原来应由国法惩戒的相关规定,明确党纪与国法的惩戒界限,党纪不能取代国法,国法也不能代替党纪.同时,新出台的党规党纪增加了较国法而言更为严格、严密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纪律处分的类型、内容以及幅度,大大降低了党纪处分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党纪的严格规范性,特别是同时触犯党纪和国法两者的党员,必须接受党纪和国法的双重惩戒.

4从严执规执纪,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第一,提高纪委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建立健全执规执纪的领导机制.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优化了纪委的双重领导体制,在进行贪腐案件的查处上,提出“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在纪委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也要求“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18]有效发挥了纪委执规执纪的作用.第二,建立健全纪监部门巡视制度,完善执规执纪的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现象,通过《巡视工作规划(2013—2017年)》和《中国巡视工作条例》进行总体规划,从到地方全面改进和省市区巡视制度,做到对各部委、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纪监的全覆盖.同时,针对党内执规执纪的实际状况,构建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工作机制,“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少数.”[19]第三,综合运用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手段,完善监督体系.2016年相继出台《中国问责条例》和《中国党内监督条例》,从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问责开始,将党内重点监督和普遍监督、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进行全面整合,涵盖党的组织监督、党委(党组)监督、党的纪律委员会监督、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监督,还整合党外监督,“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20]形成完善的党内监督体系.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在党规党纪制定规范、政治生活准则、廉洁准则、党纪处分、权责对等等方面新出台或重新修定了一系列的党规党纪,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抓住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领域进一步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党内监督条例》,将制度笼子紧紧扎牢,使权力不能任性,不敢任性,建立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基本构建了严格、严密、严紧的制度体系,为进一步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结论与启示

中国从建党之初就开始注意到要从严治党,90多年来也进行了一系列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活动.本文截取的三次具有典型意义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并不是忽视其他时间段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活动,也不是说每一次只仅对其中一个方面进行管党治党,而是说这三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一定程度上成为从严治党历史中的三个节点.其不仅为今后从严治党提供新的基础,成为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起点,而且每一次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都是站在上一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上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新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活动,因此也进一步提升了和深化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践活动.三次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分别主要从思想建党、作风兴党和制度治党发力,其中思想建党是灵魂,作风兴党是关键,制度治党是根本,三者不可偏废,不能用其中一个代替另一个,更不能抛弃其中任何一个.综合运用三者进行管党治党,不仅是我们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过往历史教训反思的结果.思想建党是灵魂,“理想信念就是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1]作风兴党是关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3]273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制度治党是根本,“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2]333坚持将思想治党、作风兴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三者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管党治党体系,为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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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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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自古皆有,“圈子”在社会上非常流行,有同学圈、朋友圈、战友圈……林林总总的圈子 圈子如果是因情而聚,倒也无可厚非 但官场上一旦形成圈子,&l.

齐文化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现代价值
李亚鹏 孟朝(齐鲁医药学院,山东淄博255000)摘要党的十九大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关键 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的优秀的齐文化精髓改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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