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在于传心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本文是关于跨文化传播方面论文怎么写和跨文化传播和戏曲和在于相关论文怎么写.
跨文化传播论文参考文献：
近年来,我国先后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文化“走出去”是指将本国文化以不同样态、不同形式开展对外交流；将具有鲜明国家文化特色和极具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推向世界舞台交流并取长补短,将本国文化的要义和精髓以不同样态和形式加以渗透,提高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权重,从而让世界人民有机会认识和了解本国文化,让国家形象在国际舞台上有所提升和加强.[1] 在全球化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各国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多元文化的融合也预示着,谁能主导这一多元文化体系,谁就能在这场竞争中占得有力地位.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在多元文化体系的竞争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2]
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讨论的.
一、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有悠久的历史.探寻其历史进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结合时代背景做比较研究.从传播时期、传播规模到传播内容的演进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文化实力和影响力在各个时期的比重.中国戏曲文化因其自身承载着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尤其符合当前环境背景,它的跨文化传播非常有代表性,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起源,由于文献记载不一致,目前学界还有争论,存在不一致的意见.一种说法认为,皮影戏是最早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起于南宋传至英国、法国、德国、埃及、波斯等国.另有说法则认为,在17世纪下半页,一种地方剧种潮剧随移民被带至海外.[3]
明清时期,海外华侨移民成为了戏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者.那时候,在海外看戏的观众绝大多数也是华侨.虽然当时的海外演出场景也十分热烈,但是传播范围仍然是在华人圈内,受众依然是华人,并没有产生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果.[4]
民国时期,是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一段蓬勃发展时期.梅兰芳是这一时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突出贡献者,在戏曲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梅兰芳从日本开始了其跨文化传播的足迹.1919年,梅兰芳赴日本、大阪演出数场.整个巡演长达四十多天,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民国初年,梅兰芳出访日本并大获成功是文化超越国界、超越政治因素取得胜利的结果,对于当时两国紧张的关系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和态度都有了改观.有了第一次跨文化传播实践的良好收效,1924年,梅兰芳再次率团到日本演出,同样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又一次在日本引起轰动.凭借出访日本的成功经验,1929年,梅兰芳受美国大使馆邀请率团出访美国,先后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总共演出72场,令观众大为赞叹.最初,是因为在华的美国教师看到梅兰芳在国内的精彩表演后惊喜不已.后来各国大使、总督、官员纷纷专门拜访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欧洲上流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进一步加强了梅兰芳的传播影响力.同时,这次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也是跨越洲际的文化交流活动,它的成功开启了戏曲跨文化传播变被动为主动的大幕.1935年,梅兰芳受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率团出访苏联,又一次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原计划演出8场,由于反响热烈增演到15场.最后一场谢幕演出,谢幕多达18次.
1931年,梅兰芳先生与余叔岩、齐如山等创办北平国剧学会时,在首次讲课的开场白中说：“将来能把中国戏曲在世界艺术场中占一个优胜的位置,是我所最盼望的.” [5]事实上,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这一理想.他不仅使京剧的影响遍及普罗大众,而且第一次将京剧艺术推向西方世界,使京剧以其经典的形态,进入了世界主流艺术界,赢得了国际声誉,给世界戏剧以积极影响,为促进我国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明的一次高质量对话,西方人从梅兰芳先生充满诗情画意的表演中,领悟到中国戏曲的魅力,也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时代周刊》评价说：“梅兰芳先生用自己的声音与优雅的艺术形象,首次将京剧推广到欧洲、美国,并使其成为一门重大的得到西方确认与迷恋的中国国粹.梅兰芳先生是上个世纪成功地向世界推销中国的两位大使之一,另一位是宋美龄.” [6]在这期间,梅兰芳先生、齐如山、张彭春等人组成的文化传播团队既重内容也重方式,在纯正的内容和通达的方式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实现着“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使命.
梅兰芳先生一生曾应邀出访十余次,先后访问过日本、美国、前苏联、英国、德国、意大利、埃及、印度、朝鲜等国.其中,梅兰芳先生访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经过长达七八年的酝酿和准备,1929年12月下旬,梅兰芳先生在国内的艺术影响与市场号召力臻于全盛时,得到张彭春、齐如山等知名学者和银行家的协助,率领二十余人的团队,赴美国访问演出.此行先后到达西雅图、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圣地亚哥、旧金山和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了72场,往返历时近半年之久.梅兰芳先生访美面临的不仅是戏剧艺术上的困难,更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天堑.为了使这天堑变为通途,期间当事人经过几多波折,整个过程中却无时无处不闪现出文化自信和传播意识交相辉映的光彩.
其间最值得称道的,是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别授予梅兰芳先生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此举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下的产物,而是十分审慎的.他们是在梅兰芳先生的声誉从美东（纽约）一直漫延到美西（洛杉矶）的情况下,充分感受了梅兰芳先生的高超技艺之后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奖励的不仅是梅兰芳先生个人,更是对中国京剧的褒扬.
美国驻华使节裘林·阿诺德在1926年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赞扬梅兰芳先生,首先由于他那卓越的表演天才,其次由于他在提高中国戏剧和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此番梅兰芳先生被授予博士学位,从客观上提高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从那以后,“梅博士”的称呼就代替了以前的“小友”“梅郎”“艺士”“老板”,甚至“先生”,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书上了耀目的一笔.梅兰芳先生的荣誉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千千万万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戏曲艺人.梅兰芳先生以自己卓越的艺术成就,为自己,也为同伴们争得了平等.他给其他演员带去自信,让他们明白,京剧演员一样能以自己高超的技艺赢得世界性的荣誉.他在世界上能享有盛名,与他的功力和成就、他的艺术观念、他对京剧艺术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梅兰芳的四次戏曲海外出访演出,是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第一次.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众数量、效果反馈都是空前的.这四次出访吸引了大批政界、商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在国外的媒体界、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7].但在此之后,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走向了一段低迷期.期间也有许多尝试和跨文化传播的实例,但效果和影响都不及梅兰芳率团的四次海外演出[8].
进入21世纪,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迎来了第二次.白先勇率团队制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走上了跨文化传播的道路.2006年,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站就选择了美国西海岸,先后在洛杉矶、旧金山、加州大学校区巡演.演出获得了海外观众的大为追捧.在沉睡了多年之后,中国戏曲重新吸引了海外受众的目光.2008年,青春版《牡丹亭》又到访英国,随后又到访希腊,均取得了良好的收效和海外受众的美誉.可以说,这是继梅兰芳的京剧跨文化传播之后,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第二次浪潮[9].
回顾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青春版《牡丹亭》从2006年开始了海外巡演的征程,首个目的地选择了美国.先后在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加州大学校区连续演出12场.其中,9月15日至17日,青春版《牡丹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Zellerbach Hall 演出上、中、下三本,共三场,此为青春版《牡丹亭》的首演.9月19日至24日,青春版《牡丹亭》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演出,海外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9月29日至10月1日,青春版《牡丹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Royce HallUCLA 演出上、中、下三场,此场为该剧院的“国际戏剧节”首场演出.
2008年,青春版《牡丹亭》又赴英国伦敦演出.6月3日至5日,在英国萨德勒斯维尔剧场（Sadler’s Wells Theatre）演出上、中、下三本两轮,共六场.此为中英政府主办的中国文化盛典“时代中国”中的演出,亦创下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演出团体规模最大、票价最高、影响最大的记录[10].之后,青春版《牡丹亭》又到希腊进行演出.6月12日至15日,青春版《牡丹亭》在希腊雅典音乐厅全本演出三场,此为雅典艺术节展演.
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传播者团队是由白先勇担纲主持的,他是总策划和总编辑.在整个跨文化传播运作中,从产生创作的想法、到剧本改编、演员的选定再到海外的推广传播,他是整个传播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同时他身体力行地推动着中国戏曲走向世界舞台,是传承中华文明活跃实践者.作为传播者,白先勇就是传播主体,是对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面向大众的传播者,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活跃因素.[11]从亲历者回顾青春版《牡丹亭》总导演、艺术指导汪世瑜,艺术指导张继青、姚继焜以及主要演员俞玖林和沈丰英的访谈记录中得知,白先勇选择《牡丹亭》这出戏排演是因为首先它本身是明代戏曲的巅峰之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次,它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舞台上面出现最多的一出戏,辞藻美、故事美,整个结构、主题、情真、情深、情至,情的各种层次表现得最复杂.从开始策划到进行编剧,白先勇召集了一个专业的编剧小组,团队对汤显祖和《牡丹亭》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有专业研究的、有教学的,也有美学老师,综合性地考量打造青春版《牡丹亭》.演员方面,对演员的训练也花了很多功夫,选择了苏昆的二十多岁的年轻演员,这批演员的年龄与人物设定接近,符合剧中人物形象.以青春靓丽的形象演绎唯美的中国传统爱情故事,很容易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满足他们对美和爱情的追求和感悟.但由于功夫还没到,白先勇又请了一流的大师江苏省昆剧院的当家生、旦角汪世瑜老师、张继青老师,二位是因出演《牡丹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出名的,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功底.之后,对年轻演员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魔鬼式训练.其次舞台、灯光、设计、服装设计,每一环节白先勇都邀请了专业的团队参与其中.
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认为意见领袖的作用是通过一切合适的媒介将本群体与社会环境的相关部分连接起来.实际上,意见领袖之所以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能够影响他人,与他所特有的社会地位、在相关领域的权威性、社会认同和传播能力、人格魅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12]在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白先勇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意见领袖有以下的特征：首先,他是积极有效的信息发布者和接受者,即传播过程中的“活跃分子”.其次,他的组织和意见都很得力,在团队中以及海外受众的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第三,还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从上述情况来看,从组织编剧、策划、到演员排练再到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制定,白先勇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对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顺利实施进行整体的把控和影响.在戏曲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意见领袖能发挥积极的领导和号召作用,以强大的专业度和感召力为实践成功作保障.
2016年5月21日,笔者在美国洛杉矶荣获美国查普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继梅兰芳先生、张君秋之后第三位获得美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查普曼大学的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学系在美国名列前茅,此次更是经过严格的学术评议程序,由教师会议和校董事会的推荐,最终决定授予学位,彰显其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尊重、对艺术家的尊重和对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视,是对京剧艺术的再次肯定,同时也加重了我们这一代京剧人肩头的责任,促使我们担当起弘扬京剧的重任.
美国查普曼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是对笔者四十多年来从事京剧事业的一项国际级别的高度肯定,也是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阶段性的成绩单.笔者曾在匈牙利工作、生活了十几年,与国外艺术家合作了十几年,不断地在欧洲舞台上探索实践,致力于推动京剧的有效跨文化传播,让京剧艺术元素、京剧文化最大限度地在全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文化的互动、交融已成为当今最为活跃的意识与行为,树立“大文化”概念,做文化交流的使者,用文化沟通情感,打破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促进不同国家、地区的艺术家、艺术形式间的合作.
二、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意义首先在于文化层面.戏曲的最大特点就是综合性,它是一门包含了声乐、舞蹈、演奏、服装、武术、杂技等的综合艺术,因此也更能够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戏曲另一大特点就是写意性,能为西方戏剧带来了很多新的表演方法.受中国戏曲的启发,西方戏剧家们也在不断地尝试演进,将西方的写实和中国戏曲的写意相结合.西方戏剧的快速发展也告诫我们,只有积极地参与、传播、突破才能让中国戏曲乃至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传播,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交流、世界文化的发展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3]
其次是外交层面.在我国推行和平外交的政策背景下,推进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派遣戏曲团体出国访问演出进行民间文化交流、甚至参与到重要的国事访问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外交手段,同时也能更好地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
最后是受众层面.戏曲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具有深厚的民族和地方烙印,同时也成为了海外华人华侨用以寄托思念和乡愁的方式.由于远离祖国和家乡,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往往更多地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热烈期待中,也常常寄情于此,通过这种方式提醒着自己的民族属性和身份.[14]在国外,很多热爱戏曲的同胞自发组织成立了京剧社、昆曲社等艺术机构.海外戏剧家有研究热情和学术交流需要.中国戏曲所特有的东方美和人文精神极大地吸引了海外戏曲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热情.由于交流还不充分,海外戏剧家对中国戏曲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在文化融合、世界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今天,他们迫切希望掌握一手资料对中国戏曲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在这场文化的战役中占得先机.同时,在文化保护方面,为了东西方戏剧的繁荣发展,他们也迫切地需要汲取东方文化之所长.[15]
三、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在传播者方面,总的来说,戏曲的跨文化传播组织还偏于,缺乏民间性的传播组织.同时传播者个人的传播能力和素质也有待提高.传播者的传播影响力整体水平不高也影响了戏曲跨文化传播实践.
在传播内容方面,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剧目还稍显单一,传播内容对本土文化艺术内涵的挖掘力度还不够,造成了海外观众的不理解甚至是文化误解.对于戏曲跨文化传播内容的选择,没有做充分的调研与考察.对海外受众文化认知的不了解,容易导致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有“想当然”和“自以为”的倾向.
在传播渠道方面,传播渠道还主要是传统媒体的形式,而忽视了新媒体的形式,导致传播渠道显得单一.同时,传播活动也是随机的、临时性的,没有形成固定的传播渠道样态与模式,影响了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对于传播渠道的筛选,没有做仔细的考察.有的只是单纯在媒体数量上做文章.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综合运用,各种报道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运作等都应该列入考察范围.
在受众方面,文化背景、语言等差异是中国传播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由于忽视受众研究,对受众的认可度和接受满意程度以及认知程度等方面没有做详细的考察,大多数受众对于中国戏曲还处在看热闹的阶段和层次.[16]
宏观上,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国际文化贸易战略体系,对外输出文化时还不能充分地利用海外与国内两种文化资源.从目前状况来看,中国还没有进入主流的世界文化市场,形成完整的对外文化输出战略.[17]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对外战略还不系统,缺乏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产业人才.另外在市场化运作等方面的起点还不高,阻碍了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发展以及国家文化跨文化传播战略的实施.[18]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目前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还存在诸多问题：在认识方面,不能做到认清现实积极应对,抱有自大和侥幸心理,没有危机感和使命感.同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外宣”色彩过于浓重,和当下文化的认知与接收不相匹配.在资金投入方面,很明显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严重制约了跨文化传播运作的顺利进行.[19]在运作机制方面,还没有形成长效且系统的运作机制,个案的成功并没有带动整体的发展.
四、构建立土、辐射海外的戏曲传播体系
1. 打造意见领袖.谁能成为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最好的传播者？当传播者被认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可信度这两种品德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大的效果.受众如果喜欢传播者,接受其影响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20]因此,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所持的价值观、人格特征以及能力决定了其影响力.这就启发我们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应该注意人的因素.
同时,戏曲跨文化传播由于面向的是海外受众,从语言到文化上的不同,迫切需要有一批专业的人才队伍.他们懂外语、了解西方国家文化、同时掌握了一定的传播技能、熟悉传播规律,有专业人员的专业运作,他们是中国戏曲“活跃的海外实践者”,是戏曲跨文化传播的有力保证.
2. 注重内容建设.产生效果的关键是传播内容.文化领域虽然并非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表现,也并不直接就是物质利益和权利,但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过度的西化,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参照标准、过度的西化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而中国戏曲在全球文化中的独特性,能够帮助保护历史以及加强文化多样性,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因此,白先勇在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时,始终坚持“正宗、正派”的原则,不过度迎合、也要正视坚守历史,这样的经典才是丰厚的,才能立于世界舞台上,赢得海外受众的喜欢.[21]
现如今,每年逢节日庆典或大型活动,很多文化海外推广机构都会举办各种演出、讲座和展览,也有中国戏曲的推广项目,但是品牌的延续性和创新性仍然是戏曲跨文化传播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考察的问题.
3. 培养直接受众.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特殊性使得跨文化传播相对于国内的传播在受众上有这样的特点：传播的对象是尽可能多的外国人,可用于传播的资源十分有限,同我们的对象数量是不成比例的.
分析中国戏曲海外受众,从海外受众的文化水平上看,主要是知识分子,包括相当数量的诸如高校学生、戏剧家等高级知识分子；从社会地位上看,多数属于中等社会阶层,有一部分属中上阶层,并在本国本地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包括对华友好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受众实际上有直接受众和间接受众之分,“直接受众”直接从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渠道接受信息,而“间接受众”经由直接受众接受信息.[22]这些直接受众有可能是戏剧家、艺术家、文艺作家、艺术创作者,还有可能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戏曲感兴趣的普通人.[23]由他们传播有关中国戏曲的信息,更易于为间接受众所接受.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些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直接受众.为中国传播戏曲找到一批适宜的受众,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戏曲跨文化传播实践的顺利进行.
4. 建立跨文化传播效果跟踪与反馈评价指标体系.传播效果的评估历来是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尽管十分困难,本文仍然认为应该十分重视和努力开展戏曲跨文化传播效果的调研工作.因为效果是很好的评估传播成败的标准,也是改进传播行为的依据.市场规律的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是要使产品“适销对路”.调研的目的是使产品和服务为更多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所接受和采用.这同戏曲跨文化传播效果调研方向和目的是一致的.
由于我国还尚未建立长效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的调研和反馈机制,长此以往会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建立跨文化传播效果跟踪与反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帮助提供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各项参与指标,便于控制和分配资源,形成良性的戏曲跨文化传播系统.
5. 传播途径多样化.由于海外受众对中国戏曲不了解或了解很少,又受到许多传统成见或误解的影响,他们不可能轻易接受我们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如果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运用各种媒介资源,沟通本土辐射海外,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既可以打入海外主流社会,又可以广泛地、直接或间接接触到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相互配合的传播渠道,使受众对戏曲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均得到一定的提高.同时,也可按市场规律,充分利用海外的传播资源.[24]
同时,戏曲海外大传播体系还应立土在物态文化体系下,从实物展览、展示,到演讲、问答、社交、广告、文字资料等全方位的大传播体系,这样可以帮助海外受众领略中国戏曲文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中国的理解.
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从产业升级、市场化运作到传播规律的把握上都应制定出相应的策略.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民族的”是提供了一种成为“世界的”的可能性,从“民族”到“世界”,并非一蹴而就.传播民族优秀文化,需要通过从顶层设计,到中层执行,再到底层落实的多层协力.而只有用心去研究传播方法,探索传播规律,发现心与心之间沟通的途径,才能实现“以心传心”的目标.这个重要的意识,需要我们戏曲工作者、外交工作者,乃至参与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所有人共同树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传遍四海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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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萍: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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