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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渡
很高兴应约为顾彬先生七十寿写点什么——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但此事也让我有点恍惚.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问题是顾彬先生真的“古稀”了吗？说来认识他已逾二十年,倒推回去,那时他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可印象中就是现在这个模样；换句话说,二十多年来他在我眼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像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怎么会“古稀”呢？
当然不止是笑谈.说顾彬“像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其实是夸他那股“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玩命工作劲头.注意,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以贯之,否则就不足以令他生命的枝头上硕果累累,就不足以赢得朋友们“劳模”“铁人”“永动机”之类由衷的赞叹. 是的,“乐而忘忧”.这里的“忧”,首先说的是忧郁.确实,从相貌到气质,顾彬都太忧郁了,简直就是忧郁的原型或化身.他的眉头永远紧锁,即便是偶或绽出笑容时也决不打开.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欧阳江河第一次和我谈到这位早已如雷贯耳,但未及谋面的汉学家时,“忧郁”正是其中最明亮的部分：“长得像卡拉扬,不过是一个忧郁的卡拉扬.”他努力克制住盈盈笑意接着介绍,说德国（在后来的版本中又改成了欧洲）有一个忧郁者协会,而会长正是顾彬.
除了忧郁,还有忧虑.这里说的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忧虑.我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前些年他那引起了激烈争议的“垃圾论”的.在这场争论中,媒体的推波助澜,尤其是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标题党”记者起了主要的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他在公共舆论场中持续“爆红”,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他原本抱朴守正、备受尊敬的学术声誉.据我所知,顾彬对成为舆论“红人”从来不感兴趣,而他对原话被歪曲、本意遭误解所表达的委屈和愤懑,与其说出于猝不及防下的无奈,不如说再次印证了其初衷的天真.那些痛诋顾彬对当代小说“无知”“傲慢”以至“别有用心”的朋友,如果更在意的是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著者的相关文章,而不是经过媒体“哈哈镜”折射过的言论,当不难体察到这种初衷；如果是那样,相信他们就不会被一时火气支配,甚至会获益良多.
我这样说,自然是因为曾经读到过那些文章,对其思路和心迹有较为完整的领略.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热爱和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痛惜其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落差,唯恐其后劲不足、行之不远的汉学家,才会写下那样急迫峻切的文字.
当然,既说“急迫峻切”,也就意味着某些判断的偏失,某些分析的粗疏,但其大要苦旨,却也因此更值得仔细辨察.比如,所谓“语言不行”的关联域,牵动的就远不止懂不懂外语,或有没有好好读古典诗；相比之下,同样被指出的思想力的孱弱,或易于屈从于种种权势,恐怕更加致命.
其实这些也都是朋友圈中经常讨论到的问题,但由一个“老外”说出,自是多出一重意味.我实在想象不出,倘若不是出于至诚的热爱、关切和某种忧虑,顾彬有什么必要冒着得罪一大片人的风险,逾出一个汉学家通常的工作范围,写下那些很可能招来同行“不务正业”“干卿底事”讥讽的文字？难道他真如路边大嘴所说,是被那些似乎生来就崇洋媚外的国人,或一心要“走向世界”的作家们“惯坏了”吗？果然如此,继续受用那种种不请自来的“惯”,岂非是更舒坦,更体面,也更不用担责任的选择？这样想来,倒是此事激起的波澜折射着当代文学生态的畸形,一并汇入他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忧虑了.
我不知道从顾彬的忧郁、忧虑中能否直接导出他那不可思议的工作热情,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酒和诗,则他必定忧郁、忧虑更甚．工作热情怕也会大打折扣.朋友圈中,顾彬的好酒善饮可谓无人不晓.我曾根据相关记忆总结过他过人的三点：一是酒谱广,红、白、黄、啤、洋,随机择定,随遇而安,绝不拘泥.二是酒量大,逢聚必饮,逢敬必干,从不主动叫停（罕见的例外必为工作所羁）,以至众人皆已停盏他仍独自斟酌,却从无当场醉倒的记录（事后不论）.三是酒德高,即便喝到目光迷离,话题破碎,也仍然身形沉着,举止得体.不必说,酒位渐高之时,亦是他平日吝于展现的笑容频频绽放之时.如此的笑容配以白发酡颜,更显风度翩翩,当真是三尺之内的一道风景.
当然,严格说来,顾彬距真正的“善饮”尚有一步之遥.盖因真正的善饮不唯能饮且懂得节制,还须长于品味且能予以精妙辨述.就后一半而言,顾彬到底还只能算是个“业余选手”（至少相对我辈擅长的白酒）；如果一定要做段位评估,或可以“粗简不陋”概括.所谓“不陋”,是说他酒谱虽广,却也自有其情之独钟；所独钟者,二锅头也.印象中,此多为他被询酒时的首选.曾问他工作时是否饮茶,他摇摇头,“No,喝酒.”复补充道：“二锅头.”这,大概是“京门第一酿”在异域人士那里所能获得的最高礼遇了.
他对二锅头的偏爱甚至导致了一个重大发现,是在某次会后招待餐的场合.主人桌上放了红酒,那就喝红酒吧；他迟到,却无意从众,问能否喝“小二”.服务员表示没有,于是叫来酒单.欧阳江河眼尖,一扫之下已然出声：“咦,二锅头原浆！这是什么酒？”众人瞠目,均表示闻所未闻；顾彬亦然,但并不妨碍他颔首合目,竖起食指.服务员省得,转身取来,却是青花瓷瓶一斤装；看,也就一百七八.我对二锅头素无兴趣,以为失之薄、锐,然眼见顾彬斟满小杯,一口吞下,旋即发出一长声荡气回肠、享受无限的叹息,不禁好奇心大起,于是也喝了一杯,然后是第二杯、第三杯……由此我对二锅头的评价历史性地转向谨慎,至少多出了一段笺注.我不认为这是一次偶然的遭遇；遗憾的是,无论多么在意寻觅,此后我在类似的场合再也没有见过二锅头原浆,其清亮中的圆润醇厚仿佛一道稍纵即逝的魅影,只留下了无穷的回味.
而对真懂得回味的人来说,这一小小的钩沉是否也能同时与顾彬就现、当代中国小说所打的那个著名比喻构成相互发明？从这样的角度看过去,所谓“中国现代小说是五粮液,当代小说是二锅头”,就显然不是对“垃圾论”的纠偏,而是足够地道的描述性评价；即便其中暗含褒贬,也仅仅关涉个人趣味,而未失学理上的周正.
或许对顾彬本人来说,好酒和爱诗不仅平行且互为表里,二者不可或缺；然在我看来,后者相对他的存在或存在感更为本真.我乐于称顾彬是一个饮者,却更想大声说,他从根儿上就是一个诗人.这里的“诗人”与其说是独立于他作为“中国当代诗德语首席翻译家”和“著名汉学家”的另一重身份,不如说是某种内在的生命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他不能不成为“首席翻译家”,不能不以如此的方式做学术,不能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挤出时间来写诗.只有那些因果倒置或买椟还珠的人,才会说他“业余也写诗”.
不过,我确是很晚才知道顾彬也写诗的.那是2006年夏末吧,他应邀参加我和西川主持的“帕米尔诗歌之旅”,在喀什香妃墓.我注意到,当所有的人东一丛,西一簇,都在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时,他却一脸严肃,独自出没,不时闪到某个角落里,往那个似乎从不离手的小本上写着什么.终于猝不及防碰上了,为免尴尬我主动招呼,脱口带点小调侃：“写诗哪？”他既没肯定也没否定,只一笑,扬了扬手里的小本子.正是在那次回驻地的车上,他说到他其实一直在写诗,正准备出一本诗集,拟书名令我印象深刻：《新离骚》.
也是那一年的新疆之行,导致了我和顾彬之间的一次重要合作.在阿克苏几位老友饭后闲聊,先是谈到了当代诗歌近二十年来的长足发展,接着话题转入在德语世界的译介,这时我们发现,这方面的情况一点儿都不令人鼓舞.事实上,所谓“朦胧诗”之后的德译中国当代诗歌,迄时除了一些分布在报刊上的零散作品外,主要只有一本薄薄的,且以地域冠名的《四川五人诗选》,换句话说,连一本能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合集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不马上动手编一本呢？”顾彬目光炯炯一指我,“你来编,我可以负责翻译.”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这个建议不可抗拒的合理性和分量.确实,对于一个被意识到的缺陷来说,没有什么比立刻着手补救更好的解决办法了；更何况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常常像织茧的蚕一样被无尽的工作包裹着,并因此不得不惜时如金的顾彬.
不到十分钟,一个初步方案已然诞生；然而,编选,主要是翻译和联系出版,却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三年中顾彬为这本诗选耗去了多少心血只有天知道,而让我记忆最深的则是：一次他来信,说正在翻译翟永明的诗,有一些问题需要和她沟通,却联系不上她,问我能否代为回答.
如此要求让我殊感头晕,却不忍拒绝,于是请他先发过来,说我可以试试.不过,待到他发过来之后我的头就更晕了：天哪,密密麻麻一大堆,足有三四十个之多！那些涉及典故的还好办,困难的是辨析某一语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含义；不幸的是,后者恰恰占了所提问题的绝大多数.
我已记不得是怎样回复顾彬的了（无非勉力而为,同时声明仅供参考吧）,只记得由此看清了一颗诗人之心：把每一个语词都视为独立的生命,重视其在独特语境中表征的复杂性,这样的人除了是诗人,还能是什么人呢？
这次合作还导致了我们之间第一次认真的争执,其焦点是海子的诗.他毫不掩饰对海子入选的不以为然,两度质询我为什么不可以置换成其他更有代表性的诗人,并告诫我说,像海子那样充满浪漫主义余绪的诗,在德语读者那里非但不会受到欢迎,相反会损害中国当代诗歌的声誉.我则一再向他阐明海子的诗之于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强调海子相对于其他入选诗人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并认为选入他的诗将有助于德语读者在不同风格的比较中形成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概观.我丝毫也不觉得这本诗选最终未违初衷是出于我坚持的结果——如果说“和而不同”不但是某种“君子”境界,同时也体现着诗人之间（包括他们的合作）本当如此的相与原则的话,那么显然,顾彬比我领会得更深,做得更好.其进一步的证据是：诗选由德国Weidle Verlag出版社出版后被读者评为当年最受欢迎的诗歌出版物,他第一时间便来信告知,字里行间满是只有一个君子一诗人才会表现出的那种坦荡荡的喜悦.
2008年秋天,我和西川、欧阳江河一起前往德国出席第八届柏林国际文学节,兼在德、奥做巡回朗诵,先后去了哥廷根、柏林、波恩、慕尼黑和维也纳.那次顾彬是我们的向导兼领队,所到之处,悉由他事先一一安排；那次我更切近地领略了他的行为和工作风格：他的严谨,他的周详,他的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他德式的严格守时和讲求效率,还要加上他可爱的笨拙.所有这些确保了此行的大获成功,但有时也能使本当潇洒飘逸的诵诗之旅,一变而为气喘吁吁的野营拉练.那次我不仅对作为教授的顾彬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作为诗人的顾彬有了更多的体认,后者较之前者远为艰难困苦,却也更令他甘之如饴：未必是在各地文学中心被“粉丝”们簇拥,或排队等他签售诗集的荣耀（由此我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在母国出版诗集也得自费,而朗诵／签售是他收回成本的主要方式）,而更多是连续诵诗时沉潜腾越于母语中的那种自得.据顾彬说,那次我们最大的成功,在于让许多德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汉语声音的美妙；而对我来说,那次最大的收获恰与之对称,是永远改变了以为德语过于平直粗豪的成见,否则我就无法解释,顾彬的诗何以能发出那么丰富曲折、宛转幽微的声音.
此后两年终于读到了汉译的《顾彬诗选》.这本诗选被西南交通学院外国语学院列入专收学术著作的“静一述林”出版,堪称主编者慧心独运下的一个创举.全面评价顾诗是另一篇文章的事,这里只说一点感受.
诗人柏桦在序言中追述了《于道观中》一诗最初给他带来的震动,他写道：“需知,这可是一位德国人写的一首咏四川风物的诗,作者理应持有一种‘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但我通读下来,却感觉是一位中国诗人在写他熟悉的事物,并无‘他者’之隔,诗性非常自然地从‘自我’之中畅流而出.”
在所有赞许顾彬的方式中,或许没有比如此这般将他彻头彻尾地“本土化”更便捷,更能令赞许者首先感到陶醉的了；问题是,《于道观中》真的是（或主要是）一首“咏四川风物”的诗吗？所谓“并无‘他者’之隔”,就是指“一个中国诗人在写他熟悉的事物”,或“诗性非常自然地从‘自我’之中畅流而出”吗？同样面对“戏剧化（诗中所写常琼的小故事）和现代性（手机和220伏电压）在中国乐山的一处道观（亦是古典性）”的相遇,我从中怎么就辨识不出“得来如此天然,即古今在此被不着痕迹地一一打通,又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妙,相反却看到了太多的裂隙和错位呢？
在我看来,该诗起手第一句“穿过后门,我们进来／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就已经对此做了强烈的喻示；至如“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她很忙吗,／得道后寻道,得答案后寻答案？”,或“她要与谁作答？远方的神,／眼前的神像,还是人间的先知？”,或“她的手指可通过220伏电压,掌控着高峰上的道观,／她愿意为我们这样的人医治,用她的左手和右手／为什么她没有凭此力量,使青苔覆盖下的遗迹复生,／而是途经这山间的难行小路,用木石搭起这座道观？”这样的句子,更是充满了精警的反讽和内在的悖谬.所有这些大概是很难被归入“天然”的,倒不如说在在隐藏着思想的机锋；它所对应的似乎也不是什么中国诗人所“熟悉的事物”,而是某种因自我相关而令人困扰,以至无从的生存一文化困境,其普遍而深刻的程度,足以让绝大多数中国诗人宁可选择回避或视而不见.
如果说顾彬比我们更敏锐地感受并突显了这一困境,那恐怕正由于他多出了一重“他者”的眼光；而如果说他于此表现得与我们同样“乖顺”,则恐怕和他早就意识到“平衡已开始流亡”,并有所心理预应有关.另一位序者,德国诗人萨托里乌斯认为这一格言式的诗句“是揭开我们的时代和这本诗集的奥秘的有效”,对此我或有所保留；但他进而指出,“诗人顾彬是要以一种压抑的、不完美的美学来适应这个日益空虚的世界.他要用各种暗示,用意象与历史的关联来寻求平衡,以使我们重新熟悉我们之间的平衡”,却可谓深得我心.据此去读这本诗集,尤其是那几首写给北岛、翟永明、张枣等同时代中国诗人的诗,肯定能读出比字面多得多的东西.
特别标举出几位中国诗人,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为顾彬祝寿的本文语境.我毫不怀疑,当萨托里乌斯说“顾彬是一位有家可归的流亡者,无论在波恩、北京、耶路撒冷或维帕斯多夫,他都有一种流亡者的陌生感”时,其实是代为表达顾彬本人的感受；但我同样相信,对顾彬来说,所谓“有家可归”的“家”,其所指当远不限于德国波恩或中国北京的某一物理空间,远不限于他美丽的中国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它还意味着某种多少有点神秘的情感宿命,由此通向他真正的精神故乡.这故乡不妨无名,若命名则必定不离中国,更准确地说,不离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传统和当代相互激荡的中国文化（想一想他何以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命名为《新离骚》）.事实上,顾彬迄今的绝大部分工作,他工作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担当了中外诗歌、文学的桥梁和*,更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构建,进而参与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变革.
行文至此,顿觉称顾彬“像是一个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真是不妥.他其实一直生活在、出入于他的,也是我们共同的家里；而他那股“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玩命工作劲头,正是他作为（年龄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兄长为这个家操劳,为其添砖加瓦的垂范.
是的,兄长.是的,垂范.哎呀这感觉太好了——下次见到老顾彬,一定要为此多敬他两杯.
2015年5月断续写成,6月3日改定
责任编校谭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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