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略论马克思主义广告,该文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硕士论文范文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和马克思主义类论文范例.
马克思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摘 要| 本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问题,并从研究对象、指导思想以及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之进行分析和论述.文章认为,正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发展性一样,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也是包容的、发展的,它不仅包涵了人文与社会反思式的广告研究路径,也包含了营销学的广告研究路径,是融价值理性研究与工具理性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告研究体系.致力于营销学的工具理性广告研究与人文与社会反思式的价值理性广告研究之平衡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应有的题中之意,也是当代广告学知识生产与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
| 关 键 词 | 广告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营销学；人文与社会反思
| ABSTRACT |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Marxist advertising research and discusses it in three aspects: research object, guiding
ideology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Marxist advertising research, just like the main Marxisttheory system which features strong inclusiveness and developmentality, is also inclusive and developmental. TheMarxist advertising research includes not onl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humanities & society reflection, but alsothose of marketing. As an integrated complex, the Marxist advertising research is both instrumental-rationality andvalue-rationality oriented. In short, the Marxist advertising research aims at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oth marketingresearch which is instrumental-rationality characterized and humanities & society reflection research which is valuerationality
characterized. This aim should also lead the way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advertising.
| KEY WORDS | Advertising research Marxist critique Marketing Humanities and society reflection
学术研究是任何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广告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不能例外.在现有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大类之下,广告学与其两个兄长——新闻学与传播学相比,无论是在指导思想,还是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丰富以及提高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新时期,广告研究需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指导自身的知识生产活动和学科建设.这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一些初步的思考,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学界和业界方家.
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研究对象
按照目前国内权威的教科书,广告学是“研究和探讨一切社会制度下所共有的、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所特有的广告活动及其发展规律”[1] 的新兴交叉性学科.显然,作为广告学的直接研究对象,广告活动及其发展规律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广告研究所要关注的首要目标.这其中又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广告研究的首要对象是“广告活动”；二是在对广告活动的关注与研究的基础上,广告学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是要揭示出广告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无疑,后一点带有根本性,因为研究和揭示研究对象的发生和发展演变规律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广告学自然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现代广告诞生于19 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其与之前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广告形态相比的一个根本特征表现为：现代广告公司在组织和协调广告产业中各个参与方,推动广告产业朝向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方向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之故,我们可以说,是现代广告公司为广告贴上了“现代”的标签.也正是因为现代广告公司的出现,推动了广告行业和广告产业的大发展,使得现代广告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其发挥的影响与作用也愈来愈大.
谈及现代广告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大卫· 波特（Did M. Potter） 的论断曾被广泛征引.波特曾在《富足的人民》（People ofPlenty, 1954）一书中将现代广告与学校、教会等传统制度相提并论,并认为广告控制着大众传媒,其对于型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直至实现“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都具有重要作用,总之,“广告是能调控社会的少数几个制度之一”[2].
毋庸置疑,现代广告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是巨大的,也正因如此,研究与揭示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是,以“广告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广告学基本上走的是营销学的研究路径,所采用的方法大致上也都是工具性的,其宗旨是开发实用的广告技术和工具,以期实现更好的广告传播效果,满足广告主对于扩大销售、增进品牌形象的需要.工具性的广告研究对于推动广告行业的发展,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全面推进,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在这一现代性发展进程中,大力发展广告产业无论是对于发展经济、促进产供销以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营销学的广告研究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必须加强.同时,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在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向国际市场的现实语境下,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研究中国企业开展全球传播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正如波特早已提醒的那样,我们也要同时关注和研究广告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与作用问题.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目前的主力担纲者都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3] 的人士,广告学专业背景的学者目前还较少参与其中.约翰· 辛克莱（John Sinclair）曾在《广告、传媒与全球化：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Advertising, themedia and globalisation: a world in motion, 2012）一书中将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对广告的研究路径归纳为四种——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文化转向”研究、民族志研究、消费文化研究.[4] 应该说,这些来自人文社科的广告研究范式关注的重心与营销学的迥然异趣.人文社科学者对广告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广告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并最终指向广告对人的影响与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不仅要重视营销学的广告研究,也要重视人文与社会反思研究,如果说前者是工具理性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则可大致被归入价值理性研究的范畴.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了广告活动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了广告的文化与社会效应以及广告与人的终极幸福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需要我们深入广告产业内部,通过观察、分析、实验,找出更为行之有效的广告运作模式和广告传播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符合时代需要的适用的广告传播理论.这一点,在今天这样的“新广告”时代,在大数据、互联网+ 等技术手段快速发展和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尤显重要.后者则需要我们置身于广告产业与广告行业之外,从更为宏观的、历史的视角去审视现代广告引发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思考现代广告之于人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只有实现在这两个领域的齐头并进,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真正繁荣.
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指导思想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总的指导思想应该且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也是指导我们各门学科研究的根本指南.但是,这里需要澄清许多西方学者经常提及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问题,因为这事关我们下文将谈到的“盲点”问题.的确,马克思本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力量,但他从来没有否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即上层建筑具有的能动性一面.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90 年给布洛赫的信中曾作出过解释.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仅此而已,“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恩格斯接着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5].正如阿尔都塞后来指出的那样,说经济归根到底是决定因素没有错,“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许多形式（从地区传统到国际环境）中为自己‘开辟道路´”[6].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单单抽出“经济决定论”来佐证某些观点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坚持联系的态度,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换句话说,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广告研究,需要我们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维度同时展开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所得出的结论不至失之偏颇.
澄清以上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广告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界,对广告的研究历来有侧重意识形态分析和侧重经济基础分析之分.前者在20 世纪70—80年代曾经十分盛行,当时以朱迪思· 威廉森（JudithWilliamson）、苏特·加利（Sut Jhally）、斯图尔特·欧文（Stuart Ewen）等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理论（包括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广告作品开展分析的[7].这类研究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对广告作品中的意义与意识形态的解码.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带有很强的阶级斗争的意味.这也契合了20 世纪后半叶西方的总体社会状况——当时的西方正是民族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等社会运动大范围兴起的时代.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路径为我们解读广告作品中可能蕴含的意义与意识形态开辟了道路.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研究路径也有着其不可克服的缺陷,这就是它过于强调对静态的广告作品的文本式的分析,而缺乏对广告运动和广告活动流程的整体观照.换言之,这种研究路径对于广告的生产、发布、传播、接受和反馈的整个流程以及广告行业的整体生态系统视而不见.这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正是因为对广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所存在的上述缺陷,使得西方的广告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末走入了困境.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境,成为摆在广告研究者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山祖达拉斯· 斯迈思（Dallas Smythe）适时地指出了西方广告研究中的“盲点”.这个盲点就在于：西方的广告研究（乃至整个媒介研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分析,而实际上,在广告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得到关注,这个政治经济问题即广告传播系统中的商品化问题；进而言之,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其实是受众,而非内容,大众传播媒介将“作为商品的受众”（audience as commodity）出售给广告商来从中牟利[8].当然,对广告传播系统乃至整个大众传播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分析早在斯迈思提出“盲点”论之前即已存在,贝兰和斯威兹[9] 的研究即是一证,只不过系统性、从理论上论证“盲点”的是从斯迈思开始的.
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总体指导下,广告研究应该在“基础”和“上层”两个维度同时展开,而不能有所偏废,否则都会产生斯迈思所说的“盲点”.在“基础”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可以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着重对广告传播系统内部以及广告传播系统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展分析,以期找出广告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乃至人民福祉.当然,对于广告传播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负面的作用与影响,如市场垄断、寡头控制、经济剥削等问题也应该是基础分析的重要内容.而在上层建筑维度,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显然是现代广告传播系统对社会文化可能产生的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可能已经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化效应”[10],并进而限制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此外,广告所积极参与模塑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也应该是考察的重要面向.
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研究方法
论及马克思主义广告学的研究方法,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于广告的基本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生活在19 世纪,总体而言,那仍旧是一个匮乏的时代,在由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生产无疑处于突出重要的地位,大规模消费时代还远未到来,广告行业也还不很发达,其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还不是十分得显明.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过多地关注和分析过广告.尽管如此,在他们不多的论述广告的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广告观还是显现了出来.比如,在马克思的笔下,现代商业广告是一种传播影响巨大的“精神生产力”,这种“精神生产力”的特征是“充满活力”“洋溢着产业精神”,且“常常是妙趣横生的”[11].在另一场合,马克思认为“任何报纸广告都是智力的表现.但是,谁会因此说广告就是文学呢？土地不会说话,会说话的只是土地的主人.因此,土地要为自己的权利说话,必定要以智力的形式表现出来”[12].
恩格斯则在1845 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报告中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虚假广告斥为是在资本主导与诱导之下的“社会战争”中的特殊的、特有的“谋杀”工具[13].当然,恩格斯这里所鞭挞的对象是19 世纪英国社会中泛滥的虚假广告,而且主要是虚假的医药和保健品广告.这样的广告,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是口诛笔伐的对象.
陈力丹则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播观的系统性研究指出：“广告本身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精神交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肯定的.”[14]
显然,马克思从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现代广告这种人类社会新的交往方式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广告的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的不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生产中心论的时代,现代广告远未成为一种彰明较著的社会与文化景观,其社会与文化效应问题与其在发展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相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 世纪30—40 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极大发展,美国甚至早在1920 年代即已进入大众消费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时代的降临,使得广告的影响与作用愈益突出.但与此同时,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愈加突出.这促使西方社会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开始思考资产阶级对于社会的统治形式的嬗变问题.他们受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与启发,敏锐地发现现代广告事实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十分隐蔽的“统治手段”.而与以往的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强制性国家机器”不同,广告这种新的“统治手段”更多地是通过麻痹工人阶级的精神、腐蚀他们的斗志而实现的.亦即说,广告事实上扮演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这样的论断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广告能够保证权力留在同样的人的手里,就像极权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决定权,来控制各种事务的确立和运行一样.”[15]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广告开展分析的主要武器.它们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广告批评研究的主要理论策源地.
当然,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决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广告批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广告批评是时代的产物,其发生与发展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尽管在今天仍然具有学术价值,但已不能概括全貌,与时代的主题也存在着落差.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广告的看法与当年马克思本人对广告的看法大异其趣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体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同时,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所以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其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其发展性和包容性.因此,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必须跳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框框,在与各种理论与研究路径的对话中突破自身,开辟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便要求我们开拓思路,兼收并蓄,寻求广告研究方法论的更大空间.
前文已经提及,辛克莱曾将20 世纪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对广告的研究归纳为四种范式：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文化转向”研究、民族志研究、消费文化研究.事实上,在这四种研究范式之外,就当代广告研究而言,还存在着一种“全球化的研究视野”[16].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西方主流的广告研究是营销学的研究.如果说在各种人文社科的广告研究范式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的影响的话,那么,在营销学研究范式中,这种影响基本上不存在.这是由营销学研究的工具理性旨趣决定的.营销学诞生于20 世纪的美国,其出现是因应了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发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不应该将营销学的广告研究排除在外,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批评.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在发展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是赞赏有加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得到了极大地实现了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才会降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革命”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因此,我们在加强营销学的广告研究的同时,亦不可偏废对广告的人文与社会反思,亦即同时要加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广告研究.只有这样,广告研究才能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向平衡.可见,马克思主义广告学研究是由营销学的广告研究和人文与社会反思式广告研究共同构成的（见上图）.
总而言之,对广告的研究应该在工具性研究和理论思辨两个维度同时发力,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的当代要求.
结语
在现有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的框架下,新闻学早已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自身知识生产活动和学科建设的根本的行动指南,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传播学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其本身就存在着保罗· 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eld）所谓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17] 两种研究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特别是这两种研究路径自20 世纪90 年代以降逐渐实现了在边界上的交融互渗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关系分析理论也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与新闻学与传播学相比,广告学作为后起之秀,其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学术研究方面尚显不足.这与广告的实用主义、功能主义本质有关.正是广告的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广告研究必然会倒向营销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这恐怕是导致广告研究领域工具性研究成果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然而,广告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合法性不完全由自身说了算,也要由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评价.而要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广告研究就必须加强人文与社会反思方面的理论拷问.显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开展广告的人文与社会反思研究是广告研究的必由之路,正如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进程已经为我们所揭示的那样.
综上,笔者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研究.这方面,广告学者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不断拓宽研究路径,丰富研究方法,在营销学的工具性研究和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反思两个维度发力,推动广告研究不断向着纵深发展,在不断开发出新的满足时代需求的广告传播理论的同时,思考现代广告极大发展后对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这些影响中可能存在着的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因素,并提出相应的规避办法.
不可否认,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要求下,营销学的广告研究必须加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企业全面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中参与分工与竞争的问题,攸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广告业曾经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借鉴,但由于时代和国情的不同,美国的广告走出去模式又不能完全照搬,因此更需要中国的广告学者结合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思考“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广告开展全球传播的问题.这是问题的一面.在问题的另一面,我们又必须加强对广告的社会与文化效应的人文与社会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广告研究在现时代对我们提出的现实要求.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广告学学科的全面发展与真正繁荣.
| 注 释|
[1] 陈培爱,广告学概论[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4. [Chen, Peiai. An Introduction to Advertising as a Discipline, 3rd Ed.,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4:14]
[2] Potter, D. M. 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176177,188.
[3] 笔者并无割裂营销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之意.事实上,严格地说,营销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并非对立和对等的关系.营销学隶属于管理学类,
后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从属于社会科学.但在实际操作中,营销学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研究旨趣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尤其是人文学科相比存
在着明显的疏异.因此,辛克莱曾在《广告、传媒与全球化：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2012）中对二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区分.笔者以为这样的区
分是有一定道理的.
[4] Sinclair,J. Advertising, the Media and Globalisation: A World in Mo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4—1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60—462. [Marx, K. and Engels, F. MEGA, Vol.37.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56,pp.460—462.]
[6]〔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2. [Althusser, L. Pour Marx, trans. Gu 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p.102.]
[7] 当然,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中的许多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弗洛伊德乃至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其中以威廉森最为明显.
[8] Smythe, D.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1(3):1—27.
[9] Baran, P.A. and Sweezy, P.M.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68.
[10] 葛在波.广告传播系统的结构化效应研究[J].当代传播,2016(2): 94—96+104. [Ge, Zaibo. Study on Structuration Effects in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2016,(2), pp.94—96+104.]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06. [Marx, K. and Engels, F. MEGA, Vol.1.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56,p.206.]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38—339. [Marx, K. and Engels, F. MEGA, Vol.40. trans.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ress, 1956, pp.338—339.]
[13] 王凤翔.略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广告批评思想[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6):5—19.[Wang, Fengxiang. On the Advertising Critici Thought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Journali & Communication, 2015,22(6):5—19.].
[14]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23. [Chen, Lidan.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 ersity Press, 2008, p.323.]
[15]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7.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W. 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trans. Qu Jingdong,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p.147.]
[16] 葛在波.20世纪西方广告研究范式的四次转换及启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0(1): 91—98. [Ge, Zaibo. Paradigm Shift: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Advertising Studies and Some Inspirations,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2017,40(1),
pp.91—98.]
[17] Lazareld, Paul F.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9,
194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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