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和分歧会纪要,本文是关于文学批评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研讨会纪要和当代文学和共识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文学批评论文参考文献：
2017年6月5日,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苏州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红楼217室召开.会议由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主持.四代四十余位学者、文学评论家以“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为题展开学理思辨.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背景下,批评界进行自我梳理与反思工作,意义重大.中国当代文学,整个社会和文学界,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之间,分歧确实大于共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批评界有首要的责任.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界有两方面工作需要分析和总结：一是对于当代文学价值的严肃肯定.这也是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一方面,批评的话语权应牢牢掌握在批评家手里,批评的不称职才导致批评话语权被大众媒体操控；另一方面,批评家应有真正的批评实践能力,踏踏实实地做好对当代文学正面价值的发现与肯定,将当代文学的价值传播给普通读者.二是对于当代文学进行“严肃”批判与否定.批评时代的文学作品和作家,不能以批判声音和嗓门大小、音量高低、姿态的激烈程度来衡量.批评的关键在于以理服人.批评家应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先说服自己,后说服别人.要做出令人信服的文学批评,批评家首先要放下身段,做一个普通读者.不管是“严肃地”肯定时代的文学,或“严肃地”否定当代文学,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批评的身份及话语权要建立在对时代文学的真正阅读和占有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批评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读者,其观点和评论才有说服力.批评家的使命,是让一个时代的读者,更热爱文学,而不是让读者讨厌远离时代的文学.
韩松林（江苏作协党组书记）：我代表江苏作协,对批评界对于江苏文学与江苏作家的热切关心与长期关注,表示真挚地感谢.其次,江苏作协参与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比较多,但是对批评自身的讨论,次数不多.本次研讨会虽不大,但分量极重.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文艺批评是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一把利剑”,强调文艺批评应对文学起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功能和作用,只得在从事批评的过程中深入贯彻,努力担当起文艺批评的重责.最后,在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上,我想,不仅要有文学作品,同样应有文学批评.
李洱（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复杂关系,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现代文学有大作家,但是没有大作品；当代文学有大作品,但是没有大作家.这种现象是历史形成的.现代文学、现代作家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塑造,对现代汉语塑造基本完成之后,留给当代作家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余地及空间已不大了.当代作家,尽管作品完成度非常高,但是他们对民族语言的贡献,相比现代作家弱很多.作家的责任感,作家的贡献,作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在语言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很多以现代文学三十年否定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文章,说服力是不够的.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和比较,应有一个基本认知背景,然后再去对当代文学状况具体分析.现在的青年批评家,活力、知识都不缺,也勇于下判断.这都是好现象.但问题也是有的,就是“过于勇敢”.我们必须充分掌握各种各样材料,才能够下断语.当你肯定某个作家的成就,你的一个前提是“无”,就是别人没做到,只有这个人做到了.这些年所谓代际批评,代际写作,这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老是想造反,且把个人造反当成起义.年轻批评家,要尽量多地占有材料,要对作家摸透,要对一种文学现象摸透,不要轻易下评语.可以描述,分析,但下断语一定要谨慎.说到批评文章的写作,我们开过很多次会议,也一直在强调常识,即批评写作就是一种“作为写作”的批评.不同批评文章显示批评家不同视角,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气质,不同修辞.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此次研讨会初衷是四代批评家聚坐一堂,进行对话、讨论与交锋,且是针对批评家的自我梳理和反省.虽然外界对文学批评的负面争议从未停歇,但我并不悲观.长期以来的文学批评和编辑工作,使我受益于一拨拨热爱批评事业的作者,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批评的魅力.对于批评的质疑,关涉到批评能力和批评有效性.首先,文学置身当下复杂文化空间,经受各种文化观念的碰撞与冲突,南帆曾用“冲突的文学”叙述20世纪80年代文学格局.当年的冲突不仅延续下来,且有更加复杂的表现.对批评家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对不同文化形态中的文学进行研究与批评,形成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共同基础,并达成大致相同的对文学规律性的认识；其次,我们沿袭80 年代的批评遗产太久,几成封闭状态,这也值得警醒.譬如,散文作为丰富的文体遗产之一,相较其他文体,就缺乏有效理论和批评,以致无法面对当下繁盛的散文创作；最后,因讨论更理解了彼此,结果也许会多些相对共识,也可能生出更多分歧；但无论如何,通过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能对各自精神谱系与批评理念有更深入理解,对近十年文学批评秩序有更深刻理解,讨论就成功了.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代”是一个模糊概念.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文学批评内部各种共同体：按照年龄划分,或根据思想理论范式划分.我倾向后者.据思想理论范式的划分,当然与年龄有关,但更与个人知识储备、个人在某个年龄段阅读的文学与理论著作有关,也与一个人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同时,“代”也会产生相当大的遮蔽作用.同一代人并非都有强烈共识.我们必须深入辨析、思考历史记载的事件真实性,不轻易以偏概全.其次,从思想范式角度考虑文学批评,必须考虑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批评诸学派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比如新批评、俄国形式分析、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旅行”达到中国本土后产生的整体影响.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两大理论倾向：一是社会历史批评,二是审美批评.前者大致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文学作品表现的社会历史,即作品内部的社会历史；另一方面是作品外部的社会历史,即某种社会历史如何成为特定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国内批评界对审美批评的内容存在分歧,但有一个清晰集中反对点,即反对文学工具论,反对把文学简单地作为某一种观念的例证.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之后,文化研究在当下产生极大影响.文化研究的明显特征是：对话语的分析、对意识形态的考察,重新回到文学之中.文化研究介入当下社会、从各方面提供分析文学的视角.但是文化研究提供的分析问题的范畴和代码,无法提供判断一个作品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的标准.因此,审美阐释仍不可忽视.最后,文学批评在今天社会文化功能中间,应强调它如何秉持审美观念加入整个社会多种观念的复杂博弈和对话；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在“代”之间存有共识,应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形成共识.
丁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此次研讨会是一个跨代际的批评界自我反省的会议,是在学术与学理层面展开的对话.当下文化语境,分歧大于共识.分歧的一大表现是文学批评存在重大失语和失位.批评家脱离历史和文化语境单独地谈论作家和作品.大量文学批评,正是一种凌空虚蹈、术语舞蹈表演式的批评.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价值立场的不同利益诉求.其有三方面因素：文学教育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消费文化的利益驱动和批评者修养的局限.代际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明显,许多年轻一代批评家的问题也存在于老一代批评家身上,反之亦然.譬如,80后、90后批评家的失位问题,也存在于70后批评家身上；又譬如,不论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存在思想缺失的问题.“革命性”与“野蛮性”（何同彬语）的划分不能完全代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代际”话题最重要的,是所有批评家的批评位置在哪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不存在代际区分.70后、80后批评家的文章,同样能找到所谓共同的批评语言.个人选择,造就了意识形态差异.历史螺旋上升,也发生螺旋下降.对作品进行学理和学术层面的批评,无可厚非且理所当然,但批评家不应以学术名义发动意识形态的政治攻击.而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十分可怕,消费文化无形之手控制学术市场,批评分歧愈渐明显.批评家应坚守学术良知,自觉抵御诱惑,守住批评底线.民族国家与民粹主义方面,许多人把民族、民族国家和民粹主义混为一谈,中国文化语境存在多重悖反的矛盾现象.批评家有责任思考与研究,区分国家和民族的同构与异质关系,公民与臣民不同的对应关系,及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先“共识”后“分歧”的说法,是对文学批评界的现状——当代文学批评总体处于分裂和分化状态的真实描述.这种现状是逐渐形成的.经过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几个时期演变,影响文学的各种关系,包括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经济和文学的关系,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新媒体和文学的关系等,不断拓展和累积,再加上不同代际文学人的不同观念,对于文学不同的理解,对于批评不同的理解,各种因素造成当今文学及批评的分歧现状.那么,我们能不能尽可能消弭一些分歧,增进一些共识呢？总要做一些努力,可努力的方面很多,比如,批评界可以对一些基本问题深入研究,譬如,对批评的尺度、标准问题的深入研究,目前就做得不够.习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提到文艺批评,有四个关键词——“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应怎样去理解和把握？广义的文学批评包括文艺理论,现在批评界一个很大问题是理论与批评的脱节.一方面,理论研究不接地气,理论家往往没有从现实中提炼出问题；另一方面,文艺批评也要关注理论,文艺批评要有理论的“内骨”.80年代文学争鸣不断,此起彼伏,构成非常好的气氛,现在的文学批评缺乏争论、争鸣,缺乏生机.我们需要加大培养年轻批评力量,当下批评队伍的状况是：年轻批评家数量太少,成长速度太慢,批评代际衔接后继乏人.另外,青年批评家也存在缺陷.不少青年批评家缺少文学之外对历史、社会、人性的体悟、训练和积累,考虑问题时缺少宏观性历史感和整体性.青年批评家需要增强概括力、辐射力和历史感,不仅要关注具体作家作品,也要关注宏观倾向性问题.另一方面,青年批评家缺少情感投入,一些“零情感”文章使批评缺失温度和感染力.
主持人王尧教授宣布（致辞和主题演讲）结束.茶歇后,小组研讨开始.
吴俊（南京大学教授）：这几年来,有很多关于先锋文学“转向”和“转型”的说法,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先锋文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方向转变,而是在原来的航线上继续推进,我提交的发言题目叫《先锋的续航和新媒体的挑战》.即便90年代和新世纪的先锋作家,表现路径和写作手法层面,似乎与80年代不同,但是这样一个变化,并不足以证明,90年代和新世纪的先锋文学创作,就是“转向写实”的作品,或90年代后的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与先锋文学有什么截然不同的性质.对于一个短时间的文学变化,用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区别得十分清楚不太恰当.作家的创作或实际情况,是比较混沌的；从一个较长时间来讲,短时间内的现象区分,理论的自洽性和周延性都会成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先锋文学有没有可能应对来自现实的挑战.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观方面的挑战,二是新媒体的挑战.从先锋文学面临的双重挑战,我们可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尴尬.这正是需要继续讨论、仔细思考的问题.我把先锋文学看作是一种文学流变的动力机制,并具有文学生产的功能,但在新媒体语境中,显然需要机制革新,以体现增强文学生产力的功能.
郜元宝（复旦大学教授）：我引一句鲁迅的话：“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习惯于抬出一个“止于至善”目标,这样的目标往往容易使大家陷入绝境,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实际.我们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共识,千万不能以为那种想当然的定于一尊的文学观念、趣味、风格和相应的批评标准就是必须追求的“共识”.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们应尽可能虚怀若谷.以“代际”问题为例,自然的代际对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文学从业人员自然年龄的代际变换若要影响文学,必须通过一定社会文化潮流*,后者更为重要.古往今来,多少个“代”过去了,但文学的一些“元话题”依然存在.因此,“不妨”以“代”论文学,但也“不必”以“代”论文学.其次,有些青年批评者更重视从新作家中发现新问题和趋势；但对许多当代老作家的研究还远远没有透彻.一部分批评家致力于从新人新作中发现批评兴奋点,一部分批评家对所谓“第一线作家”用力更勤,还有部分批评家对看似盖棺论定的老作家进行更高要求的精读和重读,三者同时存在,彼此激励、对话和沟通,才有利于建立中国批评界真正的对话空间.再者,由于幅员辽阔,社会文化急剧变动,中国文学内部很容易发生周期性时空“断裂”.但是中国文学史证明,文学在一个更深层面,总保持有序展开.若执着于表象差异,看不见不同文学群落深层连续性,这样的批评不仅流于表面,也距离“共识”更远.最后,我提倡建立文学批评的“诚信”和“互信”秩序.“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互信”对批评家共同体而言,也可以落实为批评家个体“选择”.我们对批评家同行的“选择”（作家和读者对于批评应也有类似“选择”）,可能比抽象“共识”更管用.
汤哲声（苏州大学教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分歧,主要是在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存在两个标准：一是“鲁迅标准”,一是“传统文学标准”.对于通俗文学,需要采用通俗文学的标准,不要鲁迅的标准.以鲁迅标准批判通俗文学,通俗文学可能一文不值,反过来,用通俗文学标准看鲁迅,看不懂.对于通俗文学的批评有四大标准.第一,通俗文学必须要具有一种当下的传统文化精神.第二,批评通俗文学,必须承认一个观点,即市场运作对通俗文学起到重要作用.通俗文学是一个母文本,它必须投入市场的操作,进行影视、游戏、手游等的运作,通俗文学是一个工程化事件.通俗文学是一个有瑕疵的文本,是故意留有瑕疵,让运作者去填充.第三,通俗文学经典的标准就是流行.通俗文学的经典是短暂的.任何一种文学经典都是时代性的.第四,通俗文学讲究故事的好看.通俗文学是模式化小说,模式化并不是缺点,相反,模式化是文学在市场上经过历史传承沉淀之后留下来的行之有效方式.就像玩魔方,快乐在于不断转的过程,通俗文学的快乐在于过程.最后,通俗文学有自己的体系、批评标准,不能用另一套批评标准（鲁迅标准）来评价通俗文学.通俗文学需要科学批评标准.
何同彬（《钟山》杂志编辑）：对我个人而言,“同时代人”是指所有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时间中所有个体,同时代的不同代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大于单一的所谓同一代际内部的问题.回应丁帆老师和白烨老师对代际争鸣的关切,我遗憾地认为,年轻一辈与老一辈之间发生态度鲜明、立场决绝的文学争执的可能性非常小,症结和文学观念、文学观点没有太多关系,症结在乎权力.换一种略显偏激的说法,某种意义上而言,年轻一作者能否与老人、前辈“为敌”,是一个时代是否进步的重要依据；继承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同时要有勇气逾越他们的怯懦和无能,弥补他们的缺失和疏漏,这一切是我们作为青年的天赋义务.因此,我倡导两种批评方式：“直言性的写作”（福柯）和“字里行间的写作”（列奥·施特劳斯）.我现在能做到的是,尽最大努力“直言”,“字里行间的写作”,有更高的难度,需要更大的智慧,我还没达到那样一种水平,再努力吧.
金理（复旦大学副教授）：当下文学生态存在一些新兴的、游离在主流之外、还未被批评界关注的、具有丰富创造力的新生写作者,批评界需要将这些文学青年纳入文学的完整的地图中.如果不把这些新秀的、充满活力的声音和信息囊括其中,批评者看到的只是一张残损的、破旧的、不完整的文学地图.如果置放在眼前的是这样一张不完整的文学地图,批评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侃侃而谈,其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现代以来文学批评与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同在于,它有先导性、先锋性、前沿性,它不只具有阐释作家作品功能.近百年的文学史框架下可看到：晚清的小说界革命；《新青年》关于“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人的文学”的主张；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50年代“典型”“形象思维”“文学是人学”等问题；80年代“文学的主体性”“性格复杂论”的讨论……前辈文学批评家的文学理念,对当时的作家作品都有过重要引导作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90年代.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调整.文学批评开始处于退守状态.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逐渐由“先导”“主导”变成“同行”与“跟从”.今天,大部分文学批评家都以阐释者自居,文学批评也失去站在文学潮流前沿的位置.这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困境.这种情形有不可抵挡的一面,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环境的确发生了剧烈变化.除去外在因素,批评从业者对文学批评工作性质的理解也要重新认知.新世纪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的先锋性、主导性及前沿性的整体认知并不够,对文学批评家的主体意义的认知也不够.重建文学批评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要从重新认识文学批评的先锋性和前沿性开始.
丛治辰（党校副研究员）：当下文学评论写作,“我”似乎成为某种禁忌.不得不用时,就用“笔者”替代,似乎这样就严肃很多；又或用“我们”或“读者”这样指涉含混的称谓,作为自我掩盖的面具.当然并非从来如此,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出现,到文学批评成为超文体,再到新时期以来新文学规范确立,都不乏“我”的声音.羞答答的“我”更多出现在年轻辈文学批评写作,或许才真正暴露文学批评领域的代际裂痕及一种新批评意识的产生.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权力的分流、文学机制的改变、知识范型的更新以及批评主体的丰富,都足以造成这样的变化.文学批评中“我”的使用*,涉及批评与学术机制的关系.较之其他学科研究,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即文学本身必须由主观性参与,这使它进入学科建制有内在困难.但是文学研究,尤其文学史研究,又要求坚固的东西,这就造成了先天悖论.当年青一辈批评者陷入某种建制不能自拔,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关于“我”的焦虑,其实指向两个层面：大而言之是现代学科建制是否可为文学的主观性留有余地；小而言之是我们究竟还有没有使用“我”的能力.
岳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漫长的十年时间,我一直是文学批评的学徒.然而,学徒尚未成为师傅,却忽然遭遇文学批评的中年危机.同质化大概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同质,既包含今日之“我”与过去之“我”的同质,也包含着文学场域内“我”与“他人”的同质.当然,危机并不全然是坏事,危机的出现意味着变法的契机.如何变法？对于我个人而言,可能需要处理好多重关系.一是处理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作家和批评家是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我们和作家处理的是同一个精神问题,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我们的探索.批评要让作家信服,除了智商水平的高低、文学修养的强弱等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文本中是否能体现有魅力的批评家人格.二是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说,文学具有教育功能的话,那么,其最大意义在于理解他人.文学批评考验的是这样一种能力：我们是否暂时抛开过于强烈的“自我”,进入他人的世界,然后与之对话.三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为批评家,我们是否能在一个总体性视野来理解文学.四是文学与未来的关系.我们能不能看到未来的样子,然后再穿越到现在,引导现在.当然,写作面临的种种困难,可能都需要在写作中才能予以解决.文学批评也不例外.
徐勇（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形成,要到1980年代.80年始有个人性的彰显,但因有“新时期共识”,文学批评虽极具个人性,但仍能从整体把握和看待.文学争鸣是当时“文学批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1990年代以来,“新时期共识”破灭,及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生,文学批评出现了极大分化,文学批评逐渐演变成自说自话和制造话题并存的局面,命名和制造话题的相关性成为“文学批评共同体”存在方式.话题的相关性使1990年代“文学批评共同体”具有权宜性和临时性.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所谓话题导向、体制和非体制的对立、纸媒和网媒的不同、意识形态之争、代际差异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变动等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文学批评的复杂性决定了新世纪“文学批评共同体”碎片化.今天既要跳开左右之争,也要超越话题式的存在方式,应重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而不是以话题为导向的“文学批评共同体”.中国“文学批评共同体”主体价值的重建,应以阿甘本意义上的成为“同时代人”为其目标,就是说我们与这个时代既需要契合又必须保持距离.
郜元宝：张莉讲了文学批评从原来的先导退守到同行跟随,没有提出药方,但呼吁也是一种药方.岳雯的发言讲到同质化问题,徐勇历数批评变化几个阶段,是不是这样的概括是对的,可以在学术上加以追问.他最后引出阿甘本,最近许多人说,谈论阿甘本就是90年以后批评家同质化现象.为什么总要谈阿甘本、本雅明,是一种明显同质化,需要警惕.
宋嵩（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在50年代作家与批评家的分野非常明显,但现在这种状况不存在了.新时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普及,他们接受了各种各样理论指导,很多作家说起理论来也头头是道.如今作家和批评家共享理论武库,批评家如果还以五六十年代那种态度来对待作家,肯定要在作家面前输得一塌糊涂.从文学批评诞生,一直到当下,战略总目标并没有改变,就是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但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当下批评家们去深入思考.对待理论武库的态度,成为时下以学院派批评家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第一是拘泥,以理论为框架,不考虑实际情况,往这些框架里填作品.第二种是玩弄,回避价值判断,犬儒地借理论对作品和现象架空分析.许多批评家并不对理论进行批判,也就不可能将武器应用为批判的武器.时下批评流行贴身肉搏战.一部作品问世,有时尚未问世,批评家们便端起一哄而上,或热衷抱着冲锋朝着目标横扫一通.在我看来,狙击战术适合当下批评家操作的.狙击的精髓在于远距离观察基础上的精准打击.优秀的批评家总能在潜心阅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批评对象症结所在.
李丹（江苏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最近三十年的主线——包括社会制度主线、政治权利主线、思想文化主线——都是个体本位的复兴和增长,“个体本位”已成为一种生活现实.但是,所有发挥重大社会影响的内容都出现于制度领域,我们的思想文化或者具体到文学与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性的,而且这种跟随的程度在当下日益明显.“被动”是一个可以形容当前文学批评的、合适的判断.实际上,哪怕是最专业的文学人口也是在被动之中实现了“个体本位”,是在种种“制度设计”之下,在有限范围遵循“个体本位”.这也就意味着这是在一个最低标准上的、最低质量的“个体本位”,意味着批评家与这个社会相安无事,文学人口已经甘于成为承担机械功能的、可置换的螺母和螺丝,而这显然绝非其应该填补的社会位置.80年代文学对社会的关系是“干预”,到90年代就变成了“关怀”,而今关怀也谈得少了,如今是“项目化生存”、以项目为中心.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如何破局,当年周作人有“自己的园地”,在这个层面上似乎可以有所开拓.
李壮（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前一阵重提“批评作为写作”.提出这个说法比这个说法本身更值得思考.我们的批评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再是一种写作？现在评论的产量很大,但常常不再是美学的殿堂、思想的斗牛场,也不是意义生产的场所,而是一条订单生产流水线、一座工厂：文学制品的工厂.我们缺乏真正问题意识,大家腔调都一样,因为教育背景都一样,话语体系、理论资源也有共通地方.现在看到一篇文章,且不说有多么醒目的新见解,起码看起来能让人识别出是出自某个人——连这样的品质都已难求.很多人拿到一个作品,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写一篇漂亮的、规范的、能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大量的文章是这样制作出来的.批评家甚至不再是一个读者,而只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文学话语的搬运工.这是需要警惕的.批评的理想状态是“实”和“准”,像打一样,射出去、留下具体而深刻的弹孔.而不应该是文学生产“内循环链条”上僵硬的一环齿轮.
饶翔（《光明日报》编辑）：宏大叙事日益终结的时代,文学也逐渐成为一项个人事业.一方面,传统文学早已失去轰动效应,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或消散,或转移.另一方面,“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个被先贤宣告“已经过去了”的陈腐价值,又魂兮归来,与“言志”“载道”等“高大上”的文学传统一起,面无愧色地宣告合法性；尤其以作为驱动机制的网络文学不仅迅速占领市场,收割读者,且毫不掩饰进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如果说网络文学的风靡还颇具“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大众消费文化一统江湖,则刷新了西方学者对于人类的认知.然而,《理论之后》这本书开篇,伊格尔顿即宣告：“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中国批评界,我们同样处于西方理论狂欢之后的疲乏与怅惘状态.同时,今天文学的多样化,多元化格局也在增大批评难度.想要建立一个“全国通行”批评标准,几乎不再可能了.从另一个方面说,每一个个体感性经验被凸显,需要批评家严肃以对.从“感性分享”角度而言,文学批评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既是为作家画像,也是为自我画像.他借批评所抒发的那个自我,并不是什么天然之物,同样来自长久的自我凝视与反省之后的创造.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大概是1994年《青年文学》杂志出过一个专栏：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这是我个人视野所见最早“60后”说法.90年代末开始出现70后*作家这类炒作性的说法.2003年左右,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萌芽》杂志合作出了一套书,使用“80后”文学丛书这种概念.我举上述的几个例子,是希望厘清一点,60后、70后、80后文学这类说法,和历史时间在90年代变得空洞化有关,而不是我们想象的先有80后文学,之后80后作为霸权性的概念反身指认60后、70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把空洞性的历史时间重新转化为有意义的历史时间.何为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我个人认为要回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时代的暗流涌动,怎么契合时代进步的方向非常重要.我很认同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文学批评的能量,蕴含在时代的暗流之中.
吴俊：若干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有这样的会.不同代际批评家交流,对抗,彼此会有战斗.不同的是现在言论空间开放得多,现在的年轻批评家在应对学术环境、意识形态环境,比我们成熟得多了.我们那时除了年轻,有勇气,大概凭的是一点点才气.年轻批评家除了有勇气,有才情,学问也很好,思想更成熟.今天的讨论会,几代批评家面对面交流,恐怕是第一次.其他场合都是讨论专门特定话题,以后应更多提供这样的机会.
王士强（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当今诗歌批评一方面繁荣、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失序、失效.诗歌批评的主体身份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批评,一类是学者.诗人批评有好的地方,有创作经验,对诗的把握会有独到的地方,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诗人自己操刀写文学史,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自我加冕式的,包含了自我的美化和神圣化.再一种是学者的批评,理论上讲学者批评应该比较中立、客观,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学者批评也成了评论对象的鼓吹者、利益代言人.诗歌界的圈子化很明显,诗歌批评的圈子化也很明显.这些批评大多是短视的、狭隘的,和真正健康公正的批评还是有距离的.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诗歌批评,有两点很重要：能力和态度.关于态度,诗歌批评从业者应站得更高一点,远一点,更纯粹一些,避免被现实的圈子影响；关于能力,面对当前庞杂的诗歌现场,诗歌批评能否真正有效地展开,有没有穿透力,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非常大的考验.
方岩（《扬子江评论》编辑）当谈到批评的同质化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站在当下,如何反思学院批评的问题.1990年以后,学院批评由批评的一种文体、一种文类、一种知识和思想的表述方式变成了到现在的一家独大.批评首先是与个体表达、言说相关的写作.我更愿意在这个前提下去谈论何为批评、如何批评.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十几年来,伊格尔顿这位玩转了各种理论的大师以“入门读物”为由头,写作了一系列小册子,如《理论之后》《如何读诗》《文学阅读指南》等.表面上说是“入门读物”,实际上却是关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祛魅.在我看来,他是把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还原到“复杂的常识”这个层面.
所谓“复杂的常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其实就是语言的肉身所形塑的叙事结构、情感结构和价值结构；从“批评”或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大致就是智力回报、知识补偿和审美愉悦等层面的问题.事实上,前述这六个关键词则涉及广博、复杂的知识分类和思想类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批评的文体、方法和形态则并无必须遵循的成规或标准.
具体到我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受两种观念影响比较深.一是,巴迪欧所言的“事件”之于历史链的“断裂”意义.二是罗尔斯所言的实现“公平的正义”的协商前提,即“无知之幕”.所以,在进入具体的写作和阅读之前,我更愿意假设每一种现象、文本都是独特的,至于对象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现实产生关联、何种关联,那是进入具体的写作后,自身的知识结构、思想立场和审美趣味与对象相互辨识、对抗和说服、利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比较反对在批评开始之前就预设文学史背景和思想前提的.在我看来,文学史只是描述、归纳知识的一种方式,并不天然地具有权威性,而思想同样只是指示了可能的方向.我想,所有的判断都是与文本缠斗之后的结果.批评的本质可能就在于发现异端、制造歧义.
张定浩（《上海文化》副主编）：文学批评主要都是在微妙,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中间地带的辨析.相对那种设置清晰对立面的非此即彼的批评,这种立足中间地带下的讨论才更有效.文学批评的共识有两个基本共识：首先,对共识本身有一种潜在的要求,一种期待；其次,我们允许分歧的存在,对分歧的认可也是一种共识.再谈谈所谓“我”和“我们”的关系.作为一个个体的“我”,在写作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文学批评来讲,“我们”也很重要.这不代表在文章中要写出“我们”,但这是一种内在的要求.我记得可能是雷蒙德·威廉斯说过：当我用“我们”时,我不是要代表另外一些人,而是提出一种邀请,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参加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所谓分歧,不在于观念分歧,而在于我们本身就是分歧,文学批评每个写作者本身就构成一种分歧,性情、趣味、才能的分歧,更重要的是才能的分歧.在不同的取向上,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限度,自己的局限,在这个限度内诚实地面对自己,然后明白能做什么,那么这个分歧是有效的.对文学批评来讲,重要的不是说服别人,而是说服自己.说服别人会不自觉地去构造激烈的矛盾,虚假的对立；但可以把文学批评视为不断说服过去自己的过程.后退一步,面对自己,文学批评将会更有意义.
丛治辰：黄平梳理了代际称呼的由来,呼吁“大我”关怀,方岩谈及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过分介入和先入为主.前辈们都希望会议出现争锋甚至争论,年轻一辈批评者不习惯脸红脖子粗的讨论方式,但黄平和方岩的发言,都有颇具针对性的思想交流.士强介绍诗歌批评的相关情况,尤其是指出了问题,又对方岩的建议提供补充.定浩看似暧昧却犀利睿智.文学是一个敞开的呼唤无限可能性的事业,个体与个体之间,代与代之间的差异、碰撞、吸收、妥协、调整,本就是应有之意.重要的不是反对谁,而是在不同之中丰富自己.
李伟长（上海作协创联室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当下文学主体实际上是多元化的,我们在场的专业学院派或作协派也好,我们还会忽略一个群体,匿名评论家的群体,匿名者的状态,比如豆瓣,这种匿名者状态恐怕越来越多,评论由一个显性的评论一个显性的身份者的评论已经进入一个匿名者的评论.被我们强调的那种身份正在消失,而这种消失的成分在地底下或在互联网,在我们现场之外的线下在线上显现.这实际在回应我们谈到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还是在呼应一种什么叫理想的文学评论,所有才会说到分歧共识.再回到一个很常识性的话题,理想的文学评论或者文学批评它其实就是两个字：“发现”,发现价值,发现新人,发现新作,发现新的品质.文学批评是否能发现被我们所遗漏或者发现被我们认为不存在的价值,第二个我认为文学批评的价值就是在于发现语言,理想中的批评是布罗茨基的批评,陈词滥调是所有艺术的敌人,怎样挑出那些陈词滥调,并指出那些陈词滥调背后寄托的某种秩序某种观念,美好的理想的文学批评除去表达那些微妙摇摆的感受之外,它如果能够发现更多地那些陈词滥调,并且把它们背后的肌理切割开,至少可以告诉写作者、读者,这里是腐朽的,不要从这里经过.
金春平（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当前文学批评方法呈现以下症候：一是文学批评成为理论知识的俘虏.文学批评无法实现对限与弊端的质疑.二是文学批评成为个人经验的重复.文学批评以不变的经验话语应对日益更迭的社会变局.三是文学批评成为意识形态附庸.文学批评本应撕裂意识形态幻象,但它却悄然逃离,充当政治、商业、传统、主流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精致捍卫者.第二个问题,重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和公共性,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与融合基础上,建构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性、判断性和问题性话语.文学批评要从历时性美学传统变革、从共时性美学话语建构,展示作家及创作的创造性,及这种创造性之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丰富和颠覆作用.其二,文学批评要具备思想现代性分析、判断和批判能力.文学批评需要捕捉文学整体思想性和价值观的输出,考察这种文学思想的话语方式,是如何参与当前时代的人文话语语义结构,且要对这种思想和价值的建构做出基于人性解放、社会公正、历史进步等普世法则的判断.其三,文学批评要具备对人的现代性处境的分析、判断和批判能力.当前文学批评要坚守“普遍人性”.走向“现代人性”亟待的一切外在和内在规训保持张力和反省,并作用于文学对人学呈现方法、深度和效度的更新与推进.
白惠元（中国社科院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六届客座研究员）：我关注北京大学中文系“媒后台”与中国人民大学“同代人”,它们的文章都是网络首发,并不依赖于传统学术期刊,文章非常短小.90后的文学批评有几个特点：1.在场性,这个场是一个生产机制,一个市场.我试图把分裂的文学场弥合起来,寻找共同情感结构.2.跨界性.“界”有两部分：一是学科边界,二是媒介边界,对90后批评而言,其“首发平台”是网络,这意味批评形态更活泼.3.可读性.90后文学批评遵循的是互联网时代基本精神：“连接”与“分享”.4“. 独孤一代”问题意识.“独生子女”成为空前且绝后的历史现象,“代际”意义上,他们已终结.讨论其代际立场与问题意识也就更有必要.“原子化”的孤独生存是其认知社会的情感模型,文学的意义也集中体现为疗愈孤独.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二次元”宅文化（ACG,即动画、漫画、电子游戏）.“二次元”宅文化影响90后批评观念,90后文学批评更“微”（micro-）化,呈现为断片式反讽,且生成了新一代的批评话语（虐、燃、萌等）.
房伟（苏州大学教授）：我并不赞同“共识是主要的,分歧是微小的”这样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现代性发育轨迹,深深地受制于各种话语.这种影响有时被动,有时主动,但无不充满了悖论、杂糅,冲突与重建的渴望.十七年时期,我们存在一个“革命大共识”的政治前提导致的一体化文学格局,差异性处于被遮蔽状态；新时期文学,我们也有一个“改革小共识”政治前提下引导的文学格局,我们以此寻求文学表述的差异性与多元性.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更松弛的处理,反而有重建“大共识”的企图.更吊诡的是,当我们在日益加深的差异性之中重寻共识,却发现共识正在消失,差异性也正在消失.“共识”既指政治方面的共识,也是指由此导致的“文学共识性”.不同标准、趣味、代际的作品,很难取得审美通约性.这在80后文学、海外汉学、网络文学等争论之中,都可看到端倪.然而,另一方面,差异性又在消失.差异性在变成分裂化、圈子化、部落化.差异并不能得到尊重、沟通、理解,却在意识形态层面变成非常危险的对立.文学批评审美层面,有时则表现为后现代化的,封闭性话语方式——“我”只对我喜欢的作者和读者发声.批评家缺乏更宏阔的现实视野与人文关怀,也缺乏沟通交流的愿望.这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应让文学回归文学,坚持文学对于政治经济场域的自主性、本体性,建设文学本体意义上更宽泛、宽容的“新共识”.
季进（苏州大学教授）：李伟长谈了理想批评怎么样去发现被遗漏的写作类型,还谈到语言问题.这让我想起“陌生化”概念.这不仅指语言,也涉及叙事和文本程式.金春平提出文学批评三个症候,建构三个方案.最近一期《读书》发表李欧梵给我写的一篇序言《理论于我有何用》,就是反思这个问题.金春平谈到当代文学批评三个类型,分析型、判断型和问题型,我想这既是三个类型,也是一种逻辑链条,真正优秀文学批评应从分析型到批判型再到问题型.白惠元提到情感结构,主要谈90后文学批评,说实话我们比较陌生,但他提到情感结构,我们比较熟悉.海外早有学者用“情感结构”讨论20世纪现代文学情感谱系.这个情感结构显然不仅表现在文本,也表现在整个代际批评家当中.我最欣赏的还是特里林、威尔逊、乔治·斯坦纳这种人文主义批评,充满了文学性表达的文学批评.房伟提出“新共识”也值得我们注意.他说要建一个文学本体意义上更宽泛宽容的新共识,应值得我们期待.这一次活动显然不可能弥合分歧,但至少在迈向共识的路途上是可喜的一步.
南帆：大家都非常真诚,坦诚地谈论理论困惑,不用各种套话虚与委蛇.实事求是地说,大家讨论的问题并非仅仅属于你们.老一点的评论家同样感受到这些问题,大家具有相似困惑.会议没有设计交锋环节.如果有交锋,许多问题可以更深入一些.比如,什么叫理论接地气？如何划定文学内部与外部？最后一点,关于文学批评的共识.应该在更高层面讨论.正如房伟所说,我们不一定要用初级共识来掩盖真正的差异.我们不一定老是把批评放在中间位置.文学理论、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及社会学、经济学等,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个直线关系,而是一种空间性场域关系.空间内部的多种因素形成一个结构,共同产生作用.这种结构具有一定稳定性,有时候某个因素突然加强,导致其他因素必须做出回应,甚至整个结构必须调整.文学批评并非都是被动角色.某些时刻它会变成积极因素.正如张莉说的,五四时期文学批评具有引领作用.批评置身于文学、意识形态及与政治经济之间,它的作用时常在对话中突然显现.另一些时候,它的引领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消失.我们要在更大场域理解当代文学批评功能,没必要因为此刻没有多少人关注而消沉.很难说历史会提供什么.也许还有很特殊的历史空间在前面等候我们.■
（整理者：潘莉、张雪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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