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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与小岗村红手印:真假争议的幕后故事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主题:故事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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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开“黑会”、写契约、按手印、偷搞包产到户的故事广为流传,而见证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文物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俗称“红手印”.

王映东是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安徽省拍摄了一部反映皖北农村包干到户改革成果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这是国内第一部涉及小岗村“红手印”的纪录片.

1982年,新影厂为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礼,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的影片.由于王映东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比较熟悉农村的情况,厂领导决定由王映东执导影片的拍摄.此前,王映东曾执导过多部新闻纪录片.

1982年9月,王映东前往安徽采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跑了十二个县.其间,凤阳县委秘书曾向王映东详细介绍了该县小岗村偷搞大包干到户的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王映东决定到小岗村了解情况.

10月7日,王映东从县里要了一辆车,来到小岗村.当时,正值农忙时节,村里人很少,只见到几个人在树上摘柿子,在村口巧遇该村会计严立学.王映东拿出,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严立学带王映东来到家里,拿出烘好的柿子招待王映东.他们边吃边聊,从建国初期的土改谈到后来的合作化,以及“大跃进”时期的公社化……当严立学谈到1979年春风阳县搞大包干到组,小岗村先分四个组,没过几天又分八个组.公社知道了要他们合起来,村里开社员会商议,最终没合起来反而分田到户了,大家还在一张纸上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王映东出于职业习惯,要严立学把这个签了名字、按了手印的纸拿出来看看.严立学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才在一本旧账簿里把它翻出来.

那是一张灰白色有紫色横格的纸,高约16厘米,宽约19厘米,是从学生用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又脏又皱.其下半部有六条折痕,横四竖五写着全生产队20家户主的名字.十二个人名上有手印,四个人名上有私章,四个人名上既没有手印也没有私章.人名上边约一半纸留有空白.人名下边纸被撕掉约一指宽,但又有约一厘米没被撕掉.纸的背面写着生活救济款账单,横排竖写有十九个人名和钱数.

拿到这“红手印”,王映东疑惑了.他有三个疑问:人名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会议的内容?下边空白该写时间的地方被撕掉了?重要的合同与账单写在了同一张纸上?于是,王映东要严立学再找找,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红手印”,说完王映东也帮着翻找.严立学说,只写了一个,没有第二个,这个就是原件.

在与严立学告别前,王映东提出要拿走这个“红手印”,拿到北京拍电影用.严立学二话没说,就让王映东将“红手印”放进笔记本里了.

1982年11月7日,王映东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写出了纪录片的拍摄提纲.新影厂领导看后,认为还可以,要王映东在春节前去安徽抢拍农民过节的镜头.不久,王映东就带着摄制组,来到了安徽.

1983年2月4日,王映东带领摄制组到达小岗村,大家都想看看小岗村.小岗村的三位干部,即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给摄制组讲了他们偷搞包干到户的前前后后.同时,与摄制组研究了全年四季的拍摄计划.三位干部还带领摄制组成员看了小岗村村貌和正在施工的水利工地.最后,摄制组约定2月8日来村里拍摄三位干部讲述包产到户的故事,给后代子孙,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听听、看看.

2月8日上午,王映东率摄制组准时到达.拍电影的屋子围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王映东跟大家说:“今天拍电影,同时要录音,大家要安静地看,好好地听,不准讲话,不要出声.”在拍摄过程中,这些看热闹的人都非常安静.

拍摄工作很顺利,当事人讲得绘声绘色,真实自然,摄制组很满意.拍完片子后,生产队长严俊昌热情地留摄制组吃饭,他说现在不是4年前了,家家户户的余粮和年货都不少.时间不早,盛情难却,摄制组收拾器材,王映东和三位干部闲聊起来.王映东说去年10月来村里只见到会计,两位队长不在,他给了一个“红手印”.今天队长在影片里讲到按手印那一段,将来要把“红手印”这个镜头用上.副队长严宏昌打断王映东的话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这使王映东很惊讶!怎么两个人都说“红手印”是自己写的呢?王映东看着队长严俊昌和会计严立学,他们两个谁也不吭声.

一阵沉默后,王映东请严宏昌把他写的“红手印”拿出来看看.严宏昌却说,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找不着了.接着又说,这事好办,他再写一个,让大家重按一次手印.队长和会计还是不吭声.王映东以为小岗村的人觉得原来的那个“红手印”留了空白,没有写会议的内容不圆满,队长和会计默认了副队长的提议.

当时,王映东也觉得,会计给的那个“红手印”被“加工”得确实不好在电影里用了.况且,小岗村开“黑会”、搞大包干、按“红手印”是真实的.拍电影用复制件并不违背原则,是经常有的事.这样,王映东表示就按严宏昌的提议办,但要给群众说清楚,这个“红手印”是为拍电影做的复制件,是道具.

第二天,摄制组又到小岗村拍摄村容村貌和水利工地,副队长严宏昌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交给了王映东.这个“红手印”加上了开会讨论的内容、会议的时间.严宏昌还在两处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红手印”,就是王映东用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

1984年9月,王映东带领摄制组经过两个春夏秋冬拍摄的《来自农村的报告》,被选为共和国成立35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偷搞大包干,写契约、按手印、赌咒发誓、准备坐牢的故事,迅速传遍国内外.

影片公映后不久,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张新文就坐在了赶往安徽的火车上.可到了当地才知道,电影中的那个“红手印”已被新影厂的导演王映东带到了北京.张新文返回北京后,通过新影厂找到王映东.张新文讲明为筹办“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拟征集新影厂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中的那个“红手印”.王映东请示后告诉张新文,你带个函来吧.没几天,张新文拿着介绍信来到新影厂.王映东了解到,张新文先去过小岗村,接触过村干部,以为他知道复制“红手印”的情况,就没有主动向他介绍.在厂领导同意后,王映东从道具库拿出“红手印”,交给张新文带回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在“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中展出.展览结束后,“红手印”交该馆保管部*.

“红手印”至此本应功德圆满!但遗憾的是争议却悄悄地开始了.

王映东为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严宏昌主动提议再写一个“红手印”.那时,大家都没有经济上的利益.从1985年起,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电视台纷纷造访小岗村,为使所制作的节目好看,不惜花钱让小岗人摆出签名按手印场面,参与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每人每次可得到10-20元不等的劳务费.如此制作出的道具“红手印”,有的不慎流传于世,造成一些人的误解.

1998年6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的文章,对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手印”提出五点疑问:一为纸白,十分平展几无皱折;二为那次秘密会议到底在谁家开的,有两种说法;

三为谁执笔写的,有两种版本;四为出席秘密会议的人数说法不一;五为秘密会议的具体时间.因而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这个秘密会议到底开过没有?二是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纸条?

看过这些文章,了解到“红手印”引起这么多人的关心和焦虑,王映东感到非常不安.作为“红手印”的知情人,他当时就准备写文章,把有关“红手印”的问题说清楚,以平息争议.

1998年12月15日至1999年2月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历史的丰碑——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展览”中,“红手印”再一次在显著位置展出,受到媒体和观众的广泛关注,再次浮出真与假的争议.

2000年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严立学和关友江三人来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想要领取捐赠“红手印”的证书.按照有关规定,需有当时文物捐赠者的授权证明才能*.经领导批准,他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在文物库房走廊查看了“红手印”.王映东也闻讯赶来,见没有“红手印”真假之争,就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合同书,是我于1983年拍摄电影《来自农村的报告》时,从小岗村借的(经手人严宏昌),1984年我将此件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经手人张新文、林谷良)”的证明书上签上了名字.有了证明,根据领导的指示,工作人员马上为小岗村村委会打印了“承惠赠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合同书为表彰您热爱祖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积极支持我馆工作的崇高精神,特发此证”的文物捐赠证书,并马上到馆长办公室加盖馆章后,通过领导,交给严宏昌等.三人在保管部办公室接过证书,喜极而泣,并让随行的记者为其拍照留念.而王映东此时则来到馆长办公室,向领导讲述了“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并言明“红手印”原件仍保存在他手里,会在适当的时候捐赠给博物馆*.

2002年8月2日,领导把王映东的电话给了我,要我与他联系.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赶到老人的家.他大病初愈,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在介绍完“红手印”的流传经过后,他说,如果博物馆能邀请党史研究室和安徽省委宣传部三家在一起,召开一次“红手印”研讨会,证明王映东所藏为“红手印”原件后,他就捐赠.从此,逢年过节,我就到老人的家拜访,一来了解老人的想法,二来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再者就是聆听老人关于“红手印”的流传经过.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红手印”的研讨会一直没有开成.

2005年11月1日下午,王映东老人打来电话,要我下班后去他家,有要事相谈.我如约到他家,一进门他就说:“我要把‘红手印’交给你们馆,它太重要了,也只有你们能把它保管好!”闻听此言,我有些激动!老人断断续续又说了很多很多……由于没有准备,我没有带文物收据,只好给老人打了一张白条,收据和证书只能待日后再补了.

之后,“红手印”曾在国家举办的“复兴之路”大型基本陈列中展出,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历史.

(摘自《档案春秋》陈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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