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新中国成立的宣言书和动员令,该文是关于宣言论文例文跟成立和宣言书和动员令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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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30日是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新中国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筹备成立的,政治协商的基础是发布“五一口号”.当时,邀请和护送人士北上解放区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
“五一口号”发布：精准判断时局建立新政权高瞻远瞩
1947年,在“十二月会议”上,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政府,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中国首次倡导成立排除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政府.
1948年4月11日,着手起草“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由秘书胡乔木执笔完成,内容主要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向各方面的致敬和问候.原稿第五条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经过深思熟虑,将其改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共23条.
4月30日,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修改后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五一口号”发布的同时,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同盟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随后,诚邀响应“五一口号”的各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到解放区参会.
1949年1月19日,在西柏坡寒冷的冬夜,、周恩来围坐在火炉旁,联名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力邀其北上,言词恳切.不久,又给宋庆龄写了言词更加恳切的信,并专门派邓颖超前去邀请.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北上北平.
“五一口号”成为一个丰碑式的标志,开辟了中国人与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的先河.
“五一口号”落实：精心运作智勇应对邀请和护送人士北上解放区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大连是人士北上解放区的重要中转站,也是接送工作的前哨指挥所.为确保护送工作按时顺利完成,决定人士北上分批秘密接送,每次都由负责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
194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第一批北上人士登船,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船开出后第8天,香港方面的工作人员才接到平安抵连的电报.
1948年10月,第二批人士从香港启程北上,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等人一同前往.这一年从8月25日开始,郭沫若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港北上的事实,郭沫若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连载完毕；郭沫若在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沫若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人是第三批进解放区的人士.周恩来在电示中叮嘱：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李济深为了迷惑外界,动身前还参加了邓文钊的宴请.席后,他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苏联货船.这一次北上人员,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口袋里还装有一套货单,似同赴东北经商.大家还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1949年1月7日上午,船到大连.在大连期间,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张闻天在大连还对机关干部做了一次形势报告.
1949年2月28日,第四批人士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等27人北上.第五批北上的人数最多,共250多人,既有党派名流,又有文化艺术精英.第六批北上的人士,主要有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俞澄寰、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等.第七批北上的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文代会的代表,他们在旅途中办了一份手写的《岳州报》,由姜椿芳、姚平芳从收音机上收录新华社的重要新闻,由老报人和书法家陈迩冬编写.
据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档案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共送人士和文化精英北上20余次,1000余人,其中,人士350多人.
北上行动堪称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上自,下至地方,南起香港岛,北达哈尔滨,上下团结,同心协力,忙而不乱,全无错失.
“五一口号”反响：衷心拥护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在港各党派和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蔡廷锴,三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主席,表示“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1948年10月21日,根据的精神,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约集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的主张,并希望尽快组成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随后,双方多次协商,形成《关于召开新的政协会议诸问题》草案,并达成共同协议,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追随孙中山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亲笔写下了《上致敬书》,表示忠诚拥护中国的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信中说：“新政协何时开幕,请告之.一接电告,当即回国参加.”
人士在旅途中用诗文抒发自己对这次“光明行”的真诚歌颂.李济深在船上为同行的茅盾即兴题词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郭沫若在船上办起了《波浪壁报》,刊载胜利消息,并赋诗云：“人海翻身日,宏涛天际来.才欣克辽沈,又听下徐淮.指顺中原定,绸缪新政开.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
1949年6月15日至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这些人士直接参与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政府的组建工作.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些人士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等的工作,为完成各项筹备任务献计献策.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同一天,全国已解放城市同时举行了庆祝活动.
发布的“五一口号”,是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五一口号”和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摘自《大连日报》葛玉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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