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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范文集 与广东:文化路上务虚和务实同样重要方面论文范文集

主题:文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0

广东:文化路上务虚和务实同样重要,该文是文化论文范文集和务虚和文化路和务实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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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嘉宾:

黄树森,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原参事,广东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

钟晓毅,第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走向开放,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机】

钟晓毅: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一时期的广东投身到改革的洪流当中,意气风发,敢立潮头,黄树森老师在丛书《叩问岭南》中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这句话,其实高度概括了广东改革开放这4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经济方面自不待言,广东创造了许多第一,当时社会上就有“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的说法,我们在流行音乐、综艺节目、选美比赛、现代传媒等各种文化活动、文化形式上,可以说同样风起云涌,创造了无数经典,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广东人在文化方面,也与经济上“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样,敢为人先.我们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回忆起这段澎湃的岁月,可以说是格外有感情.

黄树森:我经常说“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广东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勃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将其放在近现代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链条下考察,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生长土壤的.

在古代,岭南隔着五岭,被称为“南蛮之地”,与中原沟通较少,地理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但这种封闭只是相对于中原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封闭也逼迫岭南扎根于本土文化自身的发展,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因袭的负担也较少.海洋给了岭南人更为开放的条件,他们越洋过海,将西方文明带进国内,这种中西方经济、文化的碰撞与嫁接,使岭南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独一无二的“另类”和“异数”.南北朝时,印度佛教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登陆广州,带来了佛教文化;唐代时,六祖惠能创立禅宗;明末清初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先后到达澳门、广州,开启了西风东渐的大门……

当西方人撬开中国大门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这批人士大都与广东有某种渊源,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广东人,而林则徐也在广东生活过.岭南文化在海风的沐浴下,一度璀璨辉煌,涌现的许多“第一人”都生在广东——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个大工程师詹天佑,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源,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第一个倡导新诗的诗界革命代表黄遵宪……可见,每到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节点上,广东人总是敢于喝“头啖汤”,敢于打破条条框框,而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乃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机.

加上广东在历史上就长期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广州的商业更加趋向繁荣,全国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广州,经商贸易的发展鼓励并促进及时消费,于是,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应运而生.新时期的广东文化,正是在承接这一近现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龙头,得到了更为良好的环境和更难得的契机,广东流行文化的崛起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港台流行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

钟晓毅:没错.从明清开始,广州就是一口通商,当时的西关地区自十三行建立以来,经济富庶,今天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坊一带在那时豪宅林立、巨户云集.广东人为什么向来低调、务实,就是因为他们是见过大世面的.广东人这一百多年来文化的自信心很强,而且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高,在接受的同时,也会进行筛选,善于学习.比如广东因为地理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改革开放时期对港台文化的模仿、引进,就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起步——可以说,没有港台文化,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娱乐文化.

最典型的就是武侠小说和流行音乐了.1976年打倒“”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民间交流多了起来,那时最早能见到的武侠小说几乎都是由港澳亲友带进来的.刚刚开放的时候,广州的民间流行一句口语,人们见面了会相互问:“你家有南风窗吗?”所谓的“南风窗”,其实就是说家里有没有亲戚在香港或澳门.

1980年我刚上暨南大学,一进校就接触到了武侠小说,因为暨南大学有很多港澳学生,他们带来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我和同学们才因此较早地看到了这种新鲜的文体.当时每本书都是经无数人的手才传到我们手里的,等拿到的时候都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了,虽然如此,内心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难以磨灭:原来文学还可以这样写.还有邓丽君的歌曲,也是通过卡带悄然通过民间渠道进入广东的,我们以前都听惯了“八个样板戏”或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时期,整个社会提倡“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强调用歌曲鼓舞革命斗志,突然有这么一些柔美的歌曲过来,确实是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

1970年代末,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商,可入住宾馆后他们发现,手上虽然攥着大把外汇,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可供消遣——这就是当时内地的普遍情况.有心者便开始借鉴香港的茶楼或*的形式,首先在东方宾馆设立“音乐茶座”,茶座提供饮料、小食,听众花钱买一张票,便可以听歌手献唱.短短几年间,广州街头大大小小的茶座就遍地开花.

在音乐茶座驻场表演的,基本是来自歌舞团、曲艺团的人,属于“个体户”的艺人少,以私人身份出来“走穴”的比较多见,所以那时“走穴”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开始时,大家都热衷于翻唱港台的热门流行歌,没多久,本土歌手便不再满足于翻唱,要靠唱“自己的歌”积累商机,这又直接促成了专业唱片公司的出现,中唱、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新时代等,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唱片公司.1985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红棉杯”大奖赛,不仅开内地流行音乐大赛之先河,还从中培养了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等一大批音乐人.广东流行歌曲也大规模北上,《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晚秋》等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一大批从广州起步的歌手,像李春波、甘萍、陈明等,也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但随着音乐茶座的火爆,批评流行音乐是“腐蚀剂”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记得有人就指责歌厅中一些女歌手登台演唱露出大腿,说歌厅无异于场所;也有人抨击流行歌曲是“靡靡之音”.其实,娱乐本就是人类的天性,闸门一经开启,便无法关上.大家被“左”的意识形态禁锢得太久,身心都向往自由,想再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了.

据说黄老还有周末跑到深圳去看香港电视的经历?

黄树森:1980年,广东文化界最流行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到深圳看香港电视.当时的文艺作品里连爱情都不能写,精神生活压抑已久,人们都想有一个缺口,希望能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但到哪里去呢?只有到深圳.深圳那时刚刚改县为市,准备建立特区,我们来深圳,就是冲着香港来的.

虽然广州1959年就有了电视,但普通老百姓看不到,我们大多数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电视.看过电视的,也看不到香港这一类的节目.1980年前后,不少广州人在自家天台偷偷安装了“鱼骨天线”,煞是壮观.看香港电视,深圳无疑得了天时、地利,那里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新界4个强大的电视差转台(一种装置,可使电视覆盖面增大——编者注),使得深圳上空完全覆盖在香港电视台的电波之中.

当时想要进入深圳并不容易,外来的人必须拥有边防证,这是进入特区的“护照”;进了深圳,还想去沙头角看看,需到深圳市局另办一级关证,即“特许通行证”.在一些文友的帮助下,我办了一张边防证来到深圳,非常过瘾地看了一次香港电视.单是新闻节目《香港早晨》,就让我惊叹不已.新闻原来不仅可以播得简短精炼,竟然还能插播歌曲,评点时事.在看香港电视之前,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我带了70个人去沙头角采风,沙头角距离新界近,又可以到中英街买东西,所以是我们看电视的最佳选择地.但一次性解决70个人的特别通行证相当不易,是当时深圳一位市委副书记出面帮忙解决的,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那时有的人胆子大,甚至趁半夜偷偷跨过界河到香港那边,在专门租售录像带的店铺租录像带看,那比看电视还过瘾.

我们1980年上半年看香港电视,下半年忙着论战.当年6月8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舜之”的文章《“香港电视”及其他》.文章认为,香港电视是一种心灵的癌症,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要坚决禁止.1980年10月7日,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香港电视是非谈》一文,提出:“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文章发表后,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让我始料不及.

1981年,面对日益普遍的架设鱼骨天线看香港电视的风潮,任仲夷在广州市委第四届一次全会上说:“既不能搞强迫命令,也不能熟视无睹,要采取积极措施,把自己的电视办好!”

我一直用“蚕茧理论”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现实,当人像一只蚕蛹被困在封闭的环境中,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每天琢磨的就是咬破几个“小孔”,以获得新鲜空气和日照,这是一种拯救.1980年这个时间点,为看香港电视起的争论,就是咬破了几个“小孔”,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钟晓毅:在文艺界, 大家称呼您为“‘咬破小孔’的文化奇人”,是不无原因的.说到电视,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有一档很火爆的综艺节目《万紫千红》,据说是任仲夷讲话后,一群广州电视人扛着电视机,住进东莞某公社招待所,每天反复收看TVB(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欢乐今宵》后创作出来的.TVB曾有一句口号“无线精神,事事关心”,《万紫千红》有样学样,提出了“月月下珠江,周周有晚会”,这句话成了当时的流行语.那时,每周准点收看《万紫千红》,是广东人过周末的指定节目,不仅如此,还吸引了周边广西、海南等省区的观众,名声越来越大,同时催生了许多其它的同类节目,可说是开综艺节目栏目化之先河.我觉得,即使放在各类综艺选秀节目称霸荧屏的今天,《万紫千红》无论从制作模式、节目创意、主持人水准等方面看,都是上乘的,既贴近百姓,又引领风尚,可谓俗中见雅,雅中有俗.1986年7月20日,《万紫千红》现场直播“家庭音乐大赛”决赛时,正巧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阿信》大结局,但统计数据显示,那晚《万紫千红》的收视率高达95%.

我们的影视作品也是值得自豪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岭南影视圈最辉煌的时期,全民看电影,电影产量高,票房收入也高,当时出了《雅马哈鱼档》《给咖啡加点糖》《绝响》《花街皇后》等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生活的影片;电视剧方面,也奉献了《虾球传》《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等力作. 

《雅马哈鱼档》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表现个体经济,1984年该片在北京大学预演,礼堂的过道上全是人,座无虚席,学生们看完电影热泪盈眶,他们几乎不相信卖鱼、卖牛仔裤的青年也能成为万元户,集体起立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公关小姐》的定位也很特别——既不同于香港电视剧的通俗,也不同于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的严肃,而是选取了“第三条道路”——能在严肃与通俗之间找到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历来是广东人聪明的地方.《公关小姐》在全国上映后,出现了导演、编剧到演员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不少城市陆续成立了公关协会,企业成立了公关部,很多高校开始设公共关系学科,而这部戏甚至被当作了“教材”.

黄树森:电影《雅马哈鱼档》就是根据章以武的小说改编的,他将稿件投给《花城》杂志,在编辑部里还引起过争议,有人认为写个体户的意义不大,但编辑部主任范若丁认为当时来稿很多是“伤痕文学”,而《雅马哈鱼档》是正面歌颂改革开放的故事,润色修改后可以刊登.

【广东的文化性格:顺应时势,“不争论”】

钟晓毅:我曾写过一部《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8—1996》,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学,跟中国的文学大潮有契合的一面,也有超前的一面.粉碎“”后,广东文坛就已是“伤痕文学”的重镇,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当“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兴起的时候,广东又最早抹掉泪水,擦亮眼睛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最早“面商背农”——背对农耕文明,直面商品社会.比如1988年在《当代》杂志上连载的《商界》,就是反映市场经济艰难起步的拓荒之作.有人说,当代岭南文化落伍了,我不同意,其实从发展的大势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走在前头的,只是因为别人还没跟得上,认识不到其中的价值.

我再举一个例子,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长信,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北京的女作家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徐星写下《无主题变奏》,全国上下都在表达一种新旧交替间无所适从、怅惘挣扎的时候,深圳的女作家刘西鸿已经开始大胆地拥抱,喊出《你不可改变我》.所以说,我们广东就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在这片土地上是有自觉性、自主性的,我们没有迷茫,内地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在广东人看来,都是“没什么所谓”的,即便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我们的原则是顺应时势,“不争论”,广东人这种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一致的.

黄树森:文学作品的传播需要媒体助力,刚才提到的《花城》杂志,就是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近始,广东就是报刊的滥觞之地,改革开放以来仍一直领导潮流,报刊的平民化色彩也颇为浓厚,像《羊城晚报》1979年复刊,就是全国首家面向市民生活的晚报,并且最早恢复“稿酬制”,当时的栏目《新闻漫画》《街谈巷议》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特色副刊,也极具娱乐性和观赏性.即便是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文风也多轻捷、明快.《南方日报》还开创了省报办周末版的先例,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1986年发行量就达30万份.

另外,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也给传媒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1987年,《广州日报》就在全国地方党报中率先扩版,并自办发行,其气魄引人注目.当时改版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如采编力量适不适应,广告来源有无保证,报价提高一倍,发行量会不会大幅度下降等.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编委们甚至做好了集体辞职的思想准备.后来改版大受读者欢迎,被市民评为当年“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

广东的报刊很早就从体制上尝试改革,几乎所有的报纸很早就实行了自负盈亏,广东的文化人、媒体人不仅有胆识,有气概,还有足够的办法,比如赢得企业界的支持等,使文化产业走出了全新的路.这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化“接地气”.

【留住人才是广东面临的最大挑战】

钟晓毅: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广东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看今天广东文化的现状,影响力似乎已有所下降了,一些发展优势不再明显,比如当年的流行音乐人才纷纷北上发展,创作力、创新力缺乏,高校的竞争力也不如京、沪、江、浙.为什么会这样?广东要想在文化上拥有竞争力,继续占领高地,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黄树森: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影视的名作,有四大名刊,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拿不出一部响当当的反映改革开放的史诗力作,当《读者》《读书》崛起后,我们也难望其项背.广东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现在已经北移了.湖南卫视通过电视剧制作、“超女”、金鹰节等几板斧,影响力已居地方台老大地位,而其首播的《还珠格格》的版权,其实最早是广东拿到的.在广东有关的座谈会上,一说起别人的长处,别人的辉煌,一谈到我们的滞后、不足,便会引来一大堆的过往辉煌、近期实绩,掩盖掉自己的短处.广东文化的“敢为人先”,理应包括不护短、自省、正视弊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广东人推崇实践,想问题着重眼前,缺乏长远考虑,不习惯“坐而论道”,清谈务虚.但在全球化经济由产品到资本进而到品牌的时代,切不可因为狭隘、偏执的“务实观”而忽视“务虚”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广东“精神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一种昔日的美德可能成为今日的绊脚石.外省人曾批评我们: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殊不知,如今经济中的文化附加值和文化中的经济含量都越来越重——品牌、观念、文化,也能产生效益.不注重品牌,必然会在新一轮文化角力中落败.为什么我们现在拿不出当初《外来妹》《英雄无悔》这样的电视作品?表现老上海的电视剧里都会出现一个“”,而我们就是炒不红本地的“西关小姐”;一部《乔家大院》让晋商“诚信”之美誉传遍天下,而我们的十三行曾独揽清代外贸85年之久,就是没有出有影响的电影大片或连续剧.种种迹象表明,广东在文化品牌大战中,已经呈现落后一步的趋势,在珠三角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建设领域急需一批叫得响、传得远的大手笔.

钟晓毅:您说得很对,岭南文化的创造持久力较弱,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缺乏把事业做深、做透的定力.文化的自觉追求不足,“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其实质是不重视思想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高层次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对文化缺乏一种敬畏之心和自觉的追求.

黄树森: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话,而在于点点滴滴的具体工作,我们常说“八面来风”“兼收并蓄”成就了广东,陈寅恪曾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言犹在耳,但广东为什么又容易沦为常吹“穿堂风”的一个埠头,而不能成为一片各种新文化就此扎根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依我看来,一切文化建设问题根源在于人,留住人才就是当前广东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英雄无悔》的编剧贺梦凡,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岭南派代表”,后来跑到湖南搞动画去了,坦白地说,虽然广东各地现在都热衷于搞动漫,但很多动漫奖励措施,例如某部动漫作品在省台、央视首播后,会获得几百万的奖励,政府拨了巨款,但单位拖了两三年,根本没有落实.而反观湖南,人家是作品还没有播出,政府的奖励就发下来了.江浙、四川等地都出台了很多有利政策,广东需要在人才、作品的引进、培育机制上有根本性突破,这样才能出大作品.

(本文由本刊记者梁思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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