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样子的扯淡》自序（外一篇）,本文是有关样子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不成样子的扯淡》和自序和一篇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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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做过很多梦,却从来没有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当作自己的梦想.我读硕士和博士的专业,都是文艺学.在我看来,文艺学研究更自由,更有趣；它正像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那样,“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致力于对文学规律性问题的把握,可以自由地介入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可以将所有文学现象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然很有趣,也很重要,却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的学科.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条“鄙视链”：研究文学理论的,看不起分段研究文学史的；研究外国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看不起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还有人如此刻薄地表达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鄙夷和不屑：“感冒无药可治,所以世间的感冒药最多；现当代文学最没有研究价值,所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最多.”
这样的学科歧视,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很重要,而且难度也很大.因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意味着巨大的阅读量,意味着你必须关注古今中外的文学.就像上游的水不会受下游的水质影响,而下游的水质必然会受上游的水质影响一样,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完全可以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一个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却不能不读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倘不大量阅读当代作品,倘不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现象,那么,他就无法建构起一个开阔的比较视野,他的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也就要大打折扣.
其实,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还不在阅读量之大,也不在关注面之广,而在它要求研究者要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评价能力.对于那些已经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学现象来讲,一切都已定型,且有大量的信息和资料可作依凭,研究者无须面对一部作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处于生成过程的当代文学,却面孔模糊,性质不明,很难把握,研究这样的新鲜的文学现象,既考验着研究者的趣味和鉴赏力,也考验着他的人格和德性.你要有过人的勇气,要摆脱人情世故的缠绕.会呼吸的写作者,就站在你的对面.他们的像笔尖一样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你的嘴巴,看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文化氛围,消费主义时代的市场逻辑,也微妙地影响着你的态度和感受,干扰着你对作品的基本判断和最终评价.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是轻松容易的“静态研究”,而是艰难而复杂的动态批评.它所面对的,不仅是作品,还有作者.在一个冲突性的对话情景里,求真的批评甚至就意味着对抗,意味着伤害,意味着冒天下之大不韪,意味着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敌”.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却是高度“和谐”的,是皆大欢喜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处于一种异化性的“认同关系”模式中.没有不满.没有质疑.没有抗辩.没有拒绝.在掌声和鲜花构成的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中,在文学“大奖”的令人目眩的光环下面,那些备受推赏的当代作家感觉良好,飘飘欲飞.他们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于是,他们也只有快乐和停滞,而没有焦虑和进步.他们缺乏真正成熟而严肃的读者,缺乏敢于质疑和坦陈己见的对话者.他们成了一群幸福而又不幸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被人群簇拥的孤独状态里.
是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仍然停留在不成熟的发展状态,停留在对他者经验的简单化的模仿阶段.我们虽然努力摆脱了“三突出”之类的僵化模式——事实上,有的作家仍然在用这样的方法写作,例如《大秦帝国》就属于“三突出”模式的小说,但是,由于彻底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我们时代的文学长期处于“拔根状态”.走出解冻状态,我们将目光转向西方.我们怀着好奇而急切的心情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某些著名作家简直就是用汉语来写西方小说.这样的文学显得既肤浅又虚假.中国文学期待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成熟.我们需要恢复汉语文学的尊严,需要建构“中国格调的大文学”.
我的文学批评理念,就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上.我希望,我们的当代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问题；我希望,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自觉和成熟起来.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关于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境遇,关于批评家的责任*,关于我与某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冲突”,许多年来,我零零星星写过不少文章.
本来,将这些文章裒为一集,老老实实地题名为《论文学批评》,是最为妥实的选择.但是,透过表象来看,我的这些文章内里,分明表达着对一种文学风气的不满.这是一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并不鲜见的庸俗的文学风气.它体现着一种可怕的市侩哲学,那就是“成功即一切”.在这样的风气里,对利益的追求压倒了对真理的热爱,市场的交换原则取代了真理的绝对原则.
是的,在当下的多种样态的文学性表达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言不及义而又煞有介事的胡扯.这种用时髦的话语包装起来的胡扯,就是美国学者法兰克福所说的“扯淡”（bullshit）.正像法兰克福在《论扯淡》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文化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扯淡”的典型特点,就是不在意“真实”,只在意自己的“企图”和“目的”.扯淡者几乎都是法利赛人.对他们来讲,当下的现实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他“不在乎自己说的话是否正确地描述了事实,他只挑选或编造符合他目的的话”.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切形式的扯淡,都意味着侮辱.它不仅侮辱人们的人格,也侮辱人们的智商；不仅侮辱听者和读者,而且更加严重地侮辱言说者.
为了表达自己对文学上的种种“扯淡”现象的不满,为了引起大家对“扯淡”现象的警惕,我接受朋友的建议,索性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题名为《不成样子的扯淡》.如此命名,虽然略显唐突,或贻“野哉”之讥,但是,循名责实,似乎也还不失恰切.
我希望,这本小书,能对读者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写作状况,提供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和微末的帮助.
（《不成样子的扯淡》,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是什么阻遏了陈忠实的“豹变”？
真正伟大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类的盗火者.他们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之子.他们像丹柯一样,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的森林,来到洒满阳光的大草原.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仿佛漫长而孤独的夜行.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你.没有可以交谈的旅伴.没有可以休息的驿站.
你走在无边的旷野上,走在没有道路的荒原上.目的地到底有多远？不知道.何时可以到达？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就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停下来,都得义无返顾地往前走.
倘若身处一个不正常的写作环境,你的文学之旅会更加艰辛,所感受到的痛苦还要更多,所要承受的压力还要更大.除了旅途的孤独和疲劳,你还要体验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和焦虑感的折磨.
恰似一只被幽囚的虫蛹,你被千丝万缕的线织进厚厚的茧里.没有人能帮助你.你要想获得新生和自由,就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从内部咬破那层壳,从黑暗里,破茧而出,来到一个可以看见阳光的世界.
这是自己赋予自己生命的工作,一件艰难而伟大的工作.
只有摆脱这幽囚心灵的壳,你才能创造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作品.
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你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人们管这叫“蝶变”.
也有人称它为“蜕变”.
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切斯瓦夫·米沃什讲述了一位波兰诗人的困惑：“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的经历.他把俄罗斯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前现代国家的未来,的确扑朔迷离,很难预知,然而,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作家精神上的蝶变,却是可知的——他的精神的虫蛹,一定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国家生活必须有一条上进之路,有对“大道”境界的追求,而且,只有通过变革,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日新又日新,渐臻文明境界.在司马迁看来,所谓“道”,即“变”之“道”；人类生活的发展和国家生活的变化,有着无可抗拒的规律,甚至有着数学般精确的时间节点,就像他在《天官书》里所说的那样：“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页）人类必须认识这个“大道”和“天运”,顺应这些规律和变化.
国家生活如此,个体生活亦然.对求道君子来讲,个体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变化,似乎也有一个季节般井然有序的内在规律.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仲尼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志于学”的人,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明显的心理变化和人格发展.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真正的作家,都有一种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高尚和美好的冲动.
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一生里,都要经历几次精神上的蝶变.
蝶变意味着思想的成熟,也意味着写作经验的成熟.
诗人的精神蝶变,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小说家的精神蝶变是有规律的,甚至还有一条“黄金律”——他们最大的精神蝶变,大都发生在孔子所说的“不惑”和“知天命”两个里程碑式的生命节点之间.
准确地说,许多伟大的小说作品,都是在作家44岁甚至50岁之后完成的.
爱伦堡在评价契诃夫的时候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还是在重病之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尔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契诃夫是这规则的例外,因为他在44岁之前已经写出了足以传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
但是,许多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却用自己的写作,证明着这规律的存在.
雨果最伟大的小说《悲惨世界》完成于1862年,是年,他60岁；《九三年》完成于1872至1873年间,即作者70岁至71岁之间.
司汤达的《红与黑》完成于1828—1829年间,也就是完成于作者45岁至46岁之间.
托尔斯泰艺术上最完美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1873-1877,也就是他45岁到49岁之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完成于1866年,是年,他45岁；《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于1878至1880年间,也就是他57至59岁之间.
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完成于1859年,是年,他47岁.
由于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普遍早熟和短寿,所以,对他们来讲,45岁的年纪,就应该算相当成熟的年纪了.
这就是说,除了契诃夫等人少见的天才般的作家例外,许多伟大作家的经典之作,都是在44岁以后写出来的,甚至就是50岁之后写出来的.
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于1988至1992年之间,也就是他46至50岁之间,与上列伟大作家完成自己的经典之作的年龄段,大体吻合.
最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人可以将“出名趁早”的话,当作自己扬名立万的励志格言,小说家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无妨将“大器晚成”,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诗人需要充沛的青春,小说家需要充分的人生经验,所以,优秀的老年抒情诗人与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就都比较少见.
陈忠实就经历过至少两次精神蜕变和文学蝶变.第一次蝶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接近他的不惑之年；经此一变,他渐渐认识到了“本本”里的教条主义问题,摆脱了“新八股文学”的窠臼,从而完成了从虚假的“概念化写作”和“公式化写作”,向贴近“生活体验”的转化.从1985年到接近知天命之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第二次脱胎换骨的精神蝶变——他完成了从“生活体验”向“生命体验”的转化,从而塑造了一群会呼吸的人物,叙述了他们的真实而苦难的人生,最终创造出一部悲壮而凄凉的民族秘史.
后来,陈忠实曾经用比喻性的语言,描述了自己获得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体验：“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陈忠实此处所说的“生命体验”,其实就是人性体验、心灵体验和情感体验,就是写出人的内在体验的全部复杂性——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追求和挣扎,他们的绝望和无奈,他们的幻灭和毁灭.就此而言,所谓“生命体验”其实就是深刻意义上的“苦难体验”和“悲剧体验”.
《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它凝结着人物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悲剧体验.它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浅层次的生活体验,而是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人性体验.这部长篇小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学高峰.它给陈忠实带来了巨大而不朽的光荣.如果不用更高的理想标准来要求的话,人们可以说,陈忠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
陈忠实本来是有可能写出新的厚重之作的.
他也有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的抱负和计划.
卵变而成虫,虫变而成蛹,蛹化而成蝶.
蝶变之后,是更加艰难的豹变.
对作家来讲,豹变是比蝶变更艰难的人格发展和自我超越.
陈忠实没有完成精神上更彻底的“剥离”和文学上更彻底“豹变”.
不仅如此,他还从《白鹿原》的精神高度上,滑落了下来.
站在白鹿原下,他举目四顾,茫茫然不知所向,慭慭然莫敢舒怀以命笔.
文学之外的搅扰,也让他心神不宁.
文学体制内部的耗散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是文学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他的心里雾数极了.他称那些让他雾数的人和事为“龌龊”.这是一些极不堪的人和事.陷此困境,他几乎一筹莫展.他晚年的散文作品,记录了他内心的愤懑和痛苦.他甚至在新世纪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里,反复表达“一位作家”被“龌龊”所羞辱的烦恼和郁结.
他的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写作,就这样被自己内心的羁绊和外部的干扰,给阻滞和搁置了.
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
为了完整地理解陈忠实的写作历程,理解他的并不舒展的晚年心境,并不理想的写作状态,我们有必要对他起步阶段的写作和晚年的写作,进行梳理和分析,最终回答这样一些问题：陈忠实的写作是如何起步的？如何完成文学上的过渡阶段的？他是如何在“宁静”的状态里写出《白鹿原》的？他的晚年写作为何没有达到和超越《白鹿原》的高度？是什么阻遏了他由美丽的“蝶变”而达猛勇的“豹变”的精神升华？
研究陈忠实的艰难而非凡的创作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自己的创作历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制约作家写作的种种复杂因素,有助于我们回答那些迫切而沉重的问题.
（本文是《陈忠实的豹变》一书的引言,标题为本刊所加.该书即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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