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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与回忆李新与其组织编写三部著作的情况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主题:组织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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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是我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引路人,尽管已经离世14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依旧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在其100周年诞辰之际,感佩、敬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李新1918年生于四川荣昌(今属重庆).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四省(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后,又染指华北,中国的大好河山行将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面对此情此景,李新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爱国学生运动,并被推为重庆学生联合会主席.1936年,加入中国.1938年,徒步投奔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随后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北方局、晋冀鲁豫局等部门工作,参加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人员参加了对国民党的斗争,随后还在河北永年参加了解放战争.1948年,李新主动要求改做教育工作,任弼时支持了他的想法.李新由此“弃武从文”,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同年秋,他担任刚刚组建的华北大学第一研究部副主任,后又成为该校正定分校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李新参与筹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校党委副书记……

李新的学术成就很多,我认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组织编写了三个大部头著作——《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共4卷,1960年至1962年出版)、《中华民国史》(共12卷,1981年至2011年出版)和《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共12卷,1991年至1997年出版).我极为有幸地参与了这三部著作的写作,下面就简单地回忆一下相关情况.

1956年,高教部决定由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李新组织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在人民大学彭明的协助下,李新首先拟出大纲,然后由高教部出面召开座谈会,写作提纲获得与会者赞成后,正式组织队伍开始编写.他请来了复旦大学的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山东大学的孙思白,再加上彭明,组成编写组.工作地点先是在如今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原来叫“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办公室,后迁入东厂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八角亭.1961年,我正在吉林大学任教,当年暑假,来到这个编写组学习、工作.

编写《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过程中,每个星期都要召开一次座谈会,汇报、交流写作进度以及遇到的问题.座谈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李新讲话,他除了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之外,还评述学术界动态,勉励大家以范老(范文澜)为榜样,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甘坐冷板凳,不讲假话,不放空炮.在他的带动下,编写组成了培养青年人才的学校,不仅出了学术成果,也出了人才.

《中国新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共有四卷,我来到编写组时,前三卷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第四卷的书稿也交给出版社了,手头的工作主要是修订前三卷,以便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深切地感到,这部书的出版解决了大学历史教学的燃眉之急,也填补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项空白.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指出:“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

“文化大革命”中,李新受到冲击,不但被抄了家,还被关进“牛棚”.1972年,复出后担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开始组织本所研究人员编写《中华民国史》.我是1980年调入近代史所工作的,随即参加了这部书的编写.

即便“”已经结束,研究民国史仍然要面临很大的压力.有人认定写民国史是“歌颂”,搞“两个中国”.1983年春节前,社科院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迎春茶话会,我和李新等同志就座的位置在中间过道旁边,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路过这里时,半开玩笑似的对李新说:“李新,你搞民国史,不怕说你是给树碑立传啊?”李新没有在压力面前退缩,在姜克夫、孙思白等同志协助下,坚持民国史的研究和写作.

到了80年代后期,民国史研究的处境大为改观,甚至成为热门学科,各地(特别是南京)纷纷开展相关研究.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实有开创之功.民国史研究专家张宪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自1971年周恩来再次提出编修民国史的号召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主持下,率先开进这一领域,大力开展.”

《中华民国史》甚至引起了海峡对岸学者的关注,因为当时台湾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民国史著作.1987年,时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人的李云汉来北京访问时,执意到北京医院病房探望李新,以表达敬佩之情.

李新组织编写的第三部力作是《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1978年,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编写三部著作,以迎接新中国成立35周年,清除“”在历史领域的流毒,其中就有《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另两部是《生平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了编写好三部著作,社科院成立了专门的写作机构(现代史研究室),还特意调拨了一笔款项.胡乔木亲自带黎澍、李新到党校,向主持党校工作的冯文彬借房子(当时党校学员不多,有许多空房),安排编写人员食宿.

李新运用编写革命通史、民国史的经验,广泛延揽人才,组织编写力量.先后借调来的有党史研究室的王琪、李樾,北京大学的周承恩、张注洪,清华大学的刘桂生、丁士堃、钱逊,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良志,北京师范学院的高军,北京医科大学的时光,北京化工学院的姜华宣,北京农业大学的傅元朔、刘敏言,美术学院的李流华,军事科学院的陈昊苏,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冯建辉、周子信,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肖甡、胡庆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西北师范学院的徐世华,四川美术学院的乔毅民,吉林大学的曹仲彬,等等.我作为近代史所的一员,也参加了《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第六卷《从内战到抗战》的主编.

编写开始前,李新向大家传达胡乔木的要求:要以《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为蓝本,写出一部长篇著作.《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写很有意义,可以为革命史研究和教学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文艺创作提供资料;但是困难也很多,例如档案不全,许多领导人没有留下回忆录,报纸杂志分散各地,等等.李新再次号召大家向范老学习,写出真史、信史,写成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著作.五六十年代编书时每周召开一次编写组会议的做法,也得到了延续.由于有了好的氛围、好的做法,再加上李新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言传身教,许多编写组成员在编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

学者.

为了掌握重要史料,在好几年时间里,编写人员坚持到档案馆、军委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到图书馆查阅报纸杂志,还走访了很多历史见证人,例如许德珩、于树德、张申府、包惠僧、刘仁静、易礼容、王会悟、萧劲光等,收集到许多从未公开的

材料.

万事开头难,我们首先集中力量编写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我本人也是执笔者之一.经过三年努力,初稿完成,提交给李新审读定稿.当时他身兼多职,除主持民国史、革命史两套著作的编写,还兼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此外,他想写《朱德传》,我曾陪同他去河北、山西搜集朱德在太行山抗日的事迹.他还一度参与了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尽管如此,李新还是认真审阅了《伟大的开端》一书,同时征得黎澍同意,这一卷的主编增加了当时在国史组工作的陈铁健.

从1991年第一、二卷出版,到1997年最后三卷出齐,《中国新主义革命史长编》详尽地展示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部有较高质量的通史类

著作.

除了上述三部著作,李新还组织人员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作编写了《图说近代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资料丛书.陈铁健著《瞿秋白传》、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等著作,陈铁健《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邵维正《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肖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我的《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斗争》等学术论文,也是在编写革命史过程中涌现出的学术成果.

李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在政治上,忠于党的路线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为错误思潮干扰;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关心群众疾苦.三年困难时期,他把绝大部分编书所得稿酬用来改善群众生活,保证编书组成员身体健康.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李新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受到周围群众一致称赞.我认为,这也是他能够吸引大批人才,组织完成三部重要著作编写的原因之一.

(编辑?赵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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