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学和学术差异,本文是关于牛津大学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世纪牛津大学和学术差异和巴黎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牛津大学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13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在形成初期就表现出了在学术研究和授课上的差异.在自然哲学方面,牛津大学更关注数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科目,巴黎大学则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内容更感兴趣.在神学和哲学方面,巴黎大学与严格控制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哲学的内容渗透进入神学课程中,而牛津大学的神学课程和自然哲学内容更多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差异反映出当时欧洲基督教思潮的变动,也预示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方向.①
关键词：13世纪 牛津大学 巴黎大学 教学 学术
一般认为,欧洲的思想学术流派存在英格兰经验主义和大陆唯理主义的区别.英国学者注重经验,多从常识出发进行学术推理；大陆学者则更倾向于形而上的思辨,构建先验的唯心哲学体系.这种分别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盛期欧洲大学形成并发展的年代,分别以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代表,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们在学术兴趣和思想倾向上就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细致而显著,能从中发现以后两种思想流派各自发展的滥觞之源.
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同为欧洲建校最早的一批大学,两者之间渊源深厚.巴黎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在建校过程中,或多或少还从巴黎大学得到了一些帮助.[1]62据说可能是以下原因,或许是因为巴黎大学排外,故英王禁止英国学生赴巴黎学习,牛津大学才得以建立起来,它早期的教师和学生很多都是从巴黎大学分离出来的.牛津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大学分裂史中建立起来的,[2]但是不管如何,牛津大学可以算是一所“土生土长的原发型大学”[3]52.历史与政治的原因造成了牛津大学从巴黎大学的分裂,也为两者学术研究方向和授课内容的不同埋下了伏笔.
一.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差异
牛津大学首先在新兴学科—自然科学与数学方面表现出的风格就和巴黎大学迥然不同.牛津大学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更感兴趣,而巴黎大学则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教育和自然哲学及其下属分支数学、天文学有着更多的联系,而巴黎大学逻辑学教育中道德哲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内容则处于支配地位.
牛津大学从建校伊始,就表现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哲学倾向.[4]309在幸存下来的教学大纲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3世纪初,就有学者写过有关《论灵魂》（De anima）的评注,且评注中引用了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75—1253）的评注.[5]45格罗斯泰斯特,这才是牛津科学传统真正始祖,他“促进了一种富有灵感的数学科学传统在牛津的开创”,而紧随其后的就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对数学的推崇倍至.格罗斯泰斯特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风格“与其说接近13世纪的思辨态度,还不如说更接近12世纪的评注精神”[6]322.在巴黎大学,情况大有不同,辩证法一开始就受到推崇,与此相对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悲惨地位.1210的森斯会议特别禁止公开或私下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一起被禁止的还有阿维森那对亚里士多德的评注.1215年,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形而上学著作再次在巴黎成为禁书,尽管这个禁令不那么有效.②[7]47
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的其它学科风格也大相径庭.牛津大学的逻辑学更强调术语的上下文意义和含义,而巴黎大学更关注它纯粹的形式.伴随牛津大学逻辑学的主要是自然哲学,以及与其广泛联系的数学和天文学；而在巴黎大学,道德哲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则居于支配地位.这两所大学在思想上的差异和其课程和文本上的突出不同,也是一致的.在牛津大学,1350年之前就非常关注数学和天文学,其1340的规章中就明确规定了一些必读的数学著作,一个世纪后,这个名单中又增添了不少名著.而在巴黎大学,1350年前的唯一线索就是盎格鲁—日耳曼同乡会宣誓章程中关于数学或天文学的宽松规定,既没确定教学用书,也没规定具体授课内容.③在天文学方面,牛津大学倾向于用充满数学特征的理论来解释天体,因此也更关注约翰·德·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④和格罗斯泰斯特的著作,在巴黎大学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支配的宇宙论更占上风.[8]324-325总而言之,精确科学是牛津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巴黎,对精确科学的强调却要少得多.[9]57于是牛津大学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在14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牛津计算者群体（Oxford Calculators）,主要是在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可算是对其数学和科学传统的延续.⑤
不管从何种角度褒扬格罗斯泰斯特、罗吉尔·培根及其追随者们对牛津大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传统的形成都是不为过的.[10]71格罗斯泰斯特,这位林肯郡的主教,牛津大学校长,手中掌握着科学的成果,心中燃起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精神,他将这种精神传授给了其弟子,主要是罗吉尔·培根,并把对数学的推崇置于其他学科之上.格罗斯泰斯特的科学精神横溢于生前,而其科学传统纵继于死后.以其为首的牛津大学知识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发现了自然的秘密,拓展了人类智力的边界.
二.神学和哲学方面的差异
两所大学除了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存在直接而显著的差异外,牛津大学相对与巴黎大学在传统神学与哲学及两者与新兴学科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巴黎大学明令禁止神学与哲学课程结合进自然哲学的内容,而牛津大学则允许学者运用自然哲学知识对神学与哲学做新的解释.
两所大学神学和哲学的差异首先和两个拖钵僧团有所关联.神学与哲学的关系,12世纪突出表现为怎么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在理解二者关系上,两个重要的托钵僧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他们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圣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掌握了牛津大学,而圣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掌控了巴黎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差异又融合了教团教义的争论,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3世纪开始,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渗透到巴黎大学的神学中,教会先后在1210和1215年两次颁布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著作的禁令,这些禁令并不是针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本身,而是担心其在神学中的应用.当然,这些禁令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如此充满吸引力,以至于在1230年代,巴黎的圣多明我会教师不停地对宣扬这些学说的哲学家们加以抱怨,这终于引起了罗马教廷的干涉,他们放逐了一些教师,但是仍然不能制止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的争辩.有两个人—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年－128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试图调和哲学和神学的矛盾,但其活动的后果却是1277年巴黎主教颁布的219条禁令,这无疑是新奥古斯丁主义神学家反对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行为的大爆发.但其禁令的后果却很值得让人怀疑.[11]53
在牛津,亚历山大·尼卡姆（Alexander Neckam, 1157—1217）⑥在讲授神学的过程中应用了自然哲学.沿着这种将圣经与科学学习交织在一起的优良传统,格罗斯泰斯特将《圣经》、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数学融合在一起,并将实在的基础归于数学,这时候的上帝更像是一位数学家.牛津人将哲学和逻辑应用于神学,从来没有引起过权威的任何负面反应,同时并将存有疑点的《圣经》课程与神学课程结合起来.而在巴黎,只能用《圣经》来解释道德,神学问题须另外讨论.当牛津大学某些人希望仿照巴黎大学的模式时,罗吉尔·培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1277年前巴黎大学的神学学者更加关心形而上的哲学,而在牛津,这些话题几乎无人问津.1277年后巴黎的圣多明我会和牛津的圣方济各会围绕各自的哲学命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巴黎反对托马斯主义,而牛津更紧密地和托马斯主义结合在一起,接下来的事情便是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约1265－1308,受到了培根的影响）的诞生.[12]426-430
三.结语
由此可见,巴黎大学与牛津大学的分歧由来已久,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历史业已说明,自由激发学术思想活跃,而专制导致精神生活贫乏的实例.在这里,笔者将眼光锁定在了英格兰当时的政治背景上.13世纪初,正是英格兰权力真空出现的时期.约翰王无能,贵族崛起,大宪章出台,王室威信扫地,专制王权淡出的真空,急切需要新事物填满,风起云涌之时,各种学术思潮也纷纷尾随而来.当时的英格兰可谓比较自由,学者与学校活跃于历史的舞台.所有这些直接为牛津大学的建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与学术环境.
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两者形成时期大致接近,但是13世纪两者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了引人瞩目的不同.这种分歧既是由于两者所处政治环境不尽相似,也是由于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拖钵僧团,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无论是牛津大学对新兴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采取关注和接受态度,还是巴黎大学及教会对此种新知识的警觉和排斥态度,都反映出了中世纪盛期基督教哲学思潮的异动以及新发展方向,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未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方向,欧洲的思想界正站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关口,面对着一个充满了困惑和希望以及新的学术和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
注 释
1.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巴黎一直屡禁不止,期间也有过松动,但终于在1277年由巴黎主教颁布了对它的77条禁令.但是后来经过托马斯主义者的艰苦斗争,终于能够进入欧洲各大学,因为它已经不再对基督教义构成威胁.
2.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巴黎一直屡禁不止,期间也有过松动,但终于在1277年由巴黎主教颁布了对它的77条禁令.但是后来经过托马斯主义者的艰苦斗争,终于能够进入欧洲各大学,因为它已经不再对基督教义构成威胁.
3.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323. 牛津的书目包括了约翰·德·萨克罗博斯科的三篇论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波埃修斯的《算术》,后面又增加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和阿拉伯学者阿尔哈曾的*学论文等.
4.也被称为好莱坞的约翰（John of Holywood）,13世纪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巴黎大学,主要成就在代数和历法方面,代表作为《天球论》（Tractatus de Sphaera）.
5.关于这个团体,详细的记载参见Norman Kretzmann, Anthony Kenny & Jan Pinbor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The Oxford Calculato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540-563.
6.英国学者,牛津大学教士.罗吉尔·培根提到过作为文法学家的他.
参考文献
[1]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62, 6, 52；
[2]Marthellen R. Van Scoyoc.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 39. No. 6 (May, 1962). pp.322-333.
[3]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52.
[4]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309.
[5]A. C. Crombie. Robert Grosseteste and the Origins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1100-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3.p.45.
[6]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322.
[7][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 王晓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47 页.
[8]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p.324-325.
[9][美]爱德华·格兰特.《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第57页.
[10]Lawrence and Nancy Goldstone. The Friar and the Cipher :Roger Bacon and the Unsolved Mystery of the Most Unusual Manuscript in the World.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71.
[11]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y. New York: Great Seal Books (A divis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p.53.
[12]Hilde Ridder-Symoens, eds.,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I, pp.426-430.
基金项目：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项目“罗吉尔·培根科学思想研究”（B.16-0102-14-112）
（作者介绍：刘钊,长沙师范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洲中世纪科学史与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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