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利玛窦的礼单，或万历二十九年李敬泽《青鸟故事集》,本文是故事论文如何怎么撰写和黄德海和李敬泽和《青鸟故事集》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故事论文参考文献：
黄德海
黄德海,1977年生.《上海文化》编辑,《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个人底本》《若将飞而未翔》《书到今生读已迟》.
一
每一样事物都有它的开端,比如,《青鸟故事集》的开端,我觉得应该是下面这段话：“历史的机微难测正在于此,真正重要的事件可能发生在已被遗忘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在那些被漠视、被蔑视的人之间.就如那位聆听者,在他的时代,这是个声名狼藉、遭人唾弃的家伙,但直到今天,我们还笼罩在他长长的身影之中……”或者也可以是这一段：“所以我寻找他们,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倾听他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就是这样对吧——历史的某个角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时间的尘埃很快便把这一切掩埋起来,遗忘饕餮般吞噬了它们.可是有一天,那个角落复苏了,发芽抽枝,我们身上长出了那被掩埋者的肉,流着他们当年流的血,苍老的饕餮忽然惊觉,它吞噬的那些已在某个时刻全面复活.
1601年1月25日,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已经苦候了半年多的利玛窦终于等来好消息,仿佛已经消失在深宫中的万历皇帝忽然心血来潮,决定让他这个洋人（估计明朝还不会有人称他为意大利人）进京.尽管是洋人,不太懂大明的朝贡规矩,但既然已经决定进京面圣,礼物总归要带的吧？果然,利玛窦有备而来,他的礼物清单如下——
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报时钟二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
这真是一份（送礼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的）意味深长的礼单,深长到几乎预言了今后大半的中国历史.万历皇帝的反应,至少不比这礼单缺乏兴味.先是皇帝跟往常拒绝上朝一样,拒不接见利玛窦,却略显好奇地要知道洋人的样子.遣去画像的人尽管画得并不像,却也没有被妄杀的毛延寿,万历表现出了足够的机敏,“皇上看了画,不禁叫道：‘这不就是回民吗？’”至于利玛窦带来的天主像,对早已三教合一的明代来说,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物,把异教判入自教,原本就是当时人谙熟的手段,那受难的耶稣,皇帝就直接指认为“这是活菩萨呀！”可见经筵不是白开的,奄有四海的皇帝,早就为一切将来的新鲜事物准备好了大大小小的口袋,只要在合适的时候装进去就行.“所以,尽管利玛窦不曾承认,他真正带给这座皇宫的就只有那两座钟,自动鸣响的钟.”
经过传教士忙碌的调试,自鸣钟终于开始报时.接下来是《青鸟故事集》常用的写作（思维）方式,想象渗透进记载的间隙,一次次尝试（essai）回到历史的当下：“像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皇上惊喜地听到其中一座钟准时发出鸣响,这其实也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它发自大地的中心、庄严的御座背后,声波一圈一圈无边无际地扩散出去,直到两三百年之后,钟表的滴滴嗒嗒声将响彻人们的生活.”很可惜,这时间的滴嗒声不是福音,而是邪灵的魔笛.连带这份礼单上的所有物品在内,都只是一个庞大不祥隐喻的不同细节.
利玛窦献上的大自鸣钟,是那时“世界最新科技成果”,表征着其时西方正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即便是再不敏锐的头脑,也会记得我们近代史课本上反复提到的“船坚炮利”,那背后晃动的,就是这科技的影子.那张携带着近代地理新知的《万国图志》,看起来陈述的是中立的知识,却在经过了连绵的岁月后,化身为魏源御敌图强的《海国图志》,含藏着无量无边的愤恨和有棱有角的大志.那张西洋琴不知后来归于何处,或许始终都不曾被人弹响过,而那与古琴不类的音声,却静默而激越地穿透了中国完善自足的艺术整体,让业艺文者不得不开始新内容和新形式的尝试——如这本《青鸟故事集》,你能想象它会产生于较早期的中国？礼单的前四样是宗教用品,是一教的创始者（及其母亲）、经典和象征物,饱读诗书的万历皇帝当年没有看出这礼物的异质性,当然也不会知道近四百年后有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那么,把这意思换成那个受类风湿侵扰的皇帝能懂的语言吧——这几样物品,其实是企图更换一国的宗庙,耶稣会替代菩萨,素王孔子和道德真君当然也难以高枕无忧.如果连宗庙都变掉了,起码当时的人们会充满疑惑——他们将到哪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呢？遇到危难的时候,人又将如何“涣奔其机”？
那个时代,“知识的扩散相当缓慢”,即使人们的热情再高,高到像利玛窦那样,需要“抑制住剧烈的心跳,一步一步,走向他的梦想：中国的皇帝将皈依天主,然后……”新事物的冲击仍然没看出加速的趋势,然而,似乎就在这迟缓的1601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之后,在中国,物和人已不再能像过去一样处于和谐共生关系.而是携带着西洋人异样的体味,变成了某种“不相配的东西”,等待人们（尤其是中国人）的,将是惊人的误解和骇人的灾变.
二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往前推十四年,就是著名的万历十五年.在黄仁宇笔下,那看起来平平淡淡的1587年,提示了中国此后历史的重点,也彰显出有明一代,甚至是整个古代世界的重大的问题：“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对我们来说,或者（我猜）对《青鸟故事集》的作者来说,这样的结论太宏大也太斩截了.即使正确,也大面积忽视了历史中那除不尽的余数,盛不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人生状况,容不下被隐藏在历史角落里的各类人,比如大大小小的“通事”——翻译.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写过—— 《说文解字》卷六《□》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 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 譌”“讹”“化” 和“ 囮”是同一个字.“译”“诱”“譌”“媒”“讹”“化”这些一脉相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的“虚涵数意”（polysemy,manifold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青鸟故事集》侧重的是翻译的“媒”与“讹”：“两边传话,化不通为通.”“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每次相遇都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匪夷所思的差错、误解、幻觉和欺骗在其中翻滚沸腾.‘译’即是‘讹’,中国古人的话虽然扫兴,但真是没错.”
1823年,《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ChineseLanguage）完整出版,编纂者马礼逊博士给朋友写信说：“这是对世界的一次编纂.”一语道破天机,作为“媒”与“讹”的翻译,从来就不只是纸上的来去,一开始就携带着巨大的权力,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世界和世界观的认识.一个人在书房角落里的笔耕,最终会像《盗梦空间》里在意识深处置入的念头,其更为深入的本质是对世界的重新编写.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清朝的法律会严防“番鬼”学习汉语,中国人帮洋人翻出的译稿,必须由外国人自己誊抄一遍,“然后把原件当着他的面撕得粉碎”.
需要强调的或许是,从开端起,《青鸟故事集》就不是要抒发感叹,它要表达的,是“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里的人”埋下了干燥的种子,然后“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当然,其间经过了重重的艰难,无尽的折磨.那些看起来的“媒”与“讹”,或许在开始时并非故意,而只是因为不可译,某些东西“表述的意义在中文中无法找到对称的词语——英国人的‘人类世界’在中文里会成为‘普天之下’,而‘普天之下’隐含的下文是‘莫非王臣’……即使你是最忠实的翻译,你的译本也必然在有意无意之间偏离原文,生成另外一套意义”.新的语言携带着特定的知识背景、特定的世界模型,离开这一整套的新图景,翻译只能是殊途异归或者南辕北辙.因了这送来的美丽新世界,我们被迫跟此后将君临天下的某些价值生活在一起,所有的承续和更新,必须在这几乎不可消除的隔膜中进行.
即便再怎样腾挪,人们似乎也只能望着那座巍峨的巴别塔,感叹人类的渺小和无能是吗？也不全是.伽达默尔在《哲学生涯》中说道：“在苏格拉底这位西方哲学传统的决定性人物之外,还有耶稣、佛陀和孔子与其并驾齐驱.一个人在不掌握那种思想所依赖的母语的情况下,能摸到这种思想的哲学轮廓,他一定具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我把这种天赋称为相貌学（physiognomie,physiognomy）思想.正因为这种思想不是来自语词,而是懂得从轮廓处读出东西.无疑,这种释读方式无法掌握细节上独到的东西,但他能推断和描述出大概的线条,而这个线条蕴藏在所有人的思想运动中.这是一种不能在任何关系定位中理解的泛神论式的理性,它游走于时空之上,追随着内在的本源,因此它以对伟大者所有至诚的尊敬赢得了某种裁决者的尊严.存在回答存在.”沿着相貌学的方向,面对着不得不面对的新知识、新世界观、新生活方式,人们或许可以像当年翻译佛经一样,一点点格义,在不停变化的旧语言里妥善安置那个新世界,从而慢慢摸索出一条告别巴别塔的小径？
就像上面提到的《海国图志》,就像“1917年,一位名叫胡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发起了‘白话文运动’,这棵（翻译的）谱系之树蓦然间变得遮天蔽日.这场运动从来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所说去书写,它隐秘的目的是使汉语彻底地成为一种可以翻译和被翻译的语言,直到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听清来自世界的声音和意义”.现在,那场被谈论得太多的运动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我们的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兑换误解、消除讹误,抚平人心参差不齐的起伏,准确无误进行听说对话了吗？是耶,非耶,《青鸟故事集》给出的,始终是个大大的问号.
三
沿着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再往前推五年,1582年,是几乎已经被人忘记了的万历十年.这一年,利玛窦带着他礼单上的礼物到达澳门,中西交流将会遇到的重重误会和寸寸进展,其实在这时已经全面登陆.也是在这一年,那两座自鸣钟背后的科技,检测出此前恺撒历的问题,经罗马教皇之手完成了历法变革,是为著名的格里高利改历.自此,这个更接近太阳运行规律、误差较小的历法慢慢在全世界通行起来.其实也是在这一年,大明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去世,随着这位强势人物的离开和被清算,万历十五年（1587年）描述的政制危机开始全面爆发,而“在大规模贸易中急剧膨胀的民间利益”,也渐渐冲垮了帝国的海防.
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改历,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它当年带着新事物的贼光乍临世界的时候,可并非现在这样灰扑扑的.为了抵制新历法,抵制这更新之后的时间感觉,新教国家展开了持久的斗争,如开普勒所说：“新教徒宁愿不与太阳协调,也不愿同教皇保持一致.”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在瑞士的一些村庄,还要用罚款和武力来推行格里高利历.
这个改历故事的后续也出现在《青鸟故事集》中——1935年1月3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抵达甘州,发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节庆之中,原来“中国通过了一项法令,废止中国的旧历年（春节）,改成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时间庆祝新年”.其实中国采用这个历法,要比斯文·赫定的观察早了二十三年.那一年,中华民国成立,先期付出的代价是“无量头颅无量血”.
似乎就是这样,“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变的角度来看,那个让人吃惊的中国,仍然还有更让人吃惊的地方.当年,有个国家被认为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名字叫——‘契丹’（Cathay）”.对明代来说,契丹不过是个统称,只是,对更早一些的人,比如生活在北宋的邵雍来说,那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因而《皇极经世》自邵雍出生开始的每一年,都写下了契丹纪年.如果把时间从万历十年（1582年）往后再推一年,那时候,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李成梁的部队误杀（此前,其外祖父因叛明被李成梁诛杀）,他正当二十五岁的壮年——然后,是我们都知道的结局,努尔哈赤成了清太祖.
就是这个意思,清朝的崛起跟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正好处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只是对那时的明朝来说,利玛窦还是历史暗角里的人物,迫在眉睫的危险将是清军的入关,后面是翻译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或另外一些奇特借口的故事.有意味的是,入关的有清一代,要面对大明王朝早就该面对的利玛窦礼单.这份礼单的潘多拉效应显示出来,没有妥善处理这不祥礼物的大清朝因此为千夫所指,并终于就此走到了自己王朝的尽头.其实,如同从《青鸟故事集》可以看到的,那个让晚清士人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已经初露端倪,包括社会各个层面的参差错落状况,包括那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翻译”和“翻译”带来的误解.
对事实来说,所有的言说和想象都难免显得像浮词,如《青鸟故事集》的结论之一：“对中国历史来说,一艘商船上的无名商人把玉米、番薯的种子带入中国,无数农民在漫长的时间里把它们撒遍大地,这沉默的过程使任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显得卑微,因为它所带动的生存条件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力量.”是这样没错吧？我们都在心里暗暗赞同.而这本书里的另外一个结论,或许恰好构成了极为不同的认识向度——
把一个盲目的历史转化为意识,使每个人的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浮现出来.
“凭借艺术,凭借大胆的、肆无忌惮的、厚颜无耻的编造,我经历着我的‘历史’,我是自由的,历史不能把我怎么样,相反地,你们所说的历史将越来越像我的书.你们把这叫作‘吹牛’？也许是吧,但在我的词汇表中,我更喜欢选择另一个词,‘行动’……”包括切切实实的行动,也包括意识的行动,远在世界被全面惊扰之前,就实验了一种独特的文字炼金术,“使每个人的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浮现出来”,在纸上写下了清晰可见的未来——“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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