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言说的公共空间：布鲁姆斯伯里和太太的客厅,该文是公共空间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和太太的客厅和布鲁姆斯伯里和言说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公共空间论文参考文献：
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和中国“太太的客厅”所形成的文艺圈主要是文人们凭个人兴趣自发组成,它们存在的时间大致相同,都产生、发展于20 世纪前半叶；各自在本国受到的待遇基本相似：在开始时受到质疑,后随着女主人的去世或离开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七八十年代又被重新提及,再度回归公众视野；就成员个体来说,每个人都在这个圈子获得了成长,彼此相互促进,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相互扶协.就大的影响而言,他们都为世界或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太太的客厅”的规模相对来说小一些,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无法与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媲美,但它在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推动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强加的名字
无论是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还是“太太的客厅”,都是外界赋予它们的称呼,而内部成员本身并不喜欢这个称号.布鲁姆斯伯里和“太太的客厅”,本来都是指地理上的一个活动空间.布鲁姆斯伯里本是一个地址名称,位于大英博物馆后面稍远一点的地方.弗吉尼亚· 伍尔芙兄妹搬至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 号后,每周四晚,哥哥索比把他在剑桥的同学邀请到家中,喝茶聊天,谈古论今.1906 年“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Set）的名称在英国知识界慢慢流传开来,逐渐从一个小型夜谈沙龙发展为高朋满座、备受追捧的聚会.1910 年或1911 年,莫莉· 麦卡锡在整理友人的名单时,创造出了“布鲁姆斯伯里圈”（Bloomsbury Group）一词.但是,圈里的核心成员如伦纳德· 伍尔芙、文尼莎· 贝尔、弗吉尼亚· 伍尔芙等都纷纷否认它的存在.其中,伦纳德的说法最具代表性：
现在被外界所称的布鲁姆斯伯里,从来就没有以外界所称的形式存在过.因为‘布鲁姆斯伯里’过去及现在都是被当作一个术语——经常是用来被指责的一个靶子——被用来指大多是想象出来的一群人、想象出来的物体和想象出来的性格.”（Leonard Woolf ：OldBloomsbury）
同样,在中国,“太太的客厅”得名于1933 年冰心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一个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现实中,指的是1931 年至1937 年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租住的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 号（虽然冰心曾辩解说“太太”指的陆小曼,但论界公认是指林徽因）.几乎每周六下午,一些京城的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个四合院,畅谈哲学、诗歌、艺术和历史,逐渐形成了20 世纪30 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冰心笔下的《我们太太的客厅》描写了几个知识分子间的聚会,笔触有明显的讽刺之意：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虚伪颓废；女主人好强虚荣,每天在无聊的调情应酬和闲谈中打发时光.林徽因在阅读完小说后送给冰心一坛山西老醋,两位女作家的关系从而宣告破裂,可见林本人对这个称呼也是心存芥蒂.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篇小说发表后,京城的文人统一噤声,没有一个站出来评论.“太太的客厅”不只成为文本上尴尬的存在,而且成为一种默认,人们甚至将人物对号入座.
这两个团体都有各自的前身.到布鲁姆斯伯里来的年青人大多曾是剑桥“使徒社”的成员.“使徒社”是19 世纪20 年代由F. D · 莫里斯、丁尼生等开创的秘密社团,一般是剑桥学子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才智之士.成员每周六晚聚在一起,听一位成员宣读自己的文章,然后大家就这个题目进行讨论.他们倡导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朋友之间要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利顿· 斯特雷奇、梅纳德· 凯恩斯、伦纳德· 伍尔芙、德斯蒙德· 麦卡锡、罗杰· 弗莱、摩根· 福斯特等都曾是其成员,他们将这种精神和传统从剑桥带到了布鲁姆斯伯里.“一战”之前常来往的成员有斯特雷奇兄妹、奥托琳· 莫瑞尔和她的政治家丈夫菲利浦、小说家玛丽· 麦卡锡、心理学家埃里克斯· 弗洛伦斯、艺术资助人玛丽· 哈钦森、艺术家朵拉· 卡林顿、邓肯· 格兰特、诗人鲁珀特· 布鲁克、 T. S · 艾略特等.有学者指出,到底谁是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人,实际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把两姐妹三十多年间邀请过的人全部开个名单,将会非常长.1987 年出版的《布鲁姆斯伯里人名录》（Who´s Who in Bloomsbury）列名上百人,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赵毅衡：《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出入“太太的客厅”的人大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徐志摩留学英伦回国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新月社”：“拉了一些朋友,一些真的朋友.因此,没有领袖,也没有组织,七八个人,几乎是轮流着到各人家里集会谈天.”（叶公超：《关于新月》）到了1924 年,新月社的成员越来越多,于是,徐志摩、胡适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了“新月社俱乐部”,地点转移到松树胡同7 号.但是,1926 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等人南下上海,新月社俱乐部解散.梁思成和林徽因租住在总布胡同3 号后,新月社的一些熟人旧友逐渐围拢过来,他们在客厅里随意自在,不讲客套,没有明确的意图目的,只是于苦闷生活中寻找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畅所欲言的地方.其中,常来的有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考古学家李济、哲学家金岳霖、作家沈从文、美学家朱光潜、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与他的妻子费慰梅等.但细考究竟何人真正属于新月派本身已不大可能,因为 1923 年的新月社与1925 年的新月社、1927 年至1932 年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书店作者群）成员已大不相同.
外界的批评与质疑
这两个自发的团体在形成之初都因曲高和寡而受到大众冷眼相待,并且因为成员放达不羁的生活、混乱的关系而受到批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推崇G. E. 穆尔的新思想.穆尔反对维多利亚时期一直以来的边沁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追求正直与完整的艺术；把对美的欣赏视为善的最本质组成,个人感情包含极致的审美愉悦应有的所有特征.昆汀· 贝尔评价这个圈子时说：该文化圈领袖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能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这里没有禁忌的话题,没有不假思索便被接受的传统,没有不敢下的结论.在保守的社会里,他们是另类；在绅士的社会里,他们是粗鲁的；在你死我活的社会里,他们与世无争.对于认定是正确的事物,他们充满热情；对于认定是平庸的事物,他们无情拒绝；对于妥协的行为,他们坚决反对.（《伍尔夫传》）
他们在解构旧传统时,也在无意中建构了自己的新堡垒.布鲁姆斯伯里被人斥责最多的是他们的“势利的智识主义”,著名批评家F. R. 利维斯毫不客气地说“剑桥－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气质”不过是那种“轻率多变,存于如此众多的屑小自我,每一个都十足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毫不含糊地自我肯定”.凯瑟琳· 曼斯菲尔德就曾在《周日午餐》中有意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描画为“野蛮人”,质疑殖民文化并对阶层特权提出挑战.同布鲁姆斯伯里一样,民众认为“太太的客厅”里的精英们只是居于塔之内,玩味适情雅趣,自认为绅士淑女.他们举止洋派,作品中也常常夹杂着“洋文”,以彰显自己的留洋背景,这样的着意标榜也为其他文人所嫌弃.太太客厅里的一些人曾经参与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接待工作,徐志摩全程陪同翻译,林徽因亲自登台演出了为庆祝泰戈尔的六十四岁生日排演的诗剧《契特罗》.一些文化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对他们的热忱持抵制批评的态度.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之我见》一文中说,他们邀请泰戈尔访华,“只是一种莫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他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的演办一次神会.”（1923 年10 月14 日《创造周报》第23 号）鲁迅也反对这种过于献媚的行为,讽刺他们过于崇拜国外的精神上的导师“: 梁实秋有一个白壁德,徐志摩有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坟上去哭过.”（《鲁迅著作全编》( 第二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外,这两个团体在情感和生活上超越常规的举止也引起一般大众对他们的侧目.布鲁姆斯伯里一些成员在生活上放浪形骸,有着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和性倾向.伍尔芙的姐姐文妮莎· 贝尔在朋友面前跳舞,时会甩掉上身的衣服,而伍尔芙则大胆地去跟男性友人裸泳.他们无所顾忌地谈论最隐秘的事情,公开讨论性、同性恋等话题.这个圈子里不乏同性恋者：利顿· 斯特雷奇和邓肯· 格兰特都是同性恋,曾一度是恋人,格兰特后来抛弃斯特雷奇转而追求凯恩斯,然后又追求文尼莎,后者终止了同罗杰· 弗莱的婚外情而接受了格兰特.拉尔夫· 帕特里奇、朵拉· 卡林顿和利顿相互爱恋,组成了奇特的三角关系.这些大胆的举止及恋爱关系让传统、严谨的人们难以接受,对这个团体的不齿与责难也就不绝于耳.虽然太太客厅里的婚恋不像布鲁姆斯伯里那样惊世骇俗,但其成员,尤其是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的情感纠结,林徽因、梁思成与金岳霖之间的关系等在当时的中国也颇引人侧目.他们的做法为传统所不许,也引起当时社会上关于自由与责任、束缚与挣扎、新旧婚姻等话题大讨论.
这两个团体受他人苛责的还有共同的一点,那就是人们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和平主义者,不关心当时的战事,不关注战争中水深火热的残酷现实.其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妮莎的儿子就不会来中国,不会为支持西班牙的独立而远赴异国命丧黄泉；林徽因夫妇也不会在艰难困境下走遍大半个中国,考察抢救中国古建筑.伦纳德、凯恩斯关注的焦点就是政治和经济,经常写一些时事政论,对公众演讲；而徐志摩本来在伦敦大学攻读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虽然后来因兴趣淡然转到文学,但对当时的政治不可能充耳不闻.
内部的帮扶与成就
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的人和“太太的客厅”里的人从事的领域各有不同,但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学习、互看手稿,互提意见,彼此成就.在布鲁姆斯伯里,利顿的《维多利亚名人》（1918）在发表之前就让圈子里的成员阅读手稿并讨论.以弗莱为主合作成立的“奥米茄工作室”给艺术家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伍尔芙夫妇创立的霍加斯出版社帮助成员发表作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当时各领域的重要人物：伦纳德·伍尔芙、德斯蒙德·麦卡锡、E. M. 福斯特分别做了《国际评论》《民族》《新政治家》《每日先驱报》等重要刊物的文学编辑；罗杰· 弗莱和克莱夫· 贝尔出版了《艺术》《文明》,成为艺术界的批评权威；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甚至能左右国际事务.而伍尔芙与现实主义者的论战也得到圈子内部成员的大力支持,鼓励她在文学上的创新.
同样,“太太的客厅”里的诗人徐志摩尽管才气逼人,但写完诗后也会让同座的哲学家评看,受到赞扬后,调侃说“哲学家关于美术作品只往往挑错的东西来夸”,然后寄给林徽因求指正.他们也会在关键时刻对成员鼎力相助.1936 年3 月15 日出版的《大公报· 文艺》上发表了林徽因的诗《别丢掉》,受到太太客厅之外的梁实秋的责难,认为该诗晦涩难懂.朱光潜等人则毫不客气地提笔反驳,替林徽因辩护.如果说外界的批评和指责使艺术家们和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和疏离感,这反而加强了团体内部的凝聚力.
这些因兴趣而自发形成的团体尽管散淡,但还是让成员有了归属感.文人、艺术家常常意识超前,行为洒脱不羁.林徽因在《悼志摩》中说徐志摩有着“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他可以：
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会的大不韪争他的恋爱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车到乡间去拜哈岱,他抛弃博士一类的引诱卷了书包到英国,只为要罗素做老师……他愉快起来他的快乐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忧伤起来,他的悲气是深得没有底.寻常评价的衡量在他手里失了效用,利害轻重他自有他的看法,纯是艺术的情感脱离寻常的原则.
文学艺术家的行为有时不为普通大众所理解,如果用世俗的标准要求他们,会发现格格不入,他们在现实中也会因不合礼仪遭人耻笑.有了这样一个团体,可以坦诚相见,互相包容,可以让他或她在心理上有所依靠,可以彻底放松下来,最大程度地发挥想象力,享受创作自由.所以,无论外界怎样揣测批评,这些身处圈子之中的人怡然自得.有归属感能让他们朝着健康人格的方向发展,从而延长艺术寿命,挖掘艺术创造才能.这种文人间的结构松散但相对固定的人际交流形式,“突破了中国以往藉由祖籍地域来结社的传统文人群体模式,把严肃的知识分子言谈和轻松自由的社交聚会相结合,给‘五四’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渴望提供了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公共空间.”（俞晓霞：《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到新月派：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态建构》）
互促共生的女主人
布鲁姆斯伯里文艺圈与“太太的客厅”这两个自发的文艺团体都有一个明艳的女主人,而这个女主人在各自的团体中起到核心作用.伍尔芙与林徽因都出身于良好的家庭：伍尔芙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父亲是有名的杂志主编,她自幼在书香氤氲中浸染长大；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曾任司法总长,她随同父亲游历西欧各国,眼界自然非同一般女子可比.她们都是才情很高的女子,无论谈吐还是文学素养都独胜一筹.她们所在的圈子成就了她们,而她们也因自己的成就让圈子熠熠生辉,大放异彩.
曾有学者提出,如果布鲁姆斯伯里没有了弗吉尼亚· 伍尔芙会怎样？T.S. 艾略特在《弗吉尼亚· 伍尔芙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对伍尔芙在此中的地位进行了高度评价：
我想,如果弗吉尼亚·伍尔芙不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心人物,那么这个文化圈不会扩大成形,只会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这样一个神秘文化圈乃至伦敦文学界的灵魂人物.……随着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逝去,一种文化模式也正在土崩瓦解——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她就是这种文化的唯一象征吧……
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了布鲁姆斯伯里,伍尔芙会怎样？伍尔芙研究专家克里斯汀· 弗罗拉（ChristineFroula: Female Initiation and Female Authority:Virginia Woolf´ s The Voyage Out）说：如果没有布鲁姆斯伯里,伦纳德还是伦纳德,凯恩斯还是凯恩斯,但是伍尔芙会怎样则很难说.伍尔芙与剑桥毕业生们的交谈弥补了她因没有上学而欠缺的学识,提高了她的审美趣味和判断力.她的姐夫、美学批评家克莱夫· 贝尔对她写作方面多予鼓励；斯特雷奇传记写法的新探索对伍尔芙的《奥兰多》《弗勒希》等也多有启发；罗杰· 弗莱所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被伍尔芙运用在文学创作中,提高了作品的审美；文学艺术本来就是相通的,彼此之间具有相互渗透的可能性.与艺术家的交往也让伍尔芙把其他艺术形式中的某些因素融化于文学创作之中,从而为踟蹰不前的文学创作探得新路.
同样,林徽因也被称为是“京派的灵魂”（萧乾语）.她和伍尔芙一样容貌出众,才思敏捷.来到“太太的客厅”里的客人大都是当时文化界各个领域的翘楚,林徽因可以和他们谈论戏剧、音乐、美术、建筑、哲学等.她几乎对任何领域都感兴趣,尤其对文学和艺术有着本能的直接感悟.她快言快语,谈吐幽默,观点犀利.萧乾说：“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 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威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徽因的主业是建筑,但她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她曾相继与闻一多、叶公超等人筹备并创办了《学文》月刊,后来还承担了为《大公报》的小说选编的任务.她的文学创作量虽然不大,一生只留下六个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诗歌、话剧等,但影响却深远.汪曾祺在《晚翠曲会》中说：“林徽因的小说进入大学国文课本,不但当时有人议论纷纷,直到今天但我却从这一篇小说知道小说有这种写法,知道什么是‘意识流’,扩大了我的文学视野.”她的文学写作主要集中在北总布胡同的流金岁月里, 这一时期堪称是她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著名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就是在这里写就,诗歌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很明显, 林徽因在诗歌创作上受到徐志摩的影响.费慰梅在《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说：
在多年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
徐志摩推崇伍尔芙,林徽因也受到一定影响.她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展现了都市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图景,与伍尔芙的《邱园记事》《雅阁之室》等一脉相承.另一部短篇小说《窘》中,一个三十四岁的中年男子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的意乱情迷、心理活动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与伍尔芙的创作风格异曲同工.“太太的客厅”里的成员大都有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在此基础上自动选择学习异域文化,借鉴新的形式,在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中给传统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太太的客厅”也随着林徽因一家的南下而落下帷幕.
汇总:上文是一篇关于太太的客厅和布鲁姆斯伯里和言说方面的公共空间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公共空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从竞技场到足球场：传统公共空间的剧场性解读
路云亭(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摘要足球竞赛离不开特定的空间,而典型性的足球竞赛空间便是足球场 欧洲现代体育场的原型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剧场和竞技场,这两者都有神圣.
布鲁姆日：文学和爱情的奇葩
许锡强说起全国性的节日,通常都是由纪念历史上真实的事情或人物而来的 但爱尔兰人把每年的6月16日定为“布鲁姆日”（Bloomsday）,却是以一位虚构的文学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
布鲁特斯的心脏
许钰欣一个闷热的夜晚 晚风像一位迟暮的老人,几乎迈不开步子,连空气都像是凝固的 机器人研究所的新保安小王绕着几栋科研楼兜了几圈,决定打道回府 当他回到保安室的时候,他的前辈——.
公共空间的事件流在塑造文化新形态中的价值
内容提要在公共艺术作品被放置于公共空间之时,其功能常常是隐在的,只有公众介入后才会激发各种各样的事件流,促成意义的生成 文章首先结合怀特海的“过程哲学”1理论,深入分析作为&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