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视角下的蝴蝶夫人情结,该文是关于东方类论文范文数据库与蝴蝶夫人情结和主义视角和浅析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东方论文参考文献：
一、赛义德与东方主义
赛义德（Said）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著有的《东方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的概念,使他在文化批评界中声名大噪.
在赛义德看来,所谓的东方与西方不仅是自然上的概念,更体现出地理与文化上的概念,这些均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诚如《东方学》中所言：“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遗迹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为“西方”而存在［1］.
东方主义理论基础源于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和“知识与话语”关系.赛义德通过综合运用,揭示出东方主义是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霸权话语,其目的是谋求西方对东方在精神文化上的控制［2］.
二、东方主义视角下“蝴蝶夫人”形象的流变
在西方文学中,“蝴蝶夫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形象,其以美丽柔弱、坚韧忍耐等形象深入人心,以至成为西方人对待东方世界及亚洲人形象的思维定式.这一形象随着东方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经变化、定型、解构、重构,其解读从侧面看亦是这一理论发展的不断调整.
（一）菊子夫人：形象的滥觞
“蝴蝶夫人”人物形象源来自于法国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该书大致描绘了在日本期间与一个名叫菊子夫人的日本女性的交往记录.由于菊子夫人是通过一定的交易合法“租借”而来的,她在洛蒂的笔下显得精于算计,甚至唯利是图,在离别之际竟听到她欢快的歌声,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定位与后期的“男强女弱”地位完全颠倒.
尽管菊子夫人形象与之后的蝴蝶夫人形象差距悬殊,《菊子夫人》在西方世界出版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并让西方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神秘的日本.《菊子夫人》中对于日本和“妻子”本身的描绘让西方人大开眼界,随着日本社会形象方方面面的介入,其娇小玲珑的整体印象更是深入西方读者的内心,而日本女性的能歌善舞、体态轻盈的形象也正应和着西方读者内心中娇小玲珑的“日本印象”.由此,娇小轻盈的菊子夫人作为东方形象的实体展现而流传甚广.菊子夫人也成为“蝴蝶夫人”形象的滥觞.
（二）蝴蝶夫人：形象的确立
《蝴蝶夫人》由美国作家约翰·路德·朗创作,并最终由普契尼改编为歌剧闻名于世.故事的灵感源于真实事件：一个日本歌伎为一个英国商人生子,商人将儿子带走不辞而别,歌伎得知后自杀未遂,郁郁而终.无论是现实中的歌伎,还是作品中的蝴蝶夫人,其温文尔雅的性格和形象很快被西方世界所接受.
《蝴蝶夫人》中的角色发生了大转变：曾经钻营势利的日本女性形象转变为委身曲全、为丈夫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柔弱女子；而曾经幽默风趣的绅士形象也被平克顿的忘恩负义负心汉形象所代替.有趣的是,《蝴蝶夫人》的写作虽无偏倚,但对平克顿负心汉形象的批评是较为强烈的,然而这样的批评讽刺却凸显出蝴蝶夫人温柔恭顺的形象并迅速迷住了这些读者,尤其是最终巧巧桑的自杀虽是悲剧,但却透着一种凄凉的美感.因为对于西方世界的男人们来说,对自己言听计从,说一不二的女子是他们心向往之难以寻获的妻子形象.因而,西方男性读者很容易能从中寻找到自我的优越与力量.
（三）蝴蝶君：形象的颠覆
随着东方主义理论的兴起,批判者认为,《蝴蝶夫人》中这个“病态”的亚洲女性形象根本就不真实,是白人为了让少数民族永远逆来顺受,特意建构出来麻醉他们的“政治叙事”［3］.针对于此,美国华裔戏剧家黄哲伦结合已有文本和真人真事,创作了戏剧《蝴蝶君》,对西方“蝴蝶夫人”情结作出完美的批评.
整部剧作的精彩之处在于真假难辨的身份倒置,“蝴蝶夫人”的身份直到最后一刻才得以揭示.从整个故事的情节来看,外交官伽利马一直认为宋丽玲是自己的蝴蝶夫人,因为他曾经自卑的生活经历与《蝴蝶夫人》中的平克顿十分相似.但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伽利马倒是被宋丽玲狠狠地“玩弄”了一番.宋丽玲虽是男儿身,但在京剧中却扮演女性的旦角角色,如此模糊的身份性征为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剧中的和服与西装的服装象征也颇有深意：当剧情发生反转,宋丽玲脱去和服穿上西装,并亮明自己的男性身份后,伽则哭着抱着和服,最终穿戴东方的打扮,以日本的传统方式自杀.
黄哲伦以亚裔的身份站在本位的立场上为自己发言：谁都有可能成为蝴蝶夫人,只是角度不同罢了.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可以通过权势迫使东方屈服,但东方也有自己的方法使得这一屈服角色发生反转.
（四）西贡小姐：形象的完善
在《蝴蝶君》掀起一波东方主义批评的新浪潮之后,法国作家布勃利尔和作曲家勋伯格又将视角转回《蝴蝶夫人》,并创作出戏剧《西贡小姐》.
出于作者来自西方的身份,相较于《蝴蝶君》,《西贡小姐》的故事结构绝无颠覆之意.然而,对比《蝴蝶夫人》,《西贡小姐》凸显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目的更加丰厚饱满：谴责的剧情围绕着巧巧桑对平克顿的痴情展开,导致悲剧的主因是东西方文化和情感冲突；而后者的主题则更显“史诗化”——战争机器摧毁人们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与巧巧桑的一厢情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剧中的克里斯与金是真心相爱,故事的色调温暖许多.另外,同样是自杀,巧巧桑的自杀是绝望与无奈的,而金的自杀则更富有人情,体现出了母爱的伟大,也使全剧的歌剧提升了一个高度.整部剧中,没有明显的“谁统治了谁”,更多的则是人际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这部剧的作者或许也希望籍此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以沟通的方式寻求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五）“蝴蝶夫人”情结分析
从《菊子夫人》到《西贡小姐》,蝴蝶夫人这一故事情节经历了无数次的演绎和改编,作家们赋予了蝴蝶夫人这一形象丰富多彩的内涵.这些文本的演变过程,形成了“蝴蝶夫人”情结的文学母题,即东方女子疯狂地爱上西方男子的情结.
东方主义理论批判《蝴蝶夫人》中对东方女子的刻板印象,认为西方的男子在男女的观念上对东方的观点像殖民者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态度一样,是征服、压迫和控制的关系.所谓的东方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东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为西方人所迷恋的“蝴蝶夫人”实际上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产物.他们认为身材娇小性情柔顺的东方黄种女子必然是情愿臣服西方白种男人的,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甚至为他们殉情献出生命,东方女子是没有能力自己生存的,必须依附男人和爱情.而蝴蝶君形象的塑造则属于在后殖民背景下对传统文本颠覆的一个成功例证,着力对传统剧本中西方男人对东方女子“蝴蝶夫人”式的幻想作了终结.这个过程本身对文本进行着不断的解构和颠覆,浸染的东方文化背景成分也逐渐增加,不断地为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观众所接受.
三、“蝴蝶夫人”情结的后现代诠释与互谅
《蝴蝶夫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吟唱后,裹挟着“东方主义”思潮再现于《西贡小姐》中,同时也遭遇了来自东方人对此的强烈批评与诠释,黄哲伦的《蝴蝶君》在包容和消解“东方主义”观念的同时,勇于与西方观念进行跨文化对话,修正西方对东方的形象塑造的偏差,重塑东方形象,从而达到超越“东方主义”的文化融会与交互的目的.
当然,西方世界的“蝴蝶夫人”情结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弭,要完全消融西方深层的“东方主义”观念还需要长期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仅仅消除东方人的后殖义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纠正西方对东方的“误读”还需要让西方人真正转变观念.这样才能使东西方文化在同一平台上平等对话,让过去的误解消融在理解与信任的对话中.
参考文献：
［1］赛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朱丽.西方视野下的东方——谈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3］孙惠柱.谁的蝴蝶夫人——戏剧冲突与文明冲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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