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城市书写的瘟疫话语与意义以张承志和韩少功为中心,本文是话语方面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张承志和韩少功和瘟疫话语类论文例文.
话语论文参考文献：
论新时期城市书写的“瘟疫”话语及意义
——以张承志和韩少功为中心
颜水生
2016年6月24日,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这个事件必将对欧洲一体化和世界全球化进程产生冲击.英国脱欧事件也说明了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抵制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在人类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反现代的强大力量.在全球时代,现代与反现代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现代与反现代的悖论是现代性最为核心的悖论,甚至可以断言,“完全现代的生活是反现代的”,“最深刻的现代性必须通过嘲弄来表达自己”.①1978年12月,中国领导层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现代化建设被重新树立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点.经过不断的论述和实践,中国的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到：“现代化被视为‘现代性’（体现在新思想、技术和制度）的传播”、“作为一个宏大叙事,现代化进一步被推想为一个历经若干‘阶段’,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线性发展过程.”②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时间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性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标志,“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③据统计,“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④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一般认为,城市的繁荣是城市文学发展的温床,但吊诡的是,中国城市的发展非但没有抽空中国乡土叙事传统,反而推动了乡村叙事的繁荣,从张承志到韩少功的一部分作家不仅显示了乡村叙事的勃勃生机,而且显示了反城市化和批判现代性的强大力量.虽然张承志和韩少功并没有对城市进行全景式描绘,但是他们在作品中明确把城市比作“瘟疫”或“灾疫”,从而使城市成为一种承载文化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投射他们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批判观点,以投射他们与新时期知识界的思想分歧.
一、“城市正在肆虐”与“现代文明的真相”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把“1978-1980年这几年视为世界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⑤1978-1980年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978年,张承志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该小说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同时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8年12月,张承志又创作了小说《刻在心上的名字》.《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韧之作,然而,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和《刻在心上的名字》两部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张承志在这些小说中都提到了两个地点,一个是大城市北京,另一个是乌珠穆沁大草原,小说主人公舍弃大城市投奔了草原怀抱,并且都明确表达了对城市的厌恶,抨击了城市的丑恶.草原在张承志的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草原不仅是他“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⑥也是他的主体性意识自我实现的载体；草原与城市的对立隐喻了乡村与城市的冲突,可以说,张承志以“逃离城市奔向草原”开创了新时期文学“离城返乡”的叙事模式.众所周知,“离乡进城”的叙事模式不仅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主流地位,而且也符合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趋势,而张承志的创作是对这种叙事模式的“颠倒”.1982年,路遥的《人生》在收获发表,并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吴天明拍成同名电影后,更是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高加林成为新时期文学“乡下人进城”的人物典型,《人生》也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路遥的《人生》和张承志的《黑骏马》同时获奖且排名相近,然而,《黑骏马》的叙述者是一个“逃离城市奔向草原”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出,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刻在心上的名字》《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作品中,张承志都运用了“离城返乡”的叙述模式；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中,路遥都揭示了“乡下人进城”的强烈愿望和历史趋势.“离城返乡”和“离乡进城”在叙事模式上的差异潜藏了张承志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分野.
“逃离城市奔向草原”为张承志抨击城市提供了叙事基础.从1978年的两部小说到1987年的《金牧场》再到新世纪的《匈奴的谶歌》《脆弱的城市》等作品中,张承志一直都在尖锐地抨击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2002年,张承志创作了《匈奴的谶歌》,他在文中指出：“若能把城市比成瘟疫,那么在河西走廊,城市正在肆虐”,⑦河西走廊曾经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牧场,后来汉武帝派大军攻占了河西走廊,昔日的牧场逐渐演变为农耕地,河西走廊由游牧文明转向了农耕文明,城市开始在河西走廊被建造起来.在进入现代时期以后,汉武帝时代建造的河西四郡又繁殖了数十座城市,也就是张承志所说的“城市正在肆虐”.张承志把城市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特别强调了城市对古代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破坏,在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冲突中,张承志看到了现代文明巨大的破坏力量,他指出：“没准现代和古代的区别,就是现代五十年的速度,能够与古代的十个世纪相比.”⑧张承志认为现代城市不仅破坏了河西走廊的生存原理,也破坏了河西走廊的道德规矩,迫使昔日令人艳羡的灌溉文明最终发展成为自然的死症,他强调：“再加上河西五地市,约十座城市；七十万公顷灌溉田；数百家工矿企业用水；四千万人口；五百万头牲畜饮水——祁连山日复一日,被榨骨吸髓,早已面有菜色,早已精疲力竭,再也榨挤不出更多的水了.”⑨因此,张承志把城市比喻为“瘟疫”,认为城市谋杀了匈奴的大自然,谋杀了古代繁华的游牧文明和灌溉文明.张承志揭示了现代城市的破坏力量,他以反城市表达了他对城市的想象,也可以说,张承志的城市想象其实是一种反城市文明、批判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话语.
张承志认为城市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象征.1993年,张承志从日本归来以后,创作了《夏台之恋》,并于2005年9月美国入侵伊拉克之际审定了此文,一方面,张承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背叛了革命精神,指责他们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成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张承志决定远离城市,远离知识分子,并且幻想“在夏台盖一间自己的小房子.也用天山的松杉原木,挨着奔腾的雪水”.⑩另一方面,张承志抨击了西方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历史,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的野心,他在文中写到：“在国外的每一天我都感到被一种空气逼迫.海湾战争以后,西方包括日本为了他们不便明说的阴暗目的,如饥似渴地盼着中国肢裂.中国边疆正在被不怀好意地加热研究.源头远在汉代移民的新疆汉族,近来更是他们的攻击之的.尽管美国完全是一个移民窝,而且是一个建立在对印第安的灭绝屠杀基础上的移民国家；日本则不仅曾经向南北美洲和中国东北大量移民,而且至今对‘满洲国’念念不忘.”⑾在《寺里的学术》和《地中海边界》中,张承志认为城市聚集了压迫底层百姓的所有因素,而城市知识分子不仅成为压迫底层百姓的帮凶,而且成为“殖民地知识”的代言人；在张承志看来,所谓现代“文明的真相”其实就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东方的历史,即使20世纪的革命运动使殖民地独立了,但是殖义“文化的态势没有改变”.⑿可以说,张承志的城市书写潜藏了他对西方殖义的批判,张承志笔下的城市也就总体化为一种反帝国主义和反殖义的意识形态话语.
二、“灾疫又一次入城”与“挑战思想意识主潮”
2016年6月,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巡访中国的南京、北京等城市,并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参加学术活动.长期以来,大卫·哈维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认为中国近几十年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与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城市之中,他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论及中国城市发展状况时,特别强调环境问题“正在给各地带来破坏性影响”.⒀或许是因为看到了城市聚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张承志和韩少功都曾经幻想逃离城市并在乡村建造房子,但张承志至今没有去实现这个目标,而韩少功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还公开了自己的“乡村隐居”生活.韩少功强调他的“返乡”计划“蓄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1996年4月,“韩少功回访当年下放劳动的汨罗市（县）,为以后建房安居选址.”⒁然后在2001年5月,韩少功迁入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新居.最终于2006年,韩少功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山南水北》,公开了他在八景乡的隐居生活及心路历程.虽然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极力强调移居乡下“与报复毫无关系”,⒂强调移居乡下与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论争没有关系,但是《山南水北》的公开出版实实在在地说明了韩少功移居乡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目的,不仅表现了他与新时期知识界的思想分歧,而且是一次重要的公共的文化政治实践,正如《山南水北》封面宣称：“这是一本对生活与文化不断提出问题的书,是一部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
《山南水北》为韩少功挑战思想意识主潮提供了文本基础.把城市建构为“反城市”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从张承志的《金牧场》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城市都被描述为一个令人“心生厌倦”的符号.2006年,此时的韩少功已在城市工作了三十余年,在文学界、思想界甚至在政府部门都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应该属于城市中的“成功人士”,但他仍然把城市比喻为“灾疫”,他强调：“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疯,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⒃其实,张承志和韩少功等作家不仅出生并成长于城市,而且长期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却是如此地“憎恨”城市.虽然他们视城市如“瘟疫”,但是他们并没有躲之唯恐不及,而是不断地享受了城市的各种便利.正如大卫·哈维在《叛逆的城市》中把城市批判当作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样,“灾疫又一次入城”不仅可以看作是韩少功对城市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韩少功对近几十年来在全球盛行的发展主义的批判,因为城市毫无疑问是近几十年“发展”的最重要代表.1999年10月下旬,作为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的韩少功在海南三亚主持召开“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会议形成了一个总结性材料《南山纪要》.《南山纪要》发表于《天涯》杂志2000年第1期,纪要强调韩少功“作为会议东道主也出席了座谈”,纪要着重抨击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纪要指出：“发展主义的话语是一种唯物质主义,唯增长主义,甚至是唯GDP主义.”纪要强调发展主义给部分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危机”,纪要也认为发展主义在中国也产生了一些恶果,纪要最后提出“超越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至关重要.”⒄虽然不能说《南山纪要》完全是韩少功的思想,但是《山南水北》中的很多观点都可以说是《南山纪要》的再现.从韩少功的出身经历、工作经历和思想经历来看,甚至还可以说,《山南水北》所要挑战的“思想意识主潮”其实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思想定势”.
或许国内知识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意识主潮”或“某些思想定势”有着不同看法,但海外学者大卫·哈维和李怀印却对此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怀印指出：“就思想界而言,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最显著的变化,是新自由主义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型塑着主流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者的思维.”⒅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追求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信念.”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的市场化潮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指出：“时代已经大变,市场化潮流只是把知识速转换成利益,转换成好收入、大房子、日本汽车、美国绿卡,还有大家相忘于江湖后的日渐疏远,包括见面时的言不及义.”⒇可以说,这种观点与《南山纪要》对市场化引发的消费主义潮流的抨击一脉相承.韩少功强调他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他对城市却是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心生厌倦；他强调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一次次把他甩到了边缘,让他一次次地回到平庸的现实生活.平庸、厌烦的城市生活让他产生了恐惧,让他产生了逃离动机,最终,韩少功选择移居八景乡,他在乡村获得了“本真的生活”,韩少功强调：“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21]韩少功把城市生活视作为乡村生活的对立面,他在《山南水北》第8节《笑脸》中甚至认为乡村笑脸与都市笑容也截然不同,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隐现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尖锐对立、现代与反现代的尖锐冲突.正如《南山纪要》举着“生态－环境”旗帜抨击“发展主义”一样,《山南水北》也是举着“生态－环境”旗帜批判城市化和市场化,以实现对现代性的总体批判.
三、“看不见的城市”与“全球时代的中国”
1972年,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正式出版.卡尔维诺强调书中“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都是一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他指出该书“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22]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承志和韩少功笔下的城市都属于“看不见的城市”,都是“想象的共同体”,而绝非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城市,他们只是凭借“真实城市”的名义以完成“想象的城市”的建构.在张承志和韩少功笔下,城市只不过是一个总体化、概念化的符号,是一种反城市和反现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张承志和韩少功笔下的“城市”既不同于波德莱尔书写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主义城市”,也不同于雨果和巴尔扎尔书写的“有限的城市”,而是包含了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剧烈冲突的全球时代的“城市”.全球时代的中国城市远比19世纪的欧洲城市更为复杂,它所聚集的矛盾冲突也远比“19世纪的首都”更为剧烈.张承志和韩少功从他们特有的经历出发,表现了全球时代的中国城市的矛盾与冲突,为在全球时代背景中理解中国和书写中国提供了重要经验.
虽然全球时代的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特征,但是张承志和张承志都突出了西方与中国的矛盾对立.1986年8月,韩少功出访美国,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这次出国经历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廖述务在《韩少功文学年谱》中指出：“美国的现代化程度给韩少功很大的刺激：程控电话、286电脑、飞机、汽车、高楼大厦、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是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虽然美国的现代化给韩少功很大刺激,但他心理上仍然有“一种文化上的强烈自尊”,[23]显然,这种自尊是一种民族自尊,是在“西方与中国”的思想冲突中产生的民族自尊.在美国期间,在旧金山一家影院大门口看到一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姑娘,她正向人们散发纪念20世纪60年代中国革命的传单.韩少功了解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都已经被丑恶化甚至妖魔化了,虽然传单上的口号早已远离了当今时代,当时的中国人甚至会认为“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但是韩少功没有嘲笑这些传单,他强调：“任何深夜寒风中哆嗦着的理想,大概都是不应该嘲笑的——即便它们太值得嘲笑”.[24]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性质,张承志和韩少功都是革命的参与者,他们有着“革命的憧憬”和“少年的热情”.[25]因此,每当身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风景”中,张承志会有一种“逼迫”感,韩少功会有一种“刺激”感,他们都不会对西方的大城市和现代化产生崇拜心理,反而会产生抵触心理,比如在《重逢》和《访法散记》等作品中,韩少功突出了纽约和巴黎的“一塌糊涂”,[26]体现了韩少功对“现代性之都”的讥讽态度.
张承志和韩少功表现了新时期文学“离城返乡”的叙事模式,体现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冲突.“离城返乡”不仅是张承志和韩少功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革命青年和知识青年参加革命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的再现,也是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经历的再现.他们在作品中不断地再现各自的经历,张承志总是在草原缅怀革命时代的宏大主题：“酷暑、严寒、草原和山河,团结、友谊、民族和人民”,[27]韩少功也在《山南水北》中不断地重温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行动,重温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知青生活,重温“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等革命口号,[28]以至于乡村成为他们进行革命怀旧的意识形态载体.虽然张承志和韩少功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他们对乡村的衷情却都是如此强烈,对他们来说,乡村蕴藏了主体的历史,也象征着主体的精神,乡村才是他们心中的理想世界,才是他们文学创作的核心意象,因此,在《金牧场》和《山南水北》中,张承志和韩少功都倾力描绘美丽如画的乡村图景,把乡村描绘成反城市化和反现代化的乌托邦世界.韩少功指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29]这意味着返回乡土相当于反抗城市,返回历史相当于反抗现代,“离城返乡”和“寻根写作”的实质都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30]也就是告别城市、返回乡土、追寻传统,因此,“离城返乡”和“寻根写作”其实都是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冲突的产物,韩少功《文学的“根”》和张承志《黑骏马》分别从理论和创作方面表现了这些冲突.张承志和韩少功的创作充分说明了全球时代的城市想象充满了矛盾、悖论与冲突.
[注释]
①[美]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13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②⒅[美]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27页,244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③④张鸿雁：《序》,《想象的城市》,1页,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⑤⒀⒆[美]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1页,201页,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⑥张承志：《草原小说集自序》,《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3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⑦⑧⑨张承志：《匈奴的谶歌》,《一册山河·谁是胜者》,196页,199页,20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⑩⑾张承志：《夏台之恋》,《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241－242页,2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⑿张承志：《寺里的学术》,《一册山河·谁是胜者》,35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⒁[23]廖述务：《韩少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⒂⒃⒇[21][28]韩少功：《山南水北》,4页,2页,5页,2页,5页,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⒄《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天涯》,2000年第1期.
[22][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2－3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24]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22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25]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聋子的耳朵》,10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26]韩少功：《重逢》,《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161页,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27]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老桥·奔驰的女神》,126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
[29]韩少功：《文学的“根”》,《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1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30]韩少功：《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2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
[颜水生,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北京大学中文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研究》（批准号：14XJA751001）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5M580904）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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