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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相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跟供需视域下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论析类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社会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6

供需视域下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论析,本文是关于社会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与供需视域和新时代和形态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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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本质上是“需求与供给”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侧,具有广域度、异质性和趋软性、高层次化的特征;与其相适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侧,揭示了社会供给的分配性失衡和发展性匮乏的特征.我们认为,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矛盾论辩框架、新形态、内生肌理以及其要求党和国家政治行为的外部趋同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矛盾的变化及其特征,从而及时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政策应对.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求;供给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重大专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思想研究”(GDZX2017005)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6-0013-05

十九大报告基于现实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一新时代客观实践的变化要求党执政治国、领导建设的主要任务必须相应有所调整.本文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矛盾论辩框架、新形态、内生肌理以及其要求党和国家政治行为的外部趋同等方面进行分析,力求深入揭示矛盾的变化及其特征,推动形成合理的科学的政策应对.  

一、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辩框架:需求与供给的二元线性纹理结构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时,发现了商品这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频繁出现、最基本的元素,并从商品因素着手,揭开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规律.在当前,需求—供给二元素在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仍然是最基本的切入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归根究底是需求与供给层面内的矛盾.这个需求与供给就是经济活动能够发生的最基本却又最具有普遍性的元素.

“需要”是一种主观性感觉,是一种认识性能动.“需要的历史性发展”是在客观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获得的一种认识性能动的发展,是人的主观性感觉在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下向前发展的过程.在宏观层面,“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综合性景观,其囊括了温饱基础上的对服务型社会所寄予的发展性生活需求和享受性生活需求.它对社会供给提出了更广泛维度和更高层级的新要求.就需求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观点是,人的需求呈梯度性上升的客观规律是随着外界物质生活状况的变更而变更的,人的需求的提升是外部条件改善的内在驱动因子,这就构成了社会由低级到高级永续发展的实践理性批判.“自在的人”的类动物自在性需求和“自为的人”的真人自觉性需求是最基本的两种需求,相应,二者对社会供给的要求也有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定义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美好生活需要”中的“美好”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基于价值归属上的判定,超越了人类出于维持生存、最基础的生物性需求,是一种非自然性、非底线性的较高状态的需求,具有社会性和精神性的表征.这种带有社会性和精神性满足的需求一方面要求社会生活层面的切切实实的、合法化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等社会发展的“硬”权利;另一方面要求精神生活层面的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享受社会尊重等软性权利.前一方面是实现后一方面的基础和制度性保障.

“供给”要素的问题,其存在的方式、属性等基本特征均是相对于需求要素的特征特性而言的,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以与“美好生活需要”相对应的供给模式和结构作为参照,可以从目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层面分析和探讨新时代供给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次序性.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的数十年,生产能力巨大提升有目共睹,总体小康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但新时代面临的“美好生活需要”并非靠单一化和直接生产性的数量存量就可以实现,“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现状显然超出了存量的属性范畴.“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实然”同“美好生活需求”的“应然”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执政治国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供给发展模式上,“美好生活需要”凸显了人民群众要求获得感的迫切性,这种获得感是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孕育出的对获取社会尊严、共享社会资源与精神资源的热切渴望.为此,资源的合理和优化配置即“分配性供给”的均衡化配置是新时代供给的基本模式.而就供给的发展层次而言,均衡性供给涵盖了包括生产性因素在内的一切因素,并更加强调和突出满足人的社会尊严的政治性、文化性、社会性等发展性供给.发展性供给具有显著的全面性和多元化特征,注重供给的均衡化和发展的质的充分性,要求从粗犷式的基础性供给向精细化的发展性供给转变.也就是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供给侧是超越了生产性供给的发展性和分配性供给.这种新的供给模式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更加注重供给的质的跃升,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与转型提出了更宏远的要求.  

二、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新形态:美好生活需求的共时性压力与供给的分配性失衡和发展性匮乏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可以客观地从两个二级命题着手理解:一是新时代社会需求层次由“物质文化需要”提升至“美好生活需要”,关键是对新时期需求档次梯度式升级的价值判断;二是需求层次的转换对社会发展的指向性引导,关键是对新时期供给状况的事实判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决定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矛盾体.一般而言,需要具有主观性和正向传导性,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牵引力和指南针.

1. 关于当前社会需求层次的转换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日益惠及全体国民,“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逐渐实现,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建设提出新要求,更重要的是,在法治、公平正义、生态文明等更宽的领域提出了更加具体和广泛的要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共时性压力增大.“美好生活需要”在宏观上的定位是广域度、异质性;在微观上的定位是趋软性、高层次化;从性质上说它是一种共时性需求,显现出人的渴望全面发展对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美好生活需求”不同于“物质文化需求”的单向度性和易满足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同维度,呈相对的次序性结构展现,对供给条件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第一,“美好生活需要”的广域度和异质性表明社会供给方式亟需由生产性向分配性转变.国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客观需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并且领域内需求也具有多样性.这种广域度和异质性的生活需求体现了国民需求逐步由“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过渡,由此否定了上一发展阶段追求经济增长、提升物质生产水平的一元化指标,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向统筹兼顾各领域均衡发展上转变.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能力来看,生产的历时性累积已到达足够规模,生产性努力已转变为全社会的基本共识.因此,现阶段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供给的分配性建构,也就是生产性成果的均衡分配问题,它客观上要求社会供给实现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美好生活需要”的趋软性和高层次化是对具体需求属性的概括,表明新的发展性需求已经脱离了伴有历时性特点的自然性和生产性需求.“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不局限于单一性的、被量化的纯物质追求,而且开始对具体领域、具体需求的质量和内容提出了更加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它对社会供给模态具有聚焦性施压的效应.从基于质的考量来看,它本质上要求实现由“求多”向“求好”的转变,即促推社会供给由生产性的基础配置向发展性的高层次配置转变.较之于集中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物质性需求,“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人民需要的重心逐渐转向次硬性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生态权利和软性的艺术、哲学等非物质基础性需求.这一阶段人的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要求高标准和精细化的社会资源供给.

第三,“美好生活需要”的共时性压力增大,要求现阶段社会供给结合需求变轨的现实实现共时性提升.一方面,国民需要日趋呈攀升性和庞杂化演变,要求社会供给在质量上增量;另一方面,社会供给面临分配性失衡和发展性匮乏之积弊显露,矛盾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历时性累增.经济社会是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在于其不可逆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美好生活需要”不同于以往经济社会处于历时性落后时期的物化需求,它是一种更具主观性的表达,同时又更需要给予准确的客观评价和认定.随着新需求对获得感和幸福度的追求同分配性失衡、发展性匮乏的社会供给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紧张度加大,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要求均衡发展的共时性压力趋于紧迫.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要满足国民新的需要,解决发展难题,必须拓宽供给广度,提高供给效益.

2. 关于社会供给发展的现状

第一,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导致产业行业间和区域领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横向分析,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社会供给现状导致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甚至领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纵向分析,不同地区内部的同一产业和同一行业间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这种发展差距具体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上.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高于同期农村人口收入的2.79倍.拿第一产业而言,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聚集在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大量农村人口流失到城镇,进一步打击了蛰伏在农村的第一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只能依靠国家政策的指引带动,重新调配社会资源.可以看到,在一些领域资源短缺正阻碍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实现,而同时,在一些大宗商品行业,社会供给却呈现局部相对过剩.

造成以上现状的原因,其一,处在冷门行业和欠发展部门的群体收入偏低,中西部乡村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收入较低、增幅较缓.为了支付大宗商品和教育、医疗等刚性需求,中低收入群体偏好于储蓄,消费倾向低迷,导致内需不足.高收入群体人口占比少,且一部分现实的消费需求转向进口产品,导致其相应的总体消费能力低于中下层群体.虽然这个群体恩格尔系数相对低于中低收入群体,但由于比例较小,他们对我国内需增加贡献不会很大.此外,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资本趋利性会加剧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扩大导致市场相对需求不足,于此条件下,必然产生部分社会资源供给过剩.其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仍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之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盲目引进和重复建设,这更加剧了由内需不足所引起的供需矛盾”②.在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受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举国之人力、物力资源优先发展某几产业、某几行业或某一地区,资源在行业产业间、地区领域间分配不均,从而造成不同行业产业和地区领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拿第二产业重化工行业而言,受政府补贴保护的因素影响,重化工行业忽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企业忽视市场呈饱和甚至呈过饱和状态,盲目扩大再生产,新的市场参与者不断涌入市场,市场竞争机制大打折扣,市场的退出机制失灵,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能源供给过剩,导致资源浪费.

第二,不充分:社会供给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行业和地区发展中存在社会供给的发展性匮乏的问题.

社会供给的发展性匮乏揭示了创新能力不足,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完善和提升.从社会供给的角度而言,新时代新的社会矛盾论断反映了对去效率化的发展方式和对社会效益的强调,它更侧重社会效益发展的充分性和发展权利的公平性.社会发展效益是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的协同发展,即社会供给的发展程度满足社会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程度,其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充分性的问题.社会发展效益内含着公平问题,包括硬性社会资源的公平配比和地区领域间、行业产业间软性发展权利的公平问题,二者同等重要,共同构成提升社会效益的前提和基础,对提升社会效益具有硬约束力的作用.其中,社会分配效益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度”直接挂钩.

“公平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蕴含着生产关系的内在属性和内在规定,同时是评价社会关系和发展程度的规则和标准.”③ 因此,从公平的角度而言,除了市场经济中的规则公平、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公平在这里包涵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上的发展权利的平等.这是充分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核验依据是个体和地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否得到很好的保障和维护.这两个权利随着物质条件的变更而变更.保障平等的发展权利基本着眼点是个体尊严的维护与实现问题,通过尊重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对社会的能动性改造,即充分的发展.

3. 公平和效率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是需求和供给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效益的历史过程.经过以上的论证和阐述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发展广度的问题,一个覆盖面的问题,而不充分则是发展纵深的问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的内部蕴含着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矛盾运动,社会供给发展不平衡更加是一个公平的问题,而社会供给发展不充分则更加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公平内含效率,效率也内含公平.公平和效率的失衡性发展反映了社会供给发展过程中不成熟阶段的发展状态.

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从根本上揭示了目前矛盾叠加的内在原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及资本趋利性使社会资源配置失衡,加剧了地区领域间、行业产业间的发展性代差,表现为具体可感的贫富差距,凸显了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性.公平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短板能否尽快补上,关系着社会整体发展效率的提升;而单纯追求生产效率不会自动补齐社会发展短板、促进社会全面而充分的发展,更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这就需要政府发挥适当的宏观调控作用.公平要通过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调整生产关系来解决,效率则要通过调整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当公平和效率二者的发展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时,社会效益的状态呈正向发展态势,而美好生活需要在整个矛盾运动的过程中起着触发和催化的作用.公平和效率的正向关系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统一的,要保持二者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防止超出度的界限,从而实现社会需求同社会供给处于动态平衡中.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的内生机理:供需视域下矛盾双方此消彼长发展的自我扩张增强了彼此间内在的紧张度

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内部的不同方面相互斗争,始终处于不断发展运动的过程中.如是,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存在着继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的是社会需求能否反映社会供给状况和社会供给能否满足社会需求的关系范畴,也体现了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范畴.

首先,社会供给的发展情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归根究底是一个生产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生产本身的辩证矛盾运动加剧了主要矛盾双方的紧张度.社会大生产在从聚焦于经济产值的单线型生产向超经济领域的复合型生产上升的过程中,强烈地显示出主要矛盾双方自我扩张的势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加迫切,同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紧张度愈大(共时性挤压).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一方面更新了对生产力概念内涵的新认知,增加了人的要素、物质的要素和社会结合的新三要素;第二方面从传统生产力向以高科技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的转换,指明了社会供给发展方向和依靠力量;第三方面从单一的物质生产转向“五位一体”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全方位平衡生产.三方面的发展进步深刻反映出社会供给内部的辩证矛盾运动加剧了主要矛盾双方的紧张度.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一方面国内生产关系变革破除积弊,为生产发展带来了良多红利,而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也使我国生产发展处于新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硬约束力增大.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使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愈加凸显和紧迫,共同对社会主要矛盾产生聚焦性施压作用.

其次,美好生活需要更具积极主动性,由其触发和催化的内部矛盾运动大大加剧了矛盾双方的竞赛.需求的客观性在于其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之上的,本质是客观存在在意识中的摹写和反映,具有客观物质性.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使人的需要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得到确认和尊重,其合法性地位得到制度正式的肯定.社会需要得到了认同,其主动性得到激活,触发和催化了主要矛盾双方的紧张度.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公共需求的主体性效应得到增强、结构深度更新、数量持续扩充、层次持续拔高,主体性需求偏好更倾向于精神文化层次,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粗线条式呼吁逐渐具象化到教育平等、医疗卫生、住房安保等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和司法公正、政府职能转变等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这对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提出了新要求.这种由需求逆向推动的生产和社会供给的动态平衡式调整和发展,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居于需求侧的内因外因的合力作用,强化了社会主要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作用.

四、结语: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转变要求党和国家行为的外部趋同

社会主要矛盾是确立党领导国家建设、明确行动纲领和执政治国主要任务的客观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基本形态的转变要求党在执政治国、领导建设的主要任务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新时代客观实践的变化要求党和国家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努力解决社会供给供需错配和社会供给发展性匮乏的矛盾,关键词是“改革创新”.具体就是要遵照“五位一体”总布局调整社会资源的均衡配置,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提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解决社会供给的发展性匮乏难题.正如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④ 以这一判断为基础,经过以上论析可以看到,未来解决中国难题、寻求“中国方案”的思路,必然是面向多领域的深度探索,以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广维度和纵深度为指导政治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以补短板(弥补社会供给不足)为工作重心和突破口,带动全社会发展向纵深突破、向高阶攀升.

一方面,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需要明确目标方向,着力解决社会供给不平衡的难题.其实,早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已经将政府职能完整地规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⑤,与以往相比,增加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八个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将社会治理体制发展为“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⑥.因此,新时代体制改革应该是在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的改革方向上,在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政府主导管理和服务社会,培育和发展市场,壮大社会力量,努力培育社会的自治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步伐.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体需求的全面攀升与社会有效供给欠缺甚至差距较大的现实状况,回应并肯定了社会主体的需求发展层次升级更新的新期待和新诉求.因此,党和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就要向完善教育、医疗、居住、安全等公共服务方面转变,改革不合理、不平衡的社会资源配置,把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教育、医疗、养老、居住等民生领域,把更多的优质社会资源分配到发展更加薄弱的地区领域和产业行业,从而解决供需错配、供不对路的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快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型,努力使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由全社会共享.

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加快调结构、转方式的步伐,着力解决社会供给发展性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过程同时实现了管制型政府向建设型政府的转变.新时代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大供给侧改革实践,通过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失衡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培育问题.必须加快科技创新,解决新供给不足的问题;改革体制机制,理顺制度供给,触及各领域深化改革,加快微观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解决社会供给发展性匮乏的问题.具体而言,一要坚持科技创新作为调结构转方式、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中心工作,尊重市场需求对自主创新的导向作用,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完善创新驱动机制.二要依靠资本、技术和高精尖人才的新三驾马车共同发力促推调结构转方式工作,提高三大产业中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出效率和社会效益.

注释:

①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郭志琦:《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

③ 吕世荣:《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方式变化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⑤《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李传兵,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贵州贵阳,550025;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030006.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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