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民窑五彩《西厢记》瓷插牌,该文是西厢记论文范文素材与景德镇民窑和《西厢记》和五彩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西厢记论文参考文献：
□周琦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烧制的五彩《西厢记》瓷插牌是一套规格较大,保存完整的瓷插牌.此瓷插牌正面主题为《西厢记》故事,背面为花蝶图,烧制精美.瓷插牌作为一种较为罕见的瓷器类型,其图案主题为《西厢记》故事,足见《西厢记》故事在当时即深受欢迎,广为流行.
整套瓷插牌共由九块瓷板组成,八块方形,一块圆形.圆形瓷板放在整个插牌中心处.方形插牌分别绘制佛殿逢奇、僧房假遇、寺警、白马解围、莺莺听琴、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圆形插牌为衣锦荣归（图1）.
如此规格宏大,烧制精致的五彩瓷插牌实属罕见,其体现了当时瓷业的工艺水平.
一、有关五彩《西厢记》瓷插牌的断代
目前对于该五彩《西厢记》瓷插牌的时期确定为康熙年间.因为康熙在位时间较长,此期间瓷器的发展并非一程变不,所以有必要对该瓷插牌进行具体的分期.
莺莺是《西厢记》故事的主角,器物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往往具有时代的主观特色.发式和服饰均是时代的产物,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印记和审美倾向.通过对瓷插牌中莺莺人物形象的辨识可以准确把握瓷器的制造年代.
发式是古代女性妆扮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髻样式.明髻的高度上较前朝有所收敛,因而崇祯时期,瓷器上的莺莺发式较为低扁（图1）,似明末清初时汉族女子中较为流行的鬆鬌扁髻.清初叶梦珠所著《阅世编》中称“崇祯年间始为鬆扁髻,发髻高卷,疏朗可数,临风栩栩,以为雅丽”瓷器上莺莺的这个发型延续到清康熙初期（图2）.待至康熙中期,瓷器上莺莺的发髻越来越高（图3）,似清初流行的钵孟头（图4）.此头式一般将额发不分股至头顶,用一根带或发箍扎紧,然后将头发分成数股,每股单独向上卷至顶心挽成前高逾尺的覆盆状大髻,再用发箍挽住；另两股在耳旁团成鬏掩颧,袭唐人“两鬓抱月”的遗韵,头后另挽髻压颈.瓷器上亦有绘鸾鸾梳牡丹头式,牡丹头和钵孟头皆是明清时苏州地区较为盛行的蓬松高髻.
刊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西厢时艺》的插图（图5）,莺莺的发式成椎髻,这是康熙晚期女子所流行的发髻（图6）,这种推髻式发型一直延续到到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上.除梳理和装饰方法有些微不同外,椎髻的位置也有些许变化.康熙时这种发式未置于头顶,而是在脑后,朝向后上方.至雍正时,发髻慢慢由低到高演变至头顶,且几乎垂直于地面（图7）.通过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五彩西厢故事瓷插牌中莺莺的发髻（图8）,正是康熙晚期所流行的发型样式.如此可以断定此五彩《西厢记》瓷插牌是清康熙晚期烧制.
二、《西厢记》故事图案在瓷器上的兴起
1．景德镇瓷业的兴盛
明末清初,虽然朝代更迭,战乱四起,但是瓷业的发展并没有滞后,民窑数量剧增（多达900余座）“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①,“自燕云而北,南交耻、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②制瓷工艺的提高也丰富了瓷器的装饰手法,有青花、五彩、青花五彩、青花釉里红、矾红描金等.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容主和陶工们不得不挖空心思、推陈出新来吸引消费者,许多新的题材、新的装饰风格便应运而生.
康熙时期重农不抑商的政策,促使着经济商贸的发展,手工艺技术快速发展.康熙时期,五彩、釉里红等技术已经成熟,官窑和民窑都能运用这种技术.如这套景德镇民窑五彩《西厢记》瓷插牌,五彩的技术就运用的非常娴熟,“衣锦荣归”故事圆形插牌（图9）,釉色很纯,人物以及景物都描绘的相当细致.一方面说明技术过硬,也说明了窑厂工匠的对于刻画《西厢记》中的故事场景应该是非常熟练的.足见烧瓷技术的提升为“西厢记”纹饰进入瓷器上提供了有力保障.
2．市井文化的兴起
元杂剧作家王实甫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广为流传,到明清时期改编为南戏《西厢记》.明清刻印业已经很发达,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花一二两钱买一本《西厢记》,还是很奢侈的,市面上流传较多的主要是抄本.其中明代抄本有2种,清代抄本13种,现存能确定为康熙朝的唯有《满汉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年本抄）.清初至康熙时期的《西厢记》抄本相较于其他时期较少.对于没有读过书的普通人,获得《西厢记》故事,主要靠观看戏曲的演出,生动而形象的戏曲演出成为《西厢记》广为流传的最主要途径.“大约在康熙初叶,演出折子戏的风气己经形成”③.昆剧在康熙及其后的时期基本是以折子戏的形式演出,《西厢记》也是如此.昆腔作为一种戏曲类型,在清代是比较主流的,上到宫廷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它.《西厢记》的传播已达到“家畜而人有之……泛滥而莫能救欤”④.多方面的传播让《西厢记》流行,而落脚到器物的纹饰上,“西厢记”的纹饰也从明代的偶尔出现,到康熙时大量出现.
3．内在精神需求
历史上朝代更迭的初期都存在着政治高压的问题,而从明末到清初的动荡早已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万历末年至顺治间,才子佳人戏曲中主角的文才得到普遍突出,有战乱内容的作品减少,顺治间最初出现的几部才子佳人小说亦多无战乱内容从而呈现出‘典雅纯正’的特点”⑤ ,
可见对此时的百姓来讲,之前时期的动荡不安使得他们苦不堪言,需要一些象征着美好圆满的故事来需求慰藉,而《西厢记》故事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同时对于文人来说,《西厢记》的寓意就更深层些.清初的高压政策和对汉人的压制正好与《西厢记》故事背景中元代科举制度长期取消,大量文人仕途被阻相似.“佳人越有才华,佳人的爱赏就越能证明才子的才华,这种失意的文人情怀更是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学中突出表现女子才华的重要内因”⑥.在仕途上的失败,就使得这些读书人急需《西厢记》这样的故事来补偿自己内心的苦闷.至于康熙时期,政治政策放松,仕途也畅通,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西厢记》故事就更受欢迎,这种影响便很自然地表现在各种艺术品中,瓷器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西厢记故事的流行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三、五彩《西厢记》瓷插牌的价值
此件五彩《西厢记》瓷插牌,算得上是瓷器中的大件,而且所绘故事也比较连贯成套,当然单独一件瓷插牌也有价值,但作为整个装饰用品,单个的价值肯定不如整套.“凡器之高大件,最难烧造……造时必倍其坯,式较劣者取优者送窑,经烧难保不有蹻、扁、损、挫之患”⑦,器物越大,制作难度就越高,成本也就越高,成套的更是如此.此件五彩《西厢记》瓷插牌产自景德镇民窑,大约是为某富庶人家,尤其是像插牌这种非日常生活用品,绝对算得上一件奢侈品.定样瓷器在明清时当是一种显示财力的表现.
江南之富商多造园林,瓷插牌显然是镶嵌于建筑中花隔板上的,正面的“西厢记”故事雅俗共赏,反面的花卉鸟虫图案清新脱俗,充满野趣（图10、11）.瓷画中所画梅花、竹子、太湖石皆为文人欣赏喜爱之物,充满文人趣味,画中蝴蝶和鸟相呼应,静中有闹.都刻画的生动活泼不俗气.瓷板背面的图案虽然在构图上大致相似,缺少一些变化,应该是考虑到制作的方便.
在其它瓷器中绘制的《西厢记》场景被画到瓷器上,有不少内容非常大胆,甚至带有很大的成份,因此瓷器上的西厢记故事绘画雅士们并不是那么喜爱.他们更喜爱的是《西厢记》的文本、舞台演出以及批评改编等,更注重《西厢记》自身的艺术价值,而不是瓷器上直白的情节和画面.当然雅士不代表所有读书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还是很喜爱这些绘有“西厢记”纹饰的瓷器的,大概上面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吧.此套五彩《西厢记》瓷插牌的西厢记故事内容比较规矩,男女主人公在表达情愫时也不那么肆无忌惮,甚至带有羞涩,如在莺莺听琴这一情节表现上,莺莺虽甚喜张生,但在面对他弹琴时并不直目相望,而是身子背对而稍微转向,双手举起,挡着两部,头部转向张生方向,表达出想看却又不敢过于放肆的情节（图12）.其他故事情节也均有所克制.当然也有可能考虑到瓷插牌的公共性,在此套瓷插牌时比较有节制地选取了一些合适的故事场景来表现.
此套五彩《西厢记》瓷插牌作为一件不同于瓷碗、瓷瓶等常规瓷器的类型,是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的,正是因为其独特,也从侧面反映了“西厢记”故事纹饰在清初时的流行度之高.瓷插牌的内容,无论是正面的“西厢记”故事还是背面的花蝶图,都描绘的比较精细认真,一方面反映了五彩瓷烧制技术的完善,工匠技艺的熟练,也反映了人的财力以及雅好.此套瓷器可以作为研究清初至康熙年间“西厢记”图案瓷器的重要实物.
注释：
①（清）朱续《陶说》卷一《说令》,熊廖、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诲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44页.
②（明）王宗沐《江西大志》卷七《陶书》,熊廖、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③陆曹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④赵春宁《西厢记》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0页.
⑤郭英德《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第79页.
⑥徐龙飞《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文学类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2008年07期,第31页.
⑦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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