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概念的符号演变和政治意蕴,本文是符号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跟符号和*和政治意蕴类论文如何写.
符号论文参考文献：
胡国胜
【摘 要】
“共和国”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一种政治追求和建国主张.既是“共和国”符号的创造者,又是“共和国”概念的阐释者；既是“共和国”建立的缔造者,又是“共和国”实践的推动者.的“共和国”概念经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共和国”的语义探索和现实境遇、“三义共和国”到“新主义共和国”的话语建构与政治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隐喻与政治认同,让我们认识到这些概念的变迁并非表面上的符号演变,而是革命环境、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任务的变化而产生的多重政治意蕴表达.
【关键词】；“共和国”概念；政治意蕴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055-08
宋月红：《党对新中国命名问题的探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简介：胡国胜,安徽肥西人,（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共和国”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一种政治追求和建国主张.虽说“共和国”一直都是中国整个革命阶段的目标追求,但其却经历“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三义共和国”、“新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符号演变和概念重构.不同符号指称所表达的概念内涵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产生不同政治意蕴.即便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所代表的内涵也是有区别的.目前学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的来龙去脉的研究更多强调国家名称符号的变化,并未深入涉及不同符号指称下“共和国”概念的变迁.
当前,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最早使用的考证研究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名称是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首次提出.
①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是新政协会议上大家商讨的结果,是根据一些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所提出的.特别是在“中华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国号使用上存有异议基础上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②
宋月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补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全面系列地论述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变化的过程、原因及结果,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与其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演化而来,不如说是中国与各党派和人士共同协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优选的结果.③并且,他还提出任弼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最早提出者.
也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最早是党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上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来的,并由领导集体讨论确定的.张晓峰：《新中国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概念的最早提出是经集体讨论,由于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根据《选集》第4卷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的题解,在1947年12月25-28日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后来由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 ,比当下学界认为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商榷提出要早一年多.并且,自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念后,又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要想了解国号历次变更的缘由,必须考察“共和国”概念的符号演变,这样才能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的真正来源和内涵.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现实任务的要求对“共和国”国家符号的变化及概念的建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既是“共和国”符号的创造者,又是“共和国”概念的阐释者；既是“共和国”建立的缔造者,又是“共和国”实践的推动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这一国家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先后就“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三义共和国”、“新三义共和国”、“新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过合理的回应和阐释,使得这些“共和国”概念在不同时期成为指导和引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体现出中国带领全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历史轨迹.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
“中华共和国”的语义逻辑与历史境遇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者、见证者、实践者,同时又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中国早期局部执政尝试为什么会选择使用“苏维埃”符号？这主要是由中国革命形势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早期革命具有许多苏俄因素的特点决定的,“苏维埃共和国”是这种特定情境的历史产物.1928年1月20日,中国在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提出要“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1928年7月10日,六大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92页. 1929年3月28日,、共青团在反对军阀战争宣言中提出：“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更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一致起来,以革命斗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并且号召全国贫苦商人、学生和一切手工业者与工农兵士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直接管理的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共和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北京：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0—103页. .可见,对于“苏维埃共和国”中“苏维埃”的符号指称一时也难以明确.因而,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意为“中国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共和国”,简称“中国工农共和国”,实际上这个“苏维埃”更多指称的是“工农兵士贫民”或“工农”而非“代表会议”.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作为“贫苦大众”的指称且代表穷苦民众的意蕴得到广泛认同.“农民们听到‘苏维埃’就像他们先辈听到佛祖释迦牟尼和上帝耶稣基督那样肃然起敬呢！当农民从现实生活中弄清了它的实际含义后,他们便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的崛起》,郭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
随着中国抗战形势的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加称“人民”一词,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此,作出解释：“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纲领,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虽说改名是全国抗战形势使然,但却增加了对“苏维埃共和国”概念的理解难度.根据语义逻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意为“中国代表会议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则意为“中国代表会议人民共和国”.或者根据之前“苏维埃”指称“工农兵士贫民”的意思,“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意为“中国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人民共和国”.可见,“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字面意思上很难说的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主席,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符号建构和概念阐释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但从建国前夕的两次讲话可以看出,他对“苏维埃”一词的使用一直存有疑虑.1948年9月,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说：“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1949年3月13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指出：“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同上,第265页.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急转,国共合作呼之欲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难挡历史洪流而面临取消.“苏维埃的取消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需要,不过是尚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他们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革命,本是要从土地革命阶段发展到反帝阶段的.”［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马庆平、万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第193页. 开始考虑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共和国”,提出了“中华共和国”的国家概念.1936年7月、9月间,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建立共和国,建立国防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1936年9月18日,在《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信中指出：“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页. 9月22日,他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指出：“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同上,第67页. 10月,在其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他提到“实现依据纲领而建立的中华共和国”《文集》第1卷,第446页. .11月2日,他又在致许德珩等人的信中提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书信选集》,第84页. 这些表述既阐释了“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又阐发了中国的政策主张.
其实,“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中华共和国”表达的政治意蕴是一个意思,但在名称字面上,“中华共和国”更易表达中国的政策主张.“中华共和国”是针对之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中国工农共和国”,它更能体现出整个“中华民族”概念,更加符合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形势.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延安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新的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选集》第1卷,第260页.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中华共和国”的符号指称和革命意义.
三、“三义共和国”到
“新主义共和国”的话语建构与政治表达
抗战爆发之初,国共虽合作抗战,但两党的建国主张有异.这涉及到“中华共和国”与“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概念的话语建构与政治表达问题.此时也开始考虑到“中华共和国”国家概念的形式与内容.
首先,在“中华共和国”国家符号上突出了“资产阶级”表述.1937年9月1日,在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式与任务》中提到任务之一就是“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共和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工农资产阶级共和国”虽说与“中华共和国”的概念内容相同,但刻意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蕴则意味深长.
其次,在“中华共和国”的性质上强调其三义性质.1937年9月29日,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革命主义,这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共和国的根本理由.”“我们用以代替工农的各阶层联合的共和国的主张.”《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7—368页. 10月,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向国民党人说明,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议会制的共和国,这在国内外的形势均须如此.”《文集》第2卷,第53—54页.
最后,在“中华共和国”的内容上寻求各抗日阶级联合执政的政府.1937年10月25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指出：“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相互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集中制,它是的,又是集中的,将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 1938年2月,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文集》第2卷,第102页.
当然,并非简单地寻求“中华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共同点,而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国家概念.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同上,第123页. 可见,已经考虑构建新的“共和国”.10月12-14日,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三义共和国”,“我们所谓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义新中华民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3页. 这里的“三义共和国”国家概念,既强调了“三义”的国家性质和“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目标,又彰显了“三义”、“中华民国”、“新中华民国”等符号的统战意义.此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的共和国”,即“革命的三义的共和国”,强调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任务.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和国.这种人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义的共和国”《选集》第2卷,第563页. .
此外,在那里,“革命的三义共和国”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同上,第649页. 这也为“新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埋下伏笔.
在建构“三义共和国”国家概念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新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华共和国,是新三义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共和国,这就是新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义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集中制.这就是新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新主义的政治、新主义的经济和新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同上,第675—709页. 至此,完成了“中华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理论上的对接,既表达了的抗战主张,又建构了引领抗战形势和革命未来的“新主义共和国”国家概念.
当然,虽说“新主义共和国”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但并未抛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旗,而是一直坚持“共和国”的三义性质.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指出：“我们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共和国.”同上,第718页. 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所作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 所提出的“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直接对应了三义的奋斗目标,坚持了三义性质.
抗战胜利之际,国共的建国主张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指出：“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0页. 从中可见,要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主义国家”其实就是“新主义共和国”,并未放弃三义这一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8月30日,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中指出：“在和平、、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义.”《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9月27日,在答路透社记者甘尔贝问题中提到：“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同上,第26页. 10月8日,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演说：“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同上,第31页. 的这些政治主张,一方面体现中国在重庆和谈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为争取“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主义共和国而做出的努力,反映了争取和平统一的决心.
解放战争的爆发,“三义”失去应有的政治意蕴,“新主义共和国”的符号指称必将作新的调整.此时,“独立、和平、”成为建国的一种心声.1947年1月1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提到“独立、和平、的新中国”,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同上,第211页. .
实际上,“独立、和平、”的新中国就是要打倒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选集》第4卷,第1237页. .1947年11月6日,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文集》第4卷,第316页. 可见,此时又开始考虑和建构一个崭新中国的发展图景.这让人回想到,“三义共和国”到“新主义共和国”话语建构前的“中华共和国”,“中华”所表达的是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意蕴,而这里所强调的“中国人民”则是指“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因而,为了打倒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新主义共和国”的符号指称已难以满足现实革命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概念应运而生.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隐喻与政治认同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在符号上多了“”二字,但所表达的政治内涵是相同的,然而二者的革命隐喻却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意蕴.差不多最早同时提出这两个国家概念.1948年1月中旬,提出了“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共和国”《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 这一号召,但随后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实际上,是最早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概念的.1948年1月18日,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他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选集》第4卷,第1272页. 这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政府的新中国”.2月15日,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革命》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集》第5卷,第60页. 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选集》第4卷,第1313页.
由于统一战线的需要,特别是针对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1948年8月1日,在《复各党派与人士电》中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集》第5卷,第114页. 11月,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的人民共和国.”《选集》第4卷,第1359页.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实现统一的的和平.”同上,第1378—1379页. 1949年1月8日,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文集》第5卷,第234页. 可见,在建国前一直坚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概念.这在司徒美堂传记里得到印证：“1948年,在文件和领导人的著作中就已开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即将问世的新中国.但自这一年10月起,则较多地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张健人、黄继烨：《司徒美堂》,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在国家名称上一直摇摆不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被改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选集》第4卷,第1467页. 6月30日,在《论人民》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选集》第4卷,第1471页.
对于为什么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问题,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给出了答案：“在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与‘共和’有共同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属于四个阶级的人民,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01页. 对此,董必武于1949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做出解释.他指出：“国家的名称问题：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演讲都用中华人民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二字重复一次了.”同上,第737页. 由此可见,张奚若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号的创造者,而是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倡导者.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的国家.”同上,第750页. 9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按照新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文集》第5卷,第348页.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概念经过不断的历史演变最终确立并得以实现.
总之,的“共和国”概念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共和国”、“三义共和国”到“新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断变化升级,表面上是几个文字的符号演变,实际上是革命环境、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任务的变化而产生的多重政治意蕴表达.“共和国”概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革命策略上的调整与成熟,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美好前途的规划与憧憬,同时也呈现出驾驭复杂革命形势的超高领导艺术.
（责任编辑 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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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治引领永做忠诚卫士
四川省厅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以贯彻落实中办发20163号、省委办201622号文件为抓手,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全省系统“四对照四提升,做忠诚卫士&.