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径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本文是中等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视角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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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世界一些国家和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在转型过程中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速迟缓,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一阶段徘徊不前,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一种现象［1］.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国家能够实现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过渡,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高收入水平.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变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论是从供给侧方面还是从需求侧方面都面临一系列挑战,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经济结构性失衡,体制结构不合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侧重于跨越“发展制度陷阱”.因此,在新常态下,面临中国经济“三期叠加”和“双风险”并存的新状况［2］.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立国实际,借鉴日、韩等国成功经验,完善产业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升级与发展.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一)供给方面：生产成本拉高,供给质量变差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种成本也在不断拉升.首先,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丧失［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对经济带来的溢出效应.我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引入外资,发展了一批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期人口政策的负面效应也在不断地显现,人口老龄化到来,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力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负担加重,严重制约了社会扩大再生产.其次,自然资源成本如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也在不断提高,这是由资源的稀缺性造成的.再次,环境成本不断上升.由于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视速度而忽视发展的质量,导致环境破坏严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前期对环境的破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环境成本大幅上升,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的约束力,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最后,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模仿外来先进技术,这种技术的模仿成本低、风险小,为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2］.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可模仿空间不断变窄.技术进步越来越侧重依靠自身的研发和创新,而自身的研发和创新投入大、周期长,必然会导致技术成本的上升.这些成本的上升,使得社会生产总成本大幅提高,依靠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难以奏效,产业竞争力下降.并且随着成本的上升,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变大,我国经济面临潜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风险”并存的状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前期侧重需求管理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企业按照自身的要素禀赋进行生产.一批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中国建立,这些产业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3］.但由于这些产业属于低技术多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大量投资聚集于这些产业,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供给质量变差；另一方面,形成大量无效投资,这严重阻碍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供给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由于供给质量差,无法满足有效需求,导致供给与需求的契合度低,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需求方面：需求疲软,总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时候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2］.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需求与供给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需求从旺盛向疲软转变.
1.投资需求疲软.一方面,在前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且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因此引入了大量外部资本.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维持我国产业发展的“三低”（劳动力、资金、环境成本低）优势逐步消失,且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自身的成本优势积极接纳国际资本和产业的转移,导致我国外部投资需求疲软［4］.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由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市场上有效投资机会较少；片面追求GDP,鼓励银行放贷形成投资,大部分资本投入本已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这些导致大量投资属于低水平的无效投资,有效投资不足.
2.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提高的重要前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这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大部分居民对自身的消费预期较差,消费需求疲软.
总之,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从供给角度看,由于四大成本的拉升,社会生产总成本不断提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奏效,且存在潜在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风险”.与此同时,产业产能过剩,供给的质量变差.另一方面,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本国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步消失和国际竞争,国外资本流入中国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同时,国内存在大量无效投资,这导致投资需求疲软.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拉低.中国经济看似是总量的问题,但根源在于制度因素导致的经济结构性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因此,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完善制度供给［5］.建立积极有效的产业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一)政府积极有为
积极有为的政府充分发挥其职能并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保证［6］.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曾出现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以此计划为导向,完善相关制度供给,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保证了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与此类似,20世纪60年代韩国曾出现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面对该问题,韩国政府积极有为,实施“新社区运动”,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韩国政府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加大投入,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6］.由此看出,政府根据本国实际,加强制度供给,提供有效制度,有利于解决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对促进国民经济沿着既定轨道又好又快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二）实施积极有效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施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保证.优化本国产业结构,以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单位要素创造更高的价值,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必要.二战后,日本经历由轻工业向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转型,并确立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和文化立国等三大理念［7］.在“岩武景气”时期,日本政府抑制消费,通过相关产业政策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转向生产领域,发展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日本政府将“技术立国”定为基本国策,并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通过税收制度,低息融资等制度促进“产官学”相结合,以此扶持具备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7］.与日本相似,韩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与其根据本国实际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以日、美等国产业升级为契机,利用本国优势,大力发展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面对发达国家重工业产业转移的现实状况,大力引进相关产业,发展了一批钢铁、造船等重工业；80年代,对原有重工业进行改造升级,积极推动发展了一批电子机械、精密仪器等相关产业；90年代,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21世纪初期,根据本国产业发展实际,韩国政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积极扶持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日本和韩国根据本国在不同时期的优势与劣势,实施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起到关键作用.
（三）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出现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因此,两国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减少收入分配差距.20世纪60年代,日本为减少收入差距,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以此计划为指引,制定一系列减少收入差距的政策,经过七年的改革,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缩小,为日本中产阶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占社会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韩国在20世纪70年展“新社区运动”［6］；80年代出台《最低工资法》,通过一系列制度供给保障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生活环境,这有利于韩国中产阶层的崛起,进而带动消费,拉动内需,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性路径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已存在需求的响应.”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新时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性失衡,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制度性因素.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以需求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倒逼有效制度供给,从而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一）完善产业制度,实施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发展周期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我国的产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核心技术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3］.这一类产业相对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技术处于落后的状态,效率低,因此在国际竞争中,该类产业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是由于该产业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政府应该大力扶持以使其掌握核心技术,转变该产业产业结构,提供有效的供给.第二类产业属于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先产业.该类产业已经在国际上处于绝对优势［3］.对于这类产业,政府应当支持这些产业内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通过帮助企业的基础研究来开发高于原有产品技术的新产品.同时,领先的产业必须有广阔的市场,政府应当支持这些产业“走出去”,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充当这些产业的“推销员”,帮助其开拓国际市场,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产品的认知度.第三类产业属于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衰落型产业.对于这一类劳动低廉且密集的产业,一方面,政府可以帮助一部分企业通过人员的培训与教育,让一些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实现自身的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利润可言的“僵尸”企业,政府应当建立负面清单制度,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将一些“僵尸企业”予以破产清算,这有利于避免结构性产能过剩.第四类产业是那些利用新技术的赶超型产业,如我国的互联网产业、智能手机产业等,其本身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对于这类产业,政府应当建立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一些创业基地、孵化基地等,将风险资本引入该行业,设立鼓励创新的基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而实现这类产业的发展.
2.要强化新产业体系的建立,提供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供给.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从国际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再回归”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对我国相关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政府应当在此方面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一方面,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坚持将制造业作为兴国强国的支柱,始终将实体经济放在核心位置；另一方面,要支持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提供相关制度以鼓励企业提高自身实力,迈向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可以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将我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向具有低成本的国家转移;可以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技术优势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国外企业,实现自身技术的提高,提高产品附加值.在此过程中,要鼓励企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使其成为现代化产业链条的一部分,从制度层面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指出:“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8］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也决定着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存在分配结构性失衡、秩序不规范、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必须提供有效收入分配制度供给.首先,健全和完善初次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从整体看,当前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比重仍然较低,这必然导致农民增收缓慢.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9］其次,要健全农民长效收入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农民要根据本地区的特色和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增加经营性收入.建立完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制度,保障农民能够获得土地流转和转让使用权的收益.最后,要健全和完善收入分配监管制度,以监督非法和非正常收入为切入点,将非法收入予以严厉取缔、保护合法收入、保障居民最低收入、整治不合理收入,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完善简政放权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1.完善行政审批精简制度.聚焦行政审批的“中心点”,抓住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精简［5］.对于跨部门和跨区域的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类似审批项目全部取消,关联审批事项从整体上实现取消和下放.同时,将行政审批的流程和时间尽可能缩短,砍掉一系列不需要的环节.促进审批标准化模式的建设,形成一套具有标准化且高效率的审批流程.
2.优化权力清单制度.通过建立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对权力清单之外的事务多做“减法”,以制度规范来保证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
3.完善相关人员编制精简制度.促进政府相关机构规模和人员编制的精简.在审批事项减少和审批效率提高的过程中,部门的职能也会随之减少,机构的相关人员编制也应精简.机构臃肿、相互推诿、人浮于事不利于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因此,要建立人员编制精简制度,实现机构的“瘦身”和“健身”的有效契合,在保障审批效率基础上精简相关部门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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