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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相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和美国大学体育自主治理传统的回顾和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大学体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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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立"国家大学"的失败以及"达特茅斯学院"一案的判决,为我们揭示了美国大学体育自主治理传统的历史根基.这一传统历经学生和校友自治、教工自治和以校长为主的联盟及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自治三个阶段.美国大学体育的自主治理,既表明了大学体育是顺应学生和校友需求的产物,也是美国大学面临激烈竞争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美国大学体育多样性特征的必然体现.借鉴美国大学体育的自治传统,充分发挥大学校长和相关从业者的积极性,是做好中国大学体育工作的关键.

关键词:大学体育;自主治理;美国大学体育联盟;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学生与校友自治;教工自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0X(2017)07-0014-06

做好大学体育工作,是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必然要求.历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相关文件所在多见,但无论是青少年体质连年下降的客观现实,还是学界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理性审视,这些文件的成效都不容乐观.有研究认为,政策执行效率不高,政策实施监管措施不力,政策评价机制不完善,是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政策的共性问题[1].在青少年体育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学体育,则因体育行政部们一直主导我国的体育竞赛系统,长期占据运动员的等级评定、教练员的培训与评级等核心要素,高校之间还没有形成系统和稳定的体育竞赛系统,处境较为被动[2].

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体现出"政府本位"群体性工作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源于政府主导的自身局限,因为"政府本位"对社会体育需求的理解,主要基于国家的需要目标,因而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的真实体育需要,造成目标设置不当."政府本位"也多聚焦于少数大型的体育活动,导致大型活动多,中低端普通民众参与的活动少[2].因此,学界建言,应由"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社会组织居于群体工作的主体地位,由社会组织治理群体工作.

研究并借鉴美国大学体育的经验以解决我国大学体育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学界的普遍选择.无论美国的大学还是美国的大学体育,都是自主治理的,历经百余年发展,蔚为大观,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推崇.回顾美国大学体育的自主治理传统,为国内以"社会本位"为导向做好大学体育工作提供思路和参考,很有必要.

1美国大学体育的自主治理根基

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对独立战争前后美国大学的自治历史有过描述.他认为,独立战争前在美洲大陆,不存在对所有教育机构拥有广泛裁判权的政府,因此,没有一个政府机构会以公共法或政府政策为由承担起规范和管理这些新兴机构的责任.事实上,即使在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它也明确地放弃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管理权,将这一权力下放到各个州[3] 4.之所以如此,马丁·特罗教授认为:美国革命将殖民地政府转变为国家政府,这一政府是以联邦为基础的,崇尚个人至上,群体自由和首创精神.这一政府也继承了革命强调国家大众主权的根基,政府对"人民"而言处于次要地位.可以说,这一革命消弱了一切政府机构的权利[3] 6.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耶鲁1701年,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布朗、达特茅斯、罗格斯、乔治敦相继成立于十八世纪中后叶.13世纪初期西方兴起的大学特许状制度在这些殖民地最早建立的学院中也都留下了痕迹.特许状制度代表一所大学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授予学位的垄断权.因此,殖民地政府对学院主要有三类权力:颁发或收回特许状的权力;特许状中规定的政府的权力;向院校提供补助即公共资金的权力.独立战争之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丧失了前两类权力,而对另一部分学院则失去了第三种权力[3] 6.因为,这个时期人们随意颁发不具备任何垄断权的特许状,这种状况几乎出现在美国的任何地方[3] 8.既无垄断权又面临激烈竞争,加之稀疏的人口,造成那一时期美国学院普遍的财政困难.有资料表明,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大约有700所学院相继建立继而又关闭[4].即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也被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认为所依赖的资金严重不足,远不足以使大学招聘到自由知识科系中最有能力的教授[5] 157-159.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华盛顿在国会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都提出了建立国家大学的强烈要求,并在遗嘱中对这一提议做出了捐赠.华盛顿的初衷是为一个已经拥有大量教育机构的国家提供一所真正的一流大学.但对那些支持地方、州或地区建立学院和大学的国会议员来说,显然不会附和.更何况,政党分肥制度决定了必须在每一个联邦机构中都要限制政府行政人员的人数和权力,国家大学培养政府需要的公务员这一设想,也不会得到国会议员们的拥护.华盛顿的倡议得到其后五位继任总统的支持,虽然在提案中并没有赋予国家大学垄断地位,但这所大学必然会成为"政府的大学",也可以想见,它会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也必然会成为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中的核心工具.但同样的,这些总统也没有成功,国家大学的设想始终未能付诸实施[3] 11-13.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与新罕布什州政府诉讼案的判决,也同样对公共权力在美国大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罕布什州政府利用达特茅斯学院院长与董事会产生分歧的机会,试图改变学院的特许状,将州政府代表直接派入董事会.州政府认为,尽管达特茅斯学院或许是殖民地时期作为"私立"机构建立的,但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造福全州人民,因此,通过州级立法部门,政府应该也有权要求在学院运行上有发言权.学院董事们则认为州政府修改原有特许状的做法是非法的,他们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在那里,他们的立场得到了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支持.马歇尔认为,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私立"机构而不是"全民"机构.马歇尔也坚决维护之前州与学院之间特许状所载明的契约的神圣性.他还认为,在企图修改特许状时,立法部门以自己的意愿取代了捐赠者的意愿,其结果是学院将成为"彻底服从于政府意志的机器"[5] 219.在他的判决中,达特茅斯学院不是"政府的学院",相反,它是学院董事们的独有财产.

马丁·特罗教授认为,这两个案例,即建立国家大学的失败和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的胜诉,也是地方首创精神和私人企业家精神方面的重大胜利.前者限定了联邦政府在形成美国高等教育特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后者在限制州政府对私立学院的控制方面更甚.这一判决在奠定了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法律基础的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学院贫穷的状况和不稳定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说,创建学院相对容易,而想要发展下去却无法保障.这样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学院之间促生了一种类似于生态系统的行为方式--对资源的竞争,对环境需要的敏感性,遵循自然选择的规则以及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等等.马丁特罗教授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世界[3] 13-15.

在最能体现大学自主性的招生问题上,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教授对二十世纪初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大学的招生情况进行了披露.他认为,三巨头寒碜的学术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其低下的学术要求.彼时,只要通过各个学校自行组织的学科考试便可入学[6] 11.如同很多其他的美国大学一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负责管理自己的入学考试,不过,考试并不难,考试不过的,还能反复再考.即便那些不走运,有些科目始终过不了的申请者,也还有办法"有条件"地入学.而这些顶尖大学在入学要求并不高的情况下还降低标准,录取众多"条件生"的原因,部分答案是:他们急切地想要招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愿意付费的顾客"--在当时,学费是这些学校收入的大头.1903年至1904年,哈佛60%的收入来自学费[7] 279.

对类似于这三所大学的私立学院董事会来说,绝大部分私立高校的董事会都聘用了许多为学校捐赠大笔资金的捐赠者作为董事,而这些董事再向别人要求捐赠时就不会处于尴尬境地.在公立高校里,董事的筹款角色则受到更多限制,因为他们担任着公职,即使有时在某种政治环境中犯财政错误的可能性极小,他们也不想冒这个险[8] 13.

总之,美国所有大学的经费都是公共经费和私人经费的混合体.马丁·特罗教授也指出了招生数量对所有院校生存的重要性:私立大学通过招生收取学费,公立大学的收入既来自学费也来自州政府.来自州政府的经费是州政府根据大学的招生数量拨款公式计算出来的.这种挂钩模式对每所学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利用一切机会鼓励学生申请大学并扩大招生数量[3] 20.

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生态环境里,直至20世纪下半叶,1969-1975年间,大约有800所新兴大学(许多是社区学院)诞生,大约300所又倒闭或被兼并,因而净存活学校为500所[3] 25.这一残酷的生态环境不断强化着美国所有学院的自主能力,也不断强化着美国高等教育与市场机制的紧密联接,市场的结果不是计划或决策的结果.对在美国革命之后即已被消弱权力的美国联邦政府而言,也不可能承担这些学院市场竞争失败之重.更何况,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中的竞争同其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方面一样,认为竞争是对无法预知的未来作出计划的最有效的方式[3] 140.

至19世纪末,以盎克鲁·撒克逊族裔自治天赋为傲的新教上层已立于美国社会之巅.随着美国社会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美国经济的一体化,上层社会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的制度.这套制度弥合了旧贵族与在镀金时代崛起的新贵在文化和社会事务上的分野,逐渐将美国塑造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6] 14.在这些上层中,既包括在二十世纪初先后担任美国总统的希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也包括从1869年起担任哈佛校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查尔斯·艾洛特.新教上层引以为傲的自治天赋,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表现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即是从殖民地时期延续至今的自主治理.

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教组织无论在公众合法性还是在自信方面都陡然衰微.这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在高等教育、经济和政府中类似垄断的地位越来越不合法,也因为那一时代一系列国内和国际事件,如"猪湾事件"、"北部湾事件"、"水门事件"等等,已不是日渐衰微的新教组织能够解决的[6] 616.然而,新教组织的衰微并未改变美国高校的自主治理根基,80年代里根总统的新联邦主义,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大学的自主性.随着学院规模的膨胀、结构的复杂,代替固有的"学院式",新的"科层式"、"公司化"治理模式业已成为一种必然[9].但这一趋势,显然只能进一步强化美国大学的自主治理.

2美国大学体育自主治理的传统及表现

从美国大学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自主治理的传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学生和校友自治到美国大学的教工自治,再到以校长为主的联盟及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自治.这一传统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大学的自主治理根基,但后者显然为美国大学体育的自治提供了厚重的基础.

2.1美国大学体育的学生与校友自治

第一次美国大学校际间的比赛发生在1852年,由哈佛和耶鲁的赛艇队在新罕布什州温尼佩绍基湖(Lake Winnipesaukee)上比赛.依据历史学家记载,虽然学生们将这一比赛视作"快活的聚会(a Jolly Lark)",但也得到了在那一地区经营美加铁路商人的支持[10].1869年,普林斯顿在第一次橄榄球比赛中输给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影响一生的运动,大学体育和教育的价值》一书的作者指出,这些比赛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11] 6.

《NCAA百年》一书也认为,美国内战之后,大学竞技运动通常由学生团体来组织,如筹措和使用资金,雇佣教练,计划比赛,组建代表队,雇佣队员并允许非学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些学生团体通常由校友资助,校友也是代表队组织的一部分,甚至校友们直接管理代表队的所有事务[12] 4.

随着竞技运动的日益发展,仅靠学生自主治理大学体育显然是不行的.而校友对大学体育活动的支持,因其渠道的多样与复杂,特别是对学生运动员资助的灵活性与隐蔽性,严重威胁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业余主义标准的统一,因而在1956年后也被禁止,对学生运动员的资助只能通过学校来进行.但校友团体对大学体育的介入不可能就此停歇.早在1906年,当密歇根州一些学院的教工因业余主义的理念试图对大学体育进行一些实质性改革的时候,密歇根大学的校友直接取消了教工理事会对大学体育的控制[12] 5.近百年后,1993年,当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已决定取消对摔跤项目的支持时,正是因为校友的强烈反对和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不得不向校友们妥协,摔跤项目在自筹经费和无专属招生名额的条件下继续留存.因为,对校友们来说,特别是那些曾经的摔跤学生运动员,对摔跤项目的忠诚就代表着对母校的忠诚,他们只想要一个他们了解并热爱的普林斯顿,一个支持摔跤项目并有摔跤代表队的普林斯顿[11].

2.2美国大学体育的教工自治

教工对大学体育施加影响源于学生/校友模式的自主治理已不能应对校际竞赛和大学竞技运动的复杂性[12] 177.实际上当大学竞技运动在19世纪四、五十年始在校园里日益兴盛的时候,哈佛的教工就曾禁止哈佛大一、大二学生之间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的比赛[12] 2.但教工真正开始介入大学竞技运动应始于19世纪80年代,如哈佛的教工委员会在1893年曾试图取消橄榄球队,虽当年未获成功,但时隔一年之后,被认为极度危险的橄榄球在哈佛终被取消.在同期其他学院里,学生管理的竞技运动不仅时常碰到财政困难,也通常是无序的和混乱的.最早的大学校际竞赛联盟组织,如1895年1月成立的西部联盟(Western Conference),南部校际竞技运动协会(Southern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就是由教工代表组成的[12] 5.

在教工委员会成立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校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除哈佛的查尔斯·艾洛特,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外,还有耶鲁的阿瑟·海得利(Arthur Twining Hadley),斯坦福大学的大卫·乔丹(Did Starr Jordan).但这些校长们对待橄榄球项目的态度则是不一的.除普林斯顿的威尔逊外,耶鲁的校长海得利也是坚定的支持者,甚至比威尔逊还要狂热.他会定期观看橄榄球和其他项目的比赛,甚至去看训练.斯坦福的校长乔丹则对橄榄球项目的暴力无法容忍,他认为橄榄球项目就是"受雇角斗士之间的战斗",他的目标就是要取消橄榄球.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里开展的都是英式橄榄球(Rugby)项目,而不是其他美国大学校园里风靡的橄榄球(Football)[12] 7.

1906年,在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成立之初的6人执行委员会中包括3位校领导,但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首届代表大会基本都是由教工代表参加的,代表了28所大学.在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来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瓦尔多教授(Clarence Waldo)在发言中强调:大学体育不是为了让大学占据报纸体育专栏的版面,也不是为了让校友们高兴,更不是为了建庞大的体育场让我们年轻的角斗士们愉悦大量非校园里的观众……我们的目的是让全体学生都有体育精神,这种精神可以使他们慷慨、健全、诚实、公平竞争.而这一切只能通过教工把控大学竞技运动的方向才能得以实现[12] 16.

2.3以校长为主的联盟和联合会自治

虽然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成立伊始在宪章中就强调大学体育应追求教育的目标,维持在合乎尊严的道德层面.个人荣誉、资格、公平竞争应予以维护,任何违背都应修正,但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并不承担强制执行这些原则和规则的责任.直至因"健全准则(Sanity Code)"而开始成立调查委员会并进行执法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原则和规则是由会员院校,包括会员院校组成的联盟自治的.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最初对自身仅是一个教育组织的定位,还因为其会员院校的多样性.这些院校不只分布在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度,也有着不同的传统,有着不同的受众[12] 15.

美国大学体育的联盟组成是自发的、自主的,是基于历史传统和很多现实客观因素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对传统而言,"老对手"是最重要的因素.如常春藤联盟的会员院校哈佛和耶鲁,他们不仅举行了美国大学之间最早的,也是第一次的赛艇比赛,在至今163年的历史中,他们彼此之间也进行了3 000多次,40多个项目的比赛.这两所大学不仅是对手,在迎接诸如来自英国的牛津和剑桥的国际挑战时,也是搭档.他们不仅相互竞争,也相互尊重,因为他们彼此认同,有近乎相同的教育理念、入学标准、寄宿制要求和道德规范.1970年,当耶鲁大学因篮球队员的资格问题而被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取消季后赛资格时,哈佛的田径选手在全美比赛时身穿耶鲁的队服上台领奖.他们的学生运动员甚至会获得两所学校的学位证书.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是耶鲁棒球队的一员,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另一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代表哈佛在航海、游泳和橄榄球项目上与耶鲁竞技,也获耶鲁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13].

不只是哈佛和耶鲁,常春藤联盟中的这些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也都是相互之间的老对手.将它们紧密维系在联盟中的还有它们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学生运动员首先是学生,他们是普通学生的代表,必须和普通学生一样对待[14].正因如此,当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1965年通过1.600规则对学生运动员的学业做出最低要求时,虽然各联盟可以自订更高的标准,但常春藤联盟学校仍集体选择不执行这一规则.为此,已取得季后赛资格的哈佛、耶鲁和宾西法尼亚大学都选择了退赛[12] 49.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使向学生运动员提供资助合法,并被很多学校用来吸引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常春藤联盟高校则在1954年正式成立时的协议中明确提出,学生运动员与其他学生一样,仅因其学业标准和经济情况发放奖学金.至今,在一级会员院校的三十多个联盟中也是独一无二的[15] 28.

斯坦福大学所在的联盟帕克12(Pac-12),自称为冠军联盟(The Conference of Champions).最初只是由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奥勒冈大学和奥勒冈农业学院所组成的太平洋海岸联盟(Pacific Coast Conference,PCC),1916年成立.1917年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入,1918年斯坦福大学加入,1922年南加州大学和爱达荷大学加入,1924年蒙大拿大学加入,192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入,这些大学的加入使PCC联盟会员院校达到10所.1950年蒙大拿大学决定离开PCC,加入山地州联盟(Mountain States Conference).1959年由于向学生运动员付费的丑闻及受到的处罚,涉及到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华盛顿大学,PCC,太平洋海岸联盟彻底解体.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另组西部大学联盟(Athletic Association of Western Universities,AAWU).1962年华盛顿州立大学加入该联盟,1964年奥勒冈大学和奥勒冈州立大学加入,AAWU被非正式地称为太平洋8(Pacific-8,简称Pac-8).1978年亚利桑那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入,Pac-8被正式命名为Pac-10.2011年随着犹他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的加入,Pac-10成为现在的帕克12[16].

帕克12联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体育联盟自发组成的历史.其间分分合合,既有传统,也有现实的考量.其中,地域和院校规模和竞技运动水平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联盟的名称所言,这些大学都是美国西部的院校,彼此之间的距离较近,使会员院校参赛的开支处于合理的、可支付的水平.这些院校的规模也大体类似,各校总体竞技水平的差距也可接受,联盟内的公平竞赛环境可以实现,竞赛的激烈与精彩也能得到保证.帕克12之所以自称为"冠军联盟",因为仅自1999/2000赛季起,该联盟已赢得140个全美集体项目冠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竞技运动成绩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美国全部联盟领先的位置,在2010/2011赛季成为首个获得400个全美冠军的联盟[17].该联盟取得的全美大学竞技运动成绩,其他联盟都难以企及.

芝加哥大学所在的大学竞技运动联盟(University Athletic Association,UAA)是一个会员院校联盟.与上述两个联盟不同的是,这一联盟完全是由学校校长推动自发建立起来的,也是成立最晚的.建立一个学术水平接近而不是竞技水平接近的联盟是这一联盟成立的初衷.除芝加哥大学外,1986年成立的这一联盟还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艾默里大学、凯斯西储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布兰迪斯大学.这些大学全部都是私立研究型大学,也都是由美国和加拿大62所顶尖大学所组成的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AAU)的成员.他们在招生时也都有很高的淘汰率,也都位于所在城市的主城区,但地域则横跨北至波斯顿,南至亚特兰大,西至匹兹堡、圣路易斯和芝加哥,距离遥远[18].

由众多会员联盟和院校组成的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代表着其会员的利益,通过分级来满足不同联盟和院校的要求.各分级有其自主的立法权,自主治理显然是其必然选择和根本特征.

在联盟和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自主治理中,UAA所强调的由各学校校长负全责并不是个案.《影响一生的运动》一书指出:虽然美国常春藤联盟8所大学享有盛名,但他们唯一正式的联系只是体育,这些大学的校长们唯一聚在一起的场合就是每两年一度的关于大学竞技运动的会议[19] 17.在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层面,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84年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正式成立了独立的校长委员会.1991年,为更好地发挥作用,校长委员会与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共同成立了联合政策董事会(Joint Policy Board),1997年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结构重组,校长委员会完全并入治理结构之中.自那时起,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完全由会员院校的校长们掌控,其治理问题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大学校长们的问题[12] 175.

不只如此,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规则明确要求,会员院校的校长对其所在院校的竞技运动有最终责任和最高权威[20] 43.

3结论与启示

(1)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伊始就放弃了大学特许状的垄断权,使所有学院都面临激烈的竞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弱化了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强化了高等教育与市场机制的紧密联系.残酷竞争的生态环境也不断强化着美国所有学院的自主能力.当代以来,无论是新联邦主义还是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公司化发展,也都进一步强化着美国大学的自主治理.

(2)美国大学体育的竞技运动是自发的,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是校园生活必须的活动,是校友与母校感情维系的重要纽带,也因此大学体育从最初就是因应学生和校友的需要并深受大学自身传统影响的,是自主治理的.

大学体育也是追求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教工参与大学体育的自主治理,源于对大学体育教育价值的推崇.这一价值不只是强身健体,更在于体育精神的培养.

(3)无论是哈佛大学所在的常春藤,还是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帕克12,以及芝加哥大学所在的大学竞技运动联盟,联盟自治首先体现在这些大学成立竞技运动联盟的自主选择.既有对历史传统的沿袭,也有对客观现实的考量,还有对大学自身定位的把握.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作为联盟和会员院校的利益代表,自然也是自主治理的.无论是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还是联盟的章程都规定了大学校长在大学体育的治理过程中肩负着直接责任.

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部提出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共治,政府要分权,理顺政校关系,把重心向战略管理方向转移;政府要放权,抓大放小,把不该管又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向学校放权,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等等.因此,在大学体育工作上,顺应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与要求,以"社会本位"为导向,通过自主治理来解决大学体育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已成为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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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上述文章是大学硕士与大学体育本科大学体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美国大学和治理和传统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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