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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纪要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与广西作家和当代文学学术会纪要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会纪要论文写作 时间:202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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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 年7 月7 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001 室

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南方文坛》杂志

召集人:王安忆、陈思和、白志繁、张燕玲

作家:东西、林白、田耳、凡一平、陈谦、映川、李约热、朱山坡、光盘、刘春、小昌

评论家:陈晓明、谢有顺、黄伟林、何言宏、郜元宝、张新颖、王宏图、钟红明、周立民、李伟长、黄平、黄德海、项静、张定浩、木叶、曾攀、、金理、相宜、吴天舟

陈思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今天非常高兴一大批广西作家远道而来,虽然是第一次在复旦大学开这个会,但我对大家并不陌生,凡一平是复旦的学生,林白、东西也常来常往,还有好多作家虽说没有见过,但我在《上海文学》当主编时就请张燕玲组编过广西作家专辑,很多名字都是非常熟悉也经常关注的.今天的会由王安忆老师提议,她是中国作家中看作品看得最多的人,几乎每个杂志都看,并会及时做出她的判断.前年我们在她的提示下开了一个温州籍作家的研讨会,王安忆老师基本可以讲出每个作家的特点.今年,她希望能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心的平台上展示广西作家的风采,我们联合《南方文坛》也准备了很久,下面就请燕玲先介绍一下广西的作家们.

张燕玲(《南方文坛》杂志主编):感谢安忆老师的创意,感谢思和老师和金理团队的具体策划和实施,感谢上海的批评家.按照思和老师的策划,本次与会者由几部分组成,一是三位对广西文学创作最了解的批评家李敬泽、陈晓明和谢有顺.李敬泽因为要主持评鲁奖,7月以后任何的研讨会都不能参加了.二是上海批评界的才俊,即陈老师的“先有评论,后开会”,他们在陈思和教授、金理老师的组织下,一一选择广西作家并发出自己的评论.三是以林白为首的广西籍作家,包括昨晚从旧金山赶回的陈谦、从新加坡赶回来的映川;东西主席的广西民大八桂创作岗的团队:复旦作家班出身的凡一平、朱山坡、李约热,三位都是广西作协副主席;湖南籍的田耳,现在供职于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他与小说家光盘、朱山坡并称为“广西后三剑客”,他们都是广西作协副主席.还有写《一个人的诗歌史》的诗人刘春,以及两位“80后”:一位是最年轻的入选中国21世纪之星的小昌,他的新长篇《白的海》,刚刚发在《中国作家》今年第3期头条;另一位获“骏马奖”的年轻女作家陶丽群,她成了昨天航班取消的受害者,她没有我们的幸运,晚了两小时便改签不到机票.我们一行16人,包括两位广西批评家黄伟林教授、曾攀副教授,以及《广西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蒋林,在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白志繁的带领下,历经航班被取消、通宵退票、重刷购买,终于今天凌晨赶到复旦,虽没有唐僧师徒的八十一难,却有唐僧取经的虔诚.

陈思和:现在请白志繁主席致辞.

白志繁(广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一起分享12位广西作家的成长经历与体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广西文联,向王安忆教授及复旦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表示诚挚的敬意!向与会的各位专家、作家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文学新桂军作为广西的文艺品牌之一,近些年来,备受国内文坛关注.正如陈思和教授的描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等青年作家平地崛起,陈谦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文脉不断,枝繁叶茂,成为当代文坛一道奇观”.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也正是为此而精心创意,联合《南方文坛》,在这里研讨广西近三代作家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1997年冬,在中国作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南方文坛》联合中国作协创研部、广西作协等单位,在南宁举办了“东西、鬼子、李冯创作研讨会”,与会专家把东西、鬼子、李冯称为“广西三剑客”,对他们深切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以及犀利尖锐的文学个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广西作家群正在中国文坛崛起.时至今日,“广西三剑客”的品牌效应,历久弥新.18 年后即2015 年秋,在北京,《南方文坛》又联合《文艺报》、广西作协,召开“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作品研讨会”,获得和18年前一样的鼓励与评介.

今天,我们又相聚复旦大学,研讨以林白、东西为代表的广西作家群,再度把广西作家融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我认为,这是复旦大学专门为广西作家搭建的学习与提升的良好平台,希望广西作家包括我自己,珍惜良机,虚心问学,忠诚文学,奋斗不懈.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梳理、总结与研讨广西文学60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被誉为“中国文坛批评重镇”的《南方文坛》,为了讲好广西故事,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学术努力,在今年第3期推出由陈思和教授、金理副教授组稿的“广西作家研究”专辑,颇受业内关注.

我特别想说的是,大家都深知名校复旦大学的声望与影响力,都知道王安忆、陈思和、陈晓明以及在座各位专家的名字意味着什么!知道海派文学批评的认真与率真!也都应该明白,这次研讨会不仅是12位广西作家的光荣与梦想,更是广西文学的荣誉与发展机遇.特别期待广西作家们强化文学自觉,深悟批评之道;深入生活,勤勉笔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讲好广西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作品,为广西文学园地培植更丰硕的果实,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富有个性和魅力的新图景.

王安忆(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个创意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我们中心是我和张新颖负责,幕后是陈思和.我们中心前两年一直在做个体作家的研讨会,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后来我觉得应该改改,不要总是请个体作家.于是我们就开了温州作家的会.这可能和我个人的取向有关.我在上海生活,我认为包括上海在内,我们都处在普通话的边区.普通话是一个简化的语言,并且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相应地,南方的语言则在整个语言版图里被不断地边缘化.语言上的统一对政治、经济有好处,可对艺术来讲却是很大的损失.我觉得方言的问题非常重要.

比如普通话里的动词很缺,但方言会把名词动词化,把形容词动词化,它能给我们的语言提供很多养料.现在有了网络语言后,语言简化、浅近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在这个背景下,我个人认为方言就变得更加重要.前几年上海出了一本书叫《繁花》,它企图为上海的方言找到一个书面语的形式.我不能说它就非常成功,里面的用字有些我也怀疑,但它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里面的句式和普通话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太习惯用普通话创作,而《繁花》的努力却是把经过启蒙、经过异文化改造过的叙述回到有区隔、有地方性的状态中,从那里面找到一些资源重新出发.上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本科生的是创意写作,在香港选我课的学生大部分是港生,他们和内地生有很大不同,写的东西和我们在这边教的MFA 学生不一样.

我们MFA的学生同质性很严重——不仅仅是语言的同质,语言驱使他们选择某一种形式,形式又驱使他们去寻找某一类的题材,某一类题材又驱使他们寻找了相同的价值观.语言的问题听起来简单,背后的内容,包括政治性的内容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长期以来一直对普通话以外地区作者的写作非常好奇,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注意生活细节的方式和普通话体系里的人很不一样.今天来了很多广西的写作者,我没有听过地道的广西话,但我知道广西有一个戏曲叫彩调,从小我看刘三姐的电影,就觉得它的表现能力很强.相较而言,上海的原创能力比较弱,语言也受限制,我们不太能用自己熟悉的方言写作,上海也没有大的剧作好的剧种.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觉得上海话的品质不够好,历史也太短,沪剧不够抒情,表现力不好,滑稽戏会听到很生动的表达,却又很粗鄙.在上海我们缺少好的资源,说话表演各方面主要还是以普通话的方式,必须要把自己纳入普通话的体系里.今天我们希望能向语言资源更好、更丰富的同行学习.

陈思和:非常抱歉今天的会议时间很紧,而大多数广西的朋友都是半夜里到,几乎没睡.为了会议紧凑,下面就把时间交给郜元宝老师.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第一场,先请三位外地与外校评论家发言.先请陈晓明教授.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刚才王安忆老师的发言非常好,她非常重视方言,她觉得方言和写作有关系,这是一条思考文学变革的新的思路.我们过去考虑区域地区,考虑文化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性格,然而更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肯定决定着生活的状态,也决定着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不管作家对地区的生活还是对人物的感受,都跟语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方言的研究,这些年越来越弱,因为注重普通话以及外来理论,对文学语言本身研究非常少,更遑论深入到方言层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

方言如何提供新的文学特质,如何提供对世界新的感知方式,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语言世界就是我的世界.他说出的话几乎是论断形式的,但非常值得我们探讨.我关注广西作家很多年,因为我本人也是属于方言地区,福建闽北,闽北是古音,我们说话说古汉语,我生活在非常荒蛮非常闭塞的地区,与广西作家写的状态非常有共鸣,特别喜欢.一开始读林白,后来读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再后来读光盘、朱山坡,后来读映川,映川比较雅,属于女性主义.每一次都被他们的生活打动,过去关注广西作家对生命状态的把握,(那是)非常绝对的把握,这一点令我吃惊.我一开始谈广西作家的时候用“广西三剑客”,我觉得他们出来就是要“杀人越货”,其实是直击生活本质.东西就是如此,当时还有鬼子和李冯,他们也是非常好的作家,这几年看他们作品比较少.

广西作家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是,他们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和共性,每一个人都非常奇特,包括都爱取一些古怪的名字,敢于和这个世界做出区别.谁敢把自己的名字搞得怪怪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现在父母给孩子起名字很费心思.我们会看到广西作家有东西、凡一平,还有光盘,还有李约热、朱山坡,他们在追求一种生活的另类状态,这是他们的勇气,是对待文学的方式.广西的作家,同时也是群体的特征非常鲜明,我一直寻找他们群体的共性,我一直没找到一个解释的答案,今天王安忆老师提供了一个途径,一个思路——方言问题,可能在方言上对他们的共性能找到新的东西.这种方言本身会成为他们对生命状态的理解.广西作家从总体来说他们对生命状态尤为关注.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那些乡村书写的作家,他们关注历史,他们始终能够把人和历史的生活、命运写得非常博大精深.广西作家以及这批作家,他们重在对生命状态的把握,在对生命状态的把握上,他们写的方式是从历史剥离出来,有时候历史被他们重新地虚空化,到了后来,(变得)后历史化——历史变成破碎的,更加凸显人命运孤立无援的状态,人和历史和生命环境是对立的,是灾难性.广西作家总是写个人和外部世界建立起灾难性的关系,这是他们要把生命的状态孤立出来审视的文学方式.

广西作家还有一点让我值得赞叹:他们对文学的纯粹和虔诚,彻底和绝对.不知道他们在世俗的意义上如何做到绝对,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兄弟的绝对性是和上帝跟神的绝对.在这一批广西作家这里,在没有上帝没有神的情况下,这种绝对性是如何建构的,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异.广西作家让我尤为感到钦佩和需要致敬的地方,那就是他们有一个特点,非常擅长运用苦难这个材料,书写苦难.他们在处理苦难的时候,总是把苦难的生活处理得生机勃勃,非常有魅力,但是我有时候想,如果不调用那么多苦难资源的时候,你是否也能够把这么一个生命孤立的状态和现实的灾难性的关系建立起来,能不能删除一些苦难资源.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写作,我会更加佩服广西的作家.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非常高兴来自己求学过的复旦大学研讨广西作家群.并不是每个地方的作家都可以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比如我所在的广东,作家们来自五湖四海,写作风格差异极大,就很难概括出他们的共性,但广西作家的地方风格是存在的,而且比较清晰,这不完全是因为广西作家群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广西本土,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有一种朝向本土的写作自觉.

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这个地方的经验、语言、记忆.不一定是方言写作,但你能感到作家笔下人物的腔调、口气、用词,和广西这个地方的环境大有关系.通过文学,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风情,可以认识一个地方的人是如何生活,他们灵魂的形状又是如何的,这种写作的地方性意义值得肯定.

但我对广西作家的阅读感受,不仅于此.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身上尖锐的现实感.他们所写的生活,往往都是身边正在发生的、未经时间淘洗的现实.中国的许多作家,长于历史性的写作,我们的评价体系对有历史感的写作也较为认同.广西作家却持续书写正在发生的现实.东西、林白、田耳、凡一平、陈谦、映川、李约热、朱山坡、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人,写了大量当下、此时的人物群像,很多都是边缘人群,都是一些渺小但真实的个体.通过这种现实感,可以看出一个作家身上背负了些什么,那些蜂拥而来的现实,包括尖锐、苦难的现实,作家感受到了,并觉得自己有书写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

每个时代都需要通过文学和艺术的记录,来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在经历着什么,想些什么.为什么前几天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受到普遍好评?打动大家的正是这种现实感.这部电影,从艺术上讲谈不上有多好,故事并不新鲜,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每一步都可以预估到,开头的观赏效果也不好(铺垫繁冗,多是脏乱差的小巷镜头),主要人物全是好人、批判矛头只指向资本等,也显得假,但《我不是药神》叙事流畅,并完成了对一个法律事件的思考,具有了其他电影没有的现实感,也算难得.绝症病患者如何吃到便宜的药,一个只想赚钱的生意人如何完成人格的转变,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动了不少人,最重要的就靠电影踩中了时代的敏感点,直面了大家关切的现实问题.

这些年,作家们躲在书斋里靠二手经验写作,已是普遍的趋势.全国范围内看,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作家像广西的作家这样,普遍书写当下的现实——对当下题材的敏感已成为广西作家的一个写作传统.而且,他们写的当下生活,往往不是他们自身的生活,他们写的现实跟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巨大差异.他们关怀他者,更多的是书写被损害、被侮辱、被遗忘的人群.让那些几乎没有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很微弱的人,或者即便发出细小的声音也很快被淹没的人发出声音,这是写作永恒的主题.如果说作家有什么使命,这就是最重要的使命:让无声者发声,让小声音被放大.面对这个世界的喧嚣,面对正在兴起的“90后”“00后”,我的心里是有一种忧虑的.今天多少写作者,在作品中写了一种奢华的城市生活,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天天住宾馆、游历世界、购买奢侈品,并将它指证为这就是今天多数年轻人的生活.那些在村庄、工厂、街道角落里的破败的生活,却很少有人关注和书写.这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殖民.过去经常讲文化殖民,但很多作家从来没有想过存在一种生活的殖民,也就是说,一种强势的生活殖民了那些没有声音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殖民的反抗,主要靠作家来完成.假若没有作家站出来记录这些人的声音和生活现状,任由一种奢华生活来代表这个时代,那再过几十年,后来的人回忆这个时代的生活的时候,就会以为今天的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级宾馆,都在世界各地旅行.其实不是.这个时代还有大量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喝过咖啡,没有出过国.如果没有人写这种无声者的生活,对生活的殖民就会越演越烈.广西的作家往往站在无声者或者弱小声音这边,不太写面上热闹、时尚的生活.他们笔下的边缘人、被苦难压扁或者逼疯的人,在当下的写作界,有重要的意义.他们看见了现实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除了现实感,广西作家身上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普遍有现代感.很多地方的小说是很老套的,多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没有探索新的艺术经验的热情.但广西作家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不甘心、一股劲,他们不愿只讲一个老实的故事、传统的故事,他们追求对现实的变形,渴望写出一种生活的荒谬感和分裂感.这是很现代的一种艺术思想.叙事视角的独特,语言的速度感,人物塑造上的不落俗套,赋予了小说一种形式感,使得广西作家的小说面貌不陈旧,骨子里都有一种文学的现代精神.

这是很重要的.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一个世纪的西方影响,到今天,如果仍然只是追求讲一个老实、传统的故事,这是荒唐的.这种陈旧的写作如果被广泛肯定,那就意味着这一百年先贤们的艺术探索都白忙了.写作还是要有广阔视野,要尊重人类已有的艺术遗产,在这个基础上,再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条细小的路.要有不竭的艺术探索的精神.这大概就是我对广西作家群的总体感受:地方风格显著、现实感强、有现代意识.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很高兴参加这个会.广西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遥远,也是非常荒漠的地方.在近代广西比较出名的主要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太平天国,另一个是桂系.两者皆以军事出名.其实,在文化上,广西也一直想有所作为.比如说到清代,广西出了四个状元,这个数字在全国排名第五,和北京持平;又出了临桂词派,主流的中国文学史一直写到清代,才出现广西的名字,广西才出现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群体;跟临桂词派差不多同时代,广西还有岭西五大家,桐城派的余脉,梅曾亮有言说:“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到民国,虽然桂系是军事集团,但在好几次军事的胜败反复之后,桂系也意识到单凭军事的强势不能成事,开始明白需要全面的建设,当时称之为四大建设.第一个政治建设,求的是自治,军事上求自卫,经济上求自给,第四个文化建设,求的是自觉.这是李宗仁说的.可见当时的广西已经有了文化的自觉.这一页很快翻过去.1958年广西成了壮族自治区,文化上的自觉就是创作了《刘三姐》.刘三姐本来是流行于桂、粤、湘、贵等地的民间传说,但因为歌剧《刘三姐》和电影《刘三姐》的出现,终于成为广西的文化符号.陈思和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门对《刘三姐》有分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外省可能没有注意,1985年3月,当时梅帅元和杨克合作在《广西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百越境界》.这篇文章在广西影响很大,提出广西文学属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以及更为离奇怪诞的百越文化传统,应该将这个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进行一个融合,创造出新的广西文学.

这种文化上的冲动一直持续.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跟文坛的朋友有接触,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包括1986年读到林白的小说《从河边到岸上》,觉得很不错,文章中也有评论.可是整个80年代广西文学影响还是很微弱.一直到1996年,广西文学出现了一个爆发,当时林白已经离开了广西,影响很大了,但许多人并不把她作为广西作家.广西本土的文学直到1996年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小说,以及张燕玲主持的《南方文坛》改版都是在这一年出现,“文学桂军”这个概念也已经出现.紧接着,1997年出现“广西三剑客”,2015年出现“广西后三剑客”,到今年2018年出现复旦大学“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的论坛.我从桂林来到复旦,想多听听大家对广西文学的看法.谢谢大家!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广西去过一次就是桂林,路途遥远.我本人怕热,热带地区去得比较少,热带地区很危险.广西从地理纬度来看,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在丹纳《艺术哲学》当中系文学作品时代种族环境,但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直接身体性的,前段时间到新疆待了近十天,十天流的汗还没有到上海一个小时流的汗多,地理跟人的身体性联系在一起.林白老师早期作品《从绚烂的色彩》,在江南梅雨天,阳光尽管很充分,绚丽的热带的色彩,那么多植物水果,也是不会有的.有的老师说到广西作家苦难,东西朱山坡他们作品当中写到苦难,他们苦难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有一种轻盈的感觉;黄伟林老师说受到南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百年孤独》,是我读的长篇小说最感到轻快的一部,尽管有各种苦难,有家族毁灭,但是读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沉重感觉,最后一个小灯,永远不会有再生的感觉,不会赚取多少眼泪,而且有一种欢快.在座广西作家也从事电影电视剧创作,电影镜头变化不会粘滞.

我们过分推崇沉重感.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中,我们对俄罗斯文学很崇拜,动不动托尔斯泰;俄罗斯文学当中,也有轻盈的源流,像《伟岸的火》,也有一种轻盈的感觉在里面.我发觉广西作家给我们当代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对待苦难只有一种方式——宗教虔诚,这种文学判断方式占据道德制高点,你不这样就是不虔诚,有一种宗教圣徒感,这个尽管是钦佩,但是是不是有另外对待世界的方式,像轻盈的方式?我看到《耳光响亮》,尽管生活很苦难,但是有时候发觉有发笑的感觉,有一种幽默感.对传统文化当中的过分严肃的东西,把轻快和幽默感注入;东西的小说,在语言方式方面给当代文学有贡献,在对待世界、看待苦难的方式方面也有非常独到的地方.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每次回复旦开会都特别高兴.非常感谢燕玲老师和王安忆老师、陈老师邀请参加关于广西作家的研究与讨论.

我的任务是讨论刘春.广西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有些方面还很领先,在国内很受关注,很有影响.广西有非常好的诗人,像刘春、黄芳、刘频和非亚等,还有从广西走出去的杨克,都是很重要的诗人.可以说从80 年代以来,广西的诗歌,一直都是中国诗歌界很有活力、很受关注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自行车》和刘春他们的《扬子鳄》,都是我国极具特色和文学文化史意义的两份诗歌民刊,也具有非常自觉、明确和可贵的先锋性的诗学立场.以这两份诗歌民刊为品牌和平台,集聚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们,是不可忽视的诗歌力量,非常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关注.

刘春除了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批评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人,和一位很有影响的诗歌文化传播者,所以,我接受到这样的研究任务特别高兴.我们的诗歌界、文学界有不少这样的诗人和作家,他们的成就不光是在自己的创作方面,还有其他丰富的文学实践,怎么在整体上来关注,怎样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讨论,刘春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因此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我认真阅读了他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文字,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他的诗歌活动,觉得从诗歌文化的角度来从总体上讨论刘春的诗歌实践,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恰好也很符合我这几年正在尝试去拓展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领域.以此来考察刘春的诗歌实践,一个具体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在他丰富的诗歌实践的背后,寻找到一个共同的内核.实际上在刘春大量的、形形色色的诗歌实践当中,无论是他的诗歌创作,还是诗歌活动以及诗歌批评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他非常重视个体的心灵活动,这非常重要!

刘春是“70后”诗人,是非常领先和活跃的一位“70后”诗人.他自己非常赞同关于“70后诗人”的命名,他曾谈到过有一次曾经策划关于“70后”的诗歌展示活动,但他中途打住了.因为正是在这过程中,他意识到个体性的极端重要.刘春整个的诗歌实践都很强调个体性.他的诗歌创作具有突出的个体性,他的不少诗作,特别是几首关于树的诗篇,都表现了个体从群体中逸出和析出的感觉与主题.刘春的诗在表达个体性的时候,特别强调个体的精神体验和独特命运,个体的日常生活、心灵世界,一些灰暗的时刻,个体在困境中的坚韧,他的修道者般的热忱,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都很突出.我在阅读中,也常引起共鸣.刘春的很多诗歌都写了一些重要诗人,从对中外重要诗人的认同中来表达自己十分强烈的精神倾向.诗歌界都知道他是批评家,但这往往遮掩了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实际上,他的诗歌成就和诗歌水准一点也不亚于他的诗歌批评.

刘春在诗歌批评方面,以一人之力撰写四部《一个人的诗歌史》.他选择中国当代诗歌史上30多个重要诗人,来给他们做一些评传性的评论.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的写作非常特别.他通过对每位诗人代表性诗歌文本的解读,通过诗人的书信、访谈、对话等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从诗人的成长史、命运史、心灵史的角度来给诗人们做评传,汇聚成了一部非常独特、生动可读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他的“诗歌史”,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诗人的心灵交响.

刘春是记者出身,又是诗人,他的写作超越了我们学院派容易犯的死板的程式化的毛病,形成了独特的“刘春体”,在文学批评的批评文体方面,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非常可贵,非常值得祝贺.刘春自己创办了“扬子鳄诗歌论坛”,最近又介入诗歌出版,随着刘春诗歌文化实践的越来越展开,越来越丰富,他必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诗歌成就,这也必然会意味着刘春个体性的心灵世界、个体性的诗歌文化越来越开阔与深厚,对此,我真的是充满期待!

林白(作家):王安忆说到方言写作,我这几十年把自己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写作,我发现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方向,直到2016年我到香港待了一个月,才发现原来我是有方言的人,我母语是广东话,我是粤语方言区长大的人,这么多年没有想到利用这个优势,于是猛醒.我还是想试一下,看看粤方言怎么进入,但是非常困难,很多东西得放弃,留下的很少,要改造方言,变成文学语言非常艰难,要么方言力消失,要么变成一个狭窄的局部的东西,方言区之外的人不知所云……很复杂的事情.现在还在尝试之中.广西人很容易被认出来的,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十次有八次人家一眼认出我是广西人,偶尔有说我是福建人的,说我是福建人我会比较窃喜,说我是广西人我很不爽.长期以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自我认知,自我想象,总是在摇摆之中,探究起来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广西人,除了相貌特征——比如云南作家,就不会一眼看出来,贵州也不会,甚至广东也不会一眼看出来——广西,除了外貌的特点,像马来人种,还有其他的行为特质,有点憨,有点二,有点神经质,有一点小自卑,内心有一些小动作出来,会比较古怪,反映比较迟钝,有时候你跟我讲话,我直直看着你,反应慢……觉得可能跟语言有很大关系.我从小有普遍话崇拜心理,有线广播一播,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了,觉得非常好听;我跟小伙伴讲话,为了表现自己有水平,尽量讲书面语言,用方言来讲书面语言,表明自己比凡俗生活高出一头.现在一开会说话,群里说每个作家准备三五分钟发言,每个作家都表示很惊吓,不懂讲,“识听无识讲”,没有说会的,不懂讲.我一讲话,我自己听到自己说出的普通话很怪异,马上大脑一片空白,马上受到制约,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王安忆老师对方言的表现力的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现在有点觉醒,希望自己将来仍然依靠蛮力写作,但是蛮力这个方向有所变化,还是野蛮的写作,但是方向可能会向我认为比较有表现力的方向努力.那天看金理发的相宜毕业典礼的发言,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祝我们所有的缺点都能自圆其说”,这个话简直太好了,我一样,祝我所有的缺点都能自圆其说.

陈谦(作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学习.刚刚王安忆老师讲到方言,我是在美国开始学习写作的,境况更复杂些.我写作中基本没有方言的运用,曾试过用广西话,但发现非常困难.我写广西生活的时候,人物的思维语言会下意识地自动翻译成普通话,比如我试过用“友女”这样的词,大家读了无法理解,甚至觉得很可笑,无法体会广西语境下它所表达的那种含义微妙的亲密,连自己都觉得无趣,只能放弃.后来又受英文的影响,复句变得很长,有时读起来有很尴尬的状态.我后来意识到其实这些并不那么重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从哪里来,我的文化,这些才是根本.我对广西的认同是在美国完成的.以前在中国,广西是落后地区,我的很多广西朋友告诉我,他们出省求学、工作,有自卑感,普通话也不会说.我这种自卑感不强,虽然我自己也是上大学才开始在日常里说普通话,我在去美国之前甚至没有离开广西30天以上的生活经历.到美国后,发现大家世界上什么地方来的都有,只要你的文化有根基,敢于坚持和呈现,就是强势,也被赞赏.比如你从中国来,自己人之间说到北上广深,大家马上觉得就这是比较高大上,但对美国人而言,我从广西来跟别人从北京上海来,基本没有差别,突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没有了关系,重要的是你的文化传承是什么,你是谁.我这下意识到最重要的是你要独特,我们自然就找向各自文化的东西.我这些年小说写的人全部是广西的人,他/她怎么样去到美国,怎么在那里发展,承受的东西是什么,她的过去对她的今天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关注这些,变成很自然的过程.

东西(作家、广西作协主席):广西地处边远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广西作家曾有过一个口号,那就是打过长江去,只要在长江以北发表作品就是不得了,而对我而言,北方非常遥远,我的想象力只能到达上海.上海有《收获》杂志,有《上海文学》,有复旦大学,我当时对上海充满想象.今天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与研究中心在这里给我们开这个会,可能冥冥中是有那么一点缘分.就像有的人一见面就有亲切感,为什么?可能是前世的缘分,也可能是基因的原因.刚才几位老师说读广西的作品感觉语言独特,感谢阅读.王安忆老师在阅读我们作品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这些作家在写作之初可能也读了你的作品.不经意就受影响了,这种影响最后又反射回来.这就是缘分.我喜欢跟上海的编辑、评论家们打交道,他们不需要你套近乎,作品他觉得好就会发表,作品好就会讲好,差就会讲不好.我非常享受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厉害,但在写作上,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厉害,每次写作的时候如果不把自己当成文学爱好者就写不好.广西的作家为什么有点荒诞,他们的格言可能就是卡夫卡的格言,即“所有的障碍都摧毁我”.这种自我感觉是有道理的,和地理环境与当初对文学的神圣感都有关系.作家愿意听好话,但如果都是好话,作家会质疑,真有那么好吗?我的写作当然也有问题,所以才越写越难.这时候如果评论家批评我,那是对我自我认知的肯定.以前写作时,一往无前,有有勇气,但是随着写作的展开或者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想,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法则?广西作家的写作是挑战文学法则的,每一次写作都有可能改变文学法则.如果我们的文学法则一成不变,永远用一个文学法则来要求创作,那文学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为什么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会被误读,是我表达得不好或是信号被阻隔了?也许,这和我们只用固定的不变的文学法则要求文学创作有关.另外,在听大家发言时,我有一个联想,那就是大熊猫现象.大熊猫有野生的也有圈养的.都是大熊猫,野生的很艰难,也很稀缺,某种程度上,是靠野生的大熊猫证明大熊猫之所以是大熊猫.但是,现在的游客只要跟圈养的大熊猫拍一张照片,就兴奋不已.我们正在模糊野生和圈养的大熊猫的区别.如果读者和作家也忽视了这种区别,那写作将会变得越来越平庸.

郜元宝:第一场先到这里.请大家合影,茶歇.张新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很荣幸主持第二场讨论,先请钟红明老师.

钟红明(《收获》杂志副主编):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每次到复旦参加研讨会跟在其他地方参加研讨会不一样,人济济一堂,极其认真,不管被评述的人还是评述的人.来复旦参加这样的活动非常开心.作为编辑,在研讨会上,是带着聆听的耳朵来的,今天看到这么多广西作家,我认识的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相比较而言是最多的,并且也是做过责编最多的地区,近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去广西,认识他们作品,也认识他们人,这种感受非常立体.

第一个发广西小说的作家是鬼子,我自己个人觉得余华曾经说过一个杂志的编辑跟作家之间建立唇齿相依的关系对他来说是很珍惜的.对我们编辑而言也是,作为桥梁,是文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把一本杂志、一本老牌杂志做好,承载更多优秀的作品是编辑的幸运,遇到很多优秀作品.从我自己阅读和编辑广西作家的作品来看,有很显著的特性.一个是他们介入历史现实有非常尖锐的角度,这种尖锐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他们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寓言性,东西小说给我这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他里面有非常极端成为悖论的东西,在现实是无解,在历史中可能也是无解.

读到广西作家很多作品,他们的小说从来不停止在故事的层面上,在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在当时觉得这只是一个民间叙事视野,到以后它很有可能成为公众视野里所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人性的体察达到非常敏锐的程度.对于很多的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写作者,写作资源可能是问题,在他们作品里有时候感到一种苍白,这种细节的表现,他的设想和他所表达出来的程度有差异,但是广西的写作者感受不了这些,这可能跟他们本身的现实生活非常丰富有很多的细节有关系,也和语言表达自觉的追求有关系.我希望作为一家杂志能够有更多广西写作者的作品加入.

周立民(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我最早感觉到广西文学的整体实力,是十几年前陈思和老师主编《上海文学》时,委托张燕玲老师组织过一次广西作家专号,尽管是短篇小说为主的专号,但是,能够感受到广西新一代作家创作的生机勃勃,每一个人个性都特别强,能够看出广西文学的丰富和博大.这种大,从今天的会场上也能够体现出来,广西文学整体的胸怀比较大,林白老师,我以为她早就是北京作家;映川、陈谦,海外作家嘛,但是,广西是她们的“娘家”,走到哪里都是自己人;小说强势的时代,他们也不排斥写诗的,刘春就来了;现在连田耳都成为广西的剑客了.上海天天在说“海纳百川”,但是不是有这样的胸怀呢?我不敢说.

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评论映川的作品,这也是一个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作家,她的作品让我充分感觉到广西的作家文字背后总是有一股劲,不知道这个劲是哪里来的,或许来自十万大山,也可能来自漓江清泉,柔中有刚.这个劲儿很像她一篇小说里的人物,那个人的儿子丢了,他开一个小饭店就不走,非要等到儿子回来那天,人家都要动迁了,他确信一定能在这里等到儿子.泛泛而谈,我说她的作品表现的是世俗时代的男欢女爱,但是,这个时代怎么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文学需要世俗的滋养,却又不能跌倒在世俗中,映川的很多作品表现出她独有的想象力,为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提供了一种打量的眼光.

跳出具体作品,我又在想,我们以及文学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世俗化的时代,现在的姿态似乎有点过于简单,要么在默默地认同它,要么用一个姿态来拒绝它.作家,除了王安忆老师说的语言资源问题,还有一个精神资源的问题:面对这么复杂的社会现实和身处的困境,我们的精神资源从哪里来?有什么能够给我们提供精神上的资源?这不是大问题,这是需要作家认真思考的切身问题,不然,文学就很容易掉落在生活的泥淖中.从文学史上看,我有时候也在疑问那些前辈作家都有精神资源吗?好像也没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又让我感觉能够达到他们那种境界也不是偶然的,分明还有一种强大的东西在他们的身后.比如乔伊斯,这个人吃喝玩乐,好像一个游手好闲的公子,与平常人未见得有什么两样.可是我在读他们的传记,有一个细节还是让我震惊:有一个人问他,乔伊斯先生对欧洲经历过这场灾难有什么看法?当时,“一战”刚过,伤痕累累.乔伊斯答道:听说欧洲刚刚打过一场仗.——好像他仅仅是旁观者,似乎跟他没有关系.这句简单的话让我感觉到它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精神东西在那里,既让他跟这个时代有联系,又站在这个时代某一个角落里,让历史的巨浪带不到他,裹挟不了他.这些或许也应该给我们今天的人一点启示.

田耳(作家):这次来上海是来见各位老师,我是2006年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陈思和老师、王安忆老师都跟我们讲过课,当时我们是在青浦西岑镇,2008年毕业,到现在正好十年.除了湖南老家,到的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和广西,上海呆了两年,现在生活在广西.当年来上海读书,是上海作协秘书长臧建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关注你的创作,邀你来这里读.当时碰到一个情况,我,没工作,有一个单位叫我去实习,所以有点矛盾,要不要去?臧老师说十年办五届,我想第一年不来,第二届第三届等我有了工作,停薪留职去也不迟.我父亲还是阅历比较多,他说赶紧去吧,小县城的工作机会不缺,上海这个班万一只办这一届呢?没想到,我父亲一语成谶.我感到来上海两年经历巨大的转折,乡下的孩子进城见了世面,胆大了.现在生活在广西,和广西的缘份也是在上海建立.当时那个班请了东西老师给我们讲课,我得以认识东西老师,这以后才与广西有了接触,直至调动.

刚才说方言,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宇澄老师,他反复提到这个问题.金老师现在给人一个印象,不爱多说话,但是我印象里当年他挺能说的.我们班没请他讲课,他没事经常抓我们去他办公室讲写作,印象中我和姚鄂梅听得较多.他很强调要用方言来写,我听得认真,却无从入手,有一次也反问,金老师说得没错,你能不能写一个范本给我们看看?

毕业后,2011年去广西,2014年调到广西,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我从最能说话的地方去到中国最不善言谈的地方.我在北京待一年,在上海待两年,基本上全是听课,北京的课上海的课,我感觉上海人说话比北京人更厉害,为什么?因为北京的课听多以后,你会觉得有同质感,但是上海人有意形成各自表达的风格,就是所谓的腔调.周立波很火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上海人都能这么说话,所以对周立波并不很关注.到了广西,我觉得广西写作者主要面临的也不是方言问题,而是个性表达建立的问题.广西的作家之所以风格如此的明显,和别的地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人们口头表达相对较弱,到了广西以后,你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沉默,这里的人很热情,但是我认识的人里头会说的基本是写作的几个朋友.我到广西大学,平时想拉人说话,找了几个邻居喝酒,但是没话说.你到广西后能感觉到沉默,这种沉默是发自天性的.为什么广西人爱猜码,其实就是因为没话说.广西作家的个性由此而建立,他们总是从沉默中生成表达的个性,他们的写作总是要排除某种表达的障碍,所以往往个性独特.小说对语言恰恰有很大的包容性,口头表达最充分的地方和最不充分的地方,都能出作家.像足球为什么成为第一运动?篮球也好看,但强弱立判,美国可以霸凌,没法跟他们玩.但是把手换成脚以后,没有恒强恒弱,进球数少,一切皆有可能.小说成为强势文体,语言上有一个穷上反下的功能,广西作家嘴上即使不能说,但是用那种表达的艰涩写成小说,反而自成一种风格,艰涩或流畅的语言在小说里并无高下之分.这是我感受到的广西作家写作往往独具个性的原因.

映川(作家):感谢各位老师,这些年来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参加会议特别少,我很珍惜这样的会议,在这样的场合,我总是能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年,我和搞评论的老师接触不多,有时候发表一些小说,编辑说可否找评论家一个评论什么的,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我知道搞评论的老师都很忙,手头上有很多工作,如果强行让某位老师评论,既不好意思还对这些搞评论的老师有些不太公平.我们作家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非常自由.好多评论家却碍于情面,可能不得不写许多人情稿,对他们来说,想读自己喜欢读的作品时间都受到了挤压.

在广西作协的扶持下,包括《南方文坛》,经常邀请一些评论家为我们写评论,对我们作品进行评介,从那些不太多的文字当中我获益匪浅.这次周立民老师给我写的评论,我反复看了很多遍.有这样一个老师很认真地几乎把你写的每一部作品都看完,没法不感动.其他评论家对其他作家的评论我也阅读了,几乎所有评论家老师,在他们眼中并没有觉得哪个作品是好或者坏,他们不做这样的判断,他们都尽可能地去理解作者在写作的当时所想实现的目的,想达到的目标.我们在行进过程中所有的坑洼缺陷,评论家在表达他们意见的同时,也会努力地替我们搭建起外部的平台,提供一些思路和更全面的视野.这使得,我能从另外的角度看自己,感谢评论家老师们替我回溯了我的写作历程,我想,我能抓住你们所有的期待.

今天大家话题提到广西作家的特点,我特别喜欢被定义为广西这样一个地域的作家.虽然断断续续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有不少人问过,你为什么从来不写国外的东西?他们讲的时候我很震惊,我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国外的内容,一点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整个心思放在国内,特别是和广西多少有一些关联的作品上.我没有像东西、凡一平那么丰富的成长经历,我的经历比较平淡,包括受教育,在使用语言和表达上和他们有一定的距离,不是同一种类型,我很欣赏他们表现出来地域的特征,他们代表了真正的广西特色.我也一直在反思如何不让自己的作品像经历一样平淡,学习前辈,努力进步.

朱山坡(作家):小时候我们村里人说北方和南方的区别,标准是讲普通话的地方是北方,讲粤语的地方是南方.我生活的地方跟广东交界,广东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过广西对我的影响.粤语方言对我的影响蛮大.写作以后经常会怀疑: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人能写好小说吗?刚才王安忆老师对方言的力挺,我心里真的很感动,很受鼓舞.上海这个地方,我不经常来,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这四家对我的成长帮助非常大,还有我向往的复旦大学.中学时候读王安忆老师的作品,非常喜欢.我也经常读陈思和、郜元宝等老师的评论.看理论文章的好处是什么?评论家评作品,指岀的问题让我很警醒,我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年上海的批评家,除了陈思和、郜元宝等老师以外,年轻一拨的批评家在全国批评界风生水起,备受瞩目.我们“70后”作家对上海年轻的评论家真的很推崇.上海这个地方值得我致敬尊重,每到上海一次,我心里都很激动.我在北师大读书,前两天刚刚考完试,接着开这个会,如果这个会提前一天就赶不上了.感谢既漂亮又有才华的老师,咬着牙坚持把我那么难读的小说基本看完,并专门写了一篇漂亮的批评文章.王安忆、陈思和老师允许他们的研究生、博士生读我的小说,真的让我深受鼓舞,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勇气.谢谢!

李约热(作家):上海这个地方是我的福地,我早期的短篇小说《李壮回家》是在《上海文学》发的,王安忆老师去日本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小说,演讲的全文发在《上海文化》上面,上海的朋友把杂志寄给我,看了之后深受鼓舞,那时我刚从县里调到南宁,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非常感谢.后来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上海这个地方对我帮助太大了.我现在的身份有点改变,我被广西文联派去乡下扶贫,每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下乡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每家每户看农民养多少头猪、牛,然后拍照,发到扶贫办,然后给他们发补贴.一头母猪补500块钱,肉猪90斤以下300,90斤以上500,一头牛,补2500.第二件事情,控辍保学,只要这个村里有一个辍学儿童,整个村就不能脱贫,我们乡有20多个孩子跑到广东打工,有些女孩子都有男朋友了,还得把她叫回来上学.都是很具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关于中国的乡村是怎么治理的,是一种很鲜活的生活体验.现在心里最想说的话就是谢谢上海,谢谢复旦.

凡一平(作家):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复旦,我是1989年到1991年在复旦中文系作家班进修,虽然是进修生,但是在复旦受到非常正规的教育,我的老师陈思和上现代文学,梁永安老师上当代文学,骆玉明老师上古代文学,等等.复旦的两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两年,来复旦之前上的专科学校,受的教育,到复旦听思和老师上文学史,别具一格,思路不一样,确实给我们开阔了眼界.复旦的两年确立了我的文学观,对我以后的文学大有裨益.离开母校将近30年,这30年一直在写作,是母校的关爱和抬爱,还有我自己努力,使我重新坐到母校的圆桌上.这30年有很多辛酸和欢乐,欢乐大于痛苦,创作确实给我们带来快乐.这个月我已经满54岁了,我把文学的前30年分一个阶段,30年前,从事文学是改变命运的需要.我们同学徐彦平跟我一个宿舍,他现在是亿万富翁,离开学校的时候说你负责写小说,我负责生意,现在徐彦平做的生意确实很大,现在在柬埔寨买了一块地6万公顷,6万公顷是什么概念?25万平方公里.西安的房子一平方米从2万涨到6万.他知道我来复旦开会,让我转达对老师的问候.

过去我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需要,把文学当成武器战胜贫穷和命运,在战胜命运过程中了解命运,了解人性.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又换一种思维,我重新再来,不把文学当做改变命运的工具,而把文学当成表达心灵精神满足的手段,写作非常快乐.过去写一篇小说大病一场,现在不为功名写作后,发觉写完以后像排毒一样.来之前刚刚完成一篇长篇小说,非常轻松,这次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来.写作是很好的养生手段,过去写一部小说大病一场,稿费不够治病,现在当文学变成心灵的需要、变成精神的重要内容后,写作非常快乐,这次来是转折点,希望大家关注我,看到新的凡一平、新的作品很大的变化.

光盘(作家):时间关系,我只说一句话.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收获都很大.今天收获主要有三个方面:王安忆老师说的方言思维对写作影响的问题;陈晓明老师说的当下作品在过度消费苦难问题;谢有顺老师说的作家不能简单地理解现实主义问题,这些观点对我有较大震动.这些年我越写越把当年好的文学感觉丢掉了,我当年在《上海文学》连续三年发头条,那时候的劲头现在没有了.每次开会对我的文学提醒很大的,回去要好好反思这一点.

刘春(诗人):能够作为今天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个广西诗人,感到非常荣幸也很不安.这些年以来,写了很多诗,和上海文学发生过很多关系,在上海的刊物发了很多稿子,有好几本书在上海出版的,虽然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也更要感谢张燕玲老师和《南方文坛》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近20年来,《南方文坛》不仅发表过我写的十多篇文章,还发表过好几篇评价我的文章.刚才大家介绍我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评论家,今天感觉到自己面目有点模糊,我觉得我的诗歌写作远远比评论好,所以今天我还是愿意站在诗人的立场上谈论问题.我们广西的一些诗人曾经很“豪放”,觉得广西诗歌和广西小说差距很小,现在看来差距其实挺大的.我们广西诗人,包括我在内,很多诗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通过诗歌文体处理现实生活的能力远远不够,力度不够,深度不够.对我个人诗歌写作,何言宏教授进行了很多评价,他读了我很多作品,也看得很准确很全面,给了很多溢美之词,这让我很高兴也很惭愧,毕竟自己写得还不够好.我更想说的是,刚刚谢有顺老师的讲话,我非常有同感,我没有想到一个小说评论家在评论广西小说家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诗人会有那么大的感动和感触.我原本一直以为自己与广西小说家不同,我对文坛的态度是比较游离的,觉得自己不大像广西作家,听了谢有顺老师的讲话,我才觉得我的确是广西作家的一员,我和广西作家写作价值取向是暗合的.刚刚李约热说他参加扶贫,我也去扶贫过,我在镇里当副书记,扶贫一年,扶贫第一天晚上放下行李去山里扑山火,每次和村民喝酒都喝醉,如果不喝醉,老百姓就不信任你.我还在新闻单位干了20多年.总之对农村、对基层、对现实生活有很多的体会.我的诗歌也和谢有顺评价广西作家的那样,关注这些细小微小的事物,为沉默的人们发出微弱的声音,把普通人的苦乐展现出来,包括我的一些文章也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成为一个心灵上的“广西作家”.最后,再次感谢会议的主办方复旦大学和南方文坛杂志社,我的作品写得不够好,以后继续努力.

小昌(作家):今天见了很多厉害的老师,感觉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叫小昌,其实出生在山东,不过在桂林读书,来广西也有十多年了,已经成了个广西人了,李约热老师说我北人南相,很像个广西人,像着像着就是了.后来我再提起我是个山东人时好多人都感到震惊,看来我已经广西得很彻底了.特别荣幸能和各位老师一起,真心感谢张燕玲老师对我的照顾,感激不尽.

作为黄平兄所说的边缘青年,我在这里说几句.我在想如果我能上复旦大学可能就不是边缘青年了.有时候我也很奇怪,每年名牌大学招那么多人,他们都去哪里了,我几乎见不到他们,后来我才知道是被边缘了.我也曾闯过上海滩,在松江区的富士康上班,我的那些同事基本上也是二三流大学的毕业生,今天来到复旦,感觉没上过好大学真的就像没上过大学.我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读的研究生,一进大学校门我就知道学术生涯结束了,这可能也是边缘青年的渊源.我写小说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我是28岁才开始写小说,写小说的初衷可能是太无聊了,黄平兄说这样的人是废人,我觉得挺有道理,以后人工智能一来,废人会更多的.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是破罐破摔,不过还想摔得响亮,后来摔得也不错,今天就来复旦了.我之前那个叫《小河夭夭》的集子基本上就是青春的体验,黄平兄说是诚实的,但我感觉这个诚实也很虚妄,诚实真的需要很强的能力.我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我再就边缘青年说几句,我还挺喜欢这个词的,我做个比喻,之前看足球看篮球很好看,有一次我看了,相信很多人不太会看这么无聊的运动,我却看进去了,后来只要有我就看,感觉这个运动很神奇,有点像冥想,看着那只壶慢慢滑行,真的挺让人着迷的.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我想在这个边缘青年的路上越走越深,想看看自己到最后变成个边缘老年的样子.

相宜(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今天毕业离校之际,在我生活了十年的第二故乡上海,讨论故乡广西的南方写作,对我而言是非常荣幸也很有意义的事,谢谢老师们.2013年,《北去来辞》出版时,我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是当时关于此书最早的评论,林白老师看到后很喜欢,说她没有想到繁密的线索中我会找到“寻找精神归宿”这个角度.评论者的文章可以让作者重新看待作品,对当时硕士一年级的我来说,是个难得的鼓励.

林白是独一无二的为写作而生的人,她笔下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催促着万物飞奔,万物生长,万物花开.林白的作品,会让所有对南方抱有想象的读者感到满足与惊艳.小说语言的敏感和想象力,犹如亚热带植物般茂盛汹涌,这源于林白诗人的笔力,语感优美又势不可挡.

在她笔下的许多作品中,主人公一直在战斗,自己与自己、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甚至面对无物之阵的绝望和反抗绝望的战斗.战斗就是自我求索,自我和解的过程,林白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从广西到武汉、北京,然后逃离北京,又回归北京.她的写作脉络与其人生经验紧密相连,作品展现出异于文坛众多文本的特质,鲜活的热情,蓬勃的野蛮,女性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自我成长.

《万物花开》的附录《万物花开闲聊录》是2004年陈思和老师和林白老师的对谈.其中有个片段,陈老师问林白关于北上南归与自身选择的问题,林白说她在散文《内心的故乡》中提到北京,引用了王粲的诗句“虽信美而非吾土”,她还说,“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在此,我也想引用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的词句,那是我写林白书评的题目,也是今晚林老师新书分享会的活动名称,也以此献给在座的南方写作者和我自己:“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吴天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今天能开这个会,说明能不能让广西被看见大概已经不是问题,但我想,让什么样的广西被看见或许依然将是一个有待持续发明的提问.我到过桂林,在那里我看到米粉店、小巷子、三轮车、抗战遗迹,但也同样看到滴滴打车、万达广场、各色和上海一样的连锁品牌.我这次写的是作家陶丽群的评论,我起先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来自广西的作家会选择去写都市题材的作品,而且写得让我相当熟悉.后来我想起这番我看到的景象,我就立刻理解了,其实地域早已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不断地置换,它不再可能是刘三姐式的乡愁,而是未竟,是被打开.广西有丰富的历史,有战争,有当下的贫困,有外来人口的流动,也有都市化,这些都构成了我们所谓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又同时在彼此间产生紧张.不同的叙事声音其实也是权力的博弈,哪怕同为小人物,亦会有倾轧和遮蔽.用叙事去突破这种种的限制,呈现一个所谓的“广西”面貌,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挑战.不过,限制本身即为美学,在地方与中心、乡土与都市、方言与标准语间,已然有着丰沛的文学创作在生长.广西的文学有根茎、有力量,它不应该是和他者同质化的存在,今天几位作家的发言都拓展了我原本拥有的经验,我很期待有朝一日能在文学中看到这些经验转换而成的叙事,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认知的、被重新发明的广西.谢谢.

木叶(《上海文化》杂志编辑):我写了一篇文章谈作家东西《篡改的命》,发在《文学报》上,不再赘述.会议开始时,王安忆老师说到方言,在我看来,今天到场的广西作家真正的方言创作似乎不是十分明显.

或许,可以在更广的意涵上讨论这个问题.方言是相对于普通话而言的,同时涉及思维方式等,那么,在整个世界的维度之中,相对于流布更广、影响更大的英语等语言,汉语、华语、普通话是不是也算一种“方言”?或者说,如何看待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存在的方言性和必不可少的主体性?这是耐人寻味的.限于时间,就不展开了.说到底,不焦虑,每种语言都是自由的,而且是不断生长和变化的,母语终究是最可信赖的家园,自我的主体性则永远弥足珍贵,当“写自己”和“写世界”得到最佳的融会,好的文学就诞生了.

这期《南方文坛》大都看了,尤其是特辑,感觉广西很多作家有一个共性,仿佛都或显或隐地在书写“变形记”,即注目于自我与现实乃至广阔世界的不断冲突和相互塑造.定浩的文中提到“缺乏耐心的荒诞”,我写的那篇文章也讲到耐心.福楼拜认为所谓才华就是缓慢的耐心.另一个对耐心极富洞见的人是卡夫卡,他把耐心上升到了“罪与罚”的高度,他特别指出了人类的两宗罪:缺乏耐心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人类被逐出天堂;又因漫不经心,便再也无法回去.

对创作者而言,耐心包括对写作这件事的耐心,对小说中人物的耐心(洞察、体恤和爱),说到底是作家如何看待文学,又如何张扬自己.有了耐心,一个作家的锋芒和光芒才会真的涌现.在年轻时或成熟后写出一些漂亮的精彩的文本,这并不很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的变化,把这种光芒和锋芒延续下去就颇为不易,有的人甚至偏离或背离文学.这时,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极其可贵的是如何不断审视生活,不断把自己变成“新人”“新作家”,即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回到最初的真挚、最初的信心乃至最初的困惑与冲动——在世俗的羁绊、影视等的利诱或挤压中不迷失,同时敏感于科技的迅猛与魅惑,以及由种种因素所逐步加深的创作本身的难度,忠于自己的暗流,也忠于一束光.

王安忆:陈思和自己可能忘了,90年代末有一次他去上海戏剧学院上课,我也去了.他当时讲陈染和林白时讲到一个观点,他说陈染是北京作家,北方作家有一种贵族气,而林白是广西作家,南方作家在*上比较模糊,他用了一个比较低的词.有一个同学就起来问,为什么北方作家有贵族气,南方作家比较低?我记得陈思和说,贵族气是一种和权力、主流、体制比较近的东西,南方离中心比较边远,边远的地区*都是模糊的,它会出现混乱或者对某些秩序的漠视.我刚才说方言,方言这个词可能用得局限了,在方言背后是对很多限制的抗拒,我们的普通话已经把很多字固定下来,但方言还是在一个自由的语境里.谢有顺前面提到广西作家的现实主义,其实广西作家的现实主义很有意思,它是远远地观看意识形态,对很多问题都有另外的解释.比如李约热的《青牛》,计划生育制度出来后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莫言也写反对计划生育的不同声音,他基本上是站在这个政策的对立面写的.但《青牛》已经离开了这件事情的是非价值判断,他对种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不是意识形态式的.这可能就是远离的结果.很高兴今天能认识大家!

陈思和:我的观点在很多地方会引起误解,我老说民间藏污纳垢,很多人以为藏污纳垢是坏的话,其实我是褒义,艺术离不开藏污纳垢,样样都清清楚楚这不是艺术.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很感动.在上海这个地方,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很少,但是评论家很多.现在可喜的是,在作家协会周围培养了一批相当有才华的年轻人,木叶、黄德海、张定浩、李伟长、项静,等等,他们没有博士气,不会用一大堆的概念术语写文学评论,这批非常活跃的评论家这次都被金理拉进来参与广西作家的讨论.我希望年轻一代的评论家能把广西文学放在心里,把广西作家的创作成果看成是我们自己的文学理念的追求,如果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十五年里,这批年轻的评论家还会继续地关心广西文学的创作,那今天这个会就有意义了.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和作家形成一种长期的关系,一直跟踪性的关注作家,这样将来就会出现另外一批像今天的莫言等人那样优秀的作家.很遗憾今天他们没有时间发言,但好在他们写了文章,也在杂志发表了,会后的交流可能会比会上的更有意义.

(曾攀、吴天舟整理)

此文汇总: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会纪要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当代文学和广西作家和学术研讨会相关会纪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当代文学的缺陷
李雅坤文学评论家杨光祖教授在其相关文章中,多次批评当代小说——即便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未脱“三俗”的鄙陋 作家只会技术,不懂艺术,缺少思想,作家没有.

《沧海之约》:南方叙事和家国情怀广西作家朱东作品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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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摘 要本文重点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以及现实问题进行阐述,重点分析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艺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何去何从当代水墨方向国际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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