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幻灭和精英的萌生莫斯卡精英主义理论新探,该文是精英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跟大众和莫斯和萌生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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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精英主义理论发端于欧洲的意大利.一般把莫斯卡的“统治阶级原理”、帕累托的“精英循环思想”与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作为精英主义否定大众的核心理论,由此,莫斯卡、帕累托与米歇尔斯被称为“精英主义三杰”.但是,与帕累托、米歇尔斯所持理论不同,“统治阶级原理”只是莫斯卡学术贡献的一部分,甚或仅仅是他政治思想的起点；“统治阶级原理”并不是莫斯卡精英主义理论的全貌,莫斯卡对既有破、又有立,破的是大众的激进形式,立的是精英主义.
一、出场背景：代议制陷入“议会体制”的泥沼
同一时期意大利产生三位精英主义理论家绝非偶然,时代的难题构成了思考的动力.19 世纪末,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底层人民生活艰难、社会矛盾激增,人民期盼政府能够高效率地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共同利益的形成.而此时西方的代议制普遍陷入“议会体制”的困境,“由选举产生的‘下院’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1（] P300）.议会沉迷于冗长讨论与争辩的政治过程,使得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难以及时、有效出台,并且议会以人权的代表为由大肆干涉司法与行政,议员与政府官员串通一气,代议制成为腐败、低效率的代名词.
此外,“一战”时期政治结构功能的演变又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危机.战事上的溃败影响民事上的革新要求,战时行政机构的高效与议会机构的拖沓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导致了一场“行政自由主义中的一场观念革命”,认为“行政机构应该负责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应该在对其必要性进行研究之后而不是在得到政治力量赞同之后”[2（] P313-314）.战争也触发了对自由主义看法的转变,“有了战争的组织经验之后,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看来已经无法被接受；国家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任务”[2（] P315）,而正是这种改变为战后对强有力政府的呼唤和对强有力“统治党”的渴望为“无产阶级”学说和法西斯民族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土壤.
无产阶级宣称无产阶级是与资本家不可调和的真正的,议会制是资产阶级的,是资本家用于压迫人民的工具,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需要变革资产阶级的议会机构,“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3（] P42）,实行兼管立法与行政的代议机构,实施无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如果说共产主义看来是一种可以在欧洲实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则为摆脱主义所陷入的瘫痪提出了另一种设想”,民族主义者认为议会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普选不能保证使人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能提供的那种理想的公正”[2（] P324-328）.而强有力的国家才是一种政治必要,民族在国家结构中体现出来,“应该由拥有自己权利和牢固基础的国家来出面以便恢复受到威胁的秩序和创建一个民族‘共同体’”[1（] P327）,偶然的议会基础上的基于偶然多数的决议是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的,也没有能力实施民族行动,只有民族国家才能保障公正与自由.代议制因陷入“议会体制”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左右夹击,代议制的现实危机催生了反思的压力,如何对待代议制,是坚持还是抛弃,是包括莫斯卡在内的精英主义理论家需要加以回答的时代问题.
二、逻辑起点：以政治实证思维解构大众
莫斯卡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实证考察,得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结论：“在所有政治有机体中,存在这样一种持久的事实和倾向：一切社会,从非常原始、文明尚未形成的社会到高度发展、实力雄厚的社会,都会形成两个人们的集团,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1（] P119）任何社会都是由少数的统治阶级和多数人的被统治阶级组成的,少数之所以能够统治多数,首先在于少数的组织优势,其次是少数人拥有一些符合社会需求的特殊品质.因为是少数,所以能够组织起来,而多数难以组织,多数中的个体面对有组织的少数的权力,是无能为力的.另外,有组织的少数总拥有一些品质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在原始社会时期,食物的取得除了狩猎就是掠夺,所以战斗勇猛是进入统治阶级的首要品质,为了保护财产出现了专门的武士阶层,而武士阶层又会逐步蜕变成一个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阶级.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形成国家产生公共权威时,私有财产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勇敢就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特征,它必须让位于财富.在人们笃信宗教的社会,掌握宗教知识的牧师自然就成了统治阶级,到了文明高度发展时期,掌握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的人才能荣列统治阶级的队伍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亘古长青的,变化的只是统治阶级,如此,政治许诺的多数统治如何解释？
莫斯卡指出,代议制理论上表明是少数人代表大众执行大多数的意志,事实上被选任的代表并不是选民的代言人,表面上是人民选择代表,实际上是代表让选民选择自己,选举活动也是少数人的意志活动.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数量都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选择,而这万里挑一挑出来的两三位候选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是以少数人组织起来的委员会或势力极大的集团为后盾的,他们本来就是精英是统治阶级.即便是全民公决也未实现多数人统治,只是实现了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只能决定议案通过与否,而不是起草或执行议案,因为“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允许或禁止对宪法或法律的修改.统治意味着管理整个军事、财政、司法以及行政机器,或影响那些管理这些机器的人”[1（] P215）.
以政治实证思维得出统治阶级原理继而解构大众的虚伪性之后,莫斯卡试图在正视精英统治事实的基础上,协调精英统治事实与政治原则.
三、理论重构：精英主义观
1.政体的现实走向：权威自下而上的流动
根据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权威流向,莫斯卡划分了趋向与自由趋向两种政体原则.权力自上而下传递的政治组织类型称为“式”,下级官员由上级官员任免,与之相对的是“自由式”,即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权威流向是自下而上的,统治者的权力源自被统治者,“统治者至少在法律上应当由全体或部分被统治者挑选,法律必须出于公意”[1（] P417）.对于传统政府体制分类中的“式”政府体制,莫斯卡认为将其称为“自由式”更为恰当.因为“”概念往往指公民平等分享主权权力的政府形式,但是历史上由“人民”选举统治者的政治体制往往都不是“式”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拥有“公民”或“人民”的资格,通常只包括有限的贵族.即便在现代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中,公民也没有平等分享主权的权力.在传统的“式”政府体制中,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权威“自下而上”地流动,这与“自由式”的政府体制更为匹配.自由体制的概念已经被广泛认可为是人民的意志在统治,在这种体制下,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法律不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是公共意志的产物.通过对政体性质的重新分类,将传统政体定性为自由体制,完成了对政体现实走向的界定,“式”政体未曾实现大众统治,而是约束了统治者的行为,统治者的统治必须遵守法律,捍卫公共自由.既然将“式”体制归纳为“自由式”体制更为贴切,那么“式”的本质是什么呢？
2.趋向的内涵：精英的开放流动
莫斯卡认为,“式”的适合表达为来自下层阶级的成员补充统治阶级队伍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贵族式的,即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权力以世袭的方式传到其后裔手中.在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从下层补充统治阶级的趋向,不同的是程度差异,这种趋向在和平时期则发生得十分缓慢,但在革命时期,则以疾风暴雨般进行.在正常时期,人们会发现统治阶级的革新缓慢进行,总是有底层阶级的优秀分子通过考试、从军等方式进入到统治阶级队伍里.由于统治阶级有封闭的趋势,不同文明、法律、社会条件下,精英的流动速率差异较大.但当社会出现危机,整个社会的知识、道德需要革新时,统治阶级的遴选标准会发生变化,这时精英流动的速率大幅升高.通过从开放的精英角度来界定的内涵,莫斯卡将指由多数人的统治的意蕴置换成了精英更换的趋势,不再是指人人平等的享有权力或者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指公民进入统治阶级内部的机率,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的社会流动,是统治阶级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将由要求实质平等转换成了机会平等,并把的主体由大众转换成了精英,实现了精英与的历史性衔接.
3.的限度：制与贵族制的平衡
对于精英开放流动的趋向,莫斯卡大加赞赏.“如果就一定范围而言,趋向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1（] P433）.趋向使底层阶级中具有领导天赋与领导意志的新生力量加入统治阶级从而保持统治阶级的活力,“趋向的一个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使这样的个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特殊品质.”[1（] P439）精英的流动使得统治阶级的队伍不断地更新,防止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贵族统治走向枯竭而使社会陷入灾难.但是,这种守成作用必须保持在一定的界限内,莫斯卡对这种趋向的认可与辩护是有条件的——即这种趋向不能过头,若听任这种趋向发展并完全摧毁贵族趋向,那么进入统治阶级队伍的竞争就会异常激烈,人们为一己之私会不择手段,趋向带来的活力就会达到社会可以承受的极限,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动荡状态.
为此,他极力推行混合政体,强调趋向与贵族趋向的平衡,“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的各种不同的持久的原则与趋向的适当混合与平衡”[1（] P443）,贵族趋向到达极端会形成长期的封闭贵族阶级统治,社会会僵化；而趋向走向极端,则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当两种趋向混合达致平衡,才是最好的政体形式.贵族趋向发展至极会使自身陷于不能统治的地位,贵族精神的膨胀使得他们自认为在普通人之上,优越意识使得他们避免与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进行接触,而一旦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智识出现巨大鸿沟,统治阶级将无法对大众的精神和情感产生任何影响,进而无法对大众进行有效的统治.趋向发展到极端时表现为统治阶级的全面更替,往往都是伴随革命而发生,意味着社会进入混乱无序状态,“一个国家要保持稳定,避免类似的灾变,则往往取决于两种原则、两种趋向之间的适当平衡”[1（] P443）.
4.混合政体的实践：理想的代议制
代议制在理论上叙述为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与实践上少数统治阶级亘古长青之间的结构性缺陷使得代议制受到广泛质疑,但是撇开代议制学说中追求大众的价值负荷,代议制仍是一种良好的混合政体形式——结合了制与贵族制两种原则.代议体制结合了官僚和选举两种成分,两种成分相互合作并且相互制约,既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又能保持政体的活力,并为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参与到政治体制当中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能够体现所有社会价值,“那些阻碍下层阶级的人士进入上层阶级的壁垒要么被降低,要么干脆被取消.传统的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代议制国家的过渡,使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社会价值都能够参与社会的政治管理.”[1（] 482）理想的代议制可以有效平衡和限制某一社会力量演变成唯一的合法力量,抑制官僚机构或选任机构的过度膨胀.“一部分由大众产生,而另一部分则属于委任官员.这不仅使个人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而且使国家主权功能或权力的配置成为可能……代议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结果,主要原因即在于此”[1（] P482）.
5.代议制的复兴：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与中产阶级的兴盛
混合政体的思想要旨在于平衡,任何原则和趋势都不能成为绝对的原则和趋势,理想的代议制能够实现制与代议制的平衡,但是现实中趋向压倒贵族趋向（议会压倒官僚机构）使得代议制陷入软弱无力的“议会体制”而备受诟病,要复兴代议制就必须恢复政治机构之间的平衡.孟德斯鸠强调要保障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由,权力必须相互制约,三种权力必须委托给不同的政治结构来行使.莫斯卡认为研究孟德斯鸠的理论家们,往往只是纠缠于三权学说的形式和法条,没有看到三权学说的社会现实方面和超越政治机构来看权力制衡,“一个政治机构要有效制约另一个政治机构的活动,它必须代表一种社会力量,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种社会力量的组织化表达,一种立足共同体的社会权威,并与被制约的另一政治机构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相抗衡”[1（] P198）.所以,为了恢复代议机构与官僚机构的平衡,莫斯卡开出的药方是实现社会力量的多元分化,通过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化解代议机构或官僚机构的一元化集权趋向,实现政治机构内部的平衡以及政治机构与外部社会力量的平衡.
首先,需分离教会与国家.必须实现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一旦权力建立在一套信仰或神秘体系之上,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真理,权力的行使也将不受质疑和制约.其次,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也需要分离.“一旦大量的财富集中在一小撮统治阶级手中,本来还不错的政治有机体也会被毁掉.”[1（] P201）经济上没有保障,政治上的自由、将无从谈起,为了生活被统治阶级不得不唯统治阶级马首是瞻.代议制的衰落就在于政府机构过于庞大,掌握和分配的财富日益增多,社会力量都积极主动向官僚机构靠拢以获取丰富的物质资料,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独立的制衡政府机构的社会力量不足.“动摇欧洲政治组织之稳定性、打破社会阶级之间均衡的首要因素还是中产阶级的贫困化”[1]（P489）.曾作为一股独立社会力量的中产阶级已经分化或转向,缺乏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监督国家机器的代议制陷入选任机构与官僚机构之间沆瀣一气的局面,两者相互纵容、相互勾结,要扭转这种局面增加任何一方的权力都无济于事,“只有动员新的政治元素和社会力量共同投身于公共福祉,让所有才智之士担任公职,从而完善司法防护,才有望打破这一恶性循环.”[1（] P308）可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复兴代议制的重要条件.
莫斯卡认为代议制还需要一定的修正,如改变有关言论出版的立法方面,要保护科学探索的自由,保证人们对政府的诚恳批评,还有完善集会结社自由的立法,并且实行限制性选举.最重要的是统治阶级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超越自己小团体狭隘的利益,要心系国家命运,发扬贵族精神.
承前所述,为拯救现实软弱无力的代议制,莫斯卡以政治实证思维重构了概念,并用贵族共和制的原则修正代议制,试图寓精英统治于代议制中,在代议制的框架内,构建了一套精英统治模型,通过机制保证精英的流动以保持统治精英的活力,维护稳定和效率；并要求以多元精英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在政治生活中引入政治下生长出来的多元社会力量来制约统治精英的寡头化倾向.与其说莫斯卡的整个精英主义理论是对传统大众的反叛,不如说是对代议制的修正性肯定.
四、学术史贡献：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拓新
1.形成了实证研究范式
莫斯卡以政治实证思维出发,考察历史事实和社会事实,探寻大众行为和政治权威背后持久的趋向和规律,阐明了少数人统治的铁律,继而对大众进行事实上和理论上的解构,指出代议制的结构性缺陷,并从实际角度重新界定的内涵,“是精英的流动开放”,不再是大众的统治,只能是精英的选择,开启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先河[4（] P460-486）,开辟了研究的新途径.伯恩斯就认为“莫斯卡是专一无二的科学家”[5（] P78）.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途径深刻影响了同时期及其身后继续沿着“科学实证”的政治学思路来分析和探讨问题的精英主义理论家.其直接影响最多的是同时期的米歇尔斯,在莫斯卡粉碎掉多数统治神话的实证研究启发下,他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得出了与莫斯卡雷同的结论,“人类的多数将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之下,他们注定听命于少数人的统治”[6（] P340）.
2.发出了精英理论的先声——兼与帕累托、米歇尔斯的比较分析
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家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都是直面的现实,以现实主义视角来检讨政治,发现处处都是精英的统治,“几乎普遍对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7（] P564）,但是三人对这惨淡的现实却持不一样的态度,帕累托一味鼓吹精英统治,米歇尔斯对失望但仍不放弃,而莫斯卡在承认精英统治的情况下,对的功能重新定位,对精英政治进行改造,使得与精英相匹配,认为精英与可以相协调,“这种认识在古典精英理论家中属于第一个”[8（] P73）,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学说,为精英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帕累托认为历史就是精英的循环更替,“新的精英力图取代旧的精英,或仅仅想分享后者的权力和荣耀.但是,他们并不公开坦诚地承认这种意图.相反,他们充当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宣称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不是一个有限阶级的权利,而是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9（] P14）面对代议制危机,他认为用的方法来解决是于事无补的,挽救资产阶级和西方文明的力量应该寄托于强有力的统治,需要新的精英来替代旧有的已经衰败、腐化了的统治阶级,提倡精英统治.
米歇尔斯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寡头化倾向,得出了“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的结论,“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领袖在技术上的必要性使得政党不得不出现寡头统治,所以“除非在抽象意义上,大众绝不可能进行统治”[6（] P350-352）.人的本性需要领导,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功能分化,这种要求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尽管认识到实现人人平等统治的,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欲不可及.但是米歇尔斯并未就此否定的价值,的价值在于不断的追寻过程中,扩大人们的自由与权利,仍将不能被其他统治形式所替代,“是因为它是最少邪恶的社会生活形式”[6（] P357）,人们能做的是坦然真诚的面对体制的寡头化倾向,并提高大众的智识水平,将寡头化的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莫斯卡同样看到了精英统治的现实,但是他比米歇尔斯要乐观.这一区别的根源在于两者寻找的路径出现了差异,米歇尔斯通过小团体内部的寡头化危险来推断整个社会的的不可能性,本身就存在推理的错误,在静态的组织内部肯定是找不到的,所以米歇尔斯持悲观态度是必然；而莫斯卡在动态结构中发现了的可能性,是精英内部与外部的流动,还存在于多元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所以莫斯卡在批评了代议制政治的诸多问题以后,仍然是给予肯定的,并要求对精英政治进行改造,通过确保精英开放流动以及多元社会力量相互制衡来捍卫自由,构建了具有浓郁自由主义气质的精英主义理论.正如伯恩斯所说：“结论似乎很明显,即莫斯卡属于加福尔、俾斯麦和黑格尔保守派,他所敌视的是卢梭的绝对主义,而不是瑞士、英国和美国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5（] P81）
通过将定义为精英的流动,并要求精英制衡捍卫自由,也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与精英协调起来了,与精英不再是绝对对立的,自由与精英也不再相互排斥,“开启了自由主义精英理论的先河”,之后“熊彼特和阿隆对传统的理论和精英理论都作了较大修正,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精英理论”[10].
五、结语
莫斯卡的精英主义观是理性的、务实的.的功效并不是实现人民的统治,因为即便是选举也是精英操纵大众的活动,政治的价值在于保持统治精英的活力,并限制他们的权力,保证社会的秩序与进步,捍卫人们的自由.这种务实的观当然有虚化价值的嫌疑,并极具保守主义色彩,但是对于启发主义者客观实际的看待的功能、打破的传统一元化解释的垄断地位、的困境,意义重大.此外,不同于其作为批判的理论有着巨大的启发价值,莫斯卡给代议制提出的改进方案的可行性值得质疑.大众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公民权利和社会身份平等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莫斯卡强调限制选举,恢复和增强意大利的贵族宪政色彩,客观上会进一步拉大精英与大众的差距,削弱各类精英与自身群众的联系,并且寄希望于短暂的强权统治来恢复社会秩序和效率,这不啻为逆流而动,难免被片面理解为反主义者.
归纳上述,这篇文章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大众和莫斯和萌生方面的精英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精英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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