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的科举生活,本文是延安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延安五老和科举生活和五老类论文范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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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日渐解体、封建王朝正走向落幕,但传统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惯性依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延安五老”的青少年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徐特立：十年读书,科场试手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的洋务运动和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徐特立的童年带来太大影响,他依然延续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晋升之路,进蒙馆,读私塾.徐特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九岁到十五岁,是在蒙馆念死书时代,全不了解内容和字义”.徐特立虽然说自己“念死书”,但从他后来的回忆来看,这段蒙学经历对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那位张先生,教徐特立读朱柏庐治家格言,读杨椒山遗嘱,让徐特立对书籍产生了很大兴趣.徐特立后来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启蒙的影响.这位张先生的谆谆教导,让徐特立受益匪浅,始终难忘.他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对于我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于梦中去找他.”
在结束蒙学之后,徐特立有过一段思想的混乱期.在读书与习业的问题上,他先是选择习业,后来又选择继续读书.他的祖父当过中医,并且了解卜卦算命和堪舆.徐特立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时,曾想继承祖父的传承,选择以医为职业.但是,当徐特立读到医书里的一些脉络之学时,却经常分不清；想要卜卦算命,却又发现常常算不灵验.20岁时,徐特立决定放弃中医而专门教书并准备科举.徐特立后来表示,学医是不成了,如果科举的话,兴许还能考个状元,因为考科举只要能写文章就够了.
徐特立的科举之路并未走太远,他起初学写八股文,因为没有先生教,乱读一通.后来遇到了一位陈姓老乡,他才终止了学写八股的念头,开始认真读书.这位名叫陈云风的先生告诉他,“要成一个读书人,不是读八股而是读书”,并且让徐特立读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学习读书方法.以后,徐特立才真正走上了读书之路.
徐特立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加之受到陈先生的指导,决心纵使破产也要读书,定下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但是在读到第八年的时候,徐特立已经读不下去了,当时他的家里“一年只收入四石谷”,他的薪金也只有14串,家庭生计存在很大困难.适逢当时科举考试改革,废弃八股而考经义、史地.徐特立迫于生活所困,加之为了检验读书效果,就参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对于这段经历,徐特立说自己当时对于答题其实没有太大信心,题目只能了解个大概,答题答得文不对题,因此对于录取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徐特立读书还是取得了很好效果,在3000多人的考试中,徐特立考取了第19名,由此进入复试.虽然最终没能考取功名,但科举提高了徐特立的身份地位,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从而使他能够继续读书计划.
吴玉章：科试不第,负笈东渡
吴玉章同样受到传统科举制度的束缚.耕读传家的传统社会风气在吴家表现尤为明显,吴玉章在其自述中就曾提到他们家“世世以耕读传家”.读书兼管家事而无法考取功名的父亲,对几个儿子的期许很高,盼着他们能学有所成.因此,便早早地把吴玉章和他二哥吴永锟送去私塾读书,让他们开始接受传统儒学的教育.吴玉章在回忆中提到,在甲午战争以前,其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
在吴玉章的早期生活中,二哥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无论是吴玉章思想的形成和转变,还是吴玉章生活轨迹的变迁,背后都有着吴永锟的影响.吴永锟服膺宋明理学,讲求忠孝节义.在他们母亲去世以后,吴永锟独自结庐三年,为母守丧.吴永锟不让弟弟吴玉章陪他守墓.吴玉章每晚都和二哥对坐读史,直至深夜才送二哥去守墓.正是这段时期的读史经历,尤其是读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忠义英雄的事迹,让两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震动.阅读这些史书,对吴玉章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的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振聋发聩的警醒.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就吴玉章而言,这次战争的失败,也让他感到悲痛不已,在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吴玉章与二哥一起“痛哭不止”.甲午战争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新学的盛行.吴玉章就读的尊经书院,过去最为推崇汉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大讲新学.就这样,吴玉章逐渐开始接触新学.在吴永锟的带动下,吴玉章阅读了不少新学书籍,了解了许多新知识,自认为是“康梁信徒”.同时,吴玉章不仅自己学习新学知识,还大力宣传新学,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度被戏称为“时务大家”.
戊戌变法的失败,没有打消吴玉章追求新学知识的热情,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也时刻影响着他.一边是追求新学,赞成维新改良,改革旧制度；一边又尊经崇儒,想成为“中兴名臣”.传统士阶层的思维模式困扰着吴玉章,让他无法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正如他在谈辛亥革命的一番讲话中所说：“十九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尚未从旧意识形态范围内转变过来.”1902年,吴玉章先后前往荣县、乐山、成都参加了县考、府考和院试,最终落第.
对于参加科举考试,吴玉章回忆中提到过一些细节.他说自己当时在县考和府考都考得很好,府考还拿了一次第一,因此得到阅卷人的赏识,称其“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但在院试时,因为文章太长,在规定时间没有写完,遗憾落第.
科举不第的经历,让吴玉章内心对新知识的渴求愈加浓烈.他先是去考经纬学堂,准备学习些新知识,结果失望而归.适逢吴永锟从成都回家,带来了留学日本的消息,吴玉章兴奋不已,从此踏上了东渡求学之路.
谢觉哉：传统作祟,末科秀才
谢觉哉是“中国科举最末一次的秀才”,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读书人并无二致.
谢觉哉4岁开始习蒙,学习四书五经,11岁时便读完了五经.无书可读的谢觉哉开始翻阅《康熙字典》,阅读父亲*的小说.翻得久了,有些内容都能大体背诵.这样的生活直到他17岁才
结束.
1902年,18岁的谢觉哉被父亲送到了对门岳家的小金陀馆读书,开启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年”.学馆的李藕苏先生是一位秀才,学识渊博,读过《资治通鉴》《四史》《读史方舆纪要》《海国图志》《日知录》等书,同时具有深厚的古文诗词功底.上课时,先生常常讲起这些,这对谢觉哉来说,不仅是一种古典文学的熏陶,也是一种新鲜知识的启蒙.谢觉哉曾给这位李先生写信表示“过蒙厚爱,开益良多”,将其视为自己真正的启蒙老师.当然,对于当时最新的一些新学书籍,如《天演论》等,谢觉哉还不曾接触.县里送来“《天演论》书后”的课题之后,整个学堂翻遍所有藏书,竟找不到“天演”二字,这让谢觉哉深感新知识不足,后来在其自述中还专门提到此事.
在小金陀馆,谢觉哉结识了姜梦周、王凌波、何叔衡等人.谢觉哉后来回忆说：我生长在这沟里,新思潮不易吹到的沟里,就是读旧书,除高头沟草外,也不知有甚么.但是,到我的时代,却有光辉灿烂的一面,那就是何叔衡同志、姜梦周同志出在这沟里,还有一位王凌波同志在这沟里读过书.我们四人相得甚欢,以道义、前进相勉励.
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方式,让谢觉哉选择走上科举之路成为必然.谢觉哉在15岁时便参加过一次小考,考场繁琐的搜身过程让他感觉受到了很大侮辱,留下了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后来,他多次提到过这次经历,并表示当时自己还曾想如果不是父母在,绝不再干这事.
然而,当时的谢觉哉还无法从传统儒家教条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仍深受“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这一传统信条的影响,同时也不免心存科举以“自达”的念头.因此,在母亲去世满三年后,他继续走上了科举考试的道路.1905年,在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年,谢觉哉先后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试,以院试第一考取了秀才,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史上最后一科的秀才.
考取秀才的谢觉哉,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传统士绅阶层繁琐的生活礼仪和堕落的生活方式,让谢觉哉逐渐产生了反感.不满这种生活状况的谢觉哉开始与传统士绅阶层决裂,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董必武：勤学苦读,秀才得中
董必武同样是晚清秀才.董必武出身破落的大家族,父辈兄弟八人,全家近30人一起生活.家无所出,全家生计来源,主要靠父亲董基文和四叔董基明教书,大伯和五叔向外借贷认息经营小商,贩卖烟、纸、香烛之类的土产,维持度日.贫家破户让董必武从小饱尝艰辛,读书学习自然很刻苦.
董必武的蒙学也是发轫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让他记忆深刻的小事.由于父亲的谆谆教导,聪颖的董必武早早就已熟背《三字经》等蒙书.一次,他在父亲教书的塾堂玩耍,父亲提问塾童《三字经》时,有几位学生结结巴巴答不上来,在窗外的董必武不由背诵起来,一气呵成.这让董基文十分欣喜,第二天便让董必武跟班学习.这件事对董必武鼓励很大,在晚年忆起时仍激动不已.
由于父亲和四叔教学的地方常常变化,董必武也跟着父亲或四叔东奔西走,在不同学堂学习.虽然生活有时颠沛流离,但董必武刻苦读书的习惯却始终如一.到他14岁时,董必武随父亲转到萃英书院读书,这才过上了较为安稳的学习生活.也正是在这所学校,董必武阅览了大量古代文史典籍,奠定了其深厚的文史功底.
与当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董必武也未能摆脱传统耕读仕进思想的影响.年少的董必武,一面读着四书五经、文史书籍,一面开始学写八股策论,准备着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是传统读书人的晋升之道,包含了大多数读书人的企盼.学识渊博、文字通达的董必武,在科举考试中步步优秀,没有辜负父母家族的期望,进学为一名秀才.考取秀才,对于董家来说是一件喜事,家里人准备为其庆祝,买了炮竹在街口相迎,但对此不太热心的董必武在得信之后,却抄小道回家,不愿出头露面,炫耀自己.
功名在握,并未能给董必武的生活带来多大转变,在此前后发生的两件事深深改变了他的思想,让他开始与腐朽的封建王朝逐渐决裂,所谓秀才也因此成了其人生的一个符号.
一是1901年的黄州考场风潮事件.1901年黄州岁试期间,因学政蒋式芬逼死考生一事,引发众多考生包围考场,蒋式芬谎报称会匪闹事,引发时任总督张之洞派兵前往镇压,后经当地巨绅调和,此事最终顺利解决,考试得以继续进行.这一发生在董必武身边的事件,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晚清政治的腐朽,让董必武的思想受到了一次洗礼.
一是武昌乡试无端受辱被打一事.1903年8月,董必武前往武昌参加会试,因年轻人的好奇在巡抚衙门口观望,被衙役以“窥探官衙”为由毒打了一顿.这次无端挨打对董必武的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在女儿董良翚（董楚青）的回忆中,董必武就曾讲过这段往事,说“这一打,倒使我看出了满清朝廷的腐朽无能”.他在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也提到“从此恨死‘人’”.
经历种种不平,董必武不仅看透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也看穿了晚清统治腐朽的实质.窥一隅而观天下,清王朝腐朽这一印象就这么深埋在董必武的脑海里,当时机来临,接受革命反满思想的洗礼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林伯渠：公费留学,得避科举
“延安五老”里面,林伯渠的科举之路最为特殊.
童年的林伯渠因体弱多病,没有像一般人那样早早就入私塾读书,只是在同辈和堂兄林修梅影响下开始识字.到了1893年,林伯渠父亲林鸿仪乡试得中,考取了副贡生.在回乡之后,林父发现七岁的儿子竟然可以识得1000多字,欣喜之余,开始时常带他走亲访友、祭祖、赶集,不断开阔林伯渠的眼界.与此同时,林鸿仪也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编制了一套启蒙书籍给林伯渠课读.这套被称为“励志四书”的书籍,一度成为当地私塾的蒙学课本.
林伯渠九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入塾以后,除学习传统四书之外,林父也要求其读一些史书传记,培养务实思维.讲求经世致用的林鸿仪,给林伯渠列了一个书单,让其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这些历史书籍的阅读,对林伯渠后来从事财政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林鸿仪自1896年起前往京师三年,在此期间接触了许多新思潮,这对其自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他所接触的这些也对林伯渠产生了影响.林伯渠接触维新思潮,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在1913年的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指《公羊传》）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
颇解其义.”而康梁学说正是改造于《公羊传》.
林伯渠在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考入了逐渐兴起的新式学堂之一——西路师范.晚清的新式学堂,并不能避免科举制度的命运,所学知识包含着经书、史地等科举内容.纵使如此,这次前往西路师范读书,也让林伯渠接触了更多的新学知识,接受了一些公开的、半公开的甚至不公开的进步书刊的熏陶和洗礼.林伯渠后来谈到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表示,“我在西路师范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
思想的影响还是其次,就读西路师范对林伯渠的最大影响在于这里为他提供了公费留学的机会,让他从此避开了传统科举考试之路.1903年冬,学堂选拔一批学生赴日留学,林伯渠以头名入选,从此踏上了东渡留学之路.虽然清政府寄希望于这群人留学归来以后可以为其所用,在留学章程许以进士、举人、贡生等科举头衔以待归国学生,但是,留学国外的学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已经脱离了清廷的掌控.留学日本的林伯渠,和许多当时的留日学生一样,很快就投身于革命大潮,生活轨迹由此而开始发生转折.（编辑 叶松）
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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