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的弱者，有限的反抗《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与其社会想象,本文是关于西厢记相关论文范文集和《西厢记》和女性图景和富贵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西厢记论文参考文献：
方冠男
作为一部经典,《西厢记》在诸多角度都有可供人们挖掘、读解、研究的空间,而本文的观测视角集中于人物形象,《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是创作者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想象结果,是一部社会意志和作家意志共同合力为之的结果.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对《西厢记》流变的历史考证,而在于《西厢记》人物形象背后隐含的社会价值,我们选择“西厢记”系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王实甫本《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主要考察对象,借以避免视角分散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西厢记》中的“情境环境”
王实甫本《西厢记》自一开篇就塑造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情境环境”——普救寺.普救寺并非是简单的故事发生地,而是“情境中的环境”, 给接下来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包围”图景.
众所周知,普救寺作为一所佛寺,其基础人员都是男性——寺庙中皆为男性僧人.而崔氏母女寄居普救寺,很显然就处在了一个纯然的男性世界当中,这还不算,崔氏母女之所以来到相国寺,是因为崔相国谢世——也就是说,崔家上下,是没有男丁的女性家族,一群女性,要么待字闺中,要么孀居守寡,而同时又处在全部由男性构成的普救寺中,这恰恰让几位女眷居住的相国家苑变成了处在男性世界中的孤岛.
普救寺的包围之外,对崔家母女的包围之势,还有更强势、也更充满敌意的一种,即为孙飞虎的包围.孙飞虎的出现,对包括崔家母女在内的普救寺全体形成了一种“包围”之势,而在这种“包围”之势中,孙飞虎对普救寺的态度,并不为开疆拓土,也不为抢立军功,更不为执行君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强取豪夺崔莺莺——夺偶.
而当夺偶变成孙飞虎的目的,这时的对立双方,其实正是由孙飞虎所代表的男性力量和由崔莺莺代表的女性力量,面对强势围困,代表女性力量的崔氏母女只能是刀俎上的鱼肉,即便是主动突围,也只能将自己作为祭品,让能够胜过孙飞虎者占有自己,才有可能脱困——而这胜者,显然又是男性.
面对这样的困局,张君瑞对崔氏母女的拯救,目的性也就极为明显,正如王本《西厢记》所记,当普救寺方丈在墙头高喊“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之后,张君瑞立刻出现,进而进献退兵之策,借白马将军之力,最终成功俘获孙飞虎,从而解救崔氏母女,进而有了娶崔莺莺为妻的资本.
于是,张君瑞的选择是渗入崔家母女的女性世界,改变其构成生态,最终完成功名利禄与妻妾成群的未来指向.就此,崔氏母女无论是面对普救寺的群体环境,还是面对孙飞虎的强力入侵,以及张君瑞的渐趋渗透,都处于一种被动的、被包围的境地.
值得再度斟酌的是,一方面,张君瑞是《西厢记》中对崔氏母女集团的渗透者,另一方面,在这场男女力量的攻防战斗中,他也是中间的主动者.这样立论,是因为在作者设置的戏剧动作推进中,张生尽管波澜不惊,但依然采取了如下关键性行动：
张生对崔莺莺展开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崔莺莺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游春少女,而且是相国子嗣,她所在的普救寺与当年崔相国曾有结缘——虽说相国已逝,但余力仍在,若非如此,崔莺莺也不至于与郑尚书家联姻；因此,张生遇见崔莺莺并对其展开追求,一方面固然是因色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在追求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那么,张君瑞有没有获得崔莺莺背后的社会资源呢？答案是显然的——张君瑞娶了崔莺莺之后,进京赶考,遂取了状元头名；相府不取白衣女婿——这背后的深意,不言自明.
张君瑞的第二个主动行动,在于对红娘的拉拢和讨好.在习见的《西厢记》读解中,红娘是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媒人,在戏剧动作推进中,红娘的角色作用非常大,具体表现为她对张崔之恋的极力撮合.在这样的撮合当中,鉴于的是崔莺莺,失败的是崔母,得到好处的是张生,与其说她站在崔莺莺这边,不如说,她站在张生那边——
红娘对张生的偏向,一方面有其自身的立场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张生对红娘的讨好,而讨好红娘的结果,就是在张崔攻防大战中,拉拢了关键性的力量,旧时的官家小姐,每日里身居闺房,父母都难以贴心,唯一能够心心相印的,恰恰就是身边的丫鬟,因此,小姐与丫鬟之间的情感,既有主仆之谊,又有姐妹深情,是同渡寂寞、共处凄凉的患难者,由此,丫鬟对于小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那么,取得了丫鬟红娘的信任和偏爱,就是取得了攻防战斗中的大部分胜算——张生此举,不但不迂,而且充满了谋略.
在张崔攻防的“战斗”中,如果说张生是攻城者,崔莺莺是心有所属的待嫁者,红娘是偏向张生的送信者,那么,崔母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最坚定的护卫者——从她严管女儿抛头露面,到她制止女儿嫁给张生,最后还要逼迫张生去往京城投考功名,无不体现她的护卫者立场.
崔母为何要如此坚定？她护卫的究竟是什么？在这场攻防之战中,与其说她护卫的是女儿崔莺莺,不妨说,她护卫的是封建王朝之下,女性得以安身立命的最高筹码：在封建的纲常规范之下,女性地位的有效性与稳固性.在其时的历史背景下,贵族女性只有完璧之身,才能合理、合法、合乎身份地嫁入门当户对之家,而崔莺莺一旦,就失去了在纲常社会之下的合理性,也就配不上相府门楣,更配不上与相府门当户对的家族门第了,因此,崔母守护的目的是为了让崔莺莺拥有足够的价值——更进一步,让有价值的崔莺莺,将失去男丁、渐趋没落的相府,带入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中去.
就此,崔母的目的张生多少也是了解的,因此,张生的进一步攻势就是让崔母的目的落空,让崔莺莺的待价而沽的资本消失,于是,他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待月西厢,男欢女爱,崔莺莺吃了禁果,能够嫁入豪门的资本就此消失,因此,崔母的守卫以失败告终.《西厢记》中的女性图景
在男性世界的环绕下,崔家母女主仆也就成了男性海洋中的女性孤岛,呈现出极有意味的图景.
从人物形象来说,红娘应是一个充满血肉、活色生香的角色,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从《西厢记》中的女性世界中看来,红娘则显现了一种形象的投机性.
从现状中,红娘的形象呈现出这几种类型：首先是身份从属者.身份的从属者是红娘最初的、也是一以贯之的形象.她作为奴仆属于崔府,作为丫鬟从于崔莺莺.除了身份的从属之外,她也是崔莺莺的同甘共苦者.封建时期的相府千金生活虽安逸富贵,但却是寂寞无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身边的陪伴者也就只有丫鬟——丫鬟的生活环境与小姐大致无二,某种程度上成了共度寂寞生活的同伴,同时也是寂寞生活的共难者,这一层身份,使得身为丫鬟的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超越了单纯的主仆关系.
除此之外,当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情发生之后,红娘进入到两人的爱情空间,则又多了一层身份,即崔莺莺的秘密同谋者.在王本《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君瑞初见,两心即交好,而正在情感暧昧之际,是红娘主动与崔莺莺提及张君瑞,崔莺莺的反应却是：“红娘,休对夫人说.”这时候,红娘、崔莺莺两人就开始有了共同的秘密.接下来,在红娘的努力推动下,秘密越来越大,红娘的参与也越来越深,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娘与崔莺莺、张生都是秘密的同谋者了.
观察红娘在《西厢记》中的身份变化,我们不难推断,基于这样基础下红娘的未来,还应有如下几种形象的延伸：
首先是资源的共享者.根据上文的最后落笔,红娘、张生、崔莺莺同谋之后即为盟友,既然是盟友,就处于同一阵营,而在这一阵营中,首功应属红娘,因此,红娘会进而成为崔莺莺的资源共享者.共享的资源就是张生.旧时社会,陪同小姐一同出嫁的丫鬟也可称之为陪房,所谓陪房,一方面是丫鬟,侍奉小姐和姑爷,另一方面,也充当姑爷的侍妾.而当丫鬟变成陪房、奴仆变成侍妾,其家庭地位也将发生至关重要的变化——从地位、财富、话语权等种种方面都得到了提高.
就此来看,在崔莺莺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与张生私定终身的时候,红娘很可能就已经“物色”了张生,她为崔莺莺牵线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牵线,牵线成功,就能顺利地以“功臣”的身份,合理、合法地共享资源,从而完成身份地位的提高和转变.
但当这样的共享开始出现的时候,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红娘从从属者、患难者、共谋者乃至共享者,最后一跃而成崔莺莺有限范畴内的资源争夺者,而这很可能就是红娘早先潜意识中的一种目的指向,争夺男性之宠爱、相府之资源,乃至争夺话语权力,倘若能够得到一男半女,则更是母凭子贵一跃龙门.
一旦如此,则很有可能会加剧崔莺莺的危机处境,争夺者若是不加以控制,则会造成进一步的情境发展,从而导致红娘进入一种可能的极端处境：成为犯禁的被驱逐者.
但不论结局怎样,在这样的身份形象变化过程中,红娘的获利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到此,并不是将《西厢记》作为事实来分析其中的人物心理,而在于,在人物塑造和发展推测中,找到作者写作的社会学依据,由此看到特定历史时期中,创作者对某一特定人物的社会想象及其背后的生成环境.
红娘的生存环境,无疑是其时社会奴仆的命运,必须通过步步为营的算计和投机才能得到改变.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崔莺莺也呈现出与传统文本解读不一样的色彩——鸡肋.
之所以说崔莺莺是鸡肋,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价值在日渐损耗,而崔莺莺的价值贬值又源于她的失节,但这里所指的失节,并非简单地失去处子之身的贞洁,而在于在这场男女之间、张崔之间的攻防大战中,她从举棋不定,到轻易受诱,乃至半推半就,最后倒戈相向的态度.崔莺莺的态度表现出她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站在应属的阵营中,甚至是走向对立面.她的失节,一方面固然是对自我情感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家门尊严的背叛.失洁的女性不再高贵,而背叛家门的闺秀,也同样不再高贵.
那么,这样的女性,若为妻子,对于张君瑞们来说就如同鸡肋了：
但张君瑞们还是娶了崔莺莺,有两个原因使然,第一,崔莺莺的失节主要是为了张生；第二,对于张君瑞来说,娶了崔莺莺不仅是娶得一个妻子,同时也享受了崔莺莺家门的社会资源,甚至转而成为崔府家门的男主人,何乐而不为？
因此,尽管为心头疙瘩,但依然要娶,尽管食之无味,但依然弃之可惜,对于张君瑞来说,崔莺莺可不就是鸡肋嘛！
而对崔莺莺们来说,她们的价值贬值也体现了自为“鸡肋”的色彩.抛去爱情的美满,从社会处境来说,崔莺莺的失节为她带来的是选择权和主导权的失却.失节之后,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几种狭窄的可能性：第一,嫁予张生.但若张生不娶,那又如何？这便只能有第二种可能,随便下嫁他人.但崔莺莺的身份地位,又不允许她嫁给寻常百姓,贵胄王室又绝不会接受失节的妇女.于是,等待崔莺莺的便有了第三种结局：出家,甚至是自尽.
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诰命的千金小姐,也就只能是非张君瑞不能嫁、无法嫁,这正是“鸡肋”的处境了.
在崔府的女性图景中,老夫人作为红娘、张生、崔莺莺的对立面,是崔张爱情的最大阻碍.而从最后的战斗结果看来,张生获益,抱得美人归,还高中状元；红娘获益,因她成为功臣,翻身指日可待；崔莺莺获益,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而老夫人,则是没有任何收益,甚至赔出了手上最大的筹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张生的出现打破了崔母的计划和如意算盘.他以白衣秀士的身份赢得了崔莺莺的垂青,而他之后的步步追求更使得崔莺莺欲罢不能,甚而月下私会,乃至木已成舟.崔莺莺与张生的私定终身,无疑让崔母待价而沽的资本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变主动为被动,原来的筹码不见了,失去了崔莺莺的处子之身,也就失去了崔府日后继续兴旺的可能性.于是,崔母的决定就只能是无奈的妥协.为了挽救崔莺莺的命运,早早成亲,好过于被始乱终弃；然而,崔母虽然妥协,但妥协之外也有最后的防线,那就是：崔府不招白衣秀士.
这条防线看起来是对崔张二人爱情的再度阻挠,其实也是崔母万般无奈的权宜之策：倘若真让没有功名的张生入主崔府,那么,崔府没有命官在朝,其未来势必是大厦将倾,只有让张生取得功名,才能勉强恢复官家门楣,也算得上是一种失策后的补救.再之,张生这番应考,也不再以无名之辈的身份去往京师,而是以相府未来的女婿前去应考,崔府此时尚未没落,多少也能有些帮助,待张生取得功名,于崔莺莺来说,能够嫁予官宦,于崔府来说,也算得上光耀门楣,就此,也就称得上圆满了.崔母的算盘如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下的补救了.
就此,崔府的女性图景,一为投机,察言观色取机会,一为鸡肋,食之无味弃可惜,一为败者,无可奈何妥协去,她们无论身份如何、地位如何,都是男权社会下的被动者和弱者.
《西厢记》与社会想象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西厢记》中的社会想象,与当年元稹的《会真记》依然一脉相承,其中传达的社会意志,依然是强势的男权对弱势女权的进攻和占有.而在这一场社会想象中,女性世界处于全面的落败地位,男性尽管贫穷,却是强者,女性尽管富贵,却是弱者.
《西厢记》中女性世界的落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落败的彻底性.在这场攻防之战中,大获全胜的当属贫弱男子张生,他名利双收,美人在怀,而女性世界中,上至崔母的失败,再到崔莺莺的倒戈,乃至红娘的投机,都沦陷到强势的男性世界当中,成为男性的附庸者和妥协者.
第二,落败的连续性.关于崔莺莺故事,王本《西厢记》并非首创,唐传奇已有元稹《会真记》（一说《莺莺传》）为原型,而从《会真记》到诸宫调董《西厢》乃至王本《西厢记》,都隐含了女性落败的结局,《会真记》中,崔莺莺被始乱终弃,哀婉凄切,董《西厢》中,张生光耀门楣,而崔母、郑恒（依附崔母）等人都拜谢不迭,而《西厢记》中,张生同为大获全胜；由此,从崔莺莺故事开始,到崔莺莺故事定型,其一以贯之的连贯脉络,即为张生代表的男性力量的胜利和崔母代表的女性力量的落败.
第三,落败的认同感.习见中,人们对《西厢记》的解读从表面情节来看,都是对张生等人的褒扬和对崔母的贬斥,张崔红三人表现出对封建压迫的反抗而成为被歌颂的代表,崔母作为封建力量的代表则成为被奚落嘲弄的对象.本文提及此,目的不在于否定这种习见的解读,而在于指出人们对这种解读的广泛认同基础,那就是对女性落败的认同感.面对强势男性力量,女性若不屈从,就如崔母一般,无论富贵与否,最终都是自取其辱.此类认同感,是隐然存在于社会习见当中的.
由此,从文本内容、历史轨迹和当下习见来看,《西厢记》中的女性作为富贵的弱者,是全面地落败了.尽管《西厢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对社会制度的反抗意志,但究其背后的社会学意义来说,这种反抗意志是有限的.
首先,从显性情节上,张生与崔莺莺冲破礼教,敢于自由追求爱情,敢于反抗代表权威的崔母,从人物行动线上看,有其反封建的行动性,但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无论是《会真记》,还是董本《西厢》,还是王本《西厢记》,都提到了两处很重要的信息,即张君瑞的出身和结局.在三版记述中,张君瑞都是宦门出身,只是家道没落,才“书剑飘零”,而其结局都是获得功名利禄,重归社会等级的上层.假如张生不是宦门出身呢？假如张生自始至终只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求爱之旅会坦荡吗？崔莺莺的结局会圆满吗？所以,张生的宦门出身,以及他之后的及第结局,恰恰强化了封建礼法的秩序,这是礼法的最后防线,最终,张生借助科举摆脱了白衣秀士的身份,从而以合理合法的身份进入宦门阶层,就此,张崔二人还是走向了门当户对、阶级相接.
由此,张崔二人与礼法秩序之间的对立及其反抗精神是有限的,是权宜之计,不是毫不妥协,是带着观望的姿态参与博弈,而不是怒触不周的玉石俱焚.
其次,《西厢记》中提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追求的自主与主动,但这种自主与主动也同样是有限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厢记》的情境环境中,张君瑞与崔莺莺都是处于有限的选择环境当中.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故事的情境环境发生在普救寺.普救寺中,除了崔相国一门,还有寄居寺中的张君瑞,其他都是男性僧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张生还是崔莺莺,所能选择的也就只有对方了.换言之,若是此时在普救寺中的不是崔小姐,而是李小姐,张君瑞未尝不会动心,反过来,若是此时在普救寺的不是张生,而是王生,崔莺莺也未尝不会青眼向之——旧时封建社会,未婚男女相见本来就是难上加难,因此,一见钟情故事的心理依据,往往不是爱情,而是对新事物的向往,以及男女青春的冲动.因此,张崔二人所谓的自由与自主,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大环境下的有限主动.
再之,在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礼法越是森严,越是谈及爱情,越显反抗精神之强悍,但中国的森严礼法时期,一则在宋,一则在明,恰恰是王实甫所处的宋明之间的元朝,儒礼非但不那么森严,更在社会秩序中处于“下九流”的位置——没有了高压的礼教环境,而去谈论爱情,其中的精神指向的是反抗,还是传奇,就不言而喻了.
反而是同期的《窦娥冤》与后期的《牡丹亭》,一则因为直面社会现状的不公,一则因为敢于谈“情”的“一往而深”,才更显反抗精神的不屈了.
最后,《西厢记》中,对与暧昧的强调,暴露的恰是社会陋习.
《西厢记》的文辞之美,足以令人惊叹,但在文辞之间,隐含了部分旧时闺园中的暧昧情思,也应引人注意.
文辞如下所示：
“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
“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鬟仿佛坠金钗,偏宜髟狄髻儿歪.”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春意透,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
以上所摘录来自王本《西厢记》,可解读出以下几类意义：
第一,暗示张生目的.在男女相见的青春冲动下,张生首先表明的并不是女嫁男娶,而是希望“同谐鱼水之欢”,这样文辞,虽不能说明张生完整目的,但也能说明部分心理内容.
第二,强调床笫情状.王本文辞,精妙得实在精彩,以比喻、通感等修辞手法如词曲,将原本床笫的肉欲,变为诗意盎然的暗示,美感增加,却更形象,之态,可见一斑.
第三,暴露社会取向.之所以会在曲辞中出现这么多性行为的描述,实不是因为这些描述必不可少,就审美体验来说,将这部分作为后台处理,也并不影响整部作品的动作推进,但为什么要把床笫之事置于前台？很明显的一点是,观众乐于观看、欣赏此类行为,此类描述,不仅在《西厢记》中存在,到了明朝,依然大范围存在于通俗小说当中,由此,香艳之状,实乃世俗文学中隐藏的一股暗流,乃至明《*梅》,则将此类暗流恣意描摹,使之香艳指向汹涌而来,化为淫欲——这也无怪,为何《西厢记》在明清时期仍属禁书了.
类似于此类暧昧的指向,恰因为有受众土壤才会愈加强化,由此,《西厢记》的指向实则暴露了社会的取向.
因此,王本《西厢记》在社会学意义下并不能算作反抗封建礼教的震宇之作,而其内涵,恰体现了王实甫乃至其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社会意志对女性图景的认知以及男权社会的想象.
括而言之，这是适合不知如何写《西厢记》和女性图景和富贵方面的西厢记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西厢记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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