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江古镇的文化积淀与当代传承策略,该文是浙江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文化积淀和浙江古镇和策略方面论文范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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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浙江古镇是浸润和蕴涵了江南文化特色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其主要特征有：儒家传统文化特色浓厚、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民风民俗特色浓郁以及极富艺术创造精神等.作为传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集中载体,浙江古镇的当代传承,在基础条件层面可延续古镇的传统风貌和传统生活：在现实操作层面可通过旅游经营来构建居民和旅游者共同的审美生活空间和古镇文化体验：从精神内涵层面突显人文历史的诗意与浪漫；在传承方式层面古镇以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参与作为重要条件.
关键词：浙江古镇：江南文化：文化积淀：当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259~ 2017) 11- 0053- 04
在中国历史上对“江南”这样一个区域概念的应用,并不十分明确而统一.李泽厚说“其范围大体上先秦为吴越,汉属扬州,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然从政治着眼,在魏晋南北朝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就是江左政权的代词,因为后者的都城是定在属于江南的建业（后称建康）.……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历史上说的江南大体范围指长江中下游或长江下游的两种说法,还有仅指苏南及杭嘉湖平原的”[1],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也是如比.《尔雅·释地》中说“江南日扬州”,唐诗人李白说“秀色发江左”（《五松山送殷淑》）,这里的“江左”即为江南.唐代时期江南的主要区域主要包括现在的浙江、上海、江西、湖南、江苏中部和南部、湖北中部与南部、安徽大部等,以如今的杭州、南京和扬州为代表.江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江南文化起源于『日石器时代,有上世纪80年现的“三山文化”为证.其它如“河姆渡文化”、杭州湾北部及太湖周围“马家浜文化”、南京的“阴阳营文化”、浙江余杭的“良渚文化”等等,这些远古文化遗址总体上反映出新石器时期江南古代居民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在农牧渔生产、器皿制作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并且由于原始崇拜而生发了原始宗教意识和审美意识,这是江南文化形成的原始基础.江南古镇也因为蕴涵了这些文化遗迹而富于历史人文底蕴.
自秦汉以来,江南文化的淳朴好武之风因中原文化渗透而发生改变,逐渐地由崇武争霸向尚文恪礼转化.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宋、齐、梁6个偏安政权先后立足江南,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活相对富足,出现了一批以儒学为宗的文化士族,正是他们恪守的文化理念、道德观念和文艺成就,引导了江南文化的蓬勃发展.而东晋时期的政权中心偏移所带来的文化偏移,使江南成为文学中心,江南文化中的诗性精神就此有了明确的萌芽.这时期江南文人辈出,在诗歌作品和理论、书法、绘画、雕塑、科技等领域成就突出,比如陆机的《文赋》,沈约的诗歌格律理论,葛洪、陶宏景的养生理论,顾恺之、陆探微、宗炳等的绘画创作与绘画理论.到了唐代,文化江南的韵味就更为浓厚.江南诗人辈出,比如虞世南、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孟郊、陆龟蒙、罗隐、贯休等,其诗作在唐代占有重要地位.而自宋代以来,江南地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建设精细化和功能化,促进了古镇建筑文化品格的进一步完善.
一、江南文化内涵辨析
从对江南地理区域的历史追溯可以看出,江南先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然后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重在后者,我们称为“江南文化”,对于“江南文化”概念内涵的认定,刘士林认为：“从审美文化角度来看,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使之与其它区域文化拉开距离的,恰是在它的人文世界中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文化实用主义的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2]但是从古镇文化研究角度来说,对于区域文化的认识应以全面为准则,这样才有利于揭示江南古镇文化的深层内涵.
首先,在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是影响文化创造的重要前提.“任何个人、族群、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任何人都有独特的,与他人相区别的标志.这种独特的与他人相互区别的文化和历史,其出发点,首先因起自然环境的独特而相区别.”[3]文化创造中适宜的气候、水土、植被、矿产能源等等都是重要的物质基础.江南地区气候四季分明,物产丰富,雨量充沛,地势平坦为主,河流港纵横交错,非常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江南首先出现了分布广泛的农耕生活审美文化.如江南因为水量充沛,因此得以孕育出温润、朦胧、甜美、灵动的水性文化.汉代民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可采莲》）,就充分展示了江南水乡的农家劳作景观,这种劳作因为与灵秀之水密切相关,人们不禁沉醉于美的欣赏和生活的喜悦当中.自然之水的灵动闪烁启发人们的审美思维,柔婉细腻的生活情感便从此间生发出来：同时,山泉溪涧的滋润使得江南之地树木繁茂,青山碧水相映而成自然之趣,这为颇具超逸风度的江南文人提供了修身养性、启发灵思的美妙环境.从江南自然的清幽旷雅到文人学士的隐逸品格,自然与人文终极而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江南传统中不可磨灭的文化片段.
其次,在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南北文化交流是确立江南民生品格的重要条件.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意思是说长期受到特定地理环境和文化熏陶而形成具有统一个性特点的地域人格.比如北京人身居皇城根下,注重礼数,见多识广,颇有优游玩世之风.上海人受西方文明影响较深,内敛而高傲,注意交往距离,明哲保身居多.从江南地域的历史发展来看,先秦时期吴越文化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及中原文化就有一定的交融.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深,这使得江南居民始终不以自身为满足,不断探索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汲取异文化的精髓融于自身,逐步培养了拓展外向、革新进取的品格和谦逊开阔的视野,这对江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在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学者型的人文积淀是造就江南文化个性的提升因素：民间型的宗教文化积淀是江南文化个性的基础因素.白居易的《忆江南》这样写道：“江南好,风景『日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对江南审美品格的一个文学性概括.江南生活的文人雅士,治学具有“清通简要”之风,具有尚柔隐逸之好,这些倾向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江南文人对高雅生活的倡扬,另一方面更与南下的儒学、土著的道学、玄学和禅宗文化思想有密切关系.儒家倡导的温柔敦厚恰好说明了文人的行为处世准则,而源于南方的道家精神和玄学思想不但在审美品位上、更在人生境界上深刻地影响了江南文人,故而江南文士多有狂狷洒脱之风,如东晋顾恺之、初唐骆宾王、盛唐贺知章、张旭等,他们的文艺创作和生活方式都体现了类似特征.
与此同时,地域人文积淀更隐藏于民间信仰生活当中.古代江南曾被北方成为蛮荒之地,因此文化个性上比起北方的崇礼重教风格而言更为自由、活跃.比如江南区域具有亲鬼好巫、讲求天人合一的原始宗教特点,“江南水网密布,人们舟船为生,……吴越先民在与水患的斗争中逐渐形成敬神事鬼的信仰传统”[4].此外,民间崇拜与地域产业密切结合,比如湖州地区丝织业发达,就有蚕神崇拜：沿海古镇石塘就有妈祖崇拜：同时,佛教和道教在南方的传播也非常迅速,她们与原始巫术礼仪结合起来,形成了体系极其庞杂的民间信仰体系包括佛教、道教、宗族偶像崇拜、历史人物崇拜、保护神崇拜.这些信仰思想和活动是江南民间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四,在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独特的传统审美积淀体现了江南文化的精神归宿.历代艺术家的诗文画作描绘了江南的秀美山川意境.江南成了“美的代名词”[5]：“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的风景恐怕唯江南所独具.如果说音乐诗画是在文人高雅艺术层面创造了审美意境和审美理想的话,那么众多的江南乐府民歌则在民间创造了更为浪漫、真挚、淳朴的江南意境,更因为这其中融入的是百姓的诗性智慧,它的类似音乐的语词旋律中浸润的款款深情和淳朴民风,它的天真浪漫、情窦初开和深情婉意,都体现了民间审美品味不同于文人品味的高蹈超逸,并与世俗赤诚形成鲜明对比乃至相互渗透.可见,对于江南文化来说,“不仅是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蜕变,民间的变化同样重要,因为这种诗意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当中,从而变成了江南性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6].
二、浙江古镇的江南文化类型分析
本研究以实地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代表江南文化典型特征的浙江古镇,包括芙蓉、走马塘、斯宅、大济、绍兴、南浔、西坞、泰顺、廿八都、三门源、新叶、乌镇、诸葛、郭洞、俞源、龙门、西塘、魄滩、石塘、碗窑,这些古镇分布于浙江杭州、温州、宁波、台州、衢州、绍兴等地区,在浙江省内的地理分布较广,各有特色.根据考察所得,浙江古镇的江南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浓厚.从宗族观念、济世理想到审美观念等方方面面,浙江古镇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二是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浙江古镇大多选取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并且经过创建者精心规划,这些都体现了古镇居民对自然的态度以及古镇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关系：三是民风民俗特色浓郁.现存的古镇往往都有居民在其中生活,因此他们依然沿袭自身『日有的生活传统,包括日常生活细节、重大节俗等：四是富有艺术创造精神.典型的体现是古镇各类功能建筑形制、细部装饰和布局规划等方面.
根据古镇的人文思想积淀、加之建筑规划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和地域产业沿革等特点、形成几个相对较为统一的古镇文化形态群落,将之概括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传统教育理念深厚的古镇形态如芙蓉、走马塘、斯宅、大济等.从村落规划看,他们十分重视人居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天地人合一”的思想,能充分应用古代风水理论和哲学思想来创立村落的整体空间形制,其街巷网络、给排水系、居住建筑、教化建筑、礼制建筑,以及以亭子和水池为主景形成的公共休闲中心,交织组成一个完整自足的“耕读”社会.第二类是传统文化继承与当代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古镇如绍兴、南浔、西坞等.这些古镇的共同特点是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依托独特的资源基础,顺应市场发展,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腾飞.第三类为民风淳朴之地如泰顺、廿八都、三门源、新叶等.这些古镇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略为偏远,交通相对闭塞,但其古镇文化的传承相对完整.如泰顺文化的独特之处是它的桥梁文化,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具有“中国桥梁博物馆”之称.第四类是旅游开发较为成熟的古镇包括乌镇、诸葛八卦村、郭洞等.这些古镇都较早地对古镇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适应市场需要的旅游产品,并通过适当的市场营销手段,吸引旅游者前往.第五类为乡风民俗展演之地如龙门、西塘等地.其中龙门古镇位于富春江南岸,其传统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例如位于嘉善的西塘古镇以其廊棚休闲生活为特色著称,其民风民俗诸如春节庙会、祭灶神、接财神等依然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得以延续.这些习俗和节庆渗透了地域文化品性、民众生活理想、生活模式、审美文化等当地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精髓.第六类为迁徙与变迁中的古镇包括魄滩、石塘、碗窑.这些古镇的衰落与当地地理交通位置和区域传统产业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古镇繁荣之后沉淀下来的艺术和人文积淀成为旅游者感慨历史变迁的观照：因着时空感的突显,人们对古镇文化的体验变得趋于审美化.
三、浙江古镇的文化传承建议
社会变迁是每个古镇传承与发展中无法绕开的议题,以尊古护古的观念处理好社会变迁中古镇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则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使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代表性浙江古镇往往是凝聚江南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节点,缺失了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实现浙江作为文化区域的民间历史文化传统的完整性和文化传承的逻辑性.根据上述的考量,结合之前对浙江古镇核心文化内涵的梳理,本文给出相应的建议如下：
一、在基础条件层面延续古镇的传统风貌和传统生活.“历史城镇是具有生命活力和多重功能的人居环境,不能采取‘博物馆’式的保护方法,要在原有社会和物质框架基础上延承传统空间结构、历史形态和风貌特色的同时,不断完善城镇的多样化职能,寻求保护历史风貌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平衡”.对古民居的生活附属设施进行隐蔽性改造,对濒危古建筑进行修『日如『日的改造,有利于古镇原始风貌的留存.如采取新区开发与『日区保护同步并进的方法进行规划,并且注重古镇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二、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合理设计和构建悠游自在的审美生活体验.在城市化进程中,自然和传统都是弥足珍贵的地域文化资源,古镇刚好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源：古镇旅游生活是诗意化的生活,旅游者撇开世俗烦恼,而专注于生活品味、民俗采风和自然野趣,是最接近生命本真的存在.
三、在精神内涵层面上突显人文历史的诗意与浪漫.古镇的人文积淀、生活节奏、整体风貌有着历史悠久而和缓的味道.当代人如何让心灵显现本真状态,去除文明的负累.哲学家海德格尔选择在乡下居住,他说：“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农民所需所想的是对其存在与自主的静谧生活的维系.”在一个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语境中,浙江古镇的传统文化积淀代表着业已消逝的生活方式,但它又跟传统观念、传统理想、传统价值等密切联系,显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诗性精神,代表着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和审美气质.因此,古镇的延续就是江南诗性精神的延续.
四、在传承方式层面上以居民的多业态参与作为重要条件.古镇及其特定的古镇文化氛围乃至精神传统,是在古镇居民的世代更替中逐渐磨练而成的.一些古镇由于丧失了特定的社会条件,很快衰落下去,比如仙居皤滩和温州碗窑,而一些古镇相对封闭自足,并且有着一套沿袭的人文思想理念,他们受现代性力量的冲击比较小,因而可以继续保持下去,比如温州芙蓉和宁波前童等.还有一部分古镇因为地理优势,赶上了现代化工商业的大潮,因而出现了一镇新『日两貌的并存独特景观,比如水乡绍兴和湖州南浔：浙江古镇的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古镇保护和传承依赖古镇多业态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语境,博物馆式的保护并非适应古镇内在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发扬.参考文献：[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 6.1-2．[2]刘士林．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U]．洛阳师 范学院学报,2007,(1):1-2．[3]章海荣．旅游文化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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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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