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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道德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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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晓宇

基于李本深早期的军旅作家标签和他的另一类作品,虽然论者并未将其像刘庆邦、罗伟章、杨映川、须一瓜、陈应松、张楚那样归为“底层叙事”的代表性作家,但毫无疑问,“底层视角”和悲悯情怀,使“底层叙事”成为李本深小说的重要写作手法.从上世纪九十年始关注黄土地和农村世界以来,以双碌碡村农民何佛留、黑女子、古巴烟、牡丹子、面换子、二秃子等人物为标识,底层人物交互出现.而在其近作《树的寓言》《洋槐树上的》和《假牙》里,我们几乎可以认定,李本深已确乎是一个“底层叙事”的典型作者了.

一、李本深近作中的“底层叙事”

新“左”派文艺理论家李运雷就“底层叙事”指出:“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

就人物和内容而言,上述三篇小说共同描写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充满了对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底层人生的关注.文本基本上以现实主义笔法呈现了典型意义的底层人生的生存境况.同时以“底层视角”渗透着浓郁的悲悯意识和道德认同感.

《树的寓言》关注的是底层老农的精神世界、道德选择及其命运.主人公牛旺是当代的夸西莫多.他是“往上再推八代祖宗,穷得掉圪渣”的穷小子,暗恋大户人家胡歪嘴家的儿媳玉儿,在她偷情时甘愿为她放风,在她和别人私奔时为她打掩护,在她死时为她收尸,在她死后为她种树,为她把儿子养大.从此,种树成为他唯一的爱好和生存的意义.他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情,埋藏在心底深处,他行善,处处碰壁.他的想法跟别人都不一样,跟每个时代都格格不入.他和凹村人的联系是种树和银圆.他种树,村里人砍树;他要用自己得到的银圆种树,村里人想据为己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旧社会的货郎,新社会的农民,一个小村庄里被广泛质疑和嘲笑的对象,在底层挣扎.

同样以树为题,《洋槐树上的》写保安小六子.保安在城市底层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没有朋友、没有家、没有节假日空闲时间,没有亲人关心,微薄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命,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很贫乏的.对于小六子来说,当小区保安是一种宿命,出身的宿命.因为小六子的父亲下岗,母亲是个老病秧子,妹妹因为医疗事故成了“半边人”,由此可想他的童年除了上学还得照顾家庭,所以没考上大学也在情理之中.他因为平板脚、鸡胸,又不能参军.上学、参军这两条农村孩子的出路就全被堵死了.后来托关系,当了一名保安.但是一个连同学聚会都会被遗忘的保安,无疑是一个被社会忽略的“零余者”.

不消说,小说题材很可能取材于新闻报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场合,叙事都是、都越来越是一场事故”(耿占春语).在网络无所不在的时代,海量的信息总有超出小说家经验的信息.文本正是把新闻描述的“事故”变成了“故事”的典型案例.作者并没有把故事处理为“小偷盗窃-发现证据-主动-揪出*”这样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的现代侠义故事,而是让情节夭亡在中途.也许作者认为这更贴近于现实.这篇小说以偷窥者的视角探析了仇官、仇富心理的合理性.让人不禁思考:究竟是自私贪婪、肆无忌惮的*更可恶?还是小偷更可恶?或者是外表光鲜、内心堕落的蝇营狗苟之人更无耻?究竟谁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谁更应该受到惩戒?

《假牙》借助于“父亲”葬礼上发生的琐事,回忆一位普通老人隐忍、坚持、屈辱的一生.“父亲”的身份是旧社会的杂货店伙计,每年一块银圆的工钱,被人欺负的对象.只有来店里买东西时说几句虚伪的好话.一个经历了“”的批斗、不能保护自己老婆的男人,没有入党的男人,在临终前谨小慎微、不厌其烦地向儿子念叨:“柔弱胜刚强”“温柔终有益,必招灾”,慨叹“社会太复杂……你想不出来的复杂……”教育儿子“凡事宜未雨绸缪,勿临渴绝井”“话到嘴边留三分,为人不可全抛一片心哪”这些一生的处世哲学,最后叹息“人生一大觉”.这些话的背后,是无数次地被欺辱,无数次的隐忍,无数次地被伤害,无数次的泪水.

上述小说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养老、医疗、进城务工人员的一系列社会化问题的进行观照,进而对底层生存境遇的恶化、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国民性、历史对个人的压迫、仇官心理、扭曲的价值观、泯灭的人性进行了批判.

二、作为结构修辞的道德书写和寓言化书写

道德书写是李本深“底层叙事”的重要创作动机和叙述方式,探析文本内容,其“道德书写”的特点不外以下两点:

一是主要人物占据道德制高点.尽管李本深的主人公都有缺点,但他们都是善良的,有正义感的,同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树的寓言》里,无论是走街串巷的货郎,还是日薄西山的护林员,牛旺一直是善良的.官员的贪婪、儿子儿媳的不孝、村民的自私,所有这些都衬托了主人公人善良、仁义的可贵.在《假牙》里“我父亲”是善良的,从旧社会的小伙计忍到行将就木的癌症患者,从来都不与人争执,与人为善,临终还教育儿子向善.《洋槐树上的》借助于小六子对省领导秘书的仇恨眼光,赋予他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朴素道德.

二是以“善与恶的对立”叙述主要人物和其他人物之间的道德关系.在李本深这里,小说主人公自觉且优越的道德意识,通过和他周围的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文本道德书写的善恶分明,庶几可用“善恶对立”的二元道德结构将其笔下的任人物进行分类.善良仁爱的牛旺、是非分明的刘书记与贪婪的刘三、自私的村民、不孝的大贵和彩凤,善良、隐忍的“父亲”与“管太平间的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以及所有隐没在他懦弱的性格背后一点点剥夺他尊严的人们,涉世未深、疾恶如仇的小六子与荒淫、贪腐的省领导秘书等官员群体.他仿佛在强调:凡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必然强化其本真的善良人性,而被各种控制的“人上人”,大多是丧失本性的恶人和坏人.

如此,“个体之善”与“群体之恶”成为作者对底层人群生存境遇的判断结论.

这种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对民众的启蒙姿态及其对人物的同情心理,不免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范爱农、魏连殳和闰土的某个侧影,或者师佗笔下停滞、衰败、压抑的农村景观.

上述文本的道德意识表明: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都受到此种善恶观的影响,自觉选择此种文本结构,接受对善良等美好道德的认同.借用阿尔都塞的概念,可将此称为文本的“道德的意识形态假定”.阿尔都塞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或传唤为具体的个体.”李本深正是将这种“道德的意识形态”通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表述为一种特定的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书写是一种结构修辞术.它指涉的内容是:在时代症候的裹挟下,底层精神世界的颓败和困顿显而易见.底层日常生存状态的低迷和悲剧的命运,是社会责任的缺失与道德价值群体性坍缩合谋的结果.

这种结构方法将文本引向了寓言化书写.

李本深将“寓言”两字直呈于文本中.《树的寓言》的小说标题就将“种树”这种行为的“寓言”性挑明.而《假牙》里,“他的目光转到了我面前的纸上,歪着头看了看,又看了看……啥?你写的这是啥?啥叫寓言?寓言是啥意思?寓言?”

这当然不意味着,这样的文本就是寓言化书写.然而反观其他作者的“底层叙事”文本,现实主义理应是“底层叙事”的天然标配,但李本深在小说中一再试图挣脱“现实主义”的窠臼,从中抽离出一条潜隐的线索,其寓言化特点显而易见.

主人公的非理性行为是生存尊严的道德延伸.牛旺“为一个本不爱他的女人活了一世,还带大了那女人的娃娃”,不为名,不为利,一生靠植树造林过活.“父亲”对假牙过分的心理依赖达到病态的程度.小六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潜入官员豪宅,不为盗窃,只为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给他单调、贫乏、缺少安慰的无趣生活敞开另一扇门.不消说,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这些底层的零余者,有不同程度的特殊心理疾病.随之而来的代偿行为衍化为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牛旺的种树是因为他爱的玉儿在临死前央求他要在自己坟前种一棵树,“你看见树也就是看见我了”.对于牛旺来说,树就是爱人,树就是念想,树就是活着的希望.种树,是一种精神的坚守,一种操行的象征.“假牙”意味着终将掉落的人生悲剧,但也是一种坚持的尊严,是父亲隐忍、善良的标识,是生存的象征意义,所以“父亲”对其时刻特别在意.官员秘书家纸醉金迷的物质和,海妖一样吸引着小六子,让他一次次偷窥,一次次在刺激和仇恨下,依赖于幻象享受着另一种虚拟的人生,找回在现实中丢掉的尊严.最终一张纸彻底刺破了这个美丽的泡沫,逼迫他做出疯狂的举动.

在这里,尊严俨然变身为道德的脸谱.

回到发人深思的结尾.

“又一度春风悄悄地吹遍了凹村的山山峁峁,在不知不觉间,牛旺伐倒的那树桩上,居然长出了一大丛鲜嫩的新叶,如一簇燃烧的绿色火焰……”(《树的寓言》)

(你们的父亲是)“好人……真的是好人……你们父亲,他可从来也没有赖过账.”(《假牙》)

这两个结尾,是通篇压抑气氛里的一抹亮色,在绝望中给人以希望和生存的勇气.

而《洋槐树上的》的结尾:“小六子猛然想起,他在交代的时候,遗漏了一个说小不小的细节:就是那颗包装精美而又十分奇怪的巧克力.”则使人产生对主人公完成“冒死-惩戒*”这个故事结局的期待.

这种寓言化书写,揭示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和社会转型期,底层人民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公正中所经历的在物质上、精神上的苦难生活和所承受的历史性悲剧命运”.虽然善良作为人类最美好的本性正在丧失,好人做好事越来越难,但在底层人物身上,往往留存着朴素美好的善良人性,他们敢于坚持善良,敢于同恶势力斗争.他们,是底层的希望.

综上,李本深在上述三部小说中,以道德书写的修辞术和寓言化结构创造了“底层叙事”的另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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