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历史接触和台湾语言文化变迁,该文是语言文化有关论文范文文献跟海峡两岸和变迁和语言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语言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王荣亚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该文章采取张公谨先生提出的有关文化语言学的系统科学混沌学理论与方法,从海峡两岸历史接触出发,考察中国台湾语言文化在人文社会大环境中的整体变化.利用详实可靠的考古、文献依据,分析台湾历史上语言文化三大类型的产生.并通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语言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系统阐述中国台湾语言文化原生态、过渡态和次生态的变迁过程.
关键词：海峡两岸接触；物质文化变迁；制度文化变迁；语言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H1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99-04
收稿日期：2016-01-08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温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3162014023）资助
两百年以来,台湾社会经过冲突、融合和变迁,形成了一种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又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台湾文化.在台湾社会大融合、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为了满足台湾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化变迁研究,并通过对台湾语言文化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和外部作用的研究,来探索发展台湾语言文化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的语言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最终实现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发展.
一、台湾语言文化变迁
从历史上来说,可以把台湾语言文化的发展状况分为三个时期,即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和语言文化的次生态时期.同时,台湾现代语言文化又具有原生态语言文化、过渡态语言文化和次生态语言文化三大类型并存状态.这里重点从历时的角度阐述台湾语言文化的变迁.
（一）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
台湾地区在明清大陆移民进入之前,形成了一定的土著文化.在明清以前,虽然内地特别是闽广沿海地区的汉人已经有渡海入台的记载,但是去台湾的汉人定居下来的却是少数,台湾岛上的居要是少数民族.台湾的少数民族根据其居住的地理环境可分为两大部分：高山族和平埔族.至于这些少数民族何时入台,学者说法不一.不过从台湾出土的文物以及史籍的记载可判断出台湾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应该是早期中国内地南迁的远古民族即古越族,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琉球群岛或南洋群岛的古代居民.此外从高山族和平铺族所保留的生活习俗也可证明他们属于古越族的一支,例如他们“以龙蛇为图腾崇拜”“断发文身”“干栏式的南越巢居”“生吃水产”“喜食槟榔”等[1].
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是南岛语系中的印度尼西亚支系.这个支系又包括泰雅语群、邹语群和排湾语群.（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因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所以高山族语言和汉语相比,差异非常之大.如语音上没有声调,而是通过重音来辨义.语法上有形态变化,多用附加成分等.此外,台湾现在的一些地名仍留有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印记.如今之“基隆”原为平铺凯达格兰族Ketangaran自称命名,以后省略译音为“鸡笼”,后雅称改为“基隆”[3]；又如今之“高雄”,原名“打狗”,是平埔族Takao社所在地；再如今之“阿里山”,原为平埔族人称高山族为Karii（即“傀儡”之意）,后音转为闽南话的Arii,最后音译为“阿里山”[4].
（二）台湾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
从明清时期内地汉人大量移民台湾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称为台湾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而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化特点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它既保留有原住民的“土著文化”,同时随着内地汉人尤其是福建地区人们的迁入,吸收了大量的“闽南文化”,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吴越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等大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另外,由于台湾优越的地理条件,这一时期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也吸收了相当程度的外来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与当时的大陆相比,台湾更多地受到各种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吸收并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有益成分,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台湾地方文化.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一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明清时期开始,闽南地区大量移民迁徙台湾对台湾闽南话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台湾闽南话,由于它们的形成基础是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话,所以与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话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有别于福建闽南话的特性.同时各地闽南话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平衡的,即有的仍保留较多的泉州音,有的则保留较多的漳州音和厦门音,从而形成了台湾闽南话的漳州腔和泉州腔.例如根据洪惟仁先生绘制的《台湾汉语方言分布图》可知,偏泉州腔的多分布在西部平原地区,而漳泉混合区则主要分布在高雄市和台南市的广大平原地区等[5].
（三）台湾语言文化的次生态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和不断发展,台湾语言文化与大陆的语言文化可谓进入大融合阶段.台湾与大陆之间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日趋广泛深入,增加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为台湾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另外随着两岸交流涉及到方方面面,使台湾地方文化能够充分地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到更富营养的乳汁,从而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这一时期,在台湾语言文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的仍然是闽南话及其文化.例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福建闽南籍人口在台湾所处的绝对优势及其在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台湾,说台湾闽南话的不仅仅是闽南籍的人群,就连非闽南籍的人群,大多数也会说台湾闽南话.
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台湾语言文化变迁
根据语言文化同构理论可知,台湾语言文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台湾在历史演变中受汉文化的影响,服饰、饮食、住所等物质文化发生变化,引起台湾语言文化的变迁.其次是在与中原文化的历史接触中,台湾社会、宗教、婚姻等制度文化的变迁,也导致台湾语言文化的新一层变迁.
（一）物质文化变迁
在海峡两岸的历史接触中,台湾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过渡,经济的转型使台湾的服饰、饮食、住所等物质文化也发生变化,为语言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从而促使语言文化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特点.
服饰文化方面：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岛上的土著居要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服饰.同时,由于岛上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的服饰形态差别也较大.例如,生活在阿里山区的邹族,由于他们喜爱狩猎,所以男子的服装材料多以皮革为主.而处于母系社会的阿美族,其女子的服饰格外独特,以色彩鲜艳闻名.其中,北部阿美族的服饰色彩以鲜红色为主,而南部阿美族的服饰色彩以蓝、黑、白三色为主[7].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历史接触的加深,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受汉族服饰的影响,排湾族开始着一种对襟的汉式短上衣,鲁凯族和卑南族则开始穿着具有汉文化特点的中式长衣和下裳.而随着台湾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以及与大陆文化的大融合,如今台湾居民的服饰与大陆居民的服饰已无太大差异,台湾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在祭祀等重大节日时才会着民族服饰.
饮食文化方面：在明清之前,即台湾未开发前,台湾原土著少数民族饮食极为落后.而这归因于土著居民耕作技术的落后,“不知钩镰割获之便,一甲(十三亩)稻要采拔数十天”.因此日常饮食多以薯芋为主,吃米饭的人很少,而且“饭皆团而食之”[8].明清之后,随着大陆居民迁入台湾,也带去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从而改变了土著居民原始而落后的饮食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饮食文化,使台湾的饮食文化既有闽南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大陆饮食文化的特色.因为迁台的大陆居要来自福建和广州两地,因此,台湾的饮食文化与闽粤的饮食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居住文化方面：台湾原始土著居民,因族群众多,分布较广,因此居住形式多样,且各具特色.较为原始的居住方式为洞穴式,如台南一带的高山族,“有凿穴而居,类太古之民者”.此外因台湾易受台风的影响,台湾少数民族多采用最为普遍的干栏式建筑.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以及台湾自身社会的发展,其居住民俗文化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汉化程度日益加强.例如,苗栗地区的高山族,“其居处,先竖木为墙,用草结盖,合家一室,与汉人无异.”此外,其他一些地区的高山族其居住民俗文化也呈现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编竹为门,自成一家,屋边六畜圈栏悉备焉”[9].
总之,台湾物质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上海峡两岸语言文化的接触.同时台湾物质文化的变迁也促使台湾语言文化的变异,使台湾的语言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制度文化变迁
一个民族的制度文化包括其文化中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等内容.而无论哪个民族,其历史文化的变迁状况在语言上的表现往往在词汇这个直观性极强的载体上最为显著.因此,要考察台湾的制度文化变迁,就必须依靠语言中的词汇,通过分析一些文献和口语中的词汇来获得其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信息.
1.社会制度文化的变迁
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不同民族多采取不同的部落组织形式.例如,泰雅人的亲属团体为祭团,本族人称为“Gaga”.而高山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部落、贵族与亲属外,还包括会所与村社等.社与部落都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团体,被称为“番社”或“社”.据张崇根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研究》一书可知,平埔族Ramtau社的所在地在今之“南投”,平埔西拉雅族Chakam社的所在地在今台南一带.甚至一些地名都保留有这些团体名称,如台湾现在的“苗栗”原为平铺道卡斯族“猫里”社的谐音等.总之,少数民族各个部落的领袖通过这些基本的社会组织规范着部落成员的权利义务,使部落的秩序得到巩固和稳定,从而发挥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防止其他部落的侵入.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些组织自然淡出了历史舞台.
到了语言文化的过渡期,台湾社会可谓处于激烈变动的多样性社会之中,并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过渡时期.甲午战败后,日本占据台湾,随即发起“皇民化运动”,试图用日本文化同化台湾同胞,虽然台湾人民顽强固守中华文化,但仍有不少日语词残留在台湾“国语”的常用词汇中.例如,日语音译词“寿司”“阿吉桑”等,还有一些为直接借用的,“福祉”“料理”“课长”“玄关”等等.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词汇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带“国”字的词语,如“国文”“国中”“国小”“国医”等[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经济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也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戒严”,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使民众获得更多的.这一系列宽松政策为台湾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两岸关系也进入到空前的大融合阶段.因此可以说台湾社会环境的改善为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社会制度的变迁赋予台湾语言文化独特性、多元性的鲜明特点,并形成了一些不同于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化现象.正是台湾独特的语言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2.宗教制度文化的变迁
高山族原始宗教的产生,可追溯到祖国大陆百越民族的原始崇拜.高山族对蛇、鸟、的敬畏渊源于古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例如鲁凯族在其住屋的门梁上雕刻着百步蛇文,并用百步蛇文的图案来点缀传统服饰.这种对蛇的崇拜,与越人一脉相承.此外,排湾族人还相信百步蛇是头目的祖先,青蛇为一般村民的祖先,并且虔敬百步蛇,守多种关于百步蛇的禁忌.而高山族的“刺青”,源自于越人的“文身”.如泰雅族昔日因在颜面“刺青”即有“黥面番”之称.而有关高山族的原始宗教崇拜则主要为祖灵崇拜.他们相信宇宙是由天神、太阳神、风神、山神等自然神灵主宰的,甚至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灵魂控制的结果.
进入到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随着道教、汉地佛教及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高山族宗教信仰出现多元化趋势.同时高山族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其原始宗教受到历史性的冲击.但因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在广大民众中根深蒂固,所以原始宗教不仅没有被冲出历史舞台,反而还在与其他宗教竞争中独占鳌头.以下为台东县卑南乡南王村卑南族信教户数的比较情况[5].
在台湾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宗教信仰在民众中依旧很盛行.最突出的表现为台湾少数民族仍保留有在重要的节日进行祭仪的传统.同时这些祭仪仍以传统的原始祭祀为主体,因为 kawas（灵）[11]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以此观念支配的原始祭祀在所有祭祀中仍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的基督教、天主教虽然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布道和宣传,但是原始宗教的传统祭祀在民众中仍然最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台湾现在的节日民俗文化保留也相当完整.例如,农历五月初五,台湾民间称为“五月节”[12].“鬼月”即农历七月.农历节气“冬至”,在台湾,这一天则被称为“冬节”[13].
从以上有关台湾宗教信仰的内容可看出尽管台湾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现代宗教信仰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作为乡村民众宗教的原始宗教仍然是台湾民众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同时,台湾的宗教民俗文化虽然经过历史的演变,但是从宗教文化中的各种词汇可以看出,其仍与大陆的宗教文化内容基本相同,大陆宗教文化与台湾的宗教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而反过来说,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内容使台湾语言文化的词汇更加丰富,从而促进了其语言文化的变迁.
3.婚俗制度文化的变迁
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的少数民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在社会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其决定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男性人赘婚最为盛行,并且男女双方结婚后,“家事,妇人主之.”[14]此外,为巩固集团内部的婚姻功能,这些少数民族实行对偶婚制,即在对偶婚制下,男女青年婚前一般可自由交往同居,但结婚后,若相互私通,则会受到集团内部的处罚.这些都是由台湾高山族原始的社会性质与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进入到过渡态时期,随着与大陆文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再加之台湾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台湾高山族的婚姻民俗文化也出现了新的演变.父权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社会新的动力对婚姻制度也产生了新的影响,并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制转变[15].
如今,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除了个别的少数民族仍保留一些旧的婚嫁礼俗,台湾的婚俗制度基本上与大陆无异,尤其与闽南地区的婚嫁礼俗最为相似.例如在婚嫁时,仍遵循传统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的礼俗制度[16].
可见台湾婚俗文化的发展演变一方面以台湾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动力,另一面又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成为海峡两岸文化接触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台湾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混沌性决定了其语言文化的混沌性.同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还从汉语言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成分,这些都促使台湾语言文化不断丰富,加强了台湾语言文化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了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性,使中华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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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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