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叙事学人物观比较看《西厢记》中的红娘,该文是西厢记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叙事学和《西厢记》和红娘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西厢记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传统的“心理性”人物观着眼于人物的心理性特征,结构主义叙事学“功能性”人物观注重人物作为叙述参与者在情节中的作用.《西厢记》中的红娘具有突出的功能作用和心理特质.从“功能性”人物观来看,红娘成为“行动者”,在戏剧结构建构和情节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心理性”人物观的角度来看,红娘具有独特个性,成为福斯特的“圆形人物”.
关键词：功能性；心理性；《西厢记》；红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9-058-03
“人物”在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描述为“行动者是结构上的一个状态,人物类似于人,又不是真实的人,是摹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1]显然巴尔将“人物”和“行动元”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西方文论史上,主要有两种叙事学人物观：“心理性”人物观和“功能性”人物观.前者关注的是“作为叙述产品的人物是如何在叙述中生成的”,即“叙述为人物服务的”问题；后者强调“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在叙述的生成中发挥自身作用”,即“人物为叙述服务”的问题.[2]
作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臂之一的《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名作,与他成功塑造了张生、崔莺莺、老夫人和红娘等不无关系,红娘被公认为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用叙事学的两种人物观来分析《西厢记》中的红娘,就会发现：红娘是一个网,剧中各个人物都是网上的一个结,他们因为红娘这个网而联结起来.因此,红娘在剧中至关重要.同时,红娘的性格是多维立体的,就如同生活中真实的人,属于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一、“心理性”人物观视角下的红娘及解读的缺陷
“心理性”人物观与“功能性”人物观相对立.这一人物观强调：人物必须是独立于情节而存在的个性化人物；作家应集中塑造人,甚至忽视作品中的情节等成分,忽略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以及人物与其他叙事层面的关系.
红娘是《西厢记》中最活跃的人物.红娘的正义感,被张生称为“擎天柱”.她同情崔、张的处境,支持他们自主婚姻.张生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她听了很生气,觉得自己一片真心受到亵渎.她拒绝张生的重酬,并且严正宣称:“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她把老夫人、莺莺和张生的性格和心理都看得明明白白,凡事都处理得妥贴而又有分寸,是个聪明伶俐,能说会道的乖巧的丫环.作者通过红娘伶牙俐齿,妙语连珠的语言,充分展示了红娘的聪明机智.
在剧中,红娘形象变化多端,既是消息传递者、撮合者,又是挑逗者,还是侠者和逾越者,是一个充满反叛和斗争精神的人物.在封建卫道者的眼中,红娘的形象是叛逆的,不光彩的,是个“罪魁祸首”,是辱没夫人家谱、败坏小姐闺范,张生行止的“蝥贼”.但从“愿天下有情的人都成了眷属”的角度看,红娘却是美的化身,是美满婚姻的代言人.
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提到“人物形象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并不是由它所处的形态层次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3]因此,不同形态的叙事人物很难比较优劣高低.话虽如此,但在具体论述时,多少还是暴露出评价的倾向.所以,“心理性”人物观很难避免对人物的评价.
二、“功能性”人物观视野下的红娘及诠释的困境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提到,约翰?盖利肖根据“人物在叙述中所处的关系”,将人物分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操纵者”指的是左右了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行动角色,而事件的具体参与者和实施者便构成为“被操纵者”[4].红娘在整部剧中属于 “操纵者”之列,引导剧情向前发展,在全局中展现出举足轻重的行动功能.
红娘的支持与否是张生莺莺爱情成功的关键因素.封建社会贵族小姐受礼教束缚根本不可能直接接触意中人,爱情故事的发展必然需要身边的婢女传书递简,而《西厢记》中红娘的作用又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故事一开始,莺莺与张生在佛殿不期而遇,“五百年前风流业冤”随着张生的一望,莺莺的“回顾觑”便拉开了序幕.不过,此时的红娘受老夫人之命“行监坐守”,以礼教的身份左右着小姐的行动方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5]因此,红娘的严守职责,使得张生有爱无法传达,莺莺有爱不敢传达.
“寺警”之后,故事发生了转折.红娘从老夫人一方转到了张生莺莺的阵营,决议做张莺二人的“撮合山”,这就为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正是红娘的支持,传书递简,张生和莺莺才得以相会.从月下听琴到西厢相会,表面上参与者是张生和莺莺,其实背后的操纵者是红娘.第四本楔子,莺莺原本与张生约好晚上在西厢相会,由于她防备红娘,继“闹简”“赖简”后又试探红娘说“红娘收拾房来,我睡去.”聪明的红娘旋即意识到了莺莺的用意,机敏应对：“送了人性命不是耍处.你又要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将我着简贴儿约下他来.”[6]这一番话给了莺莺一颗定心丸,得到红娘的鼓励莺莺得以突破相国小姐的礼教束缚,敢于与意中人见面.如此一来,也安抚了张生一颗备受打击的心,再次提高了他追求所爱之人的积极性.金圣叹评说红娘的批语最为精妙：“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指炮制.有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7]可见,红娘是崔张“一波三折”感情的直接影响着,她的存在使张生莺莺有了直接接触的桥梁.
面对“手执着棍儿摩挲着,粗线绳怎透着针关”的老夫人,红娘貌似弱小实则强大,她的行为活动决定着情节的潜在趋向.崔张事发之后,二人不知所措.仍是红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封建礼教反驳老夫人,使得全剧的冲突力量发生变化.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把叙事文本中的“行动元”分为三对：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8]由此,对《西厢记》简要做出如下叙事结构分析：
发送者（张生）→客体（爱情）→接受者（莺莺）
帮助者（红娘）→主体（张生莺莺）←反对者（老夫人、红娘、郑恒等）
红娘在整部剧中,处于格雷马斯六个“行动元”中由“反对者”向“帮助者”的转变.由上文分析得知,红娘在成就张生莺莺爱情婚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娘的地位决定着她是剧情发展的积极联结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成为从属于情节的“行动者”.
三、红娘与福斯特的“圆形人物”分析
“心理性”人物观的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他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为两大类：“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是指具有“某种单一思想或特质”的人物,“即无论故事情节进展到那个阶段,出现什么样的情形,这些人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而“圆形人物”具有明显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经过对文本大量细节分析,尤其在红娘为张生莺莺牵线搭桥过程中的动机可以看出,红娘的性格中具有复杂性的一面,以多维视角重新审视人物发现,红娘不是扁平的,而是浑圆的.
可以将红娘与《红楼梦》中的紫鹃作对比,来解释为什么红娘的人物形象是浑圆的.紫鹃和红娘都具有聪慧、善良和忠心的性格特征,同时作为小姐的贴身婢女,都尽自己的智慧、能力去促成各自小姐的爱情婚姻大事,都那样至情热心.下面着重比较她们两人在促成小姐婚姻爱情的行为动机方面的差异.
紫鹃心中只有主人黛玉一人,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照料黛玉的饮食起居,温暖着黛玉那颗多愁善感、孤独无依的心.正因为紫鹃对黛玉的性情相当的了解,所以在在黛玉不确定宝玉是否真心时,她挺身而出,为小姐排忧解难.正如第五十七回她自己所说：“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她又和我极好,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由此得知,紫鹃促成黛玉宝玉爱情完全处于对小姐的忠心.
众所周知,崔张二人是在红娘的帮助下终成秦晋之好的,但在“寺警”之前红娘的态度是反对的,那么红娘为何由反对者变为帮助者呢？传统的看法是,红娘出于对于受封建迫害者的同情来为崔张奔走出力的.幺书仪在其《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第十二节“元剧与社会刍议”中指出,红娘也或多或少的为自己有所考虑.可见,红娘之所以热心成全崔张的好事不完全是利他主义义务感,也出于拖带自己的利.红娘“为自己”的动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慕张生,二是谋得前途婚姻.
红娘对张生有好感是很自然的.在《请宴》一折中,红娘更是大胆表露“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红娘在为崔张牵线搭桥的过程中,经历了月下吟诗、月下听琴,红娘更是看重张生的至诚、忠厚与才情.在第三本一折,红娘来看张生时没有直接敲门,而是润破窗纸,体现出一种调皮捉弄的情态.当张生央求红娘送信给莺莺时,曾许诺“以金帛拜酬小娘子”,遭到红娘的叱骂“是我爱你的金资？”这些细节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她这个青春少女的特有心理和性格特征,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红娘的形象.
在成就别人姻缘的同时,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需要很大的智慧,而红娘就是一位极具智慧的人.在第一本三折,红娘说出莺莺的第三桩愿望：“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红娘与莺莺长期为伴,自然感情浓厚不忍离开.同时,红娘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她是一个被剥夺了爱情婚姻的少女,莺莺的的婚姻将是她一生幸福的关键.与郑恒相比较而言,张生是“君子清贤”,虽然没有家财万贯,但他对红娘毕恭毕敬,一见红娘就说：“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从良.”（一本二折）第四本一折,红娘引莺莺来到西厢,问张生：“张生,你怎么谢我？”红娘到底要张生如何表示感谢？在三本四折就已经有了暗示“不图你甚白壁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满头花,拖地锦”是金、元时代的结婚礼服.可见,红娘有嫁给张生的想法,在成全小姐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红娘的确是个性化的人物,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符合“心理性”人物观中“圆形人物”的标准.以这种人物观去分析不仅没有降低、诋毁红娘的形象,反而使得红娘的形象更丰满、充实.
综上而言,《西厢记》里的红娘,既是叙事学“功能性”人物,又是传统批评的“心理性”人物.红娘在剧情推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她作为生动的文学形象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分析其性格复杂性,更清楚的看到了红娘这个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当同时运用两种人物观分析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性”特质往往是其“功能性”的心理依据,而她的“功能性”又是“心理性”的活动体现.
注释：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年,第107页.
[2]卢普玲：《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4]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59页.
[5]王实甫：《西厢记》,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5页.
[6]王实甫,《西厢记》, 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69页.
[7]金圣叹,《金圣叹批本西厢记》,张国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8]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年,第257页.
参考文献：
[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5.
[2]卢普玲. 论人物在叙事学研究中的功能性意义. 江西社会科学[J]. 2010.
[3]申丹. 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王实甫. 西厢记[M]. 合肥：黄山书社,2001.
[6]金圣叹.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M]. 张国光.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格雷马斯. 结构语义学[M]. 吴泓渺译. 三联书店,1999.
[8]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0]幺书仪. 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季新. 红楼梦新评.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上文总结，此文是关于叙事学和《西厢记》和红娘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西厢记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西厢记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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