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底蕴,本文是传统文化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中华和视域和*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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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了全球化时代共发展的价值选择、世界人民共命运的价值追求、文明形态共迈进的价值理想.这些多层次的文化价值理念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汲取了丰厚的文化养分,成为世界人民携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重要价值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构建大同世界的公共性价值、“居安思危”共筑和平之城的自奋性价值、“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平衡的生命性价值和“革故鼎新”自我传承与超越的创新性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价值基石,为构筑全球化新时代共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
传统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方式推动的,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创造了人类文明奇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但是,随着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出来,在资本逻辑的怪圈下逐利心理、工具至上、经济垄断、文化霸权等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症候开始呈现：贫富不均、难民危机、局部战争、恐怖猖獗、生态恶化、核竞争加剧等威胁因素成为世界人民和平发展的严重障碍.总书记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面对多元化发展的世界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中国秉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了助推全球化新发展要超越资本主义局限,实现全球化新发展要探求社会主义模式,贡献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文化智慧.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全球政治伙伴关系、促进经济的互惠互通、增进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动生态的共同保护以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伟大与艰难、光荣与努力、前途与命运、世界与民族、共同与自我的世代相承”[3]的文化情怀,蕴含了全球化时代共发展的价值选择、世界人民共命运的价值追求、文明形态共迈进的价值理想.这些多层次的文化价值理念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汲取了丰厚的文化养分,成为世界人民携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的重要价值指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天下为公”的公共性价值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基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着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以责任为担当的价值基因,彰显出“天下为公”的公共性价值情怀.面对全球问题,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相连、休戚与共,正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面对各种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独立地解决世界问题,应寻求合作发展以共同应对全球化难题.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表达了追求人类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共创世界美好未来的意愿.
“天下”一词在中国古代并非单纯的指自然地理意义,更多的是指人世即包含人的活动.中国古代形成的“天下观”的内涵也并非单一,一种是君民对立、主客有别的霸权政治理念,例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北山》）,这种政治统治有失民心,必然走向朝代更替的结局；另一种是关乎人伦的政治理念,例如：“天下归仁”“天下为公”,这种政治情怀是对狭隘的私欲的超越,不仅有利于民心的凝聚,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的长期有序发展.“为公”是一种对社会样态的构想,是指天下为世人所共同拥有、人与人之间没有等级的差异、更不受利益的驱使而共处于天下之中的社会状态,则如《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6]的大同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人类所共同享有的、并将人类善与诚信的道德品质发挥极致的、安定美好的理想性世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么,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天下为公”,培育高远的政治情怀呢？孔子认为,顺道而行则盛世太平、逆道而行则民不聊生,构建大同世界,君主需要遵循仁道、施以仁政,黎明百姓用仁的理念、礼的原则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天下与人的关系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意在表明天下并不是一国君主的天下而是万民共主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7].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对于个人的生存、家庭的聚合、国家的安定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而要想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状态,“必先公”（《贵公》）.《原臣》中同样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8],国家的领导者应以最广大人民的诉求为出发点、以百姓的疾苦忧乐为重,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本国的利益而轻视民心.《周易·系辞下》所讲：“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9],天下终究是所有人共有的天下,在今天看来便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天下,那么,达成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守护世界人民共有的家园便是各国理应担负的责任.
总书记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10]中国自古以来便讲求“天下一家”,作为一家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种族差异、无论宗教信仰冲突都应彼此理解、彼此尊重、互相扶持,遇到困难挑战理应携手面对,我们始终相信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创造与守护世界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传承着“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承载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中国清楚的认识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人民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治矛盾与地区热点问题存在、重大传染疾病蔓延等问题,这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在地球村里,无论是一场金融风暴、一次恐怖袭击还是一次病毒爆发、一场气候灾难,都会造成局部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严重的经济损失、政局动荡甚至人员伤亡,都会激起每一个角落里人民的普遍关注与担忧.正因为天下是一家,所以这样的事件无论发生哪,都令世人痛心,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渡难关,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11].随着多领域的交叉发展与互联互通,世界人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对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诉求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世界未来发展与世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正如总书记表达的：“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1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国际秩序的构建和国际环境的净化,实现人与人互助互爱、家与家和谐友善、国与国安定有序,构建一种没有纷争、没有饥饿、美美与共的社会状态,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崇尚和平、追求天下大同的价值选择,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许.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世界人民共同的努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居安思危”的自奋性价值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价值力量,国泰民安、民康物阜、盛世太平等社会景象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追求和最真切的愿望.然而,中国的发展深受国内不稳定因素以及国际不安全因素的威胁与挑战,国内民族势力的恶意分化、国外地区热点问题突出、恐怖主义的肆意杀戮等,引发了世界人民对生存安危的担忧与思虑,维护社会安稳、促进世界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共识.
纵观历史,王朝更替的原因多样,有如秦大一统的国家间争斗、有如唐玄武门事变的亲王篡位、有如安史之乱的武将割据、有如战争的外族入侵等等,这些原因归结为一点便是君王缺乏对“内忧外患”的认识,没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没有真正的做到“居安思危”,进而造成了历史朝代的更迭.《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3]意在表明,当国家处于安定统一的状态时,作为一国之君绝不能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潜在的危险,更不能忽视导致国家灭亡因素的存在,应时刻保持警觉、防患于未然,正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所提及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何为忧患？《说文解字》中认为：忧,心动也；患,忧也.[14]忧和患是人们内心情绪的波动,如对已面临的困境或即将面对的未知领域的担忧、忧愁、忧郁等,是情感和心境的表达.自古便有文人豪客借助诗词抒发忧患的情感,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感叹生活的不易；郑板桥的“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关心百姓的疾苦；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心系国家的安危等.忧患,不仅体现在对个人生存发展的忧患,更体现在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忧患.何以居安思危？《礼记·中庸》中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15]即无论何时做何事都要有所计划、有所准备、有明确的心理评估和应对问题的方案,要“知患”.只有清楚的认识到身处环境的复杂性、安逸生活中危险因素的隐藏性、未来国家治理中的不可预测性,才能真正做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无论是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是难得可贵的价值财富,只有保持居安思危的心态、力争持久和平的政治自觉才会更好的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才能更好的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利益,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经久不衰.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意识和自觉性意识,是使中国走上不同于苏联命运道路的关键所在,更是使中国不断革新、不断富强、逐渐领跑世界的重要因素.总书记指出：“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6]正是忧患意识,使我们党没有安于维持现状,而是更扎实的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中,将更长远的目光投向于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事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在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中,对世界人民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担忧与思虑,正如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7].站在国内的角度,中国清醒的认识到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势头不减、文艺更加繁荣的安稳环境中,隐藏着分裂势力、腐败风气、实体经济复苏乏力、生态恶化等多方面情况严重的态势,因而积极的在政策上、组织行为上对症下药以实现社会各领域更好更快的发展,以真正实现国泰民安、人民富裕、民族富强.站在国际的角度,中国清晰的把握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霸权政治的角逐、难民人数的激增、全球性气候的恶化等已然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而呼吁世界人民共同担负起构建美好家园的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8]忧患意识,不仅应该作为心理共识加以落实,中国人更应该自觉的增强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政治能力,在努力提升政治素养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政治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天人合一”的生命性价值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关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蓄着中华民族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价值关怀,为实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价值支撑.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宝贵的自然资源用之不绝、失之难续,人类对自然界疯狂的索取与破坏最终必然伤及人类自身.生态问题,关乎人类福祉,更关乎人类的未来,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总书记多次呼吁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自然界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守护.
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宇宙观[19],传统的宇宙观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就自然界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性的研究视域出发认为万事万物不是由上帝所创造而是阴阳所生、乾坤所成,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中.天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作为天地中唯有意识性、有思维能力和能动力的人,如何处理好天人关系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首先,对待自然界要持有敬畏之心.董仲舒认为：“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炤明.”[20]（《春秋繁露·观德》）天地是万物生长的根,是滋养万物生生不息的沃土,天与地的结合衍生出人类社会,使人类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张载更直称天地为父母,“乾称父,坤称母,予慈藐焉,乃混然中处.”（《西铭》）在他看来,人存在于天地间就像孩子一样,四肢皮肤都是父母即自然界所赋予的,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都是兄弟手足,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天行有道,“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21](《春秋繁露·天容》)自然界的发展也是有时序和节度的,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性,一旦违背自然界的生长规律便会受到惩罚.世间万物同处于一个不容分离的整体中,在这里,天地的造化使人类得以存活更可以使人灭亡,自然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无可非议.其次,对待自然界要以诚相惜、以仁相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2]（《中庸》）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并存在同一个时空里,万物的发展共同造就了天地的渊博,自然界与人是平等的而非冲突的关系,两者并驾齐驱不相悖更不存在谁凌驾于谁的问题,天与人的融合是浑然天成的.然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呢？张载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23]（《乾称篇下》）“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大小之别也.”[24]（《诚明》）只有清楚的认识人性与天道是没有大小差别的、天道与人道是内在同一的,充分的言诚并发挥人的理性,才可以达到天人贯通的境地.程颢也认为“天人本无二”,但他将天与人赋予仁的意蕴,例如：“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宋元学案·明道学案上》）,万物的生生不息并非是纯粹的、孤立的,而是与人类社会相通的,就犹如人的四肢是可以被人所感知的.在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的基础上,程颢倡导仁以规范人的行为,不仅拉近了天人之间的距离,更克服了唯我独尊自大的心理,抒发一种亲仁爱物广博的情怀.最后,各尽其才、相辅相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5]（《中庸》）在良性的社会制度和人的理性约束下,只有充分的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人的能动性,才能使自然界和人的潜能充分实现.物尽其性,在愈发丰腴的社会中不禁感叹自然界的广博,进而加深对自然敬畏之情和珍惜自然之义.同时,使天人协调发展,“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6]（《易传》）,在相辅相成中实现天人的真正合一.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即便科学技术在革新中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但是人类不能完全孤立于自然界而存在,例如空气、水、矿物资源等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更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但当污染肆虐、资源高度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时,人类应该反思自然界被置于何种境地？天与人的关系又该何以明晰？“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虽然不能对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给以明确的解答,但是其蕴含的对生的求索、对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的探析仍值得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冷静的分析了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站在全人类求生的视角呼吁世界人民共同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将天人合一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全球治理的体系建设中.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不容割裂的,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对待自然环境应致诚、求真、至善.总书记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7]自然界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同时,自然界也很脆弱,它承受不住人类肆意无节制的索求,也承受不起人类将地球作为垃圾存储场的行径,自然界的自我治愈能力远低于人类的破坏能力.生态恶化已经成为事实,而人类终将自食恶果.在自然界面前,人类一方面应心存感激,珍惜所拥有的自然界所赋予的财富,另一方面审视人类过激的行为,承担起拯救自然界和拯救人类自己的责任,思索构建天与人真正和谐的路径.总书记向世界呼吁：“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28]这是世界各国和人民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共享未来生态美好的世界应尽的义务.在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中,生态问题与世界上每个人的利益相切,中国将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世界联手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9],构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终将造福全人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革故鼎新”的创新性价值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张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蕴着中华民族精神独树一帜、与时俱进的价值张力,赋予“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智慧,是基于中国实践、观照人类命运提出的独特创见,具有鲜明的创新思维、创新理念、创新价值,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5000年的历史中积淀,在历代的文化争鸣中迸发,所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态令人叹服.“文化,既是国家精神的传承,也是人类精神气质的体现.”[30]中华文化蕴含着自我传承与自我革新的内生力,是不断推进历史车轮前行的强大力量,中华文化的自觉发展造就了经久不衰的华夏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常”与“变”的价值理念,即包含着继承维稳的因子也包含着变革求新的因子.所谓“常”,是指政治治理理念、社会秩序、人伦精神等方面的相对的独立性、继承性和稳定性,具有“不变”的特质.以儒家思想为例,孔子提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而“百世可知”（《论语·为政》）,在他看来礼制是历朝共同遵守的秩序,正是因为对礼制的继承而可知百世,朝代的更迭并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根基,朝代之间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理念或制度；汉代董仲舒对孔子的思想加以继承,在他看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31]（《举贤良对策》）,封建社会的治理之“道”来源于“天”,只要天意不变人们就要服从于社会秩序的要求,“三纲五常”的思想更是在汉初期维护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实现了政治经济思想的一统；宋代朱熹对董仲舒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论语集注》）,意在坚守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与*道德思想,同时又注入“格物致知”的理念将儒家思想推向新的高峰,这是中华文化应时代要求而实现的自我传承与发展.所谓“变”,《易传·系辞下》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2],事物只有不断突破发展的局限、打破固化思维的壁垒,才能实现永续通达的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变革的手段以改变现状,正如《易传·杂卦》中所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33],通过革故鼎新实现自我的超越.中国历朝历代的发展内含着政治秩序、经济方针、文化理念、科学技术等多维度的变革,其中不乏改变国运、促进民生、创造盛世的重大举措,例如：商鞅变法,破除旧制使秦傲视群雄一统六国；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取士改变北宋贫弱的国势；张居正改革,全面且富有张力的制度落实巩固明朝的基业；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科学技术将中国推向世界前列.这无疑体现了革故鼎新的巨大勇气和责任担当,是中华文化应时代要求而实现的自我突破与创新.张岱年先生曾指出：“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34]中华文化的发展,虽然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附属品,它具有自身的传承性与发展性,是具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自我批判、自我创新的价值特性.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35]中华民族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积淀,紧扣时代的脉搏,创造性的提出解决时事的方案,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拼搏的精神士气,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在新时代,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困境,以及稳增长保民生促和谐的国内诉求,中国创造性的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3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努力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勇当先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创造性的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并致力于将此打造成世界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37],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政治沟通、经济共赢、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生态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例如：中国倡导国之交往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树立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秉持兼收并蓄的文明观、构筑绿色平衡的生态观,呼吁世界人民携手前行,向着更加美好的文明形态迈进.这一中国方案,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物欲的膨胀和对人性的压制,而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的根本利益设为坚定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共同的价值理想.同时,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单一的中心主义模式,而构建一种世界各国的协同发展、普惠发展、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让世界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对中国长期稳定的治国理念的传承,更是对国际秩序建设理念的突破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话语的结合,更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接轨,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更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指出：“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38]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信世界人民以心交心、以诚换情、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局面指日可待,世界人民携手共同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迈进、共创人类未来美好家园的景象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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